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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我到了“牛鬼蛇神”的世界 2004-07-09 13:45:25

刘衡:我到了“牛鬼蛇神”的世界
【世界民意网2004年7月09日】



1958年,我们人民日报社十多个右派分子来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分到第4分场场部和各小队。1959年,报社派郭沫林、成坊、冯宝等到农场看我们。分场人民武装部部长王振山召集我们到场部开会,各小队的右派分子都来了,分场的有关领导干部也来参加。我们围着大桌子坐着。

我看见从小队赶来的、正在找座位的张恩铭脸色突变,差点晕倒。赶忙向王振山示意,他立刻叫张去休息。其他的右派按照坐的位置一个个轮流汇报自己的改造成绩,大家对报社领导的看望抱着很大的希望,都希望这次汇报能给自己的命运带来转机。这种汇报我已听得太多太多了,除了时间有些变动外,其余都是大同小异、老生常谈。

刚来农场时,他们说:“原先我在结论上签名时,并没有想通,来农场后,我服罪了。”

年终总结时,他们说:“刚来农场,我没有想通,经过半年多的改造,我服罪了。”

现在郭沫林等来了,他们又说:“我回报社过春节时,并没有真正服罪,回农场后,经过几个月的改造,我现在已经真正认识自己的罪恶。”

像这样自打嘴巴的检查显而易见是在应付、迎合,现在想通了,可见以前说的所谓想通是言不由衷。同时,劳动与服罪有什么关系?怎么通过劳动就能认清自己的罪恶呢?对这一问题谁也不去提及,都在打马虎眼。难道这样明显的破绽王振山看不出来?为什么他从来不指出呢?

刘时平的发言与众不同。他沉痛地说:“给我戴右派帽子,我还想得通。来农场后,报纸上说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他提高嗓门:“怎么?我、我竟变成反革命分子了?”我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起来。在这种严肃、沉重的场合,笑是不合时宜的,是要受到大伙儿责骂的。我赶忙趴在桌子上,用双手遮住我的笑脸,用耳朵继续在听他的演说:“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改造,我明白了: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又提高嗓门,激昂慷慨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反革命,那是什么?怎么会不是反革命呢?”

毛主席原先说人群中有左、中、右,右派分子在人民内部,说我是右派分子,比较能够接受。以后说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敌人,我就知道把自己搞错了。现在又说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我更知道把我搞错了。右派分子的罪名越大,我越有把握知道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别人也不是。看见刘时平在这问题上困惑,不怀疑党组织,竟怀疑起自己来了,我不能不笑。好的是我能很快趴在桌上,没有让人发觉我在笑。若干年后,我和刘时平谈起这事,他说,他只看见我突然趴在桌上,他不知道我在笑他,以为我头疼,不舒服哩。

轮到我了,我说:“我认为我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真的右派分子。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我仍然找不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不是我不肯找。”

王振山、郭沫林等虽然早知道我在报社不肯在政治结论上签名,不肯在开除我党籍的支部大会上举手,在农场填表时公开表示不同意对我的处分,以至加重处分等等,但我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明目张胆地说出这些话,是他们预料不到的。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如何是好。主持人说了一声“现在休息”,就散会了。

休会期间,领导们紧急碰头,对口径。会议继续时,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把我教训了一大顿。教训的那些话打不进我的心,我实在找不出我错在哪里。散会后,我问郭沫林:“是不是我这不服罪的思想只能跟党组织坦白,不应在群众中散布,以免影响他们?”(对党一套、对群众又是一套,我早就有过这种怀疑。当我看见王振山十分重用蒋元椿、和他有说有笑时,我就怀疑蒋元椿已经向王振山亮明了自己的真正身份,不然王振山怎么会相信一个对他说假话的人呢?)郭沫林回答:“你不要玩花样,对党和群众都是一样的。”我更坦然,知道自己毫无错误,也知道王振山心甘情愿地喜欢人们哄他。

以后听说农场领导认为我死不服罪,不好办,要我回报社。但报社不同意,他们不愿背我这个包袱。

我把王振山当成党的化身,对他无话不谈,就无法不做《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我对他说,大家不是真右派,是假服罪,这是逼供信造成的结果。可是,我的遭遇比那个小孩要惨,王振山在小组会上揭发我,大伙儿并不像童话写的那样幡然醒悟,反而认为我打了他们的小报告,义愤填膺地责骂我:

“我们都是真右派、真服罪,你干吗说我们是假的?”

“你自己不服罪、反改造,还要拉上我们!”

“你破坏反右派运动,是现行反革命……”

我感到,大家口里讲的不是心里想的,但声泪交加的忏悔、横七竖八的质问、……嘴、眼、脸和谐、统一的表情,演得就像是真的一样。

有一天,小组批判吕建中。批着、批着,吕建中突然说:“我很同情刘衡。我觉得我也不是右派分子。”真是“良心发现”,我算是找到知音,听到人们的真心话了!可是这一下,不得了了!大家群起而攻之,说他改造走了回头路,要和刘衡同归于尽等等。你轰我嗡,弄得吕建中满脸通红,表示要收回他的发言,今后不要受顽固右派刘衡的影响,要继续听党的话,不再翻悔。大家这才把他放过。

高压之下,唯有金刚石碎而不弯,此外万物都要变形。右派分子要否定本来正确的自己,只有向左、向左、再向左,而左的特点就是整人、打击人,以对别人的残暴来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因此,大家像发疯的野兽一样互相厮咬。要想自己不被厮咬,就要先去厮咬别人;就要去做原先自己反对过的“打手”,人类的生存本能战胜了理智与良知。西方人把社会比作“蛇阱”,一条条的蛇互相挤压,你上我下,你死我活,拼命想钻出脑袋,挤出身子。右派分子要想出人头地、早摘帽子,就要参加这番搏斗厮杀。你如果不想被狼吃掉,你自己就要变成一只狼。荀子“人性恶”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验证。

孙乃是个才子,文弱书生,他不“先下手为强”,去斗别人。每次斗我时,他都插不上嘴,露出着急、无奈的眼色。有次竟偷偷对我说:“算了算了,不要吃眼前亏。”这样,他就自然也变成小组被斗的重点。大家不说他身体不好,所以才劳动不好,而是说他思想不好、抗拒改造。这样,在打击别人的同时,抬高了自己:我劳动之所以好,是因为我思想好、改造得好,当然应该比孙乃先摘帽子了。有的人和他一块抬土,不管孙乃是不是抬得动,故意装得多多的,好衬托出自己的先进。孙乃常常提出一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巧干办法,大家不说他爱动脑筋,却说他爱出花花点子,是因为他自己“怕苦怕累、偷懒耍滑。”我们常常说,“苦干加巧干”,实际上,强调的是前者,表扬的是那些出死力、干笨活的老黄牛。似乎苦累就是目的本身,似乎只有通过苦累,才能脱胎换骨。

王兆祥原先是中央机关的一位小领导,一被划成右派,他的妻子就提出离婚。有一天,他照看水渠,趁着周围没人,用头撞石头,准备自杀,被一位工人发现,救了回来。他额头上撞了一个洞,血流满脸,连农场的工人们都动了恻隐之心,说他太老实、太死心眼。可是,我们这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右派分子,却在斗争会上,对着他的伤口撒盐:“你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

左渊明身体好,饭量大,分配给他的粮食不够吃。有次,他在伙房帮厨时,偷吃了窝窝头。大家又找到斗争目标,给他这种小偷小摸行为无限上纲,扣上“破坏党的粮食供应政策”的大帽子——我们正是被革命群众无限上纲成为右派分子的,现在大家要改造自己,向革命群众看齐,也学会了这一套。

我是小组的斗争重点,一举一动都在大家严密的监视之下,更是处在动辄得咎的地位。大家一个个以党自居、以接受改造的先进分子自居,把我训斥、责骂得一塌胡涂。连比较温和、讲理、向我谈过<巧克力>的蒋元椿在裴达摘帽之后,也变得粗野、凶狠起来。有一次,当大家逼我承认右派帽子时,胡平竟装腔作势地动手打我。(反右派时期,打人比较少见,这是我碰见的唯一一次,也是打我的唯一一人。)

右派和右派,虽是“同病”,但不“相怜”。右派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倾轧,还要残酷、露骨十倍。

原先在我眼里,没有坏人。反右派给了我鼻子、眼睛,我看见了形形色色的坏人。特别在我被孤立、斗争的情况下,周围许多人的本来面目、反动本性在我面前毫无顾虑地原形毕露了。我变得十分敏感,常常透过一些冠冕堂皇的外衣看见一些卑鄙龌龊的内心,因此,我也就格外吃惊,格外痛苦。

石头烘久了,也会爆炸;小鸡逼急了,也会咬人。我忍无可忍,有时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愤而反击。例如有一次,有人问我:“想到什么你的心快要炸裂?”我除了继续给自己泼脏水外,还写了一段:

“我想到我在右派小组,生活得十分孤独,不管我说什么,人们就是不懂.而且要作可怕的曲解。这些我都可以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我是到了牛鬼蛇神的世界。语言不同正好说明我们不在一个队伍,对我个人来说,不是真的不幸。

“可是我仍然感到痛苦。

“我痛苦有的人是在贩卖反动货色,却要打着党的招牌。有的人是在发泄个人的仇恨、不满,却要假装是出自对顽固右派的真实愤怒。有的人口口声声喊叫服罪,可是,一触动他反动的过去,并未改造的缺点,就要暴跳如雷。

“我们的疯子同志(注)即使是在神经错乱的时候,也知道爱护党、爱护领袖,难道右派分子在进行斗争、批判的会上、会下,就应该暴露自己的反动本性?电影《无名岛》中,我军和敌军对待俘虏、敌人是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站在党的立场,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的人,对待斗争对象,应该又是怎样?

“我们原谅因为经验缺乏所造成的缺点,不能原谅因为品质恶劣给党造成损害。

“我希望我的材料尽快送交党委,因为在那儿,我们的语言能够相通。”

材料交上去后,大家对我的态度有所收敛,我有时能看见别人含笑的目光,温和的脸色。甚至听见了谢松生的悄悄话:“我原先在北京,夏天一天洗两回澡,现在,唉……”蒋元椿对我说:“你把我们骂得太厉害,我们不再管你了。”

王振山对大家说:“你们只能动口,不能动手。你们是犯了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了。再犯错误,后果不堪设想……”

我清楚,在高压下,人性的扭曲、人心的变形,是可以理解、应该原谅的。问题在于要有党的正确领导,同时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我也知道,这一切也是由于党的摘帽政策造成。表现有“好坏”,摘帽有先后,这就把大家推到矛盾的尖端、你死我活的境地。我之所以没有参加这番厮杀,除了我已被孤立、压在最低层、没法参加外,还因为我从来不晓得整人、总是站在挨整人那一边的缘故(人们批判我,是一个一贯的右派)。我还知道我们不是摘帽,而是甄别问题,我们右派分子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应该团结一致,用不着勾心斗角,踩着别人爬。

我写的材料变得温和起来。我写:

“我不知道.....

——这里写的好像是些笑话,其实是些没有解开的疙瘩。

我不知道究竟我是顽固的右派,还是忠诚的同志。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交代反动的政治思想,还是某些反动的政治思想藏在什么并不存在的角落,无法被我找到。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检查对党的仇恨,还是我身上并无仇恨的种子,只有爱的萌芽。每当有人劝我交代对党的仇恨时,我就感到这好像劝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不要自杀一样。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讲,还是我讲不出。

我要为党写赞美歌,我不知道是我喜欢假装、肉麻,还是由于我是歌德派。

我要交代我的历史,我不知道是我喜欢擦粉,还是由于我本来就历史清白。”

又有一次,有人问我:“今天下午,你在地里劳动,一个人笑什么?”我写:

“我想到我在右派小组,生活得倒也有趣。小组的每个成员,叫你讨厌、生气、高兴、欢喜,使你感到可怕、可恨,甚至有点可爱。

我想到苏联安东诺夫《在工地上》(又名《第一个职务》)的安全员,她和工人不断吵嘴、怄气,她的职务甚至影响了她的恋爱,她想离开那里。谁知调令一来,她忽然发现,她已爱上了这个讨厌的工作,舍不得和工人分开。

我想,有天要叫我们分别,或者,我会像她那样?

我想,以后如有机会,我要给每人作副画像,而且已经想好画像前的四行:

‘这里,记下我的右派伙伴,

为了我们改造生活的永远纪念。

他们,有的想一想就要使你微笑。

有的提起名字,却是一阵难过。'

许多印象藏在我的心里,使我感到十分欢喜。有时不免笑出声来,惹起大家一番猜疑。”

1961年,我们在农场劳动3年多,领导要把我们全部调回原单位了。我陆续存了30多元,交给农场会计,由他代为存在银行。我们快要走时,农场会计只把存款给我,不给我一分利钱。我不好向他讨要,但觉得他手脚不干净,我有责任让农场领导知道,以免将来出大问题。就私下对王振山说:“这个会计值得农场注意,他手续不清。”

临走的头天晚上开告别会,大家一股劲把王振山恭维一番,说他水平高、改造右派有办法、大家获得新生、永远感谢他等等。王振山在会上把大家一个个表扬,却把我大骂一通,说我这个顽固的敌人竟然怀疑起农场会计、国家的干部来了,临走还要放一次毒。有个右派赶忙出来帮腔,跟着骂起我来。骂着、骂着,王振山感到这与依依惜别的气氛不合,就把我赶出会场。

我一人被关在门外,脑子里不断浮现右派伙伴讨好、奉承上级的嘴脸、声音,感到十分悲凉:“我不是因为反对国民党、旧社会的黑暗腐败才投奔共产党、解放区的吗?怎么现在竟回到旧社会来了?”我想起林沫责备我的话:“你幸亏是到了解放区,才有口饭吃。像你这样的人要是在国统区,早就饿死了!”可是现在,新社会与旧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新社会,一切披着美丽的外衣,“以革命的名义”、“以党的名义”,比旧社会还要叫人悲愤、伤心。

(注)《疯子同志》是女作家草明抗战时期在延安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是记延安几位疯子同志。他们与一般的疯子不同,是革命的疯子。

(作者为中国大陆退休新闻工作者,不锈钢老鼠——刘荻之祖母)

源自《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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