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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從魏德聖電影視野,遠眺台灣民主光輝 2016-10-23 17:16:42

美媒:從魏德聖電影視野,遠眺台灣民主光輝


《海角七號》《塞德克.巴萊》《KANO》


許銘洲/編譯 


美媒:從魏德聖電影視野,遠眺台灣民主光輝
魏德聖近照/圖片取自Facebook


《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網站,10月12日發表一篇專文,名為「台灣的新多元文化認同」(Taiwan’s New Multicultural Identity),內容讚譽台灣是亞洲的最佳希望。以民主為例,這個國家於1987年解除戒嚴後,1991年推出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則在隨後的1996年展開。這3次改革,無疑扮演台灣改革的重大功績;台灣與亞洲的其它民主國家相較而言,實勝之有餘,例如日本長期以來多半處於單一政黨自民黨執政狀態;擁有活力的印度,其民主機制,似乎仍呈現永遠凌亂。其餘多數亞洲國家,仍未實施全面性的代議民主,新加坡亦然。值此擴張主義的獨裁中國,日愈對臺虎視眈眈之際,台灣民主就像「亞洲寶石」一般,更加值得珍視。台灣的成就,不只限於民主政治,其文化成就亦斐然可觀。今茲以導演魏德勝的電影為例。


現年47歲的魏德聖,於2008年推出轟動成名作品《海角七號》,這部電影在台灣得到5億多元的票房。2011年推出的《塞德克.巴萊,英文名字:彩虹戰士》,是台灣電影史上鉅作,贏得年度金馬獎的最佳影片,以及多個獎項;也在義大利威尼斯影展,榮獲最佳外語片。這部長達4.5小時的史詩電影,締造8億多元的票房紀錄。這2部電影,也都獲得美國奧斯卡外語片提名。魏德勝2014年監製編劇(導演為馬志翔)的另一部電影名叫《KANO》(嘉農),背景設在殖民地時代的台灣,2年前推出時,亦造成轟動。


魏德聖的上述3部電影,為台灣電影重新開創新紀元;早在1980年代,導演侯孝賢、柯一正等人,率先開創「台灣新浪潮」,其後失去推進動力,台灣國片在2006年跌落至前景堪虞的站電影總票房的1.6%;到了2008的《海角七號》,卻讓國片票房重新站起來,推升至12.1%票房。



 



(電影宣傳海報。作者/博偉、果子電影/Wilipedia)


電影的多語性


專文作者希勒.懷達(HIRO AIDA)指出,從外國人眼光而言,魏德聖作品的絕妙之一,在於其「多語性」展現。以《海角七號》這部突破性的羅曼史電影為例,其開場就以日本男性的日語發音誦讀1945年12月間寫給其台灣愛人的信件。其後,觀眾發覺這是一部不同時空,交錯出現的2則愛情故事。其中一段是台灣搖滾歌手,與1位日本在台工作女性的現代愛情故事;另一故事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告終之際,1位日本男老師於戰後被迫離開這塊土地,並與其台灣女學生訣別的淒美愛情。


電影裡面發生於1945年期間,那段古老的愛情故事,絕大部份以日本男性語調,誦讀一封封寄不到「查無地址」訴說衷情的信件;現代發生於恆春的那則喜劇羅曼史劇情,老一輩者只說閩南語,這是國民黨統治期間不獲認可的非正式語言,電影裡面的年輕人則多半用華語交談,字幕也用華語;準此觀之,這是一部3語的電影呈現。


《KANO》(嘉農)則是劇情較凝重的高中棒球電影,其語言幾乎全部採用當時殖民者的語言日語,也是台灣戒嚴時代,長期被禁止的文化語言之一。劇情描述台灣嘉義農工棒球隊,在日本帝國時期的1931年,贏得全臺冠軍,遠征日本甲子園大賽。日語對台灣80歲以上的長者,或許還能琅琅上口說上數句,對於其它年齡層而言,則是不折不扣的外國語;特別是1949年才抵達台灣的大陸人及其子孫,目前約佔台灣人口14%;對戰後來台的大陸人而言,日語根本是「敵國語言」,不說也罷;然而,這部電影卻大膽使用日語發音。


另一部得獎史詩作品《賽德克巴萊》(英文名字為:彩虹戰士Warriors of the Rainbow),描述1931年南投霧社原住民反抗日帝壓迫的起義故事,其電影語言約90%採用賽德克族語,另10%為日語。這2種語言對台灣觀眾而言,除非透過字幕,否則完全無法理解。


以上3部影片,概皆反映台灣多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演進狀況;然而,電影觀眾普遍能夠接受這些不同「島國自身」語言,所代表的文化多樣性作品。從語言學分類而言,閩南語屬華語系統一支,日語屬於突厥暨蒙古語系,賽德克族語則屬於南太平洋島語系。這3種語系根源截然不同;就像英語與俄語的天差地別一般。


有愛的多元社會


《海角七號》電影不只是1部「多語性」,演員陣容更是囊括「多族群」。男主角阿嘉,是位擁有抱負的搖滾歌手(由范逸臣飾演);女主角田中千繪扮演劇中人物友子,阿嘉的愛人。其它的主要演員,還包括排灣族的警察,在劇中扮演樂團成員;其餘演員有閩南人,客家人,大陸族群,以及日本人。光看這部愛情喜劇片,就能發現台灣經歷數10年努力,早就蛻變為1個多語、多文化共融社會;此一現象是不住在台灣的外國人,所難體會的寶貴經驗。環觀其它亞洲國家,許多少數族群仍掙扎於遭受壓迫,以及宗教遭歧視處境;以日本為例,這個社會至今無法完全接納韓國裔族群,以及北方的原住民阿伊努人(aboriginal Ainu)。


海角七號結尾以一場成功的海灘音樂會謝幕,阿嘉與友子這對愛人也在沙灘音樂會場彼此告白;透過海的另一端出現一道彩虹橋,巧妙訴說台灣人的愛意與土地願景。






(電影宣傳海報。作者/果子電影有限公司/馬志翔、魏德聖/Wikipedia)


「日--原」3種族群共創棒球輝煌歲月


《KANO》的時空背景,放在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片中清晰展現多元族群,及其文化活力;僅管故事取材自日本教練近藤兵太郎(Hyotaro Kondo),於1931年帶領台灣弱勢棒球隊嘉義農工,進軍日本甲子園全國聯賽的真實故事。這支棒球隊由「日-臺-原」3種族群組成,僅管一些資深人士,對這類「雜牌軍」球隊組合,同表嗤之以鼻;結果卻證明近藤教練慧眼獨具。


1931年嘉農棒球隊在臺灣大會,一路過關斬將,拿下冠軍,並遠征日本參加位於神戸市,阪神夏季甲子園全國大賽(Koshien Baseball)。首度參加甲子園的嘉農棒球隊,其奮戰到底、不放棄任何一顆球的精神,在甲子園球場締造傳奇,感動當時觀球的5.5萬日本觀眾。最後Kano球隊,因為頂尖投手的手指受傷,無緣贏得球賽,卻讓日本觀眾,對這個不起眼的Kano台灣隊,其精神壯舉給予歡呼喝彩。


《KANO》並非只是拍給棒球迷觀看的熱血勵志電影,其內容也洋溢著滄桑的歷史感。這部棒球史詩,以1944年時間點揭開序幕,當時1位出生於北海道,曾在1931年的甲子園棒球大賽與KANO隊正面交鋒的日本人,如今成為陸軍中尉,他來到KANO的故鄉嘉義,一個日本人眼中的邊遠落後地區。中尉這趟抵臺行程,是為了招募地方原住民士兵,前往一處註定失敗的菲律賓戰場;當他第一次看到嘉農光禿禿,滿是塵土的棒球練習場,讓他不由自主憶及當年跟KANO交手,那場轟轟烈烈的精釆球賽。


《賽德克巴萊》


《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無關多元族群議題,純粹描述霧社原住民馬赫坡部落的命運;這部電影提醒世人,不論族群部落大小,其「傳統價值系統」,皆應得到普遍敬重。


這部史詩故事,始於1895年的日清戰爭時期,勝利的日本從清朝奪取台灣島,隨即同步透過軍力在台灣推行現代化設施;相較而言,這個島在清朝封建統治下,長期遭到忽略。該電影描述1930年霧社事件,住在馬赫坡的賽德克族反抗日本統治,所帶來的強大震撼。由於長期以來,遭日本警察的報復、壓迫與辱罵,導致賽德克族領袖莫那魯道號召族人,在一場霧社公學校的小學運動會,發起屠殺暴動,殺害134位日本人,包括孩童與婦女。隨後,數千日本軍隊開進霧社,進行鎮壓掌控局勢;然而,隨著賽德克族流竄山區,戰線日愈延長。最終導致殖民地政府派出空軍,投擲芥子毒氣彈(mustard gas,1種糜爛性毒劑),才在1個月後平息暴動。這場戰爭導致640位賽德克人死亡,其中290人係不想被日本人侮辱而自殺。


魏德聖透過莫那魯道的瀟灑犧牲行動,來展現原住民的價值觀。該角色由基督長老教會福山教會的泰雅族傳道人林慶臺擔綱演出。部落領袖莫那魯道,深知反抗的代價,會帶給馬赫坡部落滅絕命運;因為,他曾受邀前往日本參觀,對於當時日本全面現代化的武裝力量,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這位頭目認為,與其繼續臣服於日本的現代化統治,毫無尊嚴活著,不如一同滅絕。取而代之的是,得到永恆價值、榮耀,以及忠於祖靈所得到的心靈安慰。


族人必須對傳統價值,投注終極敬意,即便在塵世遭到消滅;另一方面,族人唯有榮膺「賽德克.巴萊」美名(即真正的人;賽德克為「人」的意思,巴萊則代表「真正的」);才有資格跨過彩虹橋歸返祖靈的天上居所,縱使遭殺害亦在所不惜。






(電影劇照/截圖取自塞德克.巴萊Facebook)


莫那.魯道迴響


相當有趣之處,莫那魯道的犧牲捨命,正是50年前西鄉隆盛(Takamori Saigo,1828-1877年),日本江戶時代幕府末期,這位集薩摩藩武士、軍人、政治家於一身者的不凡行徑。西鄉先生是日本現代化過程的領導人之一,他率領日本最後一批武士,於1877年反抗明治天皇;過程中,西鄉先生明知全面潰敗是不可避兔,卻仍義無反顧。更確切的說,據日本文學批評家江藤淳(Jun Eto)的看法指出,他的堅毅行動,是為了捍衛美好傳統的「永恆價值」,西鄉先生認為這類日本「前現代」(pre-modernity)價值,具有普世性,不容被取代。這類《彩虹戰士》部落英雄所堅持的「內在價值」,從日本人眼光是頗能理解的。影片最後,一位參與軍事鎮壓的日本指揮官,曾自言自語表示,薩摩藩的武士精神,失落於日本,如今卻在莫那魯道及其族人身上,得到保存綻放光彩。


魏德聖曾向日本電影評論家暗示,這部史詩電影並非描述族群認同,反倒比較像對於「普世價值」的追尋。這部電影無意於提出,非善即惡的「二分法」(dichotomy)。換言之,影片中並不意味日本、現代化等層面是惡的;亦非隱含賽德克人與部落文化才代表善。電影內容部份日本警察,被描繪成賽德克人處境的同情者,例如2位擔任日警的族人,並非代表出賣者,反倒呈現這類精英搖擺於傳統、現代之間的徬徨失據。


魏德聖曾表示,透過長期研究賽德克文化,一路拍電影準備過程,他認識到賽德克族的世界觀,並無「二分法」的態度立場。拍攝1930年霧社事件,一直是他長期以來的夢想;他有意透過預算較少的《海角七號》,來為《賽德克巴萊》籌措資金。幸運的是,海角七號這部羅曼史愛情電影,於2008年上映,刷新台灣電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紀錄,高達5億多元,這讓魏德聖打算拍攝賽德克巴萊(預算達7億多元)的夢想,得以如願以償。


《海角七號》、《彩虹戰士》這2部電影的拍攝態度是一脈相承的。魏德聖接受日本影評人專訪時曾表示,從藝術角度而言,海角七號是彩虹戰士的副產品(譯註:即構思籌拍賽德克巴萊的過程,意外產出了海角七號)。專文作者推測,這2部電影的關聯性,從運用彩虹意象做為作品的貫穿主線,可以得到說明。


多元文化視野 反被貼上台灣民族主義「標籤」


以上3部電影,幫忙魏德聖在台灣電影市場奠定利基,同時有助於這個國家內部「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認同」理解,與發揮結合劑作用。3部電影都有關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記憶、文化跟歷史;卻並非採取黑白、敵我分明觀點。魏導看待日本(在台灣)現代化歷程之成與敗,正如日本深思人士,看待自己國家現代化歷程的功與過一般。這種極其精細複雜的「感同身受」,傑出電影元素,可資媲美世界上最精密,引發共鳴的電影或其它藝術品。


魏導電影的衝擊性魅力,從《海角七號》獲致的強大迴響到得證明,特別對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口而言;因為這2個國家,同樣面臨多文化、多族群的社會情況。海角七號比預定日期提早1個月推出,該部影片得到2008年吉隆坡影展,最佳導演、最佳亞洲電影等多項提名;結果卻出乎意料,只得到最佳攝影獎項。海角七號也在香港、中國等地放映;然而,北京卻頗感猶豫;而且剪除部份片斷,只准許簡縮版放映;僅管完整版在網路私人領域,廣泛流傳開來。


《賽德克巴萊》引發的爭議,在西方國家遠甚於中國,而且只透過2.5小時的濃縮版放映。2011年間的《經濟學人》,發表評論指出:影片中處處呈現殺頭影像,幾乎是影片史上次數最高的電影。該評論並說:影片中極度暴力呈現,讓人大感憂慮。經濟學人的影評人還說,影片標舉高漲的台灣民族主義。正如《美國利益》網站,另一位評論家沃爾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一篇短文提出的「焦慮觀點」,影片有意助長、吹捧台灣民族主義。《紐約時報》也指出:這部電影中透過原住民的戰爭哲學,來歌頌不知羞愧的民族主義(譯註:意在譴責電影的野蠻風格)。


專文作者反問,假如《賽德克巴萊》,意在散播不知羞愧的民族主義,那麼到底彰顯了誰的民族主義?台灣原住民族人口僅剩2%,約46萬人,並在台灣史上每每遭受歧視,這麼邊緣的少數族群,如何能夠有高漲的民族主義?試問,有誰會說呈現少眾印第安人的歷史影片,意味著美國民族主義崛起?影片呈現的台灣人面貌,甚至遠比日本人更加可惡。一位旅居台灣的澳洲專家,較為精確掌握彩虹戰士的精神,他並沒有像一些西方人士,抨擊這部電影係「歌頌台灣民族主義」作品;他反倒認為,魏導的真正企圖,是想透過這部電影,喚醒原住民的歷史記憶。


透過商業性迎合西方口味的濃縮版,並無法瞭解魏導的企圖心,如能參照《海角七號》、《KANO》,就更能清楚發現其電影主軸,在於彰顯台灣的「多元文化」元素。因為這項特質,魏導的電影得到多數台灣人支持;也因而讓北京不爽,認為鼓動台灣民族主義。專文認為,這是北京破壞自由開放社會,歐威爾主義(*)詆毀式的「貼標籤」攻擊行為,完全漠視魏導重新解讀台灣史的用心。


台灣人奮力追尋多元文化願景,大規模發軔於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精英也持續書寫不同於中國史觀的台灣史。這類努力逐漸開出花朵,其中一部知名作品,是由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撰寫的《台灣歷史圖說》,目前已出版3冊。該書於2006年印行日文版之際,周教授曾寫道,由於不同的歷史經驗、記憶與解讀,台灣社會不同族群之間,仍高度紛歧撕裂。此一問題不只侷限於台灣,事實上,全世界許多國家還一再有類似情事發生。儘管問題依舊存在,台灣社會卻已努力尋求克服此一族群本位的對立僵局,其方法正如魏導在其3部電影所展現的宏願一般,透過「感同身受」(the cultivation empathy),來增進彼此理解。


*譯註


歐威爾主義(Orwellian),指現代政權藉由宣傳、誤報、否認事實、操縱過去,來遂行「社會控制」;其方法包括有冷處理、蒸發,導致一些公開紀錄,以及多數人的集體記憶,均被抹煞為不存在的子虛烏有,就如小說《1984》,所揭露的「扭曲世界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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