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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偉大的「賣國賊」 2017-10-15 12:45:13

史上最偉大的「賣國賊」


——大衛·霍夫曼《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




八旗文化所出版大衛·霍夫曼著《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
八旗文化所出版大衛·霍夫曼著《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


曾經擔任過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戈爾巴喬夫總統顧問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是最具自由精神和批判思想的前蘇聯高級官員之一。雅科夫列夫在《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一書中如此反省俄羅斯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所走過的歧路:「二十世紀已經結束。對俄羅斯來說,這是最可怕、最血腥、極度充滿仇恨和偏執的世紀。看來,是時候了,應當醒悟和懺悔,應當向倖存下來的被囚禁者請求寬恕,應當跪倒在千百萬被處決、死於饑餓的人們面前,應當喚醒沉睡的良知並且最終承認,是我們自己幫助體制奴役我們——奴役我們大家和每一個人。」如今,雅科夫列夫已經去世,但俄羅斯真的走出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霧霾嗎?


在蘇聯高層任職期間,雅科夫列夫多次受到保守派的攻擊和誹謗,一度被外放爲駐加拿大大使。後來,作為戈爾巴喬夫身邊最親西方的高級顧問,他多次建議戈爾巴喬夫強硬反擊保守派的陰謀,並警告保守派有可能發動軍事政變。戈爾巴喬夫並未接納其建議,結果眼睜睜地看著「八一九」政變粉墨登場。雅科夫列夫深知,黨國體制慣性之大,足以吞噬力量微弱的改革者:「一個人遲早都會明白,他是在同一個多麽強大和壓倒一切的組織打交道,他個人的能力是多麽地微不足道。這是鑄鐵壓路機。無需重複:『在黨-國-懲罰之劍(安全部門)』聯合公司裡,人連一粒沙子都不是,不過是可更新的資源而已。」既然如此,他為什麼還要長期寄生於體制之內?他的思路是,只有身居體制的核心,才有能力改變體制:「為了在這個體制內生存下去,然後對體制作某些改變並且從內部摧毀體制,就應當對這個體制、它內部聯繫和關係的每個角落、它的教條和刻板公式瞭如指掌。」他確實是那樣做的,直到他被迫離開權力核心。


當然,也有別人選擇其他方式來改變體制,其中最勇敢、最聰明的一個人名為托卡契夫。托卡契夫是一名在頂級科研機構任職的雷達工程設計師,也是冷戰時美國在蘇聯境內最成功、最有價值的間諜。他主動聯繫美國外交人員,向美方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蘇聯軍事科技方面的秘密檔。而托卡契夫的間諜行動中最為了不起的一點就是,他在克格勃眼皮子底下將情報交給了中央情報局的聯繫人。在多達21次的會面當中,大多數都是在距克格勃總部大門3英里路範圍內進行的,可是克格勃完全沒有察覺這個間諜以及和他接觸的中情局特工。直至一名被中情局開除的酒鬼叛逃蘇聯,才讓托卡契夫曝光、被捕並遭到處決。


托卡契夫堪稱史上最偉大的「非職業」間諜和最具理想的「賣國賊」。然而,事後美蘇雙方都刻意對這一事件閃爍其詞,托卡契夫的貢獻沒有得到歷史公正的評價。美國作家、普利策奬得主大衛·霍夫曼經由查考中情局解密檔案以及對若干親歷者的採訪,爲托卡契夫這位被遺忘的英雄樹碑立傳,寫出了一個比007還要精彩的傳奇故事《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


在愛國主義之上,還有更高的正義


第一個奉命與托卡契夫會面的中情局官員桂爾瑟,發現對方視金錢如浮雲,送情報給美方並不是爲了大發橫財。而且,托卡契夫在研究所擔任主任,享受若干優待,並非鬱鬱不得志者。因此,桂爾瑟好奇地詢問對方:「基於什麽動機,你要如此冒險?」


托卡契夫簡潔地回答說:「我心裡頭就是個異議分子。」


托卡契夫出生於哈薩克的一個普通家庭,霍夫曼未能調查出他本人的家族是否在史達林時代受過政治迫害,這是本書的一大缺陷。不過,作者發現,托卡契夫妻子娜坦莎的家族是史達林時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娜坦莎的父親曾任《輕工業日報》主編,無辜下獄十年;母親因在西方有親屬,而遭處決。娜坦莎年僅兩歲即被送進孤兒院,再見到出獄的父親時已18歲。在英國歷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所著的《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一書中,類似的故事數不勝數。


成年以後的娜坦莎喜愛閱讀被查禁的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和曼德爾斯塔姆的作品。1962年,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文學雜誌《新世界》發表時,她是家人中第一個通讀全文的人。後來,擁有任何索爾仁尼琴未刊印作品變得相當危險,她也毫不畏懼地傳遞地下刊物。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各單位紛紛表態支持,她是小組裡惟一投反對票的人,她的主管說:「她沒辦法不真誠。」有其妻必有其夫,娜坦莎的創痛,以及對蘇聯體制的深度反感,引起了托卡契夫的深切呼應。


後來,托卡契夫在給美方的信件中坦承,他邁出關鍵一步是深受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兩位巨人的影響。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是蘇聯異議人士中的佼佼者,托卡契夫雖不認識他們,卻讀過他們的文章,他們成為啓發托卡契夫生命中的明燈。1974年,索爾仁尼琴遭到蘇聯當局逮捕,隨即被流放出國。1975年,薩哈羅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卻被軟禁在家,未能出國領獎。這些事件深刻震撼了托卡契夫,1974年和1975年是其人生的重大轉折點,他說:「身體裡頭開始有些蟲在嗤咬我。我覺得應該有所行動。」


一開始,托卡契夫嘗試親筆寫抗議文章,但他很快發現自己並非作家或思想家,並不能以文章取勝,那麽就只能另闢蹊徑了。他想到一個更好的辦法:將可以接觸到的關於蘇聯雷達系統、無線電技術的絕密文件交給美國人,如此就能沉重地打擊蘇聯政權,並讓美方在軍備競賽中穩操勝券。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雖然有可能為此付出家破人亡的可怕代價。在這一點上,托卡契夫與後來繼續跟他聯繫的中情局特工羅夫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們太清楚這場冷戰究竟是為何而戰,自由與獨裁是兩種截然對立、無法並存的制度。七十年代後期,美國在越戰中遭受挫敗,其全球角色受到普遍懷疑。但托卡契夫和羅夫絲毫不受影響,他們深信美國必須和共產主義作戰,也必須爲捍衛自由而抗爭。這個觀點不是出自意識形態,而是出自個人經驗。他們都知道蘇聯在過去幾十年維持著龐大的殖民形態的刑事體系以致於有數十萬人因思想或言論被抓去坐牢,他們也清楚柏林牆醜陋的事實。


雖然托卡契夫沒有受過情報人員的專業訓練,卻以一名優秀科學家有條不紊、處變不驚的素質,將情報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他從未出過紕漏,卻因中情局叛逃人員的出賣而被捕。在被處決前夕,他與兒子有15分鐘的告別會面時間。此前,他的兒子知道家中有若干禁書,也從父親那裡得到來歷不明的西方搖滾音樂唱片,卻從不知道父親在做間諜工作。托卡契夫擔憂兒子的前途,向兒子說抱歉,但兒子回答說:「不!不!不!」顯然,兒子認同父親的選擇,認為父親不必說抱歉。


蘇聯塔斯社在1986年10月22日宣佈,托卡契夫因「間諜叛國罪」被處決。在一般人眼中,托卡契夫的所作所為是讓人唾棄的賣國行徑。然而,托卡契夫堅信,自己在從事一項正義的事業。法國作家雨果在其名著《九三年》中,借主人公郭文之口說出了一句真理:「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其實,革命不一定絕對正確,人道主義卻歷久彌新。如果用同樣的句式來表達,對於托卡契夫來說,在似乎不可挑戰的國家利益之上,還有一個更崇高的正義價值。加速讓蘇共政權的垮臺,就是讓一億多民眾早日獲得自由與解放。這個宏大的目標,跟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為了這樣的目標,托卡契夫寧願、也確實付出了生命代價。


他給了美國人什麽東西?


托卡契夫居住的高級公寓離美國大使館只有一箭之遙,當他有了遞送情報給美方的想法之後,如何跟美方建立聯繫呢?他利用晨跑等各種機會,多次往掛外交車牌的美國外交官的車輛內扔出紙條。美方一開始反應謹慎,以為是這是克格勃設計的一個陷阱,後來才冒險派出諜報高手與托卡契夫會面,沒有想到他們獲得了一筆源源不斷的寶藏。


托卡契夫是蘇聯軍事研究機構的雷達專家,他偷偷翻拍了數千頁的機密文件轉交給美國。光用隨手可得的單眼相機,他就提供給美國其他間諜拿不到、也無法想像的情報。他甚至冒險犯難從軍方實驗室偷出電路板,讓美方解開蘇聯雷達的秘密。他甚至斷然放棄美方安排他們全家逃離蘇聯、到美國過自由生活的計劃,繼續留在蘇聯爲美國竊取情報。


霍夫曼在書中指出,托卡契夫的情報打開了透視蘇聯意圖和能力的視窗,這正是中情局使命的核心。對於美國高層而言,知曉蘇聯軍事研發和發展的優先順序,以及他們的能力——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極端重要。數十年來,美國情報界對蘇聯的意圖和能力,有許多漏洞和誤判。幸運的是,托卡契夫的情報揭露了蘇聯未來十年研發武器系統的發展計畫,特別是與美國展開激烈競爭的空防、戰鬥機、攔截機、雷達、航空電子儀器和導引系統等領域的成就。由此,美方在對蘇戰略上、在軍事研發上都作出重大調整,中止了耗資數十億美元的無效研究計劃,並展開了真正能遏制蘇俄的嶄新計劃。托卡契夫的間諜行動使美國得以主宰天空,如果美蘇真的爆發戰爭,美國的飛機必能在蘇聯的領空自由飛翔,而蘇聯的雷達和其他防空設施必將形同虛設。


令人深思的是,托卡契夫從來沒有想過將這些機密賣給中國人——雖然當時中國跟美國一樣都是蘇聯政府的敵人。托卡契夫知道,中國與蘇聯為敵,但這兩個國家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專制獨裁的政權。他當然不願幫助中國提升軍事與科技能力,不願意採用以毒攻毒的策略。反之,托卡契夫狂熱地愛上了美國,他在給美方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從來沒有親眼看過美國,要閉上眼睛愛它,我沒有足夠的幻想或羅曼蒂克……可是根據某些事證,我得到印象:我寧願生活在美國。」


當然,我們不能過高地估計托卡契夫的情報在改變美蘇雙方實力對比中的作用——蘇聯一度在飛機、航太等領域領先,卻並不能改變蘇聯的經濟和科技整體上大幅落後於美國的實際情況。即使沒有托卡契夫的情報,美國和西方國家仍然會贏得冷戰的勝利。托卡契夫的確爲加速蘇聯體制的滅亡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真正的冷戰終結者是雷根、撒切爾夫人、戈爾巴喬夫和天主教教宗約翰·保羅二世。蘇聯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暴政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正如雷根總統所說:「蘇聯違反了歷史潮流,它否認人類的自由和公民的人格尊嚴。因此,歷史必將掩埋壓制自由、遏制人民自我表現的暴政。」


1983年,雷根總統在佛羅裡達奧蘭多對一千兩百多名福音派基督徒發表了一篇歷史性的演講,他鏗鏘有力地指出:「世界上存在罪惡。聖經和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傾盡全力反對罪惡。……我們要明白,當他們宣講國家至高無上,宣講國家對個人無所不能的力量,預言國家終將主宰人類時,他們是現代世界的萬惡所集。……我們必須參與正誤和善惡之間的鬥爭。」托卡契夫曾經向美方接頭人索取雷根總統的多篇演講稿,不知他是否得到並閱讀過這篇講稿?如果他讀到這樣的句子,他必定會感到「於我心有戚戚焉」,雷根的這段話是他的「賣國行為」的最準確解釋。


他從美國人那裡得到了什麽東西?


那麽,托卡契夫從美國人那裡得到了什麽呢?首先,當然是美方的經濟報酬——美方在瑞士銀行的賬戶中爲他存入數百萬美金。不過,托卡契夫生前衣食無憂,並未使用過這筆錢,他要求經濟報酬只是爲了證明自己的情報具有不菲的價值。他死後,妻子娜坦莎坐牢兩年,失去工程師的工作,在鍋爐房當作業員。1990年,娜坦莎被診斷出患上卵巢癌,缺醫少藥,寫信給美國大使館尋求援助。她在信中強調:「先夫爲美國利益及我國之自由努力多年。」然而,由於美國駐蘇聯使館外交人員的頻繁調動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居然忽視這份求助。娜坦莎於1991年春天病逝於莫斯科,半年多之後,她和丈夫痛恨的蘇聯政權終於崩潰。本書未能繼續考察中情局爲托卡契夫設置的銀行賬戶中資金的最後去向,讀者也不知道這筆錢是否轉給托卡契夫的兒子。總而言之,美國政府對托卡契夫太過涼薄。


托卡契夫真正需要的是其他東西。跟美國特工會晤時,托卡契夫常常提出需要物品的清單,除了從事間諜工作需要的攝影器材等等,他最渴望得到的是那些在蘇聯看不到的「反動書籍」。比如,俄文版本的聖經、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的回憶錄等。羅夫曾經將薩哈羅夫和費多士耶夫的作品給托卡契夫作為新年禮物,托卡契夫愛不釋手。費氏是蘇聯大師級的雷達和電子儀器設計師,也是托卡契夫敬重的前輩。一九七一年,費氏以蘇聯高階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法國巴黎航空展時,投奔自由到英國,之後寫了一本名為《陷阱》的書,敘述蘇維埃體制的黑暗真相。薩哈羅夫從意識形態上叛離蘇聯,費多士耶夫則身體力行投奔自由。托卡契夫以他自己的方式反叛,從內部重重打擊蘇聯。


在托卡契夫交給對方的物品清單中,還包括關於披頭士等西方樂團的唱片。他說,這些唱片雖然可以從莫斯科的黑市上買到,但生性清高的他不願跟黑市沾邊。這是他給兒子的禮物,蘇聯青少年儘管深受共產黨洗腦教育的影響,但他們生性就熱愛西方的流行音樂。托卡契夫在信中寫道:「我兒子和他的許多同學一樣,熱愛西方音樂。儘管我年歲大,我也喜歡聽這種音樂。……這份清單顯示我兒子的品味,但是他想要西方最流行的樂團,包括美國樂團的作品。」聯想到哈維爾與宇宙塑膠人樂團之間的親密關係——《七七憲章》的前奏就是因為哈維爾等知識分子爲被捕的搖滾歌手們仗義執言——就能知道搖滾音樂天生就是專制制度的潛在顛覆者,難怪共產黨政權那麽害怕搖滾音樂。


托卡契夫索要的一些物品,今天看來有點匪夷所思,在當初確實必不可少。比如,他的兒子有志於學習建築學,他特別提出要西方產的繪圖鉛筆,因為蘇聯的產品品質低劣,常常讓使用者無法完成最基本的工作。有了高質量的繪圖鉛筆之後,兒子的設計作業變得輕而易舉。托卡契夫還提出要波蘭產的刮鬍刀片,因為「用蘇聯製刮鬍刀片刮鬍子是很不愉快的經驗」。他在信中嘆息說:「不幸的是,我們個人生活會涉及到各式各樣的小東西,它們有時候影響到情緒。」對於如此瑣細和卑微的要求,中情局當然迅速給予滿足——如果托卡契夫走進美國任何一家普通的超級市場,就會發現裡面有他所需要的一切價廉物美的日用品。美蘇兩個國家以及兩種社會制度的差異,從商店中物品的種類和質量就能分辨得一清二楚。


在今日美國中情局總部,懸掛著一張托卡契夫獨自在辦公室偷偷拍攝情報資料的油畫。其實,今天莫斯科市中心,更欠托卡契夫一尊塑像,如果沒有若干位像托卡契夫這樣的勇敢者前赴後繼地「推牆」,蘇聯共產黨會像中國共產黨一樣掌權至今——正因為中國人更加卑賤和怯懦,缺少托卡契夫這樣捨生忘死的「賣國賊」,中共的統治才會看上去穩如磐石。當然,克格勃出身的俄羅斯新獨裁者普亭會認為,托卡契夫的案例對於克格勃來說是一大恥辱,他的政府不會紀念托卡契夫。不過,托卡契夫本來就不是爲了成為被後人頂禮膜拜的英雄才走上那條不歸路。當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辭去蘇聯總統之職、蘇聯作為一個國家不復存在、蘇聯國旗從克裡姆林宮降下之時,有誰在托卡契夫的墓碑前擺放一束白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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