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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為什麼支持文言文?
余杰: 流氓中國(上)
余杰:醬缸中的蛆蟲 不是醜陋 而是卑賤 2017-09-09 22:03:42


余杰:醬缸中的蛆蟲 不是醜陋 而是卑賤 





未來的中國,需要有一本中文的《情感堵塞》,需要經歷一場「心理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治療文化」。(湯森路透)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  


                                                                            聖經


 


我到台灣訪問時,雜文家柏楊已經去世,我無緣與他見面並向他表示感謝——他的作品是我少年時代精神啓蒙的引信。


 


若要列舉中學時代對我的價值觀的形成最具影響力的書,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必定是不能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囂與騷動的中國,那本印刷和裝幀極為粗糙、或許是盜版的《醜陋的中國人》,跟蘇曉康的《河殤》、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劉曉波的《審美與人的自由》、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等書一起,並排放在我的枕邊,時時加以翻閲。這些書點燃了我對自由和正義的渴望。柏楊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國人的種種醜陋面,都在我身邊真切發生。「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的「知識人」在沉痛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發出的一記刺耳警鐘。


 



「醜陋的中國人」是柏楊在沉痛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發出的一記刺耳警鐘。(圖片摘自網路)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我歷盡艱辛,找到所有柏楊在中國出版的著作。如果少年時代沒有讀過柏楊那嬉笑怒罵、汪洋恣肆的雜文,我或許不會那麽早從中共的愛國主義洗腦教育中掙脫出來。前輩作家王鼎鈞評論說,柏楊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結,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從十五歲起,我從刻意模仿柏楊的雜文寫法,邁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


 


沒有在柏楊生前與之見面,是我的一大遺憾。如何彌補未能與柏楊「同遊」的遺憾呢?我去了台南的柏楊文學館,也去了綠島人權園區中當年的監舍「綠洲山莊」。我步入柏楊坐過的那間牢房,炎熱的六月,火燒島真如火燒。我在綠島人權紀念碑上看到了柏楊手書的那句痛徹肺腑的話:「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於我而言,向柏楊致敬,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寫一本跟《醜陋的中國人》相媲美, 甚至超過它的書。從下筆第一篇文章,到結束最後一篇文章,中間橫亙著十九年時間,這本書,就是《卑賤的中國人》。


 


中國人,你為何「自願為奴」?


 


一九八四年,柏楊受邀訪問美國,在愛荷華大學演講〈醜陋的中國人〉,批判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以及「不能團結」等,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訪美的最後一站是紐約,當他再一次把中國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一名聽眾提出不同看法:「世界各國到處都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柏楊回答說:「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而是中國人的羞恥,看它的髒、亂、吵,和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榨,實在是應該自顧形慚。」次年八月,《醜陋的中國人》由臺北林白出版社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緊接著,大陸版、韓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紛紛問世。此後十多年,關於此書風波不斷,柏楊由此成為華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識份子」。


 


「醜陋的中國人」這一富於刺激性的說法,在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社會同步引發自五四時期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之後又一輪民族性反省的高潮。八十年代後期,這本書在中國引起的轟動比在臺灣還要大,那時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代,柏楊這位外來者不經意間成了點火者。在我的中學時期,柏楊是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有井水處必有柏楊」,連中學語文老師都拿柏楊的文章來當範文。


 


柏楊行文江河萬裡、逸興遄飛,《醜陋的中國人》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著,柏楊本人並未對「醜陋」作出具體的定義。學者姚立民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病症——醬缸》一文中,梳理出「醬缸文化」的若干表現:對權勢的崇拜狂;自私與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殘忍;文字欺詐;對僵屍的迷戀和膚淺虛驕等方面。其實,在我看來,中國人的「劣根性」,已非「醜陋」一詞所能形容,更準確的概括應當是「卑賤」。如果說柏楊在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看到了「醜陋」,那麽我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則看到了「卑賤」——跟「卑」有關的詞語有卑劣、卑鄙、卑微、卑下等,但都沒有「卑賤」的含義那麽豐富和深刻,它背後有一種自我作踐並自我炫燿的「自願爲奴」心態。


 



許多曾遭中國嘲笑的、茹毛飲血的「落後國家」,如今都已爭取到民主自由,只有中國仍被冰凍在前現代的「秦制」之中。(湯森路透)

 


生活在十六世紀、三十三歲即英年早逝的法國學者波埃西,在學生時代完成的習作《論自願爲奴》,意想不到地成為最早討論權力如何異化人性的傑作。在這本書中,作者只想弄明白這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那麽多人、那麽多城鎮、那麽多民族,有時候竟能夠忍受一個獨夫暴君的為所欲為?億萬民眾,何以低著腦袋,戴著枷鎖,奴隸般地屈從?他的結論是:是人民自我奴化,自割脖子。「他們可以選擇做臣民,也可以選擇做自由人;他們可以拒絕自由,戴上枷鎖,認同其不幸,或者繼續其不幸。」波埃西進而揭示了暴政的構成及其運行的奧秘:獨裁者高高在上,他手下有五六個心腹,這些人手下還有五六百個下屬,然後有五六千個爪牙,一直往下形成一張巨網,所有人都被網羅在其中。


 


每個國家,都會有「自願為奴」的群體或時代。但惟有在中國,「自願爲奴」者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暴政延續的時間也最長——許多曾遭中國嘲笑的、茹毛飲血的「落後國家」,如今都已爭取到民主自由,只有中國仍被冰凍在前現代的「秦制」之中。「自願為奴」者的最大的人格特徵和精神症候就是「卑賤」,從義和團到紅衛兵再到「小粉紅」,從馮玉祥到周恩來再到溫家寶,此類自以為聰明的奴才,滿坑滿穀、數不勝數。我想,或許我可以寫一本《卑賤的中國人》?


 


真正完成《卑賤的中國人》這本書,非得要等我逃離中國之後。或許,只有身處異國他鄉,才能具備觀察和批判中國人「卑賤」特質的距離感,不再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換言之,惟有逃離醬缸,才能發現醬缸中蛆蟲般的人生是何等不幸。


 


蛆蟲們從不仰望星空。先後兩任中共外交部長,都以「卑賤」爲美、以「卑賤」爲榮。唐家璿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偉大光榮正確,那為什麼十四億生命願意投胎到中國來?」李肇星說:「你是一個中國公民,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光榮的?」無疑,這類人物就是我在書中要猛烈批判的對象。


 


中土已無「知識人」,舉世同唱「和諧歌」


 


「卑賤」人格由太監文化、優孟文化和流氓文化三者合力形塑而成。我在此處所謂的「卑賤」,不是指社會身份和經濟地位上的卑賤,而是指精神和人格層面的卑賤。底層社會和邊緣遊民當然有卑賤的一面:我不會像動輒「自我感動」的左派人士那樣,用「政治正確」的原料塑造「窮人高尚」的謊言;反之,我從加爾文神學的精髓「人的全然敗壞」出發,發現窮人與富豪和權貴一樣,都是全然敗壞的罪人。窮不會讓窮人變得更善良、更純潔。電影《盲井》中的故事不斷地在現實生活中上演:有農民工花錢買來智障少年,假裝是自己的弟弟,將其帶入礦井深處謀殺,然後向礦主訛詐賠償費。這已然發展爲一條生財之道。礦工之「心黑」,與煤老闆之「心黑」相比,似乎毫不遜色,人心之「黑」比煤炭的顔色更「黑」。


 


在本書中,我的重點不是討論底層社會「黑惡化」的趨勢,作家廖亦武在其《底層訪談錄》中早已提供了無數鮮活的素材;我將著力於梳理中國「知識人」精神與人格沉淪的脈絡。顧炎武說,士之無恥,可謂國恥。晚明時士大夫的心靈潰敗,跟今日中國「知識人」的賣身求榮何其相似!今天的中國,如同歐威爾筆下的「動物農莊」,如同老舍筆下的「貓城」,如同宋澤萊筆下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是非、善惡、正邪,完全顛倒。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活得無比艱難;卑賤者偏偏如魚得水、飛黃騰達。


 


史學大師余英時提出「知識人」這一概念,「知識人」是文明的守護者,是卑賤者的天敵。余英時倡導將「知識份子」一律換為「知識人」,「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麼都在裡頭。我要恢復人的尊嚴」。由此,他提出了對「知識人」的全新定義:「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以此衡量,當下之中國,誰符合「知識人」之標凖?


 



晚明時士大夫的心靈潰敗,跟今日中國「知識人」的賣身求榮何其相似!(湯森路透)

 


當今中國,竊取「知識人」之冠冕的,偏偏是那些卑賤者。倡導「新權威主義」的學者蕭功秦,先捧薄熙來的臭腳,然後向習近平三跪九叩,夢寐以求「被御用」而不得,宛如失戀者一般哀怨;號稱「中國站起來了」的作家摩羅,早已忘記自己曾以「恥辱者」自居,搖身一變成為向希特勒舉手致敬的納粹分子,得到官家賞賜的研究員職稱;《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苦口婆心地勸誡人民要理解和容忍腐敗這一「普遍現象」,自己卻因公款旅遊而遭到主管單位《人民日報》通報批評,並在民間自發評比的「人渣榜」上名列榜首;百歲老人楊絳去世,她留下的文章可以熬成一大鍋讓文青們食指大動的「心靈雞湯」,長壽是中國人最高的信仰,誰敢對長壽者不敬呢?這些人不符合余英時所說的「知識人」這個概念——他們有知識、有文化,卻沒有脊樑和良心。


 


在臭氣熏天的醬缸中,豈有冰清玉潔的身體與閃閃發光的靈魂?那些以「知識人」自居的「大師」,個個與獨裁者「精神同構」。首先,他們都是「大中華膠」,一說起「祖國統一」,便兩眼放光、全身顫抖。中研院院士、著名作家、名教授,統統解不開大一統之魔咒,即便實現民主化的台灣,也有陳映真、李敖、朱雲漢、彭明輝、林中斌之流,欣欣然加入「中國崛起」之「大合唱」,偏偏看不到舞臺背後普羅大眾的斑斑血淚,真是「不向蒼生說人話,偏向強權唱頌歌」。其次,他們都有「偶像崇拜」情結,從孔夫子崇拜到毛澤東崇拜,從溫家寶崇拜到習近平崇拜……第一個泡沫破滅了,就塑造第二個,樂此不疲、永不休止。沒有偶像,他們就活不下去。誰要戳破偶像,他們就跟誰過不去——我自然成了他們的眼中釘。第三,他們又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這個心理症狀早該改名爲「北京綜合征」。被非法軟禁並被員警毆打的藝術家艾未未,到了德國之後卻大肆讚美中國是法治國家,出國才學會「愛國」;被薄熙來抓捕判刑的記者姜維平,爲參與整肅薄熙來的習近平而大聲鼓掌,無視習近平是加強版的薄熙來的事實,進而誹謗獄中的勇士劉曉波。從英雄到小丑的轉換,是何其迅捷!


 


中國人需要「心理革命」和「治療文化」


 


《卑賤的中國人》這本書,只是邁出第一步——揭露事實、指出病症。如何醫治、如何讓中國人脫離卑賤的人格和精神狀態,我並沒有現成藥方。


 


德國心理學家約阿希姆·馬茨在東德政權下度過大半生,後來供職於教會救濟會,在政府的監視和教會的限制下,艱難地從事心理治療工作。在蒐集了數千個病例之後,他驚訝地發現,精神疾病的患者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全東德人民的生活方式已嚴重失常,其範圍不僅囿於政治和社會領域,也波及到科研、經濟、法律、藝術、教育,直至人際交往、日常文化等各個社會層面,更重要的是對個體心理結構也產生了影響。」他又發現,造成民眾精神疾病的罪魁禍首,乃是專制體制本身:「長期的紀律教育、宣傳蠱惑以及不容任何異見的偏狹做法,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將外在的強制力轉化爲內在的壓抑。這一體系會長久地向個體施加影響,直至個體在心理機制上最後徹底完成自我奴化的過程,完成自我破壞的轉化。」


 


馬茨本人以「內在的流亡者」自居,他對體制有過反抗,付出了女兒失去升學機會的沉重代價。但他坦然承認自己只是作了「有限的反抗」,他願意深入思索過去慘痛的歷史,進一步認識個體的過錯和責任,而不是統統推卸到替罪羊們或政府的頭上。於是,他寫出《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一書,寫作也算是一段自我療救的過程。


 



一個公平與正義的國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賤者來建設完成。(湯森路透)

 


馬茨在分析東德官方的宣傳術時指出:「黨的宣傳手段就是表決心獻忠誠、粗鄙的政治口號、荒謬愚蠢的政治運動,還有明目張膽的公開扯謊。所有一切的背後,其實都隱藏著一套心理戰術。」這仿佛就是對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最強有力的描述。馬茨指出,在黨的控制和規訓之下,出現了兩種人:第一種是受控於這些宣傳的人,簡單而天真,他們整日疲於奔命,無暇顧及其他,就像動物一樣,需按照主人規定的時間表得到馴養。第二種是有些不同意見的人,但在常年累月的宣傳中,他們的自主性和活力會被消磨殆盡。還有一些會被政治宣傳的粗俗和膚淺激怒的人,他們在理智和情緒上都出現強烈的抗拒和反感。然而,一旦表達出口,馬上就會受到懲罰、羞辱和排擠,當壓力持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的憎恨和憤怒便會自行慢慢消化,直到最終放棄排斥和壓力以獲得解脫,或者乾脆與施暴者同流合汙。


 


對此兩類人,精明的獨裁政權作出了不同的定位與安排。「第一種人已習慣於服從,他們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一直順應地生存下去。第二種人經歷磨難和摧殘,可以說更具備接班人的條件,他們在事業上發展的領域寬廣無比,無論是在黨政國家機關、國家安全部門,還是軍隊和經濟文化高層。」如果說第一種人的特徵是愚蠢,那麽第二種人的特徵就是卑賤。愚蠢者是獨裁帝國的群眾基礎,卑賤者卻能躍升至統治階層。在中國,曾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朱鎔基,需要何其隱忍,才能重新獲得黨的信任,熬成國務院總理?而長期被中國主流學術界排斥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在諾奬頒獎典禮上居然開口感謝毛澤東,難道是出於某種怪異的受虐狂心態?明明已成爲美國人、在美國智庫任職的華裔學者李成,卻又不遺餘力地爲中共辯護,並用色彩斑斕的學術包裝紙來包裹這團「敗絮」。在此,我先指出他們的卑賤,進一步的心理分析,有待受過心理學訓練的後來者完成。


 


跟民主德國政權相比,中共政權更加殘暴、下流和粗陋——共產主義的「東方化」,出現了中國、北韓、紅色高棉這樣的怪胎。未來的中國,需要有一本中文的《情感堵塞》,需要經歷一場「心理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治療文化」。因為,與制度轉型相配合的,是心理和精神轉型。一個公平與正義的國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賤者來建設完成。「卑賤」的人格和精神,構成了專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賤」的人格和精神,自由與秩序永遠不會從天而降。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本文為作者所著《卑賤的中國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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