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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永久的梦魇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 2004-04-29 19:07:45

作者:北星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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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为何说它是史无前例的呢?这场运动结束后,对其的反思一直没有中断,但是各种各样的说法无一不将其归咎于中国文化的所谓劣根性上,而没有更深入的探讨。现在主流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它将中国社会推向的崩溃的边缘,而其性质是中国社会在封建思想毒害下的最突出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劣根性的大暴露。但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其性质是复杂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它的史无前例表现在哪里呢?
  
  这场运动结束后,对其的反思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各种各样的说法无一不将其归咎于中国政治文化的所谓劣根性上,而没有更深入的探讨。现在主流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它将中国社会推向的全面崩溃的边缘,而其性质是中国社会在封建皇权思想毒害下的最突出表现,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劣根性的大暴露。但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其性质是复杂的,它的确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缺点和弱点,但是还有些性质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缺乏的,而是外来文化缺陷的一个反映。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它的史无前例表现在哪里呢,又怎么能反映出宗教及宗教势力对社会变革方式的消极影响呢?
  
  通过现有材料的披露,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各种政策和做法十分不满,认为当权派的方针政策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日渐疏离,并且执政党日益成为社会中新的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而且在教育、文化领域,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余毒还广泛存在,并且有巨大的影响力,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并未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总之,当权派的种种政策和做法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发生了严重的背离。毛泽东将这种情况视为资产阶级的复辟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因此,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毛泽东试图通过推翻当权派的整个官僚系统,并扶植其新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层,通过他们的执政,实行毛泽东理想中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造,使国家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目标是必须推翻整个当权的官僚系统,同时,毛泽东知道,由于当权派势力的已经十分强大,并且已经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和党的正常的政治制度和程序,合法地使当权派下台愿望的实现,将面临由当权派组成的官僚集团的有力阻击,困难很大。因此,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的,毛泽东必须找到并通过一种超越当权派权力控制范围之外的力量,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惯用方式——群众运动的力量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被认为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力军。
  
  这种企图通过非常规和非制度性的手段——而这种手段甚至包括使用武力,并且使政治对手生命受到威胁——达到使国家领导层发生更替的政治目的,充分反映出明显的、历史悠久的宫廷政治斗争的意识痕迹。这种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的本质,是参与斗争的、处于国家政治生活领导层的双方,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调动国家机器,在正常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程序之外激励争斗,双方都渴望击败对方,使其退出国家政治舞台,最终目的是独自掌握国家政治权力,把自身的政治意愿强加于国家政治生活,以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在斗争的双方激励争斗的过程中,一切国家的政治规范都被打破,政治制度成为被践踏的对象。这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法制性和民主性的欠缺。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治斗争可谓层出不穷,历朝历代都企图通过政治体制的完善来根除这一现象,但是从事实来看效果不大。因此,宫廷政治斗争现象的无法根除,中国古代社会中社会成员政治权利不平等,而政治体制又是君主独裁制的政治制度本质缺陷的一个表现。前面说过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古典儒家思想家在构建理想社会型态时,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完全取决于社会各层次、各功能系统的社会成员的主观良知和严格的自省自律,并没有客观化的他律机制保障其运行和发展。
  
   因此,表现在现实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由于人性的消极因素无法克服,试图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社会成员自律的方式保证高效、廉洁的政治体制很快就会变质,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压迫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成员都试图通过变质的政治体制,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而利益发生冲突的双方往往进行残酷的、手段非正常的政治斗争。因此,在封建政治制度的君主独裁制的政治体制中,由于以君王为首的统治阶级是广大社会成员的统治者,一切法律和制度都是他们制定,并为他们服务,而缺乏对他们的约束——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法律,相反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世界范围内几大法律体系之一,法律所规范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处理社会的各项事务也有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意识,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的社会。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首先,法律的制定是统治阶级一手所为,而不是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表决的凡是产生的,因此法律的内容不能反映广大社会成员的意志,而只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意志;二是法律的执行并没有独立的超越政治权力干扰的实施机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直接掌控之下,因此司法工作往往被统治阶级的各种政治权力所干扰和左右,并不能体现司法公正,这也是社会成员政治权利不平等的体现——。因此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宫廷政治斗争,完全可以超越广大社会成员的制约,并超越一切法律和制度的制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历史上比比皆是的、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政治斗争根本不可能在法律的框架和制度化的程序内进行,只能表现为你死我活的、超越任何政治规范、甚至超越任何伦理道德规范的残酷斗争,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政权交替的重要形式,血腥的宫廷斗争带来的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混乱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无数灾难的组成部分。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念,导致国家政治体制向无产阶级政党为唯一执政党的政治体制演化。无产阶级是固化的唯一的执政力量。因此,国家政治体制不可能是一种全民范围内的民主政治体制。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中的落后的封建意识还比较浓厚,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的确是重塑中国的民族精神、使中国步入世界大国之林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的功绩,再加上建国后国家宣传机器的反复宣传,使毛泽东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使其在党内外具有类似精神领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由毛泽东本人的局限性和个性弱点所导致的浓厚的封建意识,大大削弱了党内的各项民主制度的有效建设,而党内其他领导人出于各种原因——如畏惧毛的权势,或对毛过分信赖导致盲从——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局面。因此,在文革爆发前,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并不存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是党内领导层中的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小集团的封闭运作完成的,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占据了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掌握着别人无法、无权获得的政治资源。这个小集团控制了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的所有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民、党员甚至法律的制约和监督。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下,执政党内政治生活(由领袖为首的)小集团独裁,国家政治生活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所以不难理解,那时的中国国家政治体制实际上非常类似于中国封建社会君主独裁制的政治体制。因此,君主独裁政治体制的种种本质性的弊病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也都反映了出来。而表现在领导层的政治斗争上,就形成了当毛泽东一旦对当权派不满,主张其下台时,为了减少阻力,不是去寻求通过法律和特定的程序实施这种行动,而是运用其(在事实上拥有的)超越(法律和民主程序)制约的权力,通过类似宫廷政治斗争的方式解决之的局面,而事实上国家政治和党内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力量阻止这种局面的发生。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政治斗争古已有之,且层出不穷,那文化大革命又与之有何区别呢?这就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施方式谈起了。
  
   我们知道,历史上宫廷政治斗争是残酷的,但是范围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参与宫廷政治斗争的双方成员,集中在最高统治阶级内部,最多牵涉到与之有关联的数量较少的外围人员,而不是在社会各个层面广泛进行的,与之关联度不大的社会阶层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并且斗争结束后,新的政治势力掌握政权,社会秩序很快就能恢复。而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却通过旷日持久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方式,由下而上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暴,在这十年之间,伴随着不断发展的政治斗争,一场接一场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连绵不绝。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具有鲜明的类似宫廷政治斗争的目的;同时,实现类似宫廷政治斗争目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社会成员,主要方式是由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的群众运动。因此,从文化大革命所要实现的首要目的来说毫无新意思,而从其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和方式看,不能不说是宫廷政治斗争的崭新形式。
  
   这种群众运动显然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民迫切希望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通过新政权的善政,改善其恶劣的、甚至影响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农民起义的目的是实际的、具体的、以自身物质利益为导向的。而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又是如何呢?毛泽东为了摧毁当权派的整个官僚系统,将当权派的官僚系统描绘成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司令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起来推翻他们,而群众运动也以对领袖的号召的响应为其行动目的。由此可见,群众运动的绝大多数的参与者的行为动机中几乎完全没有实际利益的成份,驱动他们行为的动机,是他们必须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响应领袖的号召,打垮走资派,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那么怎样才能打垮走资派,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呢?广大群众认为,归根到底是要服从(他们自认为理解正确的)马列主义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有在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发展。而对于中国革命实践来说,毛泽东思想更具有指导意义。由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水平所限,他们所认识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几乎全部来自于毛泽东的语录和最新指示,因此,毛泽东的语录和最新指示就是他们行动的唯一的、不可替代指导方针,绝大多数群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实践作为其信仰的毛泽东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指示下不断发起打倒走资派,毁灭旧文化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有时各派组织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会发生歧义,甚至由此产生完全对立的组织,比如革命派和保皇派,在相互的斗争中,各派群众组织都在引用毛泽东语录和最新指示以证明自身行动的合理性,指出自己的立场维护和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而对方的立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不同立场的群众组织还为了维护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消灭与之不同的理解而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广大社会成员仅仅出于对信仰的理念的维护和实践,而没有具体的物质利益的诉求,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群众运动,参与社会的变革,这样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运动进行社会变革的方式,类似一种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尤其是西方中世纪普遍存在的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只不过在形式上具有国别和时代的特征。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由于宗教势力只有维护他们宗教教义的统治性意识形态地位,才能维护宗教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因为一旦他们竭力维护的宗教教义被广为质疑,并随后这种宗教被广大社会成员所抛弃,那么宗教势力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就不保了——。因此,维护宗教教义的绝对权威地位,是维护宗教势力政治、经济地位的前提,是决定宗教势力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也是他们最有动力实施的行为。宗教势力为了消灭潜在的一切挑战者,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威,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机器,将他们信奉的宗教奉为绝对真理,并且号召广大信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之。在宗教势力的指挥下,维护宗教信仰的行为是通过充分发动信教群众,以群众运动的形式下实施完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维护宗教信仰的行为呢?首先,虔诚信仰某种宗教的人们,必须自己信仰的宗教教义作为判断事物的价值和是非的唯一标准,世间的善恶标准完全由宗教教义所确定,由宗教教义确定的邪恶势力必须以暴力无情地清除;其次,他们以自身的信仰的宗教教义为世界上唯一的不易真理,并且认为以这种宗教教义为基础演绎出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是不可怀疑的最理想模式——对于狂热的宗教信徒来说,由于他们所认定的最高的和唯一的真理完全是通过信仰确定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真理的认定是排斥任何因素的无条件的相信,而并非是通过实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样一来,由于实证的缺少,实证所最常用的对比方式的不存在,他们信仰的宗教就处于无比照的,因而是无法动摇的唯一的、最高真理的地位,极端虔诚的宗教信徒从本质上都是不可就药的、盲目自大的狂热分子——,必须极力向外部世界宣传、推广这种模式,所有地区和民众都应接受。而对于异于这种信仰的其他思想和不同于模式的社会结构则被视为异端一律排斥,并不惜以暴力摧毁之,并以暴力强迫他们接受自己所尊崇的社会模式,同时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第三、信仰同样的宗教的社会成员,往往对宗教教义的理解发生歧义,而发生理解歧义的信徒往往组成不同的派系,派系之间往往发生剧烈的冲突,爆发所谓的教派战争。
  
   从历史上看,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宗教及宗教势力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控制力极为强大,宗教的排它性和它导致的非理性的独断论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无可避免地变得荒谬、狭隘和偏激。而由于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政治地位往往凌驾于世俗统治阶级,这样,宗教势力主动发起的一切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甚至可以完全排除法律制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宗教势力为了自身目的,利用其掌握的政治权力一手维护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群众性、宗教性的、往往严重违法的暴力活动。因此,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中,这种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便在这种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层出不穷,而且这种运动所犯下的罪恶令人发指。
  
   在这种“暴力排他性的宗教精神”的引导下的世俗政权和广大社会成员,由于宗教及宗教势力的压倒性的影响,则在为人处世方面产生双重标准,伦理、道德只能够在拥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群体中实行,而根据宗教教义所确定的邪恶势力、以及不信仰该宗教的异端思想者和异教徒,伦理、道德的光辉并不能照耀之,——因为在宗教和宗教势力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教徒的所作所为是以杜撰的神谕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教义为道德评判标准的,只要其行为完全以宗教教义为指南,行为结果符合宗教教义的规定,那么他的行为就被称为绝对的善。对上述的邪恶势力、异端思想者、异教徒的无情镇压的行为就是绝对的善的一个最好例证。
  
   而他们针对对象的行为是否符合了对象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否符合了世俗的伦理和道德规定,则是在他们行为的道德评判标准所完全排除的因素。在这种道德评判标准的长期影响下,信徒们并不认为那些邪恶势力、异端思想者和异教徒能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相互之间发生伦理、道德和法律关系的人——和他们相处,不必将他们作为真正意义上拥有完整人格的人相对待。于是,这种双重标准使得针对所谓邪恶势力、异端思想者、异教徒的一切残酷、卑鄙、邪恶的行为都可以逃脱伦理、道德的谴责。
  
   如果社会中法律还在起作用,那么这种双重标准潜在的危害性还处于潜伏状态,如果社会一旦失控,法律的作用被大大削弱,或者法律的作用无法充分有效地实施——比如直到现在的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还是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制约——,那么,毫无顾及的、充满宗教狂热激情的人们摆脱了法律的约束,对他们的行为又缺乏人类普世的伦理、道德的约束,那么,狂热的宗教信徒对他们的凶狠和邪恶超过野兽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此,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甚至兽行都会大规模显现。西方历史上大量存在诸如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反犹主义等等事件以及数不胜数的宗教战争,这些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暴行发生的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但是最主要原因都是宗教势力通过号召信众维护宗教信仰,散布对所谓邪恶势力、异端思想者、异教徒的的仇恨来实施完成的。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宗教势力和宗教人士的迫害现象,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从来都是政教分离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现象,宗教势力并非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的有效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在经济上也没有任何先天的、必然的特殊地位,总之,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及宗教势力能够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并使他们的宗教教义成为社会唯一的,不可质疑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没有任何宗教势力可以超越国家政权和法律的约束,任意实施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是违法的行为。因此,以维护宗教教义的统治性意识形态为目的的、由宗教势力发动的、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实施的对宗教势力和信教人士的迫害,更多的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害怕宗教势力的过于庞大而对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控制力产生消极影响。以唐代的灭佛运动为例,唐朝统治阶级大规模打击佛教的势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国家存在一个宗教势力的统治阶层,由于佛教对它信奉的宗教教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进而对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带来了威胁和挑战,而对佛教势力进行基于自身利益的打压。而是由于排斥一切宗教势力的、纯粹世俗的统治阶级,不堪佛教的快速传播,使不事生产的僧侣大量增加,庙宇建设耗费大量金钱,从而严重影响国家正常秩序等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发动的,以国家机器为实施主体的行为。从历史记录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以国家为主体的、纯粹由于某种宗教教义的原因,而对该宗教信徒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斗争的事件则很少发生。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政教分离的原因)对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包容性,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文化中最为可贵之处。
  
   虽然文艺复兴后的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中政教合一制度的逐渐崩溃,使宗教和宗教势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减弱。所有宗教成为一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而非强迫接受的信仰,宗教势力无法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出于纯粹的、维护宗教权威的原因的群众性、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已经不可能再存在。但是群众性、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的形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变革社会的方式。在西方近、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德国、意大利的纳粹运动的形式,无不深深地带有这种痕迹。所不同的是,发动群众的机构变成了革命的领导集团,宗教教义变成了革命思想家创造的革命理论,狂热的宗教信徒变成了坚定的革命群众。
  
   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革命,往往是在以推翻现有社会型态、建立革命理念所构想的新型社会型态为目的的革命领导集团的指挥策划下,向革命群众灌输他们的革命理念,并使其作为革命群众的神圣信仰,然后号召革命群众为实现作为他们信仰的革命理念而奋斗、献身。于是,在领导集团的指挥下,以怀着虔诚的革命信仰革命群众为运动主体,爆发了一场接一场的群众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这种社会革命运动中,首先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遭到了破坏,使革命运动摆脱了政权和法律的约束,而是否符合革命理念、是否有利于革命行动的正常进行成为革命群众唯一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行为准则。于是,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这种形式的社会变革的后果是:被革命理念判定为革命对象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被无情地镇压、甚至消灭;而在社会成员中,是否支持革命成为区分敌友的唯一尺度,不支持革命者被强制改造为支持革命者,否则就无情镇压或消灭;与革命理念相异的所有意识形态被消灭,革命理念成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革命胜利后,革命理念及以此为基础的种种理论成为构建社会型态的唯一指南。
  
   这种社会革命从后果看存在着好坏的两种可能性,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革命是革命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变革方式,社会变革的方式和目标无一不是在革命理论的指导和规定之下,因此,社会变革的成功和失败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革命理论的正确与否了。而大多数指导社会革命的革命理论是否符合人类普世的伦理、道德观是可疑的。比如,尼采哲学中的超人理论,就成为纳粹改造社会的思想来源,而超人理论对普通群众的蔑视和对所谓超人的期待和崇拜,可能导致将某些群众视为非人的潜在后果。总之,西方社会涌现的形形色色的、已经实施或未曾实施的社会变革理论,很多都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极端的精英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最新的理论是所谓的喂奶理论,即人类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受到精心对待,而百分之八十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是垃圾人群,只能用精英人群消费剩下的残渣养活,满足他们的最基本生活即可,他们只能过一种低下的寄生生活。这些社会变革理念和理论完全忽视社会变革必须受到普世的伦理、道德观的严格制约,即社会变革的过程和变革后的社会型态应该更好地体现对普世的伦理、道德观的遵从。而这些理论一旦在现实人类社会中实施,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这是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普遍现象。
  
   总之,类似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的社会变革,从好的方面说,由于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伟大,有可能使社会型态发生向符合人类普遍公认的进步的方向质变,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发生全面的飞跃,资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从坏的方面说,由于革命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这种错误和荒谬有些在外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只能蒙蔽被严重西脑的社会成员,如德国纳粹的以反犹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变革方式;而有些在理论上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但是通过实践检验表现出它的错误和荒谬,比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变革的过程和结果大大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发展的动力,使新的社会型态对比被革命的旧的社会型态,在社会各个领域发生全面的倒退,甚至使社会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比如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从社会变革的后果来看,狂飙突进的、在实施方式上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的社会革命,在本质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社会变革方式是人类社会中蕴涵着很大的潜在风险。
  
   其次,在革命的过程中,由于革命运动造成社会动荡,国家机器的力量被大大削弱,直接造成政权的瘫痪和法律体系的破坏,使得革命的领导集团和革命群众在维护和实践革命理论“崇高”动机下,以类似宗教徒对待异端的方式将革命对象进行非人化,并在此基础上肆意采用任何手段无情镇压之,革命者和革命对象之间作为维持人类基本关系的道德、伦理规范丧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伦理观发生崩溃,于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悲惨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事实上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即使是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缺乏根植于现实社会的立足实证的实践理性的指引,以普世的道德伦理准则为社会成员行为方式指南的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般的社会变革,既有其优点,又有其不可克服的巨大缺陷和隐患,而后者给已经和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足以掩盖前者给社会带来的一切益处。可见,由于基督教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西方社会历史中,以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方式的变革社会的运动层出不穷,这造成了西方历史上灾难的轮回。我们每每看到,良心发现的西方人点起蜡烛,为其犯下的罪行祈祷,而一转眼,西方人又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犯罪。这可能是西方文化的最本质的缺陷。
  
   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变革方式也带有有这种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的浓厚色彩。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将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革命理论,工人阶级政党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他们给革命群众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将其作为唯一的、不可质疑的信仰,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依靠暴力手段对包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所谓剥削阶级进行严厉的镇压,无情的消灭,最终依靠暴力手段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通过这种社会变革方式实践革命理论。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很深的程度上参照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始终接受国际共运的直接指导。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从西方输入的方式,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变革的方式。可以说,正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将中国传统所缺乏的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的社会变革方式的引入了中国,并使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也产生了只有在这种社会变革方式的发源地才会发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类似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的方式,同样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阶级斗争的通用手段。建国前后的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比如四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等等无不是通过这种社会变革方式完成的,而文化大革命是这种社会变革方式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毛泽东思想也位列其中,并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的在当时最高成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成为广大社会成员(自愿和被迫)的唯一信仰。因此,毛泽东在当时几乎成为政治和精神的双重领袖。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群众运动的人们对毛泽东无比崇拜,对他的一切言论如同宗教教义般顶礼膜拜,在这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中,人们潜在的宗教情绪被激发起来,整个社会沉浸在类似教主崇拜的宗教氛围中,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消失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完全以毛泽东的言论为依据和指导,他们对毛泽东的言论的态度是一种超越任何批判意识的宗教式的信仰。而一旦毛泽东以批判旧文化、打倒走资派为借口,实际上以(不可告人的)剥夺当权派的权力为根本目的发动群众运动时——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利用了人民对他的崇拜之情,极大地欺骗和愚弄了群众——,人们就会以宗教般的激情、狂热和盲从的态度参与其中。在群众运动的高度震荡下,社会的法律体系遭到极大破坏,各级政权的功能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类似宗教情绪的高涨,革命群众针对革命对象的任何行为都失去了基于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于是,各种保卫信仰的群众运动充满了血腥和卑劣。
  
  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的“造反派”与“保皇派”出于对革命理念理解上的偏差发生的大规模流血武斗;可以看到革命群众对作革命对象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领导无情和残酷的批斗;可以看到革命小将对地主、资本家和所谓的旧文化代表和旧势力残余的肆无忌惮、道德沦丧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传统文化载体的灾难性的破坏和毁灭。整个中国正常、理性的社会生活秩序都被颠覆了,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激发了法国的青年学生的运动——五月风暴,西方人对文革运动形式的高度敏感,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革运动形式与西方社会的深刻渊源。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通过以发动群众进行暴力性的宗教斗争的形式实施宫廷政治斗争之实,是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最本质缺陷的奇妙而又不幸的组合。而十年梦醒之后,人们都会认为那是多么荒谬而又残酷的闹剧啊。通过文革的教训,我们知道从制度建设的高度上,彻底排除封建皇权意识和宗教势力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作者:北星之光 提交日期:2004-4-24 9:42:00

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为何说它是史无前例的呢?这场运动结束后,对其的反思一直没有中断,但是各种各样的说法无一不将其归咎于中国文化的所谓劣根性上,而没有更深入的探讨。现在主流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它将中国社会推向的崩溃的边缘,而其性质是中国社会在封建思想毒害下的最突出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劣根性的大暴露。但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其性质是复杂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它的史无前例表现在哪里呢?
  
  这场运动结束后,对其的反思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各种各样的说法无一不将其归咎于中国政治文化的所谓劣根性上,而没有更深入的探讨。现在主流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它将中国社会推向的全面崩溃的边缘,而其性质是中国社会在封建皇权思想毒害下的最突出表现,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劣根性的大暴露。但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其性质是复杂的,它的确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缺点和弱点,但是还有些性质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缺乏的,而是外来文化缺陷的一个反映。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它的史无前例表现在哪里呢,又怎么能反映出宗教及宗教势力对社会变革方式的消极影响呢?
  
  通过现有材料的披露,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各种政策和做法十分不满,认为当权派的方针政策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日渐疏离,并且执政党日益成为社会中新的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而且在教育、文化领域,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余毒还广泛存在,并且有巨大的影响力,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并未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总之,当权派的种种政策和做法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发生了严重的背离。毛泽东将这种情况视为资产阶级的复辟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因此,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毛泽东试图通过推翻当权派的整个官僚系统,并扶植其新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层,通过他们的执政,实行毛泽东理想中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造,使国家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目标是必须推翻整个当权的官僚系统,同时,毛泽东知道,由于当权派势力的已经十分强大,并且已经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和党的正常的政治制度和程序,合法地使当权派下台愿望的实现,将面临由当权派组成的官僚集团的有力阻击,困难很大。因此,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的,毛泽东必须找到并通过一种超越当权派权力控制范围之外的力量,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惯用方式——群众运动的力量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被认为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力军。
  
  这种企图通过非常规和非制度性的手段——而这种手段甚至包括使用武力,并且使政治对手生命受到威胁——达到使国家领导层发生更替的政治目的,充分反映出明显的、历史悠久的宫廷政治斗争的意识痕迹。这种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的本质,是参与斗争的、处于国家政治生活领导层的双方,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调动国家机器,在正常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程序之外激励争斗,双方都渴望击败对方,使其退出国家政治舞台,最终目的是独自掌握国家政治权力,把自身的政治意愿强加于国家政治生活,以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在斗争的双方激励争斗的过程中,一切国家的政治规范都被打破,政治制度成为被践踏的对象。这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法制性和民主性的欠缺。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治斗争可谓层出不穷,历朝历代都企图通过政治体制的完善来根除这一现象,但是从事实来看效果不大。因此,宫廷政治斗争现象的无法根除,中国古代社会中社会成员政治权利不平等,而政治体制又是君主独裁制的政治制度本质缺陷的一个表现。前面说过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古典儒家思想家在构建理想社会型态时,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完全取决于社会各层次、各功能系统的社会成员的主观良知和严格的自省自律,并没有客观化的他律机制保障其运行和发展。
  
   因此,表现在现实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由于人性的消极因素无法克服,试图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社会成员自律的方式保证高效、廉洁的政治体制很快就会变质,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压迫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成员都试图通过变质的政治体制,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而利益发生冲突的双方往往进行残酷的、手段非正常的政治斗争。因此,在封建政治制度的君主独裁制的政治体制中,由于以君王为首的统治阶级是广大社会成员的统治者,一切法律和制度都是他们制定,并为他们服务,而缺乏对他们的约束——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法律,相反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世界范围内几大法律体系之一,法律所规范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处理社会的各项事务也有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意识,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的社会。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首先,法律的制定是统治阶级一手所为,而不是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表决的凡是产生的,因此法律的内容不能反映广大社会成员的意志,而只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意志;二是法律的执行并没有独立的超越政治权力干扰的实施机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直接掌控之下,因此司法工作往往被统治阶级的各种政治权力所干扰和左右,并不能体现司法公正,这也是社会成员政治权利不平等的体现——。因此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宫廷政治斗争,完全可以超越广大社会成员的制约,并超越一切法律和制度的制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历史上比比皆是的、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政治斗争根本不可能在法律的框架和制度化的程序内进行,只能表现为你死我活的、超越任何政治规范、甚至超越任何伦理道德规范的残酷斗争,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政权交替的重要形式,血腥的宫廷斗争带来的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混乱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无数灾难的组成部分。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念,导致国家政治体制向无产阶级政党为唯一执政党的政治体制演化。无产阶级是固化的唯一的执政力量。因此,国家政治体制不可能是一种全民范围内的民主政治体制。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中的落后的封建意识还比较浓厚,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的确是重塑中国的民族精神、使中国步入世界大国之林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的功绩,再加上建国后国家宣传机器的反复宣传,使毛泽东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使其在党内外具有类似精神领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由毛泽东本人的局限性和个性弱点所导致的浓厚的封建意识,大大削弱了党内的各项民主制度的有效建设,而党内其他领导人出于各种原因——如畏惧毛的权势,或对毛过分信赖导致盲从——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局面。因此,在文革爆发前,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并不存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是党内领导层中的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小集团的封闭运作完成的,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占据了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掌握着别人无法、无权获得的政治资源。这个小集团控制了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的所有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民、党员甚至法律的制约和监督。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下,执政党内政治生活(由领袖为首的)小集团独裁,国家政治生活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所以不难理解,那时的中国国家政治体制实际上非常类似于中国封建社会君主独裁制的政治体制。因此,君主独裁政治体制的种种本质性的弊病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也都反映了出来。而表现在领导层的政治斗争上,就形成了当毛泽东一旦对当权派不满,主张其下台时,为了减少阻力,不是去寻求通过法律和特定的程序实施这种行动,而是运用其(在事实上拥有的)超越(法律和民主程序)制约的权力,通过类似宫廷政治斗争的方式解决之的局面,而事实上国家政治和党内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力量阻止这种局面的发生。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政治斗争古已有之,且层出不穷,那文化大革命又与之有何区别呢?这就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施方式谈起了。
  
   我们知道,历史上宫廷政治斗争是残酷的,但是范围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参与宫廷政治斗争的双方成员,集中在最高统治阶级内部,最多牵涉到与之有关联的数量较少的外围人员,而不是在社会各个层面广泛进行的,与之关联度不大的社会阶层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并且斗争结束后,新的政治势力掌握政权,社会秩序很快就能恢复。而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却通过旷日持久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方式,由下而上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暴,在这十年之间,伴随着不断发展的政治斗争,一场接一场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连绵不绝。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具有鲜明的类似宫廷政治斗争的目的;同时,实现类似宫廷政治斗争目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社会成员,主要方式是由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的群众运动。因此,从文化大革命所要实现的首要目的来说毫无新意思,而从其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和方式看,不能不说是宫廷政治斗争的崭新形式。
  
   这种群众运动显然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民迫切希望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通过新政权的善政,改善其恶劣的、甚至影响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农民起义的目的是实际的、具体的、以自身物质利益为导向的。而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又是如何呢?毛泽东为了摧毁当权派的整个官僚系统,将当权派的官僚系统描绘成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司令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起来推翻他们,而群众运动也以对领袖的号召的响应为其行动目的。由此可见,群众运动的绝大多数的参与者的行为动机中几乎完全没有实际利益的成份,驱动他们行为的动机,是他们必须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响应领袖的号召,打垮走资派,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那么怎样才能打垮走资派,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呢?广大群众认为,归根到底是要服从(他们自认为理解正确的)马列主义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有在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发展。而对于中国革命实践来说,毛泽东思想更具有指导意义。由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水平所限,他们所认识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几乎全部来自于毛泽东的语录和最新指示,因此,毛泽东的语录和最新指示就是他们行动的唯一的、不可替代指导方针,绝大多数群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实践作为其信仰的毛泽东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指示下不断发起打倒走资派,毁灭旧文化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有时各派组织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会发生歧义,甚至由此产生完全对立的组织,比如革命派和保皇派,在相互的斗争中,各派群众组织都在引用毛泽东语录和最新指示以证明自身行动的合理性,指出自己的立场维护和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而对方的立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不同立场的群众组织还为了维护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消灭与之不同的理解而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广大社会成员仅仅出于对信仰的理念的维护和实践,而没有具体的物质利益的诉求,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群众运动,参与社会的变革,这样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运动进行社会变革的方式,类似一种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尤其是西方中世纪普遍存在的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只不过在形式上具有国别和时代的特征。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由于宗教势力只有维护他们宗教教义的统治性意识形态地位,才能维护宗教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因为一旦他们竭力维护的宗教教义被广为质疑,并随后这种宗教被广大社会成员所抛弃,那么宗教势力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就不保了——。因此,维护宗教教义的绝对权威地位,是维护宗教势力政治、经济地位的前提,是决定宗教势力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也是他们最有动力实施的行为。宗教势力为了消灭潜在的一切挑战者,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威,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机器,将他们信奉的宗教奉为绝对真理,并且号召广大信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之。在宗教势力的指挥下,维护宗教信仰的行为是通过充分发动信教群众,以群众运动的形式下实施完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维护宗教信仰的行为呢?首先,虔诚信仰某种宗教的人们,必须自己信仰的宗教教义作为判断事物的价值和是非的唯一标准,世间的善恶标准完全由宗教教义所确定,由宗教教义确定的邪恶势力必须以暴力无情地清除;其次,他们以自身的信仰的宗教教义为世界上唯一的不易真理,并且认为以这种宗教教义为基础演绎出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是不可怀疑的最理想模式——对于狂热的宗教信徒来说,由于他们所认定的最高的和唯一的真理完全是通过信仰确定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真理的认定是排斥任何因素的无条件的相信,而并非是通过实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样一来,由于实证的缺少,实证所最常用的对比方式的不存在,他们信仰的宗教就处于无比照的,因而是无法动摇的唯一的、最高真理的地位,极端虔诚的宗教信徒从本质上都是不可就药的、盲目自大的狂热分子——,必须极力向外部世界宣传、推广这种模式,所有地区和民众都应接受。而对于异于这种信仰的其他思想和不同于模式的社会结构则被视为异端一律排斥,并不惜以暴力摧毁之,并以暴力强迫他们接受自己所尊崇的社会模式,同时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第三、信仰同样的宗教的社会成员,往往对宗教教义的理解发生歧义,而发生理解歧义的信徒往往组成不同的派系,派系之间往往发生剧烈的冲突,爆发所谓的教派战争。
  
   从历史上看,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宗教及宗教势力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控制力极为强大,宗教的排它性和它导致的非理性的独断论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无可避免地变得荒谬、狭隘和偏激。而由于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政治地位往往凌驾于世俗统治阶级,这样,宗教势力主动发起的一切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甚至可以完全排除法律制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宗教势力为了自身目的,利用其掌握的政治权力一手维护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群众性、宗教性的、往往严重违法的暴力活动。因此,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中,这种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便在这种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层出不穷,而且这种运动所犯下的罪恶令人发指。
  
   在这种“暴力排他性的宗教精神”的引导下的世俗政权和广大社会成员,由于宗教及宗教势力的压倒性的影响,则在为人处世方面产生双重标准,伦理、道德只能够在拥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群体中实行,而根据宗教教义所确定的邪恶势力、以及不信仰该宗教的异端思想者和异教徒,伦理、道德的光辉并不能照耀之,——因为在宗教和宗教势力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教徒的所作所为是以杜撰的神谕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教义为道德评判标准的,只要其行为完全以宗教教义为指南,行为结果符合宗教教义的规定,那么他的行为就被称为绝对的善。对上述的邪恶势力、异端思想者、异教徒的无情镇压的行为就是绝对的善的一个最好例证。
  
   而他们针对对象的行为是否符合了对象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否符合了世俗的伦理和道德规定,则是在他们行为的道德评判标准所完全排除的因素。在这种道德评判标准的长期影响下,信徒们并不认为那些邪恶势力、异端思想者和异教徒能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相互之间发生伦理、道德和法律关系的人——和他们相处,不必将他们作为真正意义上拥有完整人格的人相对待。于是,这种双重标准使得针对所谓邪恶势力、异端思想者、异教徒的一切残酷、卑鄙、邪恶的行为都可以逃脱伦理、道德的谴责。
  
   如果社会中法律还在起作用,那么这种双重标准潜在的危害性还处于潜伏状态,如果社会一旦失控,法律的作用被大大削弱,或者法律的作用无法充分有效地实施——比如直到现在的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还是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制约——,那么,毫无顾及的、充满宗教狂热激情的人们摆脱了法律的约束,对他们的行为又缺乏人类普世的伦理、道德的约束,那么,狂热的宗教信徒对他们的凶狠和邪恶超过野兽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此,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甚至兽行都会大规模显现。西方历史上大量存在诸如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反犹主义等等事件以及数不胜数的宗教战争,这些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暴行发生的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但是最主要原因都是宗教势力通过号召信众维护宗教信仰,散布对所谓邪恶势力、异端思想者、异教徒的的仇恨来实施完成的。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宗教势力和宗教人士的迫害现象,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从来都是政教分离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现象,宗教势力并非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的有效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在经济上也没有任何先天的、必然的特殊地位,总之,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及宗教势力能够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并使他们的宗教教义成为社会唯一的,不可质疑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没有任何宗教势力可以超越国家政权和法律的约束,任意实施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是违法的行为。因此,以维护宗教教义的统治性意识形态为目的的、由宗教势力发动的、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实施的对宗教势力和信教人士的迫害,更多的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害怕宗教势力的过于庞大而对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控制力产生消极影响。以唐代的灭佛运动为例,唐朝统治阶级大规模打击佛教的势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国家存在一个宗教势力的统治阶层,由于佛教对它信奉的宗教教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进而对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带来了威胁和挑战,而对佛教势力进行基于自身利益的打压。而是由于排斥一切宗教势力的、纯粹世俗的统治阶级,不堪佛教的快速传播,使不事生产的僧侣大量增加,庙宇建设耗费大量金钱,从而严重影响国家正常秩序等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发动的,以国家机器为实施主体的行为。从历史记录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以国家为主体的、纯粹由于某种宗教教义的原因,而对该宗教信徒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斗争的事件则很少发生。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政教分离的原因)对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包容性,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文化中最为可贵之处。
  
   虽然文艺复兴后的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中政教合一制度的逐渐崩溃,使宗教和宗教势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减弱。所有宗教成为一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而非强迫接受的信仰,宗教势力无法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出于纯粹的、维护宗教权威的原因的群众性、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已经不可能再存在。但是群众性、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的形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变革社会的方式。在西方近、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德国、意大利的纳粹运动的形式,无不深深地带有这种痕迹。所不同的是,发动群众的机构变成了革命的领导集团,宗教教义变成了革命思想家创造的革命理论,狂热的宗教信徒变成了坚定的革命群众。
  
   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革命,往往是在以推翻现有社会型态、建立革命理念所构想的新型社会型态为目的的革命领导集团的指挥策划下,向革命群众灌输他们的革命理念,并使其作为革命群众的神圣信仰,然后号召革命群众为实现作为他们信仰的革命理念而奋斗、献身。于是,在领导集团的指挥下,以怀着虔诚的革命信仰革命群众为运动主体,爆发了一场接一场的群众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这种社会革命运动中,首先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遭到了破坏,使革命运动摆脱了政权和法律的约束,而是否符合革命理念、是否有利于革命行动的正常进行成为革命群众唯一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行为准则。于是,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这种形式的社会变革的后果是:被革命理念判定为革命对象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被无情地镇压、甚至消灭;而在社会成员中,是否支持革命成为区分敌友的唯一尺度,不支持革命者被强制改造为支持革命者,否则就无情镇压或消灭;与革命理念相异的所有意识形态被消灭,革命理念成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革命胜利后,革命理念及以此为基础的种种理论成为构建社会型态的唯一指南。
  
   这种社会革命从后果看存在着好坏的两种可能性,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革命是革命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变革方式,社会变革的方式和目标无一不是在革命理论的指导和规定之下,因此,社会变革的成功和失败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革命理论的正确与否了。而大多数指导社会革命的革命理论是否符合人类普世的伦理、道德观是可疑的。比如,尼采哲学中的超人理论,就成为纳粹改造社会的思想来源,而超人理论对普通群众的蔑视和对所谓超人的期待和崇拜,可能导致将某些群众视为非人的潜在后果。总之,西方社会涌现的形形色色的、已经实施或未曾实施的社会变革理论,很多都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极端的精英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最新的理论是所谓的喂奶理论,即人类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受到精心对待,而百分之八十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是垃圾人群,只能用精英人群消费剩下的残渣养活,满足他们的最基本生活即可,他们只能过一种低下的寄生生活。这些社会变革理念和理论完全忽视社会变革必须受到普世的伦理、道德观的严格制约,即社会变革的过程和变革后的社会型态应该更好地体现对普世的伦理、道德观的遵从。而这些理论一旦在现实人类社会中实施,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这是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普遍现象。
  
   总之,类似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的社会变革,从好的方面说,由于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伟大,有可能使社会型态发生向符合人类普遍公认的进步的方向质变,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发生全面的飞跃,资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从坏的方面说,由于革命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这种错误和荒谬有些在外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只能蒙蔽被严重西脑的社会成员,如德国纳粹的以反犹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变革方式;而有些在理论上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但是通过实践检验表现出它的错误和荒谬,比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变革的过程和结果大大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发展的动力,使新的社会型态对比被革命的旧的社会型态,在社会各个领域发生全面的倒退,甚至使社会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比如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从社会变革的后果来看,狂飙突进的、在实施方式上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的社会革命,在本质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社会变革方式是人类社会中蕴涵着很大的潜在风险。
  
   其次,在革命的过程中,由于革命运动造成社会动荡,国家机器的力量被大大削弱,直接造成政权的瘫痪和法律体系的破坏,使得革命的领导集团和革命群众在维护和实践革命理论“崇高”动机下,以类似宗教徒对待异端的方式将革命对象进行非人化,并在此基础上肆意采用任何手段无情镇压之,革命者和革命对象之间作为维持人类基本关系的道德、伦理规范丧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伦理观发生崩溃,于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悲惨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事实上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即使是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缺乏根植于现实社会的立足实证的实践理性的指引,以普世的道德伦理准则为社会成员行为方式指南的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般的社会变革,既有其优点,又有其不可克服的巨大缺陷和隐患,而后者给已经和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足以掩盖前者给社会带来的一切益处。可见,由于基督教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西方社会历史中,以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方式的变革社会的运动层出不穷,这造成了西方历史上灾难的轮回。我们每每看到,良心发现的西方人点起蜡烛,为其犯下的罪行祈祷,而一转眼,西方人又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犯罪。这可能是西方文化的最本质的缺陷。
  
   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变革方式也带有有这种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的浓厚色彩。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将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革命理论,工人阶级政党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他们给革命群众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将其作为唯一的、不可质疑的信仰,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依靠暴力手段对包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所谓剥削阶级进行严厉的镇压,无情的消灭,最终依靠暴力手段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通过这种社会变革方式实践革命理论。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很深的程度上参照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始终接受国际共运的直接指导。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从西方输入的方式,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变革的方式。可以说,正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将中国传统所缺乏的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宗教运动的社会变革方式的引入了中国,并使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也产生了只有在这种社会变革方式的发源地才会发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类似群众性的、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的方式,同样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阶级斗争的通用手段。建国前后的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比如四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等等无不是通过这种社会变革方式完成的,而文化大革命是这种社会变革方式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毛泽东思想也位列其中,并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的在当时最高成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成为广大社会成员(自愿和被迫)的唯一信仰。因此,毛泽东在当时几乎成为政治和精神的双重领袖。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群众运动的人们对毛泽东无比崇拜,对他的一切言论如同宗教教义般顶礼膜拜,在这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中,人们潜在的宗教情绪被激发起来,整个社会沉浸在类似教主崇拜的宗教氛围中,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消失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完全以毛泽东的言论为依据和指导,他们对毛泽东的言论的态度是一种超越任何批判意识的宗教式的信仰。而一旦毛泽东以批判旧文化、打倒走资派为借口,实际上以(不可告人的)剥夺当权派的权力为根本目的发动群众运动时——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利用了人民对他的崇拜之情,极大地欺骗和愚弄了群众——,人们就会以宗教般的激情、狂热和盲从的态度参与其中。在群众运动的高度震荡下,社会的法律体系遭到极大破坏,各级政权的功能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类似宗教情绪的高涨,革命群众针对革命对象的任何行为都失去了基于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于是,各种保卫信仰的群众运动充满了血腥和卑劣。
  
  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的“造反派”与“保皇派”出于对革命理念理解上的偏差发生的大规模流血武斗;可以看到革命群众对作革命对象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领导无情和残酷的批斗;可以看到革命小将对地主、资本家和所谓的旧文化代表和旧势力残余的肆无忌惮、道德沦丧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传统文化载体的灾难性的破坏和毁灭。整个中国正常、理性的社会生活秩序都被颠覆了,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类似群众性、暴力排它性的宗教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激发了法国的青年学生的运动——五月风暴,西方人对文革运动形式的高度敏感,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革运动形式与西方社会的深刻渊源。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通过以发动群众进行暴力性的宗教斗争的形式实施宫廷政治斗争之实,是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最本质缺陷的奇妙而又不幸的组合。而十年梦醒之后,人们都会认为那是多么荒谬而又残酷的闹剧啊。通过文革的教训,我们知道从制度建设的高度上,彻底排除封建皇权意识和宗教势力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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