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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習近平和普丁的得票能信嗎
因反抗,得自由 2018-03-22 21:16:13

因反抗,得自由




香港崇基神學院前院長盧龍光在一次論壇中提到「信徒要敢於提出復和」和以「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修補社會不同政見而產生的撕裂,以謙卑、不自義的態度,帶來「復和」。這句話看似天衣無縫。然後,他口風一轉,對那些「造成撕裂、破壞復合」的事件,如:八九民運和雨傘運動提出嚴厲批判:「中央擬定《基本法》時本身沒那麼緊,但因為八九民運時,看見香港支持民運的力量,所以把《基本法》訂得更緊;雨傘運動後,北京對香港管治也更緊,很多事都是愈鬥愈輸。」(圖/創用CC授權)
香港崇基神學院前院長盧龍光在一次論壇中提到「信徒要敢於提出復和」和以「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修補社會不同政見而產生的撕裂,以謙卑、不自義的態度,帶來「復和」。這句話看似天衣無縫。然後,他口風一轉,對那些「造成撕裂、破壞復合」的事件,如:八九民運和雨傘運動提出嚴厲批判:「中央擬定《基本法》時本身沒那麼緊,但因為八九民運時,看見香港支持民運的力量,所以把《基本法》訂得更緊;雨傘運動後,北京對香港管治也更緊,很多事都是愈鬥愈輸。」(圖/創用CC授權)


香港崇基神學院前院長盧龍光在一次論壇中提到「信徒要敢於提出復和」和以「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修補社會不同政見而產生的撕裂,以謙卑、不自義的態度,帶來「復和」。這句話看似天衣無縫。然後,他口風一轉,對那些「造成撕裂、破壞復合」的事件,如:八九民運和雨傘運動提出嚴厲批判:「中央擬定《基本法》時本身沒那麼緊,但因為八九民運時,看見香港支持民運的力量,所以把《基本法》訂得更緊;雨傘運動後,北京對香港管治也更緊,很多事都是愈鬥愈輸。」


我不敢相信,說以上這番的人,在1997年曾經發表過一番教會應當捍衛自由、平等價值的豪言壯語:「教會並非一個政治團體,但對社會卻有一定的期望,因此對一個影響社會運作及人民生活的政治制度存有理想。簡單來說,我們的信仰相信上帝造人賦予了人自由,在不侵犯別人的自由下有思想、信仰、表達、行動、擇業等自由;也相信在上帝面前人與人的價值是相等的,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人可以擁有絕對的權力,政治權是上帝賦予,目的是為整個社會能有秩序地運作,而使全體得到益處。政治權是屬於全體的而非任何一小撮人的。」


這「兩個盧龍光」難道是同一個人嗎?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過,我看到梁振英在1989年六四屠城的時候,也曾公開支持學生,也就釋然了。六四屠殺30年來,香港淪陷20年來,變臉之人,如過江之鯽。多一個盧龍光,也不足為奇。


如果按照盧龍光觀點,可以如此推理:猶太人被納粹集體屠殺,是因為你們不願順服。本來希特勒只是要求你們在身上佩戴「大衛之星」的標識,你們卻無知地選擇反抗,結果你們被送進了集中營、走向了焚屍爐。如果不反抗,交出財產、謙卑禱告,大家至少可以相安無事啊!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用來勸誡劉曉波:劉曉波被共產黨監禁並虐殺,是因為你們搞了一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零八憲章》。明明黨讓你可以在家中寫作,只是偶爾被軟禁而已,你卻要組織三百零三個知識分子「妄議中央」,結果就是自尋死路、活該倒霉。


這樣的思維方式如此暢快淋漓。難怪這些年來,盧前院長對香港和中國事物的看法,發生了靜悄悄的位移:他對習近平政權拆毀教堂和十字架、抓捕基督徒和人權律師的暴行不聞不問,反倒對一名官方「三自會」的高級官員高壽而死,感到傷心欲絕。


這讓我想起一部特別的德國紀錄片《一段德國生活》,紀錄片的主人公,是納粹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打字員布倫西爾德.彭瑟爾。彭瑟爾受訪時已經102歲,她講述70年前的往事時無比平靜。彭瑟爾說,今天的人們不能批判當年像她這樣「無知」的普通公務員,不能強求他們反抗納粹的暴政。「那是根本不可能反抗的狀態,反抗者只會無謂犧牲,而無法扭轉一切。」


正是這種跟盧龍光一樣的「犧牲無用論」讓彭瑟爾無法理解反抗者。在宣傳部時,彭瑟爾知道白玫瑰運動,她還曾經整理有關審判當事人的文件。彭瑟爾說,她身邊所有人以及她自己都對那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有無限的同情,可是認為他們太笨了,如果他們能夠維持沉默,就可以保住生命。


台灣學者蔡慶樺《納粹政權核心的無知者》一文中指出:「彭瑟爾也許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意見,好心的、非政治的、只想好好過日子,不願有任何麻煩的平凡人們。」與之站在另一個隊伍中的是那些白玫瑰運動的反抗者,那些反抗者們,是真正的康德主義者,能讓他們心生敬畏讚歎的,只有滿佈繁星的天空,以及內心的道德法則,而不是殺害六百萬猶太人的政黨。那麽,他們的反抗又真的是無用嗎?


人類文明的往前推進,並不能全然仰賴成功者,這些失敗者,為後世留下的典範,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他們對正確事情的堅持,以其單薄力量打破了「沒人會反抗」的迷思,為德國戰後形塑正確的歷史認知與政治意識,做出了極大貢獻。


毫無疑問,基督徒以及所有熱愛自由的公民,都不應當放棄抗爭。暴政及屠殺,絕對不是抗爭的結果;而放棄抗爭、束手就擒,從來無法避免暴政及屠殺。自由不會白白來臨,惟有勇敢者、抗爭者,才配擁有自由。像盧龍光那樣認為「反抗只能讓處境越來越糟糕」的想法,實際上是通過對反抗者的抹黑,而讓屈從者和妥協者,或者某種虛假的「心安理得」,比之彭瑟爾這樣的「平庸的邪惡」還大大不如。


香港記者譚蕙芸曾採訪捷克異議作家、七七憲章的參與者克里瑪。他們的對話讓我深受感動。記者追問:「為何人要爭取自由?」克里瑪顯然喜歡這個題目,他眼珠一轉:「因為人類生來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卻是對人類自由的不斷踐踏,人之為人就是要捍衛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動物,好像豬,豬也活得快樂……直至牠被屠宰。」記者告訴克里瑪,香港有一個「港豬」名詞,形容一些不關心政治的快活人,克里瑪揚眉一笑,覺得很有趣。


雖然沒有到過香港,但克里瑪對香港的處境感同身受。他說,在冷戰時代,捷克和東歐多國,只能仰著蘇聯鼻息生存。他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關於螳臂當車、以卵擊石、精衛填海式的反抗,以及反抗的價值,是克里瑪說得對呢,還是盧龍光說得對?


無獨有偶,香港冼麗婷也曾訪談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史學大師余英時。余英時備受士林及各界尊重,不單單是因為他傑出的學術成就,更是因為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反對、批判中共暴政。當無數華裔學者都爭先恐後地回中國享受紅地毯待遇時,余英時拒絕中共多次的邀請,並斬釘截鐵地說,他根本不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談及香港問題,對香港頗有感情的余英時指出,今天的香港得力於英國殖民者的自由環境。「我看英國人在香港是有功勞的,說老實話。當時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塊,是個奇大恥辱,結果讓中國開一個門戶,開一個將西方學術、文化傳進中國的門戶。」


中共御用文人、《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翻牆出來上推特,嘲諷反共人士是「做無用功」,還跟大家「打賭」說:你們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共產黨垮臺。胡錫進的「自信」就好像當年修築柏林牆的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昂納克信誓旦旦地宣稱,柏林牆至少一百年屹立不倒,結果話音剛落,柏林牆就倒掉了——柏林牆再高也擋不住人們追求自由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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