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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天亦悲
“文革”时期巴金经历过什么?
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 2004-09-04 16:24:29

大规模迫害人、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王友琴博士答问录(1)



《多维时报》记者高伐林専访/哈佛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说:"'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分水岭。1966年以前,中国是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的合成品。1976年以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列宁主义一党统治的混合物。"(为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序)长期以来,这个"分水岭"却被官方限制甚至禁止研究,学界、民间研究只在1986年和1996年"文革"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时出现过两次讨论热潮。但是近年来,"文革"这种"逢十才成热门话题"的现象有了改变,出现持续升温趋势。至少在海外,可以说包括卡玛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与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都推动了"文革"讨论热。


  "文革"当然不应只是"逢十"才成为关注热点。其实,《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博士年复一年,为让全民族铭记这场浩劫的事实和教训而努力,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关于她调查和写作,作家苏晓康写道:她"一家一户地调查","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文革受难者》一书日前已经在香港出版。这本书有572页,50万字,记叙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多维时报》记者高伐林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王友琴进行了多次访谈。记者也询问了王友琴对卡玛的影片与丁凯文等人推动的重审林彪罪案的看法。

●我从未对卡玛说过"宋彬彬没有参予"



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公共图书馆举行文化大革命三十五周年研讨会时,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王友琴在演讲。

  多维:卡玛女士在就其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接受多维记者的采访中,认为宋彬彬为"文革"中打人的人背了黑锅。在我询问卡玛这一断定的根据时,卡玛说:"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卡玛特别提到:"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卡玛关于宋彬彬的这一说法,引起很多观众和读者的争辩。既然卡玛特别提到了你,并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很想听听你调查掌握的情况,以及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王友琴:我看到网上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怪。

  什么是"参与"?我想,在中文里"参与"不是生僻的词,其意义很清楚。读我发表的文章,你会清楚地知道我是否会说出宋彬彬"没有""参与"。



《八九点钟的太阳》在新泽西的放映活动因观众太多,不得不临时加映一场,观众看完后纷纷向卡玛表达感想,图为卡玛回答提问.

  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学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在我的新书《文革受难者》里,有一篇两万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已经四年。我的更早写到卞仲耘之死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则发表在1995年。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这个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我的调查和描述重心是受难者。这篇文章中有几处提到宋彬彬。

  一处是: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宋彬彬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的。他们很快得到被派到学校来的"工作组"的支持。卞仲耘等被"揪出来"遭到斗争。宋彬彬成为"革命师生代表会"的副主任。

  一处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毛泽东下令撤出"工作组"后,学校里红卫兵掌权。8月4日红卫兵用暴力攻击了一批原学校领导人、教员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8月5日,卞仲耘等5人一起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斗争。她遭到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被打死在校中。另外四人也被打成重伤,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骨折。

  一处是:卞仲耘死亡的当天晚上,宋彬彬等红卫兵领导人去北京饭店见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之死。没有人出面制止暴力。

  一处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他们二人的大幅照片发表出来,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她的父亲宋任穷在那时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18日大会以后,在师大女附中的化学实验室里,红卫兵把一个附近饭馆的18岁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在此后的20天里,数千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大规模的群体暴力迫害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卞仲耘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从以上事实,您以为可以说宋彬彬"没有""参与"吗?

  仅仅从逻辑上说,除非一个人是时时刻刻紧紧跟随着另一个人的,不然都不能来作证说那个人"没有"做什么。也就是说,只有宋彬彬自己或者跟她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才可以说她"没有参与"。

  另外,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电影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

●电影里前红卫兵所在学校至少打死八人

  多维:卡玛解释过,这部影片,因为当年音像资料的限制,侧重在展现"新中国的同龄人"思想发展过程,重点是"革命文化"如何一步步对他们潜移默化,最后表现为"红八月"疯狂施暴。卡玛也说过:很庆幸这部片子不是表现"文革"的"唯一"一部片子,"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自己这个文本的局限性"。你认为卡玛这部影片成功之处和局限性是什么?

  王友琴:我没有看过卡玛的电影,不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多维:卡玛的影片中采访了各种类型的人,其中有六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当年的红卫兵。你的调查是否也涉及他们在"文革"中的作为?对他们在影片中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当然,这肯定不是他们的全部看法,由于影片长度限制和影片本身思想脉络,编者有所取舍──你有什么看法?

  王友琴:我刚才说了,我的调查和记述的中心是受难者。既然你对卡玛电影里面的前红卫兵人物有兴趣,我可以向你指出,我的书里有八个受难者,是被卡玛电影里这几个人所在的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或者是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这八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已经在网站上四年了。


  看过卡玛电影的人说,出现在卡玛电影中的前红卫兵,没有一个在电影中为红卫兵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示道歉,没有说一声"对不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受卡玛采访的前红卫兵没有人表示过歉意或者说过"对不起";一种是他们说了,卡玛没有放入片子。这一点你需要问卡玛本人。不过整个电影没有红卫兵道歉,也没有提到这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一批人,这显然是卡玛的选择和安排。她可以认为红卫兵不必道歉,但是不提被这些人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打死的人,是违反了纪录片的真实和平衡的原则的。

  让我们来看这八名受难者。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和一个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在这个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在学校中被打死。红卫兵打死他以后,还强迫和陈一起挨打的十多名老师打陈的尸体。第二天是8月18日,红卫兵都进城去天安门广场受毛泽东接见,陈葆昆的尸体被丢在学校里。又过了一天,才由火葬场的车拉走。

  刘澍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老师,1966年8月25日遭到该校红卫兵大会斗争和毒打,深夜散会后,他从清华大学锅炉房的烟囱上跳下自杀。他新婚不久,妻子正怀孕。该校高二女学生郭兰蕙,出身于所谓"坏家庭",在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理论下遭到攻击侮辱,1966年8月20日服毒自杀死亡。她服毒后曾被送进医院,当医院打电话给学校问她的情况,红卫兵不让医院抢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36岁的男教员孙迪,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里。目击者说,一群女红卫兵在操场上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孙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烂打飞了,形同裸体。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还有陈彦荣,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35岁,七个孩子的父亲,家住海淀蓝旗营109号,处于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之间。他在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一起被抓到北大附中毒打,当晚被打死。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清华附中红卫兵给陈彦荣的儿子开了一张介绍信领死尸,这封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红色圆形图章的信被保留了下来,在我的书里有这页信的复印件。

  实际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打死害死的不止这八个人,这只是现在我能了解到的。别的受难者的名字和身份资料还有待寻找。希望读者帮助。

  这八个受难者都是普通人,不是高官,也不是社会名流。他们以及大量的普通人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真相一直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这种排除后面潜藏的价值观念也是非常可怕的,即认为普通人的被害不算什么。《文革受难者》一书,强调记录事实,也强调绝不可以隐瞒和忽略普通人的悲惨遭遇这一价值原则。

●三十年后也无人道歉

  多维: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也跟宋彬彬在一个学校,她的书《点点回忆》中提到卞仲耘有高血压,所以死了。

  王友琴: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把红卫兵杀人事件说轻、淡化。就算卞仲耘有高血压,在被打死之前不是还在全天上班正常工作吗?那天不是还有四个人被打成重伤、二把手被打成骨折吗?后来被绑在柱子上打死的附近饭馆的18岁的女服务员,总不会有高血压了吧?为什么这些都不提了呢? 



王友琴博士新着《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收集660余名死难者在文革中遭迫害和死难经过,着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现代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和中国作家苏晓康为此书作序,高度评价这本研究专着记录迄今被体制性封尘的残酷暴行,为文革浩劫作出惊人的见证。

  应该注意到,在卞仲耘被打死30年后,罗点点不表示同情和难过,反而说这样的话。显然,这是"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残酷哲学的一种真实表现。更最主要的是,她不以为打死卞仲耘是一项重大犯罪。

  我问过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他说,从来没有红卫兵去向他和家人表示过道歉。这是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外,另一个使人痛心的事实。

  王晶尧先生是一个诚实、认真的人。他保存了所有关于卞仲耘的材料。其中有两份1966年的笔录资料,很能证明宋彬彬是如何"参与"并起着领导作用的。他看了卡玛的电影以后,向我提起那两份笔录资料。他感到惊讶和气愤:为什么宋彬彬不但从未对1966年的行为表示道歉,而只是为自己粉饰? 

  我也注意到不久以前你们多维发表过署名"霄云"的文章,该作者写到她的父亲怎么受到吴法宪的迫害,还写到上海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怎么在市中心打死一个人。她被卷到里面也动手打了一下,却连那个人的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她为这件事情感到难过,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这名前红卫兵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对的,别的人也应该像她这样做。

  多维:你在书中说到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卞仲耘的中学读过书,江青还为女儿的事情召见过学校领导人。江青对卞仲耘的死是否应该负责?有没有找到江青插手的直接证据?

  王友琴:打死卞仲耘不是孤立事件,这场暴力迫害并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并非只针对一个中学。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校长都被"斗争"──据我的调查,至今没有找到例外。迫害教育工作者,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计划中的重要的一项,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通过他直接支持红卫兵来执行的。然而也正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项事件上的罪责如此明显,大批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杀害和折磨,在"文革"后对林彪和"四人帮"集团审判时不被提到。

  江青也是"文革"的领导者之一,她对红卫兵暴力鼓励纵容,因而对1966年的杀戮负有重大罪责。但是1981年审判的时候,当局只请了证人作证江青如何迫害她认识的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叶群如何帮忙。迫害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当然是罪恶,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解释成江青为个人恩怨报私仇。而迫害和杀戮卞仲耘和普通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市民的罪恶,无法拿"报私仇"来解释,于是就不被提起。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这些人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打人和杀人事件。卞仲耘被杀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当即把此事当面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序中指出: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林彪和"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说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决议》就这样把毛泽东开脱了。江青被判处了"死缓",但是其实对她的罪行,却没有说够,这罪行主要就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和虐杀,特别是1966年和1968年这两次迫害高潮;此外,还有他们对公共财产和文物的巨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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