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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文革被迫害致死的无主冤魂
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
天若有情天亦悲 2004-09-23 13:23:10

天若有情天亦悲——记“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故乡


大 陆 老衲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当局以及由他们控制的媒体,管这三年叫“自然灾害时期”,就是现在的官方文件,对这三年,也还是按以往的叫法,即“三年自然灾害。”但老百姓心里都明白,这是假话,私下里都称它为“饿饭的年代。”
我是饿饭最严重的一九六零年七月从陕西西安附近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那阵工人因饿饭大都患上了浮肿病(对外称三十号病),工厂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大学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分配遇上困难。学校早几个月就给我们打招呼,说鉴于目前的情况,万一毕业生分不出去,你们就各自回家乡等待分配。至于要等多久,学校领导不肯说。我的家乡在四川中部贫困的乐至县,这年三月因母亲患浮肿病,我曾回过一趟家,见村里(生产队)每天都在死人,我的一位堂兄,全家大小六口人,死得只剩一个三岁的小女孩了。我家是地主成分,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我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但后来不知是哪路神仙的护佑,我在学校赖了半个月,不但给我分配了工作,应当说工作还分得挺不错,尽管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国大陆最边远最贫穷的贵州省贵阳市,不过那年月,我这样一个地主崽子能有份工作,能领到一份工资,我已经很满足了。因此我在离校前夕,含着眼泪给学校党委写了一封信,表达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我分配去的工厂位于贵阳市南郊十一公里处,这里地名叫中曹司。工厂的前身是国民党第八军的枪械修理所,工人们随李弥将军朝云南撤退途中,被解放军在贵阳附近截获下来。朝鲜战争期间,工厂生产机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对外称四号信箱。朝鲜停战之后,随着国家建设需要,工厂转产制造矿山设备,厂名也因此改名矿山机器厂。后来得到前苏联的援助,厂房扩大了,机器设备完全换成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产品,我分到工厂时,全厂已有五千多名职工,算贵州最大最现代化企业了。由于工厂拥有国民党军队枪械所留下的那些山东籍的老工人,工厂的技术力量在全省同行业的工厂中也是一流的。职工们在外面提到自己的工厂,都会产生一种自豪感,青工们找对象也是不用发愁的。

但是,那场饿饭的灾难并没有过去。这年夏天(1961年),我突然接到家信,我母亲又患浮肿病了。我去向周书记请假,不敢说母亲生病,假说我二妹患伤寒病了。按规定,我工作不满一年,是不能享受探亲假的,鉴于我前段时间工作表现好,特别厂里文艺汇演,我为车间争得了荣誉,周书记不仅批准了我的探亲假,还给了我十天补休假,但也一再叮嘱我:“当前困难还未过去,农村情况很复杂,一定要站稳立场,和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听到一些对党和社会主义不利的话,要勇敢站出来批驳和斗争。”我连连答应着,哪敢说个“不”字?

那阵,贵阳至重庆的川黔铁路尚未通车,我回去得坐汽车,第一晚住桐梓附近的新站,第二天下午到达四川赶水,冲上重庆过来的一列火车,当晚在重庆住一宿,第三天傍晚到达离简阳不远的一个叫石桥的小镇。不论是火车上还是汽车上,到处见到的,都是逃荒的农民,他们衣服破烂,骨瘦如柴。在石桥镇的一家小饭馆,我买了两个菜包子正要吃,正好一辆到乐至县的卡车开过来停在饭馆门口,我一转脸,碗里的包子便被窗口伸进来的一只脏手夺走了。这时司机和一位民警进饭馆买包子,我给他们每人两斤全国粮票,要求搭他们的汽车回我的家乡乐至县。民警答应了,司机却不表态,我又去小摊上买了一包高价香烟塞给他,他才挥手说:“上车厢!”

原来这部卡车是县公安局派去成都收容站接逃荒农民的,这些人中混夹着不少小偷和抢劫犯。我爬进车厢,他们对我非常友好,问这问那,当他们知道我是贵阳一家大工厂的技术人员,有个年轻农民就说他的家离我家不远,还说出了我们大队长的名字,他把他的一个小包推过来让我垫坐。

老爷车一路走走停停,到达县城快午夜一点了。下车以后我进了路边一家小旅馆,这才发现屁股上的裤包被人划开了,六十多元钞票全没了。再一检查,发现我的手提包也被划开了,四十多斤全国粮食也没了。这是我带回家的救命钱和救命粮呵!我欲哭无泪,想起我有个堂哥在城关镇镇政府工作,急忙去敲开他的门,他听了我的叙述,二话没说就去隔壁城派出所报了案,值班的副所长是我堂哥的熟人,他马上打电话给县收容所,查到那一车外流人员关在城关粮站,他带我们连夜赶到粮站,恰恰碰上我一位小学的女同学在粮站值班,他们把那些刚刚入睡的外流农民叫起来,在晒谷场排成长队,派出所长让我指认坐在我身边是哪几个人?我在石桥镇上车天已黑尽了,我哪能看清别人的面孔?于是我就大声说:“我和大家一样,家在农村,我母亲患了浮肿病,我是赶回来给母亲治病的,要是我钱粮没了,我母亲就没命了,你们可得有点良心呀!”昏黄的灯光下,排在队伍中间的一个年轻人大声说:“你胡说,你从贵阳回来,谁能说你的钱粮就不是在别处掉的?比如火车上或者汽车上难道就没有小偷?”从声音我一下就听出了这坐在我背后、和我认老乡的人。我说:“老乡,你不是认识我们生产大队长吗?你帮我想想,我周围坐的哪几个人呀?”有几个农民跟着喊叫起来:“芋子娃儿,跟老子莫要乱讲呀!”“芋子娃儿你龟儿子——”派出所副所长是个有经验的民警,他一个箭步冲到那个叫芋子娃儿的农民面前,摊着双手冷笑说:“跟老子交出来,算你立功!听清了吗?钱和粮票!”那叫芋子娃儿青年农民吓得全身发抖,急忙从一件烂马甲的破洞里掏出一叠钞票和粮票还给我,派出所长扑过去对他一顿暴打,他大声哭叫着:“老乡,我可没用你一分钱一两粮呀!”我就对派出所长说;“不要打他了,他也是不得已才偷的,他主动交出来就算了。”派出所长“哼”了一声,扭头就走。我堂哥赶紧从我手上抽出一张粮票追上去。我看被打的农民满嘴是血,实在过意不去,便抽出两斤全国粮票塞给他,他把粮票往鼻血上一抹,随手砸在地上,粮票被我那女同学找了好一阵才从地上拾起来。

这么一折腾,回到堂哥家,鸡已经叫头遍了。第二天清晨,堂哥叫醒我,太阳已经一杆子高。嫂子给我煮了一碗面条,堂哥在门口给我买了两李子,正准备上路,我那在粮站工作的女同学小李骑着单车赶来了,她用那沾血的粮票买了两斤挂面,又送了我一包面粉,说是给我母亲养病吃。而她自己的母亲当时也患了浮肿病,不久就过世了。

从县城到我家三十公里,不通公路,太阳偏西我才到家,我母亲肿得双眼只剩两条缝子了,她听见我的叫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才叫出一声:“儿呵!”接着便嘤嘤的哭起来。原来去年冬天,我的两个妹妹冒着严寒下冬水田,挖一种富含淀粉的水生植物茨茹充饥,二妹金菊患了伤寒症,二妹的病传给三妹宝珍,姐妹俩整天大烧大热,最后连头发都掉光了,后来一位草药医生救了她们的命,但头发却迟迟没有长起来,我回家时见她们头上还蒙着一块破布。母亲常常把自己分的一份口粮照顾两个妹妹,她自己却病倒了。

我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救治我的母亲。我去公社医院找到一位姓陈的医生,我在黑市上买了一条高价胡子鱼送他,问她像我母亲这样的病还能不能治好?他愤愤地说:“这病是饿出来的,只要加强营养,不吃什么药也会好的。”他偷着把医院仅有一点葡萄糖和鱼肝油全给了我,又拿了一包利尿药。我知道光这还不够,于是又去公社食店找到当会计的江德坤,江是我小学的同学,我们两家沾点亲戚,江德坤父亲满脸麻子,但她本人却是镇上出了名的大美人,那阵她还未结婚,对我非常热情。我把自己剩下的四十多斤全国粮票交给她,托她用食店名义,到粮站替我全部买成大米(要是我去买粮,就要搭配60%的玉米)。她答应了,两天后她托人送来了四十多斤大米,还送来五斤挂面,给我母亲养病。当时生产队的食堂还办着,或许由于饿死的人太多,上边按人头每个社员每天拨给食堂半斤救济粮,大米和玉米各占一半,食堂便把大米和玉米面搅成糊糊,里面掺一些正常年代用来喂猪的牛皮菜,每日早晚两餐,我家三口人,每餐分得三碗玉米面糊糊,我吃母亲那份口粮,给母亲单独煮点大米稀饭。两个妹妹都不到十岁,见母亲吃白米稀饭,二妹就躲开,三妹却站在一旁咬手指头。母亲停下筷子淌眼泪,我给三妹递眼色,三妹这才哭着跑开了。

当时像我家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很好的了,好歹我有份工作,能带点钱回来给母亲治病,能让母亲喝上大米稀饭,队里其他社员可就惨了。每到开饭前,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男女社员,扶老携幼来到食堂等饭吃。他们一来就坐在地上,身子靠着墙壁,气息奄奄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叫他们,他们回答的声音我都听不见,可喊一声开饭,他们“呵”地一声,连爬带滚就朝饭桶旁边奔过去。为争一口玉米糊糊,有的竟和炊事员打起来。我的姐夫姓杨,长得牛高马大的,一碗玉米糊哪够他充饥?他的小女儿(我的外侄女)杨国君四岁,也分得一碗玉米糊,我姐夫欺她小,便把她碗里的玉米糊倒了一些在自己碗里,小幺妹不依不饶,大哭大叫,一筷子砸在我姐夫脸上,我姐夫火起来,把小幺妹抱起来扔在两米多深的红薯窖里,我母亲流着泪,叫我二妹下窖把她抱起来,又给她包扎被树枝刺伤的伤口,然后把自己碗里的半碗稀饭给她吃。像这样的事我还碰上过一次,我的一位堂哥,和小儿子争“饭”吃,把儿子砸在水塘里,是我跳下去把他抱起来的。我堂哥不高兴,冲我说:“留下受罪,不如让他死了好!”又说,“你倒好,小时候苦了几年,现在总算有份工作,不愁吃不愁穿的,还能节约点钱粮支援你妈和妹妹。”我知道我堂哥有点迷信,就说:“哥啊,你好糊涂呀!你看你儿子长得浓眉大眼,天堂饱满,满脸福相,将来不当省长,起码也会当个县长区长的。”他被逗乐了,抱着儿子回家了,分手时,还教儿子要感谢叔叔的救命之恩。没想到,半个月之后,他自己却饿死了。我那堂嫂跟人到新疆逃荒,半道被抓回来暴打一顿,一气之下,她抱着儿子跳了水库。

那些天,生产队还是不时有社员饿死。而饿死的大多是中年和青年男人,他们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上要照顾父母,下要照顾儿女,分得的一碗玉米糊糊,自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营养需求。死人多了,大家见惯不惊。生产队死一个社员,用破竹席一裹,挖个土坑就埋了。参加抬死人和挖土坑的,队里发给二十斤红薯和五斤大米,大家可以饱吃一顿,参加掩埋死人的全部都是生产队的干部,这叫“吃死人”。我姐夫是个“神汉”,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经常偷着搞迷信活动,死人的家属坚持要请他给死人“开路”(一种迷信活动),队干部没法,只得请他参加埋死人。只要队里有人死,他也能混上一餐饱饭吃,有时还能喝二两玉米酒,每当这时候,他就打着酒嗝,显出一副满足的样子。有天他突然问我:“你妈死不死活不活的,要拖到哪一天啊!”原来他在盼着我母亲死呵,气得我真想踢他两脚。

过了几天,生产队一位复员军人饿死了,这人是我一位远房的叔叔,四十七八岁。他曾是国民党军人,后来参加过解放军,还是当机枪手。刚升任排长,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成了志愿军,和美国人打仗。讲着他就笑,说他当国民党兵,打共产党;当了共产党的兵,掉转枪口又打国民党,后来竟然和美国人干上了。他解开上衣,扒下裤子,让我们数他身上的伤疤。我真数了,一共八块伤疤,肚子上一块有碗口大,他说是敌人手榴弹炸的,连肠子都流出来了。他又一阵笑,说自己福大命大。可就是这么一个福大命大的人,那天正和我姐夫一道在水田里插水稻秧子,田埂上有叫卖李子,他说:“等着,我买一斤李子!”卖李子的人站住了,可他刚走近田埂就倒了。我姐夫奔过来把他抱上田埂,他只断断续续说了一句“鬼……找到……我了!”就断了气。我去看过他尸体,眼睛睁着,嘴巴张得大大的。

为我这位远房叔叔的死,大队干部开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说他不是患三十号病(浮肿)死的,可能是患心脏病或别的什么急病死的,有的人干脆说:“他在战场打死那么多人,那些死鬼不会报复他?”我姐夫马上证明:“对对,他自己说是鬼找到他了!”我那叔复员时是志愿军副连长,队里优待他,给他钉了一副木头棺材,参加埋死人的队干部多吃了二十斤红薯和五斤大米。自然我姐夫也跟着吃了两餐饱饭。

在工厂的领导面前,作为地主崽子的我,一直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甚至也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唱赞歌,但并不表示我心里没有自己的看法。我是有血有肉的人,虽然当时我还不算什么作家,但毕竟读了那么多中外名著,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习作,每当我看到那失去父母的孩子啜泣,那些失去儿女的母亲的哀伤表情,我的心都碎了。出于一个作者的良知,我决心要把长期积压在我心里的话说出来。对谁说呢?对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龙德海说。他管着六个生产小队,二百多户人家,近两千口人呢!我要他发发慈悲,救救社员们的性命。

这龙德海比我大六七岁,按当地的习俗,我称他表叔;小时候,我们一道扭秧歌,打老牛(一种儿童游戏),算得上我儿时最好的朋友。后来我家划成地主,我初中毕业外出打工,我们来往少了。但他对我母亲和妹妹还是比较关照的,我也仍然把他看成朋友。当时听说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有个什么讲话,允许农村社员在自家房前房后、田边地角种大窝子红薯自救。所谓大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土坑,箩筐大的、水桶大的不等,坑里放些农家肥,再插几颗红薯秧子,后来听说很管用,许多人能活过来,全靠了这大窝子红薯。我去找龙德海时,他正在房后挖土坑。我远远叫了声:“表叔!”他怔了一会,问我叫他啥?我忙改口说:“龙书记,你好呵!”他招呼我在附近一块草坪坐下,他凑过来,咂燃叶子烟,递给我,我说我不会抽烟,他说你们城市人是抽香烟的,说着就挨我坐下来,他问我母亲的病好些没有?我说:“看上去肿是消一些了。”他点点头,忽然把话题一转,问我还有粮票没有?他想换十斤全国粮票,赶集时,想进馆子吃碗面条。我就想,他每餐也在食堂分一碗牛皮菜稀饭,用什么和我换粮票呢?说白点就是想我送他十斤粮票呗!于是我实打实告诉他,我带的一点粮票早买粮食了,是请镇上大食店的江会计买的。他说:“那妹子我认识,叫江德坤对吧?长得标致呢,你把她娶过来呀!”我说:“我自己都吃不饱肚子,还找啥老婆呢?”他吃惊地对着我,好一阵才问:“贵州也天旱?”我说:“岂止贵州天旱,这几年全国都闹旱灾,老天爷把雨下到外国去了吧!”他叹口气说:“其他省再天旱,也没我们四川严重。早几天,六大队有一家人,全家服耗子药毒死了!”我忙问:“查出是谁下的毒?”他说:“还有谁,那家的当家人才三十出头,患了三十号病,想到自己死了,留下父母和娃娃受罪,把耗子药混在稀饭里,结果全家死个精光。”他沉默了一阵,接着说:“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好几起了。当然也有不想死的,你猜怎么着?吃人肉呀!黄梅坡那边,有家人老公死了,老婆便把他煮来给儿女吃。儿女这才知道,饿急了,人肉也是可以吃的呀!不久,那老婆死了,儿女便把他妈给煮来吃了。反正我没看到,就当我是放屁吧!”

听他这样一说,我长期压抑在心里的闷气就一股脑儿发泄出来,我说:“中国老百姓真是太可爱、太可怜、太可笑了。当年毛主席领导农民闹革命,许多人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吃不饱肚子才参加红军的吗?现在自己当了官,发了财,就不管别人了?镇上粮站的仓库,天天都有解放军把守?眼下麦子和豌豆不是已经成熟了?为什么要等着饿死,不去弄来吃?好象食堂还养有几头猪呀!为什么不杀来吃呢?表叔啊,你在这里土生土长,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家饿死吗?你是党支书、大队长,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吗?让大家去偷、去抢吧!”我讲完,一甩手走了。

我那儿时的朋友,当晚就把我的话报告了驻生产大队一位叫伍志良的工作队员。第二天清早,大队民兵队长把我叫到大部队,我母亲和妹妹不知出了什么事,吓得在家里哭天叫地。伍志良召集大队干部批斗我,说我鼓动大队长带农民造反,要抢粮站的粮食。伍志良指着我说:“你说中国老百姓傻,你说中国老百姓可怜、可笑、可悲!我和你的看法截然相反,我认为中国老百姓好,中国老百姓就是好,他们一心跟着党,一心拥护社会主义,宁愿自己冻死、饿死,宁愿自己一家人吃耗子药,吃人肉,也不去偷、不去抢,不给社会主义抹黑,这还不好,要什么才叫好?听说你还是作家呀,你是什么作家?黑作家、反动作家!”

他这么一说,我的头脑顿时清醒来,要是他们真要安心整我,凭我的那些话是够打反革命的,但我毕竟是二十多岁的人,十几岁就经历过“反右”斗争的“正面教育”,多少积累了一些搞运动的经验,那就是死不承认,我和龙德海谈话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他找不到任何旁证。既然我们已经撕破了脸,我对他也就不客气了,这时候,我猛地想起世界乒乓球冠军庄则栋的一句名言: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于是,我霍地站起来,指着坐在角落里的龙德海说:“龙队长,龙书记,你太小气了嘛!不就是为二十斤粮票吗?(我故意把十斤说成二十斤)你就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一回来,你就向我要二十斤全国粮票,贵州一样天旱,我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食定量,你开口就要二十斤,你心不是太黑了吗?我是因为母亲生病,请探亲假回来的,回家我就请镇里食店的江会计帮我用粮票买了粮食,你不信可以去问啊!不错,我母亲是地主,地主饿了也得吃饭,地主病了也得医呀!其实,我和伍同志工作的观点是一样的嘛!我说中国老百姓老实、善良,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看着地里成熟的豌豆麦子,他们不去偷,不去抢,他们宁愿挨饿,不愿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我这样的话错在哪里呢?龙书记因为没有得到二十斤全国粮票,对我怀恨在心,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这还像个共产党员吗?”说着,头一扭,对着伍志良说:“你不作调查研究,偏听偏言,你也太官僚主义了嘛!你凭什么说我是黑作家?是反动作家?我所在的工厂,是贵州著名的兵工厂,它对职工政治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是车间技术员,是车间黑板报的编辑,党组织会让一个反动作家当编辑吗?告诉你,我回来前,全厂组织了一次文艺汇报演出,我是厂党委项书记亲自提名的筹委会委员,我创作和导演的节目,有两个获一等奖,项书记在大会上表扬我,亲手给我发了奖状和奖品。项书记是谁?说来吓你一跳,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在罗瑞卿将军手下工作,解放后,他在中南海警卫部队当过教导员,转业到我们工厂之前,他是省里一个军分区政委兼司令员,他会重用一个反动作家?你这不是对老干部的诬蔑吗?攻击革命老干部,就是攻击党,五七年可是要划成右派呢!”

参加会议的大队干部,大都是我的熟人,见我把龙德海和伍志良驳得哑口无言,都偷着笑,表现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妇联主任是我一位远房表妹,她上中学时,我曾给她补习过语文,她为了让龙德海和伍志良下台,就笑着对我说:“表哥,你就认个错吧!”我瞪着眼睛说:“我认什么错?我这就到公社找龙潭书记去,公社解决不了,我去找县委书记,找县长!”

我一甩手,冲出了会议室。大队离公社八华里,不多一会我就到了。在场口,我碰到公社副主任伍元安。伍元安和龙德海是邻居,他是解放初期我父亲当农会主席时带出来参加工作的,他为人热情、正直,听说五九年反右倾时为彭德怀摆功,受到批判,要不是公社书记龙潭保他,他早被下放当农民了。我问他这是去哪里?他说刚才伍志良给龙潭书记打电话,说你大闹会场,当众羞辱他和龙德海书记,龙潭书记要我下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说龙潭书记是个“好好先生”,能过去就过去,不希望把事情闹大。既然我来了,他也就不下去了。他把我引到他的宿舍,没等我开口,他就说:“龙德海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没有我抬举他,他能当大队长?能当支部书记?可五九年我受批判,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我见他态度诚恳,也对龙德海满肚子意见,就把那天我对龙德海讲的话如实讲了。我说我是好意,看到社员饿成那样子,心里难过呵,像伍永昌,在枪林弹雨中冲闯十多年没有死,回到家乡却被饿死了。要是我不在外面工作,我母亲能活过来?我母亲一走,两个妹妹怎么办?我只是希望救救大家的命,这就错了吗?伍元安沉默了一阵,叹口气说;“你讲的话,我早想讲了,我身份不同,我不敢呵!现在干部中,像伍志良那样的人不多了。区乡干部大多家住农村,他们的父母和妻室儿女也一样饿饭,我婆娘现在浮肿也未消呀!要是我当大队长或生产小队长,我就叫社员们把粮食收回来,像现在成熟的豌豆和麦子,打场时不要打干净,打出来的粮食用去交公粮和统购,上边来检查,就只收了这点粮食,谁能拿你怎样?到了晚上,我重新把打过的麦杆豌豆藤清理一遍,总能藏下一些粮食,有一点算一点,有粮就可以救命。现在李井泉龟孙让人种大窝子红薯,要是早把地分给农民种,不说全分,就多给留一些自留地吧,哪会饿死这么多人?要是下边的队干部,良心好一点,早点让社员们种大窝子红薯,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日子也会好过一点,哪会像现在坐着等死?”

我说:“你是公社副主任,手中有点权力,你为什么不……”他苦笑着打断我的话:“这你不懂,我大小算个干部,又犯过他妈的右倾错误,我敢对大家说,你们对抗上边的政策呀!那我马上会被撤掉干部,开除党籍,甚至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可下边的生产队干部,他们本来就是农民,手握锄头把,犯了错误也不怕。可不,你能把他开除地球?可偏偏基层干部中,也有像龙德海这样的龟儿子!”我奇怪地问:“龙德海一家不也是在食堂分饭吃吗?”他冷笑说:“你才回来,很多情况你不知道。我们那个生产小队,早先的人口是二百三十六人;前几天,我暗中调查了一下,只剩一百九十九人了,就是说从五九年开始,两年多时间,已经饿死三十七人了,都是全劳力呀!有好几家饿死光了,龙德海向公社领救济粮,把死人的名字一道报上来,从花名册上看,一个人都没有死,公社党委一班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粮食又不是我的。公社干部还有个思想,认为饿死人总不是好事,万一啥时候查起来,怕不好脱手,所以我们公社向县上汇报,也不承认饿死了人,即使说有人死,也说是患其他病死的,县里自然也是这样向省里报告,省里再向中央报告。”我轻声问:“依你说,饿死这么多人,毛主席到底知道不知道呢?”他说:“毛主席那么精明,他哪会一点不知道呢?他那德性,就是明知自己错了,他也不肯认错的。说不定哪一天他会说:『是下边没有按我的指示办,要认真查查,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饿死了还得了?必要时杀他几个,否则难平民愤!』 我们公社干部都防着他那一手,对饿死人我们也害怕,也是不愿意的。下边生产队用死人来骗取救济粮,我们按花名册照发。可惜这些名额的粮并未全部落到食堂,由大家分着吃了,而是被队干部私分了。我们小队三十七个死人的口粮被龙德海等几个队干部分吃了。他们白天吃食堂,晚上在家里开小灶,当然他们希望死的越多越好!”我说:“这些事龙潭书记知道吗?他是心中有数的,不愿得罪人,装糊涂呀,等我把材料搜集够了,我会一下抬出来的。”

这些年,我曾写过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小说、散文在报刊上发表,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热爱的社会主义农村竟这么腐败,这么黑暗,于是我说:“我们两家挨得很近,当初你跟着我父亲运粮食支援解放军解放成都,参加乡村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我父亲被土匪击伤,是你背他下山的,你看着我长大,我初中毕业去宝成铁路工地打工,武装部长卡我,你仗义执言,支持我参加工作,还给我开了证明,你是我最尊重、最信任的人,你掏句心里话,这几年到底天旱不旱?”他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仅从我们这一带地方看,雨水是很好的,光这一个月,就下了三场雨。”我又问:“那么,这场大灾难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他站起来朝门外扫了一眼,然后愤愤地说:“什么原因?是毛大爷引起的,这老疯子五八年发神经病,他要搞什么大跃进,搞什么大炼钢铁,他是皇帝,是菩萨,谁不依他,他发起怒来就要拔谁的白旗,就要整人,那阵我是公社主任,整天带人上山找铁矿,遍山都是人,到处都在开山放炮,烟雾弥漫,就像解放军当年进攻成都打龙泉驿的山头似的。炼不出钢铁,就将社员的铁锅来砸,反正办有大食堂,社员们的锅灶用不上了。年轻社员都上山找矿开矿去了,家里丢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庄稼谁种?地里粮食谁收?大跃进不光是钢铁,还包括粮食和其他行业呀!反正当时大家都疯了,那就跟着瞎起哄呗!不久河南传来小麦亩产十万斤,接着湖南又传来水稻也亩产十万斤。我就想:球毛,老子是泥巴里爬大的,一亩有多大块地老子会不知道?别说一亩地产十万斤,就是把十万斤粮食平铺在一亩大的晒谷场,那也要铺很厚很厚一层呀!我不信,又不敢说,还得昧着良心说假话,瞎起哄。那阵我是公社主任,龙德海才当上生产队长,他还听我的,他说我们不当先进,也不能让人拔白旗,当乌龟,就把每亩粮食产量报五千斤吧,我压着他,说每亩粮食连带杆子也不到五千斤,就报二千斤吧!我也不敢再压低呀,我和龙德海一个生产小队,粮食产量报低了,人家会说,我这公社主任是干啥吃的?实际上,大跃进那年,我们生产队粮食产量是最低的,水稻亩产不到五百斤,麦子亩产不到三百斤,社员们都炼钢铁去了,水稻收获季节,遇上暴风雨,水稻倒伏在水田里,给烂掉了。可上边的官老爷不看实情,在核定公粮和统购粮时,是按浮夸虚报的产量核下来的,就如我们那个生产队,虚报产量每亩二千斤,按比例核下的公粮和统购粮每亩就该交五百多斤,说重吧,他说还不到产量的四分之一呀!可实际产量每亩不到五百斤,生产队全部收的粮食交给国家,还不够数呀!老百姓不饿饭才是怪事,那些产量报高的,公粮和统购粮核下来更多,唉,毛大爷从小在农村长大,他娘老子也是农民,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他会一点不知道?他这人是从不认错的,这次他把责任推到老天爷身上,硬说天不下雨,是天灾,不是人祸,反正老天爷不会开口说话,老天爷受了委屈,为什么不用炸雷打他呢?老天爷能忍我不能忍,五九年县三级干部会上,我说彭大元帅还算有点良心,为老百姓说了几句真话。结果我被批斗三天,把公社主任给撤了,弄了个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处分。老弟呀,我把心里话全都对你说,我是右倾份子,你是地主儿子,要是你把我的话漏出去,被人揭发出来,我们哥弟俩都得去阎王爷面前报到呵!”

从伍元安宿舍出来,我直接去公社党委办公室找龙潭书记。这龙潭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瘦瘦的。解放前,他在镇上一家中药铺当小伙计,和我父亲很要好。解放后,他参加了工作,当了乡干部,我在外面读书,寒暑假回家,都去看看他,给他儿子补补课,他尊重读书人,对我印象不错。龙书记招呼我坐下,给我泡了杯茶。他儿子在昆明当兵,说这茶叶是儿子带回来的云南普洱茶。他笑着问:“上午发生的事,你给伍元安主任谈了?”想到我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还在农村,我不敢得罪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龙德海,更何况他背后还有工作队员伍志良,于是我说:“刚才伍主任问起,我随便谈谈,没有什么大事,龙德海向我要二十斤全国粮票,当时我确实用粮票买粮了,食店江会计可以证明,龙队长耳朵不好,他误会了我的话,我哪会鼓动他带头造反呢?”

接着,他问起贵州的灾情和我的创作情况,他说:“目前农村情况确实很糟糕,死人的事你就不要出去讲了,县里有指示,对外边叫来的人要热情欢迎,要做好思想工作,要照顾家乡的荣誉。你的母亲和妹妹,我们会照顾的,伍主任分管救济粮,我等会和他商量,每月给你母亲和妹妹补贴十斤救济粮,你放心回去,安心工作吧!”

我向龙潭书记表示了谢意,向他告辞出来,见伍元安站在门口向我招手,我走过去,他指着桌上一碗大米稀饭说;“已经中午了,我在食堂分得一碗饭,你吃了再回家吧!”他又去找来两片酸萝卜,硬看着我吃完饭才离开,这大半辈子我都记得这碗稀饭,后来我一直在想,这天中午他自己吃的是啥呢?

伍元安送我出来,公社陈医生等在路边,他递给我一张盖了章的纸条,说凭这张疾病证明,可以去供销社给我母亲买两斤古巴糖,恰好江德坤在这里帮忙,她帮我买了三斤糖,又自己掏钱买了两斤伊拉克蜜枣送我母亲。隔天,伍元安把十斤救济粮亲自送到我家。

在一些好心人的关心下,我母亲的病渐渐好起来,她身上的肿消了,可以拄着棍子在田埂上散步了。两个妹妹的光头也开始长出头发。我已经超假十天,我去请陈医生开了一张患重感冒的病假条,临回厂的前一天,我去向龙德海书记告别,我说:“对不起,这次回来给你添麻烦了。”他说:“我才对不起你,我给公社丢人了!龙潭书记批评我,我虚心接受!”我扑过去握着他的手说:“梁山兄弟,越打越亲啊……”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我苦难深重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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