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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與現代中國的情慾生活 2017-12-19 23:21:14


王小波與現代中國的情慾生活



1996年,王小波與李銀河於北京。

1996年,王小波與李銀河於北京。

本文最初發表於《紐約書評》,紐約時報中文網獲得發表授權,Paper Republic提供翻譯支持。


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晚期,面對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創傷,中國作家掙扎著試圖為自己的痛苦找到合理的解釋。與帝制時期的讀書人一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為國家服務。作為「忠臣」,他們會提出批評,卻從不會想要推翻整個體制。然而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遭到了毛澤東的迫害:哪怕只是提出了最溫和的建議,也被迫下鄉施肥耕地。


這一時期很多人的寫作,成了後來人們熟知的「傷痕文學」,它們多敘述有類似經歷的知識分子的遭遇。少數人創作了性意味強烈的青春小說,背景則設置在廣袤的內蒙古,或想像的浪漫化的西藏。幾乎所有故事都透露著自憐與乏味,寫作者申訴冤屈,卻不去反思自己也曾為這個殺害數百萬人的體制效命。


然後,1992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出版了一本詭異的中篇小說。小說講述了一個幽默而荒誕的故事。「文革」期間,兩個年輕人被下放到偏遠的中緬邊境。兩人發生了婚外情,被領導抓住,被迫不停地寫交代材料、為所犯下的罪行在鄉下遊街示眾。他們逃進山裡,然後又回來面對更多的懲罰。直到有一天,他們被釋放了,但是兩人毫無悔意,而且有點被弄糊塗了。


因其通篇充斥著滑稽的情慾描寫,這本小說迅速出名。但在這個故事裡,情慾並不是壓抑時光下的解脫,也不是邊疆環境所釋放出的天性。在這個故事裡,性和情慾是為共產黨所控制的——黨員幹部讓這對情侶不停地寫交代材料,為的是自己對著黃色段落想入非非——敘述者和他的情人卻賦予其深意;只是直到後來,在故事的結尾,他們才明白過來。


情慾描寫之外,這篇小說最令人震驚的是它對知識分子的刻畫。這些人幾乎與控制他們的黨棍一樣壞。小說的主人公將情人騙上床,與當地人鬥毆,還在工作時磨洋工,跟折磨他的人差不多狡猾。小說的標題更為故事增添了荒誕感——「黃金時代」,讓人看了不禁疑惑:這怎麼可能是任何人、任何國家的黃金時代?


這本書的作者王小波,又是誰呢?他不是作協成員,之前也從未發表過小說。但是《黃金時代》在台灣出版後,便迅速在大陸出版,還大受歡迎。《黃金時代》之後,王小波出版了一系列中篇小說與雜文。大學生尤其鍾愛他,他們喜歡他的憤世嫉俗、諷刺幽默,當然還有情色描寫。


1997年,僅僅5年後,44歲的王小波突發心臟病死亡。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離世。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界普遍看來,他是一個憑藉下流粗俗的作品而走紅的作家,也沒受過什麼正規訓練。而在國外,他沒有作品被翻譯。他似乎註定成為諸多被人遺忘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將僅淪為日後博士生研究文學思潮的素材。


然而,在王小波死後的20年間,事情起了不可思議的變化。在西方,他還是幾乎沒沒無聞,只有一本中篇小說集被翻譯成英文。但是在大部分中國讀者和世界範圍內的批評家眼中,他成了中國最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他有兩部新的作品集在中國出版;人們創建網路論壇,紀念他的生命與寫作;一家咖啡店以他命名。他出現在所有中國現當代小說集之中,他的雜文也被視作理解現代中國的關鍵。


王小波是早期的互聯網使用者,曾在網上為弱勢群體發聲——這在當時很不尋常;儘管對於當前的公眾人物來說,這種現象已經比較普遍,比如導演賈樟柯、作家廖亦武、小說家閻連科。他與近期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有幾分相似,雖然明顯不如後者活躍:與劉一樣,他也是一名闖入者,是在國家文學、智力機制以外努力促進變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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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於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個孩子中排行第四。他的父親、邏輯學家王方名是一名大學教授。王小波出生那一年,王方名被劃為「階級敵人」、開除黨籍。新生的兒子取名「小波」,寓意家人希望這次的政治問題只是個小風波。可惜現實並不如人意。王方名,還有與他情況類似的一批人,在1976年毛澤東死後才獲得平反。


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在回憶錄中曾提到,母親對於父親的政治問題十分擔憂,懷孕期間一直以淚洗面。她也無法母乳餵養,王小波生來就有佝僂病。他的頭骨隆起,還有氣腫胸。他的骨頭很軟,可以常常肚子貼地,將腿扯到頭後面,像個螃蟹似的在地上移動,他常這樣逗兄弟姐妹。孱弱的王小波卻有一個特權,他可以一把一把地吃補鈣糖丸,而兄弟姐妹們只能嫉妒地看著。


儘管家庭遭遇不幸,王小波仍然在良好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父親有大量的外國文學中譯本,他在學校盯著牆壁走神,一回到家就如饑似渴地閱讀莎士比亞、奧維德、薄伽丘,他還別喜歡馬克·吐溫。據哥哥估計,他一小時可以讀一百頁,就算是馬克思、黑格爾,或者古漢語書籍也是如此。


王小波14歲的時候,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謀求清除黨內異己,回歸革命的純潔性。「文革」很快轉化為動亂,偉大領袖就命令年輕人上山下鄉,向農民學習。王小波身子骨弱,卻被邊境的浪漫傳說吸引,志願去了雲南。到達雲南時,王小波15歲。在雲南,他不停地寫作。他會半夜起床,用一隻藍色鋼筆在鏡子上寫,寫滿了就擦掉,再重新寫。他夢想成為一名作家,一遍遍構想他的故事。


1972年,他回到北京,並繼續寫作,但是一直沒有發表。他在工廠裡待了六年。大學恢復招生後,他考入大學並獲得了學位,畢業後在一所高中教書。這段時間裡,他始終保持著沉默,直到有一天他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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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25年間,我與王小波的遺孀李銀河見過幾次面。很長時間以來,對我來說她的主要身份都是中國最前沿的性學者。我曾就「文革」期間的性解放問題對她進行採訪(這是被外國記者寫濫的老套話題;試想我們讀過多少關於中國人性解放的文章)。


直到最近,我漸漸意識到,她實際上還是個年代史記錄者,她記錄著一個深刻的命題,即私人領域在普通民眾生活中的回歸。她研究中國同性戀運動,撰寫相關文章,近幾年也不斷為跨性別、雙性戀群體發聲,但從宏觀角度看來,她所關注的是政府從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撤離。


今年春天,李銀河跟我談起已故的丈夫。她說,他們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兩人都來自知識分子家庭,都曾偷偷讀過《麥田捕手》這樣的小說。20世紀80年代兩人在美國期間,王小波曾閱讀米歇爾·福柯,了解他關於人體、身體的觀點。但是她感覺王小波受伯特蘭·羅素個人自由的觀點影響較大。「他最愛引證的是羅素,最基本的最早的自由主義。」她說,「這些作品應該是從小就看吧。」


兩人在1979年相遇,第二年就結婚了。李銀河是新一代的社會學家,是在這門學科解禁後接受的學術訓練。在毛澤東時代,人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解釋所有的社會現象,因此社會學被看作多餘的學科。在中國先鋒社會學家費孝通的支持下,1982年至1988年,李銀河赴匹茲堡大學繼續研究生學習。王小波也在後四年伴隨她遊學美國,跟隨美籍華裔歷史學家許倬雲學習。


現已退休的許倬雲告訴我,一開始王小波讓他感到頭疼。儘管還不是一個職業作家,這個年輕人顯然很想寫作。同時雖然生活在美國,他卻很少說英文。「我意識到我要培養的不是一個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而是一個需要了解歷史的中文小說家。」他說,「他當時正在寫一種創傷文學。」許倬雲安排王小波上獨立研究課程,去系統地閱讀中國古典文學與中國近代史——彌補共產主義時期的教育空白。王小波最終獲得了東亞研究專業碩士學位,但在讀書期間,他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寫作——雖然最後手稿都留在抽屜裡,沒有發表。「他還沒有準備好出版。」許倬雲說,「我很尊重這一點。我的目標就是幫助他發掘。


李銀河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夫妻二人回到了中國,並且合作了一項前所未有的課題研究:《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李銀河最終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小波則在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歷史與社會學。


1989年爆發學生運動,以6月4日的天安門屠殺告終。王小波仍然沒有發表任何作品。「六四那天晚上我們兩個在西單(人員死傷最嚴重處附近的一個路口)。」李銀河說。他們看著抗議人群,希望他們可以完成自己這代人沒做成的事。「王小波還躲在街角的水泥安全島旁邊照相。」她在採訪中說,「當時我們有點這個想法就是年輕人搞唄。」


保持沉默成為王小波最著名的雜文《沉默的大多數》的主題。他描述,在毛澤東時代很多人因為無所不在的偉大領袖保持沉默,領袖的思想和精神日日夜夜連珠炮似的打在人們身上。這給人們留下了傷痕。對於王小波來說,這傷痕讓他「信不過話語圈」。掙扎著尋找自己的聲音,成為他的個人求索,也成為整個國家在毛澤東時代所遭受創傷的集體寓言。


正是這一點,讓王小波開始關注中國同性戀群體。弱勢群體是沉默的群體,他們被剝奪了聲音。社會漠視他們,有時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王小波由此頓悟——整個中國社會都是失聲的:


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西方研究王小波的最重要的年代史作者,是巴黎的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魏簡(Sebastian Veg)。他認為,王小波被1989年的屠殺震動,也為自己沒能給予抗議者足夠的支持感到痛心。同時,他也在為改變社會尋找新的、高於抗議與遊行的方式。終於,他有話要說了。1992年,王小波完成了《黃金時代》,一本他自1972年從雲南返京起就一直在寫的書。他不知道如何出版,就郵寄了一份稿件給匹茲堡大學的許倬雲教授。許教授將書稿寄給台灣的《聯合報》。王小波獲得了《聯合報》文學獎,最終進入了他所謂的「聲名狼藉的瘋人院」——話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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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是家中的二兒子,於是他的大部分主角都叫「王二」。《黃金時代》中的王二,21歲時到雲南插隊,遇到了陳清揚。陳清揚是一名26歲的醫生,丈夫已經入獄一年。有謠言說陳清揚是「破鞋」,她背叛丈夫與王二有一腿。陳清揚讓王二發誓他倆沒有任何關係。王小波拿他父親的邏輯學公式開玩笑,這麼告訴陳清揚:


要證明我們無辜,只有證明以下兩點: 


1.陳清揚是處女; 


2.我是天閹之人,沒有性交能力。 


這兩點都難以證明。所以我們不能證明自己無辜。我倒傾向於證明自己不無辜。


最終倆人發生了關係,逃到山裡。後來他們被抓,挨了批鬥——他們被逼站在台上,重演罪行。對此陳清揚並不感覺恥辱,只感覺到是一種表演的挑戰。被迫寫交代材料時,兩人都講述了他們風流性事中最荒唐的故事,將懲罰看作一種文學練習。批鬥結束之後,兩人在房中做愛;這樣的真摯情感行為,是黨所無法控制的。


這些經歷讓王二意識到,社會不過是一系列權力關係。在村子裡,他注意到當地人不僅閹公牛,還將睾丸錘碎,以確保牛以後只知道吃草幹活。他說,這之後,最好鬥的公牛都成了溫順幹活的牲畜。


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


這種掌控與被掌控,在王小波的其他小說中也有體現。《黃金時代》是「時代三部曲」的第二部,另外兩部是《青銅時代》和《白銀時代》。在他筆下,這些不同時代的社會中,人們都在忍受痛苦,「文革」只是其中一種。《青銅時代》收錄了一系列奇妙的唐代故事(其中一篇《舅舅情人》由陶建(Eric Abrahamsen)翻譯為「Mister Lover」);《白銀時代》是一系列未來主義的反烏托邦故事,故事中的社會控制幾近完美。他生平僅有的兩本雜文集《我的精神家園》與《沉默的大多數》當中,也記錄了他的思想。這些雜文原大都刊登在中國南方的先鋒雜誌、報紙上。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南方媒體也挨了錘、變得溫順。


我與王小波見面,是因為他1996年在《東方》紀念「文革」三十週年特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他的這篇文章分析了人類歷史上的幾段無理性時期,以及抵制的思想家們:挑戰羅馬教條的伽利略,反對納粹的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反對毛主義極端行為的中國作家老舍。文章到這裡並沒有結束,他接著談到中國20世紀90年代與這些時期的相似性(實際上,這在當前中國依然成立),談到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


我們的第一次會面,是在他家附近的一間旅館裡。他來時衣冠不整,穿了件夏威夷襯衫,看起來像個週末沒事兒出來消遣的香港商人。他歪咧著嘴,一頭亂髮梳理得過於瀟洒了點。他喋喋不休地說了幾個小時,然後我們回他家見了他的妻子,一起玩了會兒他的電腦。


他抱怨得最多的,是一本叫《中國可以說不》的書。書中收錄了六名年輕作家的議論性散文,這些作家都受夠了美國,受夠了美國對中國可察覺的欺凌政策。他們咆哮著反對好萊塢、波音噴氣式飛機,還有其他提醒中國它與外界密不可分的東西。王小波認為這本書是垃圾,這些作者是一群機會主義者。「我這個年紀的人經歷過痛苦。我們見過事情的陰暗面,」他告訴我,「但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對這些一無所知。(這些作者)都矯情又不講理,我不喜歡他們。」


王小波認為這些年輕作家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犯了一個大忌:他們渴望引領社會,而不是從外部觀察,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他說:「中國社會的弊病主要源於國家獨裁與中央集權。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人的概念。」


我們見面後半年,王小波去世了。「時代三部曲」在他離世幾天前剛剛出版,他卻沒能看到。他的朋友、文學批評家艾曉明在他被送入火葬場的焚化爐之前,將「三部曲」放在他身上。她想這應當是王小波的遺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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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的影響力在那狂熱的五年中日益擴大,中國的批評家對他的作品表現出更多的讚賞。王小波逝世五週年時,前文化部長王蒙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稱他一直「活得很清醒」。他的書籍銷售量也居高不下。上海的批評家、文學教授黃平在一次採訪中說,王小波現在可與「二戰」時期的作家張愛玲比肩,是最受歡迎的當代中國作家。


王小波生前完全沒有料到這些。「主流文學對於他的作品評論不多。」李銀河說,「人們只是開始注意到他的作品和雜文。我們對於銷量也沒有概念。」


黃平卻對王小波的流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儘管批評政府的人士將他看作自由主義者,他也可以被理解成一個通過諷刺與嘲諷、為中國中產階級開脫社會問題責任的人。黃平說,王「不是克服問題 ,而是在反諷性中告訴你,與你無關」。


這或許是王小波的作品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原因之一——書中的幽默與諷刺增加了過去與現在的距離感,基本上為當下的共產黨赦免了它半個世紀前的罪行。但閱讀他的作品,你會知道他所秉持的不是林培瑞(Perry Link)所謂「愚蠢的戲謔」——幽默不是他用來逃避社會批評的工具。在他的小說中,體制與官員明顯都走入了歧途。而他的雜文,尖銳地批評民族主義這樣的社會議題。他對於社會邊緣人群的支持,現在在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很常見。如艾曉明,她轉而拍攝電影,加入胡傑、吳文光這樣的獨立電影人,記錄反右與「文革」受害者的故事。李銀河成為LGBT運動的倡導者,並最終出櫃,公開了自己的跨性別伴侶。


只是在海外,他仍鮮為人知。


王小波僅有一本英文譯作出版,其中收錄了三個中篇故事,包括《黃金時代》和選自《白銀時代》的《2015》。書的標題很傻氣,叫做《王二的愛欲枷鎖》(Wang in Love and Bondage)。封面特別糟糕,讓人聯想到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犯罪小說:一間廉價酒店的房間裡,站著一對幽會的男女。另外有兩篇雜文可以在線閱讀。但是他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還沒有被翻譯。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疏忽。因為國外出版商似乎經常在搜尋(從一些已翻譯作品來看,他們似乎急不可耐)來自中國的聲音,以回應這個國家的崛起。


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說,王小波作品缺乏譯本絕不是因為他的作品不好讀。王德威教授在他的《新編現代中國文學史》(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中收錄了王小波和他的作品。除此之外,王教授還經常在自己的文學課上介紹王小波,前來聽課的並不是研究中國的專家。「儘管他們對於這個人和『文革』並不了解,卻還是很喜歡他的作品。他們喜歡他的文風、故事、笑話,還有憂鬱。」王教授告訴我:「這些話題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有讀者。」


今年四月,王小波的二十年逝世紀念日,中國最知名的一些文學批評家舉辦了他的作品討論會。而他的遺孀,還有幾名忠實讀者,去了他在京郊的墓地悼念他。他們將一瓶他喜愛的白酒灑在墓前,讀了幾首詩。祭奠者們穿了紀念T恤,正面有王小波的頭像和他的生卒年(1952—1997)。「對於我,人生中能遭遇一次浪漫愛情挺不容易的。」李銀河登上陡峭的山路時這樣說,「他是引發的引子,感覺非常好。」


李銀河身後跟著張林林,一位30歲的高中歷史老師。張林林常向他的學生講述王小波。他說學生們一開始都是被情慾描寫所吸引,但最終讓他們所追隨的,是他的理念和社會批判。對於張林林來說,王小波不僅僅是他最喜愛的作家,更是一面路標。王小波有原則而經過思考的生命,給他自己以生命的啟示。「尼采當年遇到困難時,他會找一張叔本華的畫像,會喊,叔本華救救我。」張林林說,「我的話,我會拿一張王小波的像,想想王小波會怎麼做。他是一個完人。」




張彥(Ian Johnson),記者,常駐北京,作品發表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紐約時報》等媒體。


翻譯:Sofia、梅冬陳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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