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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縱橫憂患今方始 2017-04-05 23:37:37

汪精衛-縱橫憂患今方始




汪精衛晚年投靠日本、建立傀儡政權,此後兩岸的主流輿論皆斥之為漢奸。(圖片摘自中國騰訊網)





(本文摘自於余杰新書《1927:民國之死》)


 


 


 


闌幹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爲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汪精衛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還都南京的國民黨政權下令摧毀位於中山陵西南梅花山的汪精衛墓地。一年多前,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去世,最後的心願是「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然而,汪精衛與孫文為伴只有一年多時間,蔣介石不能容忍汪精衛玷汙這塊只有孫文和他自己才可享有的風水寶地——當然,彼時的蔣介石不會料到,短短三年多之後,他在共軍的窮追猛打之下逃離南京,死後亦無法安葬在孫文之畔,其遺體只能在台灣桃園大溪慈湖的陵寢「暫厝」(「待反攻大陸勝利成功之後,再奉安南京」)。


 


月黑風高之夜,第七十四軍工兵營的數十名官兵,使用一百五十公斤烈性炸藥,炸開汪精衛的墳墓。人們打開棺木時,發現其遺體上覆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其遺體尚未腐爛,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點,民國第一美男子的風采依稀可辨。其馬褂口袋內有一張白紙條,上有陳璧君手寫的「魂兮歸來」四個字。隨即,其遺體被送往清涼山火葬場火化。現場有攝影師拍攝照片呈送蔣介石,蔣介石看到纏鬥二十多年的政敵落得如此下場,心中是何感覺?毛澤東的心理比蔣介石更變態,毛的副手劉少奇,臨終前被淩虐得不成人形,如野狗般趴在地上舔食。有攝影師專門錄影呈獻毛澤東,毛看到如此畫面之後開懷大笑。獨裁者的心思意念不是常人可揣度的。


 


然而,此種羞辱已與汪精衛無關。一九四一年,汪精衛曾赴日本交涉,與已故友人宮琦滔天的夫人相遇。宮琦夫人拿出一張老照片給他看,那是三十六年前流亡日本的一群革命黨人,在回國發動黃花崗起義前夕,於東京《民報》社庭院內的合影。如今,照片中慷慨悲歌的黃興、章太炎等七人中,在世者僅汪精衛一人而已。看到這張老照片,汪精衛萬感交集,潸然淚下,遂題寫一首《金縷曲》,其下闕爲:「故人各了平生志。早一壞、黃花嶽麓,心魂相倚。爲問當時存者幾?落落一人而已。又華髮、星星如此。賸水殘山嗟滿目,便相逢、勿下新亭淚。爲投筆,歌斷指。」那一刻,他似乎預見到了自己的悲劇結局。


 


汪精衛晚年投靠日本、建立傀儡政權,此後兩岸的主流輿論皆斥之為漢奸。然而,編輯汪精衛詩詞的詩人汪夢川深受其詩詞中「深重之憂患意識、強烈之犧牲情結及民胞物與之志意」所感動,作詩為之翻案:「後生休望真情白,末日惟期上帝公。掩卷無言心欲死,樓頭且看夕陽紅。」歷史學家余英時亦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他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境地,那便只有聽征服者的宰割了。」


 


汪精衛與日本人合作,未必全然是爲了滿足個人的權力欲望,「在佔領之下創建與重製一個國家,要比一小撮道德扭曲的傀儡協助外來權威來得迂迴曲折」。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淪陷區的無政府狀態是最糟糕的境況,傀儡政權的建立畢竟爲淪陷區的同胞提供了最低標凖的社會服務。退而言之,作為老百姓,生活在汪精衛的轄區,未必就比生活在蔣介石的轄區或毛澤東的轄區更加悲慘。若非由汪精衛出面組建政府、維持局面,在半壁江山的淪陷區生活的半數中國人,將不得不直接面對日軍的淩辱與濫殺,必定活得更加暗無天日。


 


汪精衛晚年的選擇,更與他在一九二七年「等閑歷了滄桑劫」的人生際遇有著草蛇灰線的因果關聯。一九二七年年初,汪精衛一度眾望所歸地登上政壇頂峰,汪精衛這個名字,跟「今之完人」、「黨聖人」等輝煌的稱號緊緊聯繫在一起。到了年底,他又跌入千夫所指的穀底。汪精衛的悲劇性,部分的源於一個軍事化的時代文人的處境。從北洋軍閥內部的戰爭,到國民黨黨軍北伐,再到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以及國共內戰和抗日戰爭,戰爭是民國史的主潮,軍人是民國舞臺的主角。「汪一生懷抱以文人羈勒武人的理想,始終未能成功,又謀力挽狂瀾,出而和談,拯救東亞於戰火,可歎毫無實力,既脫離國民黨和國家,又不見重於日人,終至身敗名裂。」反之,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掌握了武力,善於利用中國社會底層積壓的一股「近似野蠻的能量」,義和團運動中曾經爆發出來,國民革命取得勝利也是借助這種能量。


 


逞才使氣一書生:「出國」與「歸國」之輪迴


 


一九二七年春,黨軍北伐取得階段性勝利,國民黨內部矛盾卻趨於白熱化。前一年在「中山艦事件」中受到蔣介石威迫而避居海外的汪精衛,一時間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迎汪」運動所造成的聲勢,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慨。國民黨中央及地方各級黨部、各軍黨員代表大會、各界群眾大會等民眾團體,給汪精衛發去雪片般的電報。


 


共產黨發覺蔣介石磨刀霍霍,也將希望寄託在被視為左派的汪精衛身上。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在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上説:「蔣介石已經名譽掃地,代表大會很容易把他清除。對於全國來說,汪精衛是個有聲望的人物,他能夠巧妙地應付各派。」


 


萬事齊備,只欠東風。汪精衛從法國啓程回國,三月八日抵達莫斯科,跟史達林及一群「久慕大名之革命大家」會面。他是否跟蘇俄達成了某些祕密協議?至今尚未發現有關檔案資料,但史達林「允諾予蘇聯政府及第三國際以全力支持」。可以看到的結果是:汪回國之後,言行更加左傾。後來,史達林同意向武漢政府發放一千五百萬貸款,跟汪精衛出面主持武漢政府不無關係。


 


四月一日,汪精衛抵達上海,發出電文,對前途表示樂觀:「數月以來,以諸同志之努力,國民革命獲一日千里之進步,謹以滿腔的熱誠,施革命的敬禮,並當追隨諸同志之後,從事工作。」然而,他只在上海停留五天便匆匆離開——若留在上海或南京,他至多是一塊被蔣介石利用的招牌,他不願屈居蔣之下。


 


四月五日,汪精衛乘輪船沿江而上;四月九日抵達武漢,隨即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中央組織部長,有了獨當一面的地位。武漢政府的文武大員,大都是汪系人馬:黨政系統如顧孟餘、陳公博、孫科等人都擁汪反蔣;掌握軍隊的唐生智、張發奎,紛紛表示支持汪。全國左派聚集於武漢,民間輿論亦對汪寄予厚望,漢口的《民國日報》讚揚汪「親承總理遺訓,經此一髮千鈞,危機四伏,眾望喁喁,民眾擁護,救黨救國」。汪隨在演講中宣佈其左派立場,「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中共及蘇聯都很欣賞此種表態。


 


兩天以後,蔣介石在上海及其控制的東南和華南各省發起清黨運動。汪精衛公開譴責蔣背叛革命,「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對於總理留遺之黨及政策,加以毀壞」,「爲民眾之公敵,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十七日,武漢政府與國民黨中央開除蔣介石黨籍,並免去其本兼各職,通電討蔣。寜漢正式分裂。


 


世事變幻如棋局,三個多月之後的七月十五日,汪精衛亦在武漢宣佈「分共」。汪精衛的「分共」與蔣介石的「清共」相比,一字之差,似乎更顯溫柔與仁慈。十月,由於與唐生智的關係惡化,汪精衛從武漢奔廣州,依附張發奎。之後,汪精衛與張發奎合作,趕走留守廣東的桂系將領李濟深、黃紹竑。卻未料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十二月十一日,趁廣州兵力空虛之際,共產黨人張太雷、葉劍英等人率被策反的張發奎的部分軍隊,與工人赤衛隊一起發起暴動,一度攻佔廣州。


 


雖然廣州暴動在三天之後即被鎮壓下去,但它對國民黨造成巨大衝擊。國民黨的輿論認為,廣州比南京更加重要:若南京丟失了,還可以再來革命、再來北伐;而廣州如果落在共產黨之手,奪不過來,國民黨可就萬劫不復,中國將遭受「千古未有的奇禍」。汪精衛被當作廣州暴動的「幕後黑手」,在黨內遭到圍剿,指控其「甘受第三國際指揮,唆使張黃竊據百粵、勾結共黨、焚劫廣州」。隨後,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二屆四中全會,開除陳公博等汪系大將之黨籍,汪本人也受到書面警告處分。


 


汪精衛百口莫辯、羞憤不已,只好通電表明態度:「廣州省城,經此焚劫,綢繆善後,刻不容緩。竊意宜集合各界公正人士,共謀補救,共黨餘孽,必去之無盡;即輕薄少年,好爲偏激之論者,亦宜痛斥,不可錄用。民眾運動,在中央未確定方針以前,宜停止進行。農工運動中,尤易雜入莠民,不可不防。」如此表白,仍悔之晚矣,汪得不到黨內同志之諒解,在很長時間裡,反汪的國民黨右派稱之為「準共產黨」或「灰色共產黨」。


 


桂系軍人更對汪恨之入骨。李濟深班師回廣州,在泰康路天字碼頭竪起一座石碑,將廣州事變的「禍首」刻在石碑上。在其眼中,「禍首」居然不是荼毒廣州的、共產黨暴動領袖張太雷和葉劍英,而是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顧孟餘等人。此時,汪精衛住在上海法租界亦不再安全,白崇禧找到杜月笙準備用綁票的方式直衝汪精衛寓所。不願多事的法租界當局力勸汪出國避禍。


 


短短半年多時間,汪精衛從天堂步入地獄,大起大落宛如過山車。此時此刻,他的心情大概跟昔日被陳炯明趕出廣州的恩師孫文相彷彿,可謂欲哭無淚、無語問天。青年時代的汪精衛當過刺客,親自策劃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行動,被捕後口占一絕:「慷慨燕歌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但實際上,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汪仍是一名脆弱多情的文人,正如左舜生之評價:「大抵汪之爲人,富情感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爾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讀書人從政,必然在理想與現實、價值與權謀之間掙紮乃至撕裂。


 


也正是因為文人習氣,汪精衛動輒稱病辭職、出國考察,他公開宣揚「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不斷上演「出國」和「歸國」循環劇目。時常離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祖國,這樣做有害於紮實經營培植自己的派系和實力。這種任性的性格,是政治家的一大弱點。汪偏偏以此爲榮,還認為自己「比較其他文人戀棧阿附、甘為傀儡,略微幹淨些」。汪不治家產,身無餘財,旅居海外期間,孤獨而拮据,其權力慾望更強的妻子陳璧君哀嘆説:「我們不能一輩子流亡!」


 



年輕時的汪精衛。(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既生「蔣」,何生「汪」?


 


國民黨的半部黨史,可以說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爭鬥的歷史。汪的外貌、風度、文章和演講都優於蔣,若是在民主制度成熟的西方,汪與蔣打選戰,有必勝之把握。


 


一九二五年,汪精衛在北方四處演講,宣揚孫文的三民主義,二十三嵗的北大畢業生周德偉受其感動,此後多年追隨汪精衛、顧孟餘。周德偉在晚年回憶説:「汪精衛於每一場合均發表演講,具極大之煽動力,足以提高士氣……其辭令具有血性,又極工巧,聽者無不動容,甚至流淚。」汪自己也説:「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說和論說,當作自傳,是最真實的,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然而,正如魯迅所説,「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不單國民黨對抗軍閥是如此,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是如此,再厲害的嘴巴也敵不過槍桿子。沒有掌握嫡系軍隊的汪精衛,只好在有軍權的各軍頭之間遊走。「汪精衛以一個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且從未真正掌握過軍隊的文人,投身政治,適逢中國經歷空前嚴酷的戰爭、軍事化和國家社會重組的世代。」因此,不是汪精衛才華不夠、努力不夠,而是他生不逢時:企圖實現「黨指揮槍」原則的汪精衛,怎麽敵得過要用槍來指揮黨的蔣介石?


 


一九二七年,周德偉一度加入武漢政府,爲汪精衛效力;又主持媒體,爲汪精衛張目。兩年後,他加入以實施憲政為號召,由汪精衛、顧孟餘領導的、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的國民黨「改組派」。他是蔣汪之爭的見證人,也是蔣介石最嚴厲的批判者和汪精衛最知心的同情者。


 


在國民黨的黨史上,每逢蔣介石的地位上升,則汪精衛的地位必然下降;若蔣介石的地位下降,則汪精衛的地位肯定上升。兩人一輩子明爭暗鬥,從未精誠合作。一九二七年,是少數汪精衛的鋒芒蓋過蔣介石的年度。這一年的三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免去了蔣介石的中央常委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組織部長的多個要職。大會一致要求汪精衛回國復職:「自從去年春天,直到現在,海內外各級黨部,同聲一致要求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可是汪同志仍是沒有回來。我們不能不追問汪同志之不能銷假復職,是否因有使其不能銷假復職的障礙,如果有這種障礙存在,我們全體黨員便不能不大家起來消除這種障礙。」甚至將其缺席選舉爲國民政府主席。這裡所謂的「障礙」,呼之欲出的就是蔣介石。


 


迫於輿論的壓力,內心最不願意汪精衛回國的蔣介石,也發出措辭誠懇的通電,邀請汪回國主持


大局,並派張靜江、李石曾等黨內前輩前往法國勸駕。對此,《國聞周報》語帶諷刺地評論説:「蔣以武人方法對汪,汪以文人方法對蔣,論者不察,乃非蔣而是汪。故曰汪氏二年來之聲譽,孰造成之,蔣介石造成之也。」


 


周德偉認為,蔣不能容汪,是國民黨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儘管這個說法誇大了汪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失為一個重新審視歷史的視角。在一九二九年,周德偉即對蔣介石的獨裁表示失望:「目睹當時國民黨之所謂訓政,無非新軍閥、新財閥攘奪權力,距離群眾益遠。新軍閥以蔣介石為領袖,附者盡闒庸奴才,財閥亦蔣氏一手培植……北洋舊財閥多以向蔣氏輸誠,滲入國民黨內分享杯羹。而才智之士,則排斥殆盡,歷朝開國規模之隘,無逾於此者……」反之,周德偉對汪精衛三十年代初任行政院長的政績大加讚賞:對外方面,緩和日軍之進攻,北寜鐵路復通瀋陽,美國和英法等國答應對華貸款,國聯決定技術授華;對內方面,將喪權辱國的張學良解職,實行法幣政策,幣值穩定,並主張先設立國民參議會,以為憲政之先聲。「凡所舉措,不為無功,乃國民黨一概抹殺之。國民黨政府從未著手修國史,只頌蔣氏之功,其實蔣氏在民國二十六年前並未出一卒抗日。」


 


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國共兩黨之「正史」均給予正面評價。但周德偉認為,蔣介石被張楊扣留之時,國民黨全體中委主張迎接汪精衛主領黨政,對蔣刺激甚大。蔣介石獲釋後對何應欽、陳氏兄弟等親信失去信任,乃決心重組幹部,以戴笠爲中心實行特務治國,並重用從蘇聯歸來的兒子蔣經國。蔣對惟一可能取而代之的汪嚴加防範,汪去職後,「國民黨內已無人能將國內、國際形勢向民眾作實際之分析,蔣氏排汪,乃國民黨存亡之關鍵」。


 


蔣介石逼走汪精衛,如同毛澤東逼走林彪。汪、林固然被冠以叛國者的罪名而口誅筆伐,蔣、毛自己何嘗不是傷痕累累、醜態百出?余英時認為,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更進一步正式佔據黨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總裁制,以蔣爲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説,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余英時還引用民國元老馬敘倫的一段話說明此一論點:「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衛猶演江寧之一幕,爲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衛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深)者,皆令人寒心;則精衛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


 


左右不分:「容共」與「分共」之間的遊移


 


「共產黨」這個抽象名詞後面,隱藏著什麽樣的秘密呢?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之前,共產黨的代言人,是跟汪精衛一樣充滿傳統文人氣質的陳獨秀,還是帶著鄉土之氣卻又霸氣十足的年輕人毛澤東,抑或就是具備英美紳士風度卻心狠手辣的蘇俄顧問鮑羅廷?共產黨是朋友,還是仇敵?共產黨是國民黨的救命藥,還是催命符?共產黨是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的孫悟空,還是一台源源不斷的自動提款機?如果國民黨人弄不清楚這些問題,就會陷入被人賣了還要幫著數錢的絕境。


 


四月五日,離開上海前夕,汪精衛與中共黨魁陳獨秀共同發表一份聯合宣言,對外表示國共合作仍親密無間,人們無需杞人憂天「「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然)如兄弟般親密……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其實,汪多少知道共產黨不懷好意,當吳稚暉告訴他陳獨秀公然宣稱「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成共產國」(實際上,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共產黨用了二十二年的時間),他回答說:「哪裡要二十年呢?兩年罷!」


 


但汪精衛仍然選擇站在共產黨一邊。原因有三:首先,他的第一身份是詩人,心中原本就有浪漫的革命情懷,革命與詩歌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左傾是必然;其次,孫文臨死前吩咐「容共」,作為孫文遺囑的執筆者,他必須繼承孫文的遺志;第三,只有獲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他才有實力對抗即將南面稱孤的蔣介石。


 


汪精衛臨行前,與蔣介石之間有一番促膝長談。汪對蔣說:「介石,如果這一囘東南與武漢開戰,若你失敗了,我們國民軍就要從此消滅,共產黨必就此起來。若你得勝了,國民黨就要恢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的狀況,無論右派的軍隊,左派的黨員,一定不會同你合作,你蔣介石在黨裏的生命,怕要從此消滅。」


 


蔣則反駁說:「現在是國民黨的生存問題。現在我們只有不管成敗利鈍,同共產黨分離,就是將來國民黨失敗了,我個人可以負這個責任的,說國民黨之消滅完全是我蔣介石一個人攪出來的也可以。如果共產黨被我們國民黨消滅了,那只要他是純粹國民黨黨員,能爲本黨奮鬥爭氣,無論什麽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蔣並嚴正勸告汪舍武漢而去南京:「你切不要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來,那時你想不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就是國民黨的罪人了。」


 


然而,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蔡元培、吳稚暉等人苦苦相勸,汪精衛仍不為所動,悄然沿江而上到武漢出席這場革命的盛宴。


 


當汪精衛進入被稱為「中國的匹茲堡」的武漢,進入這座熊熊燃燒的革命火爐,這才發現自己的位置並非「首席」。鮑羅廷頤指氣使,儼然以太上皇自居;唐生智陽奉陰違,不過是換了國民革命軍軍裝的軍閥;共產黨幹部、工運和農運的領袖們,個個自行其是,並不將他放在眼中。


 


那麽,汪精衛如何從「容共」政策的堅持者變成「分共」政策的決定者?幾個月間,他如何完成此一「腦筋急轉彎」?


 


首先,共產黨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農村展開比義和團還要殘忍的農民運動,讓汪精衛感到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毛澤東三十多年後重回湖南,仍然爲當年的殺戮而手舞足蹈:「殺!殺!殺!殺盡一切反動派,燒!燒!燒!燒盡一切反動派的屋,縱橫十裡燒光。」這跟後來日本人在中國北方的三光政策有什麽區別呢?周德偉在湖南醴陵鄉間親身體驗到「紅」與「白」兩邊的殘酷殺戮:先是共產黨煽動「地痞流氓作先鋒」,殺戮地主鄉紳;然後是地方民團和國民黨軍隊捲土重來,屠殺激進學生和地痞流氓。周德偉在逃亡途中被民團發現,一男子指著他説:「這傢夥著工人裝,而皮膚白皙,必屬兩黨的那批東西,綑起來!」幸虧旁邊有一農村女子出面解救,他才撿到一條性命。看一個人的長相像讀書人,就要索命,跟後來紅色高棉的階級屠殺一樣。


 


其次,武漢的工人運動雖然沒有農民運動那麽血腥,卻因工人動輒罷工而讓經濟走向崩潰。九省通衢、富甲中南的武漢,人人都在鬧革命,無人願意工作。美國記者鮑惠爾在報道中寫道,爲了鼓吹階級鬥爭、迎合激進學生和勞工組織的行為,武漢的左派領導者和蘇俄顧問們,發動了一場「與古羅馬觀看角鬥士取樂完全一樣的運動」。工人停止工作,由激進分子帶領,白天黑夜地演講、遊行、示威。大街上擠滿學生和工人的遊行隊伍,高舉各種旗幟。工礦企業被迫關閉,長江航運停滯。「成千上萬的工人度過了遊行、示威慶祝革命的日子後,突然發現他們自己沒有飯票了。政府陷入一個惡性循環:採取自殺性的方法:爲購米而濫印鈔票,以緩解饑餓。但結果卻是食品價格、尤其是大米價格飛漲,高到幾乎無人能買得起的地步。」蘇俄事先答應的貸款大大縮水,遲遲不到位,即便匯到少許,亦如同杯水車薪、於事無補。一場沒有飯吃的革命是無法持續下去的。


 


第三,武漢政府遭遇軍事上失利,讓武漢隨時可能遭到來自各方的攻擊。戰鬥力最強的張發奎部不在武漢,武漢防守空虛。與武漢政府結盟的唐生智自詡為佛教將軍,卻整日吸食鴉片,對左派理論一知半解。其部下戰鬥力很弱,率軍東征南京,無功而返。蔣介石若發起反攻,武漢方面毫無招架之力。西面還有與蔣介石結盟的四川軍閥楊森沿江而下,佔領宜昌一帶,直接威脅之武漢的安全。此前與武漢方面交好且被視為惟一救星的西北軍閥馮玉祥,在鄭州與蔣介石會談之後,通電呼籲武漢效仿南京實行清黨,如此才能實現寜漢合流、黨國統一。馮軍隨即南下擊敗奉軍,佔據河南,與武漢僅有咫尺之遙。在軍事上,武漢已經陷入四面楚歌之絕境。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汪精衛看到一份蘇俄給中共的密令。共產國際代表駐華羅易與鮑羅廷長期不和,彼此拆臺。爲了籠絡汪精衛,羅易將史達林親自簽發的「六一電報」透露給汪。這份電報包括六條具體指令:改組武漢政府,加強共產黨的力量;改組國民黨中央,增加工農領袖;武裝兩萬名共產黨員;挑選五萬工農積極分子加入並改造國民黨軍隊;設立以國民黨左派爲首的革命法庭,嚴懲反動軍官;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汪精衛拿到副本,發出衝冠之怒:如果這六條實施任何一條,國民黨就再無容身之地。武漢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看了之後,面如土色,説:「這意味著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戰爭。」


 


一國之內不可能施行兩種社會制度,一個政黨的黨員也不可能加入並效忠於另一個政黨——其結果要麽是宿主驅逐寄生者,要麽是寄生者吞噬宿主。於是,汪精衛下定決心分共。周德偉如此記載當時的經過:負責宣傳工作的汪系大將、曾任北大教授的顧孟餘,召集中央宣傳部高級職員開會宣佈分共事宜。周進言:「分共,送之出境可也,不必效京滬之殺人,累及無辜。蓋一開殺戒,不能制軍人行動之橫暴。」顧回答説:「中央正是此意。」之後,鮑羅廷、鄧演達、徐謙等人先後被禮送出境。武漢國民政府分共未殺一人,深得輿論及人民同情。


 



余杰新書《1927:民國之死》書封。

 


蘇俄是比日本更大的外患


 


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一九二七年,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遭遇重大挫敗,他最恨的不是國民黨黨內的政敵,而是他視之為盟友的蘇俄及聽命於蘇俄的中共。蘇俄和中共將汪精衛當作棋子來利用,當汪精衛恍然大悟時,蔣介石的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已難以撼動。


 


當時惟一忠於汪精衛的軍隊,是名將張發奎麾下第二方面軍的三軍九師。這支軍隊在北伐中功勛卓著,被譽為「鐵軍」。然而,它卻被共產黨所滲透:賀龍的二十軍,全控制在共產黨手中;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是共產黨;蔡廷鍇的第十師,三個團長中兩個是共產黨;第四軍的參謀長葉劍英是共產黨;繆培南的第十二師,三個團長中有兩個是共產黨……難怪聽到分共的指令後,張發奎不由地哀嘆説:「我們如果分共,還有什麽?」


 


但是,如果不清除共產黨,汪精衛自己就要成為共產黨的替罪羊。廣州暴動讓汪精衛改變了以某種「友好」的方式跟共產黨分手的天真想法。十二月九日,在上海的汪精衛得到中共即將發動廣州暴動的情報,立即電告張發奎,並派妻子陳璧君將指令帶到廣州:「蘇聯領事館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我們期待您進行搜查,驅逐蘇聯領事。所有共產黨員都應逮捕。這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次日,汪精衛再次發出同樣內容的電報。


 


當十一日中共發起暴動時,張發奎總算有所準備。國民黨軍隊襲擊了蘇聯領事館,槍殺了五名以外交官身份爲掩護的蘇聯間諜。整個廣州都在散發哈西斯、烏科洛夫、波波夫、伊萬諾夫和馬羅卡屍體的照片,上面還有題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被槍斃的五名俄國人。」


 


儘管共產黨的廣州暴動被迅速撲滅,但汪精衛依然顏面掃地,不得不辭職出洋避風頭;張發奎更是精銳全失,再也無法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抗衡。從此之後,汪精衛不再擁有挑戰蔣介石的道德高度和軍事力量,其政治生命等於結束了一大半。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當然是蘇俄及共產黨,汪精衛怎能不仇恨、恐懼共產黨呢?


 


一九二七年的切膚之痛,在汪精衛的心頭留下了一道揮之不去的陰影:共產黨是殺不死的九頭蛇,蘇俄是比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外敵都更邪惡的心腹大患。在「攘外必先安內」這一點上,汪精衛的堅持比蔣介石更爲徹底。這也導致了蔣汪二人對抗戰的看法截然相反:蔣認為,不怕對日戰爭持久,反倒可以借領導抗戰、抵禦外敵提升國民政府的政治認同以及他本人的領袖魅力;汪則認為,對日戰爭拖得越久,「中國國民愈窮,財愈盡,共產黨人愈有憑藉」,即便國民政府最後領導抗戰成功,其實力已經從內部被掏空,將來難以應對藉機壯大起來的共產黨的挑戰。曾經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對共產黨的瞭解透徹肺腑的汪系大將周佛海也如此表示:「鹹以如此打下去,非爲中國打,實爲俄打;非爲國民黨打,實爲共產黨打也。」


 


汪精衛雖早死,但就抗戰之後中國歷史的走向,他看得比蔣介石更清楚。國民政府取得抗戰之「慘勝」,卻雙手空空;躲在後方「遊而不擊」的共產黨尾大不掉,成為這場戰爭最大的受益者。抗戰勝利之初,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在美國的提攜之下,中國躋身世界四大強國,似可揚眉吐氣。蔣介石擁有四百多萬久經沙場的國軍部隊,絲毫不把困居延安一隅的共產黨放在眼中,得意滿滿地宣稱,三個月內便可消滅共產黨。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不到三年時間,蔣介石就丟掉了整個中國大陸,這一次是滿盤皆輸、淨身出戶。如果沒有跟中國大陸隔了一個海峽的、由日本人經營了半個世紀的台灣島,蔣介石能跑到哪裡去躲開「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毛澤東呢?


 


是恐共和反共的立場,使汪精衛不惜與日本人合作。換言之,汪精衛在一九二七年所受之欺騙與羞辱,是其一九四零年代選擇與日本一起對抗「赤禍」的根源。歷史學家蔔正民在研究淪陷區的「合作者」時指出,沒有一個佔領者光靠武力就能進行管理。再兇殘堅定的征服者也需要當地人的指點與告密。成功的佔領有賴於得到被征服者內部有叛意、同情或是有野心的人的共謀。[30]日本人需要汪精衛,汪精衛也需要日本人。汪精衛認為,他與日本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蘇俄及其傀儡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可能的甚至必須的。然而,日本人並沒有實現事先的承諾,汪精衛傾其所有走上賭桌,輸得精光。


 


對於汪精衛與日本人合作,單單指責、咒罵其生下來就是「漢奸」,並不足以解釋歷史的真相及汪本人的精神軌跡。公正的歷史研究應當是「讓歷史行動遠離被民族主義情緒束縛的假想,或者遠離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預設,使事件退回到無法預料的不確定狀態」。如果抱著此種「同情的理解」的心態,或許會對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在法庭上的辯護產生或多或少的共鳴:


 


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烈士」、「詩人」與「政客」身份的糾結


 


汪精衛是一名極富個人魅力的美男子,一九一八年,同樣也是風流倜儻的美男子的徐志摩在南京號輪船上與汪精衛初次相遇,便驚為天人。後來,徐志摩記載說:「他真是美男子,可愛,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精衛的眼睛,圓活而有異光,仿佛有些青色,靈敏而有俠氣……我們講了一路的詩,精衛是做舊詩的,但他卻不偏執,他說他很知道新詩的好處,但他自己因為不曾感悟到新詩應有的音節,所以不曾嘗試。」同記:「君武(馬君武)太怪精衛從政,憂其必毀。」汪精衛讓胡適和徐志摩等留洋見過世面的文化界領袖亦為之傾倒,可見其相貌、學養、氣度均名不虛傳。而徐志摩特別記載馬君武的一句評價,說明他認同馬君武的看法,詩人氣質的汪精衛投身詭譎幽暗的政治場域,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早年曾與汪精衛通信討論詩歌的胡適,聽到汪精衛的死訊時,在日記中這樣感嘆說:「精衛一生吃虧在他『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且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如此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胡與汪的人生際遇大不相同:胡適的生命如長江中游,大抵平順和緩,故而寫不出一首好詩;汪精衛的生命則如長江上游,處處驚濤駭浪,故而下筆就能感動人心。抗戰初期,胡適與汪精衛一樣是主和派,是「低調俱樂部」成員。但胡適很快洞察日本的狼子野心,義無反顧地出任中國駐美大使,爲爭取美國的支持奔走呼號,他顯然不認同汪精衛依附日本的選擇。不過,胡適的解讀又與眾不同:汪精衛投日,不是爲了榮華富貴,乃是「烈士情結」之驅使。


 


「烈士情結」不是汪精衛一個人所獨有,清末民初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的「最後一代士大夫」和「第一代知識人」大都有此心態。正是這種「烈士情結」,使得譚嗣同在可以逃亡的情形下拒絕逃亡,留下來以生命殉道。思想史家張灝認為,譚嗣同的思想在許多方面反映了他在面臨傳統政治秩序瓦解,以及文化價值和基本宇宙觀所造成的「取向秩序」解紐這雙重危機時所作的思想掙扎,透露了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所共同面臨的文化危機。譚嗣同的仁學,既有儒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經世致用學說的道德實踐精神,無疑也糅合了普救眾生的大乘菩薩精神和基督教士冒險犯難的殉道精神。具體到譚嗣同個人,還有由於家庭及身世的不幸所帶來的對生命的蒼然之感。[33]作為受過儒家傳統教育的最後一代人,且父母早逝,汪精衛亦有一種「心似勞薪漸作灰,身如破釜仍教爨」的犧牲精神。


 


就生命的頓挫與詩歌的昇華而論,唯南唐後主李煜可以跟汪精衛相提並論。李煜是亡國之君,且被宋太宗毒殺,卻成為詞壇上永恆的君王。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説:「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汪精衛不就是二十世紀的李煜嗎?汪不是卓越的政治家,甚至不是成功的政客,但若不因人廢言,其《雙照樓詩詞槁》堪稱字字珠璣的傳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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