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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救药的文革一代
第一次大串联的回忆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密闻 2004-05-03 23:50:31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密闻(转载)
[世界民意网2004年5月04日]


作者:杨光-阳光 提交

  作者 单世联
  
   熊向晖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999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因为他有过“地下十二年”的经历,且曾获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善写文章,不但内容经得起推敲,措词也极谨慎。因此他的回忆录反倒较少品味伸展的空间。

  1 名门

  为革命冲锋陷阵的多为农民出身,不过无论是引进外来意识形态还是组织行动队伍,革命的主要领导大多是知识分子,从“一大”到“五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层中占据了绝对多数。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底层出身,他们不可能在现存秩序中求得出头,因此需要革命以求翻身。与国民党比起来,共产党人与旧中国的正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确实较少藕断丝连的拉扯。
   革命者与革命对象必须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所以派进国民党内部做地下情报的人要有相当的士绅气,要能够适应他的工作对象,这就是熊向晖为周恩来选中打入胡宗南部的原因。1936年年底,董必武对熊说:
  
   针对胡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熊向晖,1999:7)
  
   熊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在念大学。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的“官宦家庭”。胡宗南喜欢这样的出生,也许是因为他觉得现存的秩序已经给这些“官宦家庭”的子弟提供了出路,他们不必去闹革命。如果是这样,说明胡宗南太不了解革命文化了:革命远远不只是穷人的事。许多坚定的革命者就是名门之后,甚至杨度这样的晚清遗老和国民党要员如傅作义、陈布雷的女儿,这些“不肖子孙”都背叛了他们所属的家庭和世界。在个人道德上,他们“自毁前程”,自我牺牲,确具崇高感。但他们参与的革命在彻底破坏了他们厌恶的现实之后,是否创造了一个更为公正而合理的社会秩序,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从而历史对他们的崇高道德应当有更全面的考量。
   国民党是执政党,属于“右派”,但像胡宗南这样的党国大将,喜欢的人却是不左不右或中间偏左,这固然因为国民党曾经是革命党,而且1930年代蒋介石也以恢复革命精神为号召,同时也说明,国民党不像一些革命者“宁左毋右”那样“宁右毋左”,它的妥协与软弱,使不可能有一条强硬的政治路线,并导致失败。
  胡宗南本人并非名门之后,作风艰苦,性格坚忍。黄埔时与贺衷寒齐名,“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1932年击败红四方面军后在陇东南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名扬全国。范长江去访问他时,他正像一个伙夫一样站在北风呼啸的破庙里,只穿了一件陈旧的单衣,身上裸露出来的皮肤都长满了冻疮。晚餐时因为范的到来才加了一份木须肉,第二天,范为他照相时,他才穿上他最好的一件大衣。可见此人的品格是比较好的。周恩来一度认为胡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熊向晖,1998:7)1939年熊向组织汇报时也指出:胡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1998:11)胡确有尊重知识、欣赏左派的一面,所以他信任熊向晖,客观上帮助熊顺利地获得包括1947年进攻延安这样重要的情报。
  
  2 “县办大学”
  
   1947年初,胡宗南禀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意旨,要熊向晖起草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并提出“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等原则。熊提出的要点有“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等。其中最具远见的是:
  
   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熊向晖,1999:39)
  
  不能说这一设想是熊精心设计的,但它肯定符合胡宗南这样的国民党的胃口。无独有偶,十年后的“大跃进”中,教育革命也是一个方面。1958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口出豪言:“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15年普及,15年提高,30年普遍办大学,每乡办一个大学。”(李锐,1999B:302)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要求:“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李锐,1999C:287)柯庆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在15年更多一点时间内,“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李锐,1999B:361)客观上他们都重申了11年前熊向晖所拟的纲领。显然,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中国教育的贫乏,都把普及教育、县办大学作为社会理想之一。当然,共产党总是比国民党强。毛的号召一发出,许多省就已经决定,一定要在15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河南省登封县发出“全县办大学”的号召,两天之内,全县就办起44所“红专大学”;而同省的遂平县两个月内建立了“三级办学”的新体制:全县10个公社共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红专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余,学员10万多人。(李锐,1999C:297—298)普及教育,甚至是普及高等教育,是现代中国的课题之一。但胡宗南根本没有机会搞它的教育普及,后来的“教育革命”则成了革教育的命。
  相同的不止这些。30年代初,国民党内包括胡宗南在内极具理想主义精神、刻苦清廉的黄埔军人鉴于日本入侵在即、国民党腐化堕落的现实,发起成立“蓝衣社”,其理论家之一刘健群指出:“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单直被群众的痛恨。”“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丁三,2003:90—91)蓝衣社领袖贺衷寒率先提出、而后为蒋介石接受并提倡的“第二期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削藩”以统一国家、重整军备以抗战、禁烟、反腐败、复兴农村;蒋介石为复兴社拟定的“宗旨”包括: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夭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丁三,2003:206)“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国民党作为革命党的形象和灵魂,虽然这一中国法西斯主义的革新工程未得善果,但其口号并非只有国民党人在用。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就对革命精神的日渐衰退表现出高度敏感,“文革”前夕甚至认为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脱离了群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所以要发动群众“反修防修”。“文革”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纯而纯的革命政权。晚年的毛泽东一直认为,一次革命不解决问题,“文革”要七、八年就来一次。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发现:“在所有的历史参与者身上,动机真可谓五花八门,因此只能用简而化之的办法制定出宣传口号——其结果是,很多情况下,敌对双方可以使用同一个口号。”(奥尔巴赫,2002:22)
  
  3 国民党的昏馈
  
   熊在胡宗南身边12年,搜集了若干重要情报。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失察、麻痹真是荒唐得可以。1947年10月,熊的联系人之一王石坚在西安被捕,李克农非常担心熊的安全,周恩来却指出:“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分,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去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熊向晖,1999:60)结果确如周公所料。
   还有更荒唐的。1991年1月7日开始,熊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详细披露他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生涯。理所当然地,此文在台湾引起了震动。《传记文学》转载了熊文后,第五十八卷第五期又发表赵千方文章,揭发出一个充分暴露国民党昏馈无能的事:1973年,台湾“国防部”在编《胡宗南上将年谱》时,还以保送熊等赴美留学为胡的功绩:
  
   公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 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 ……陈忠经(翘)、申振民(健)、熊汇荃(向晖)……等十七人……留学美国。(熊向晖,1999:70)
  
   陈、申、熊三人被周恩来称为中共地下工作的“后三杰”,“他们隐藏八年为共党立下大功以后,胡长官又在抗战胜利后一起栽培他们到美国去留学。因此三个人才会学得‘胡儿语’,1950年以后才可以在中共外交界一展身手。” “‘后三杰’案1947年10月为政府破获,此三人均在美国,奈何不得,倒也罢了。但25年以后,国防部为表扬胡上将事功,编年谱时仍将‘后三杰’姓名列入,不知是失察?还是因三人化名改名的关系?抹黑胡上将竟因此而留下历史的文字纪录,此段文字本可避免,殊堪一叹!”(熊向晖,1999:69—70)
   对比周恩来安排熊向晖时的精详严密、滴水不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国民党自己葬送了自己,而且在失败多年后还不能好好总结反省。
  
  4 两个疑问
  
   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熊回忆了他参与处理此事的过程。但有两个疑点没有交代清楚:
   第一,3月中旬,中央情报部门已经获悉国民党特务要利用这次会议暗害周恩来;4月9日晚,外交办公厅获悉特务要破坏代表团所乘的飞机,与此同时周恩来从昆明就此作了指示。这说明,事发前中方已经知道特务要炸飞机。如果说4月11日下午周恩来在昆明已得悉特务行动的具体计划已经太晚了的话,那么对4月9日晚的情报是可以有充分的防范的。根据周的指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董越千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代表团,要新华分社即告香港当局保证安全;次日上午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礼作了交涉。
   这些处置显然缺少具体落实的环节,英国政府也好,香港当局也好,究竟有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防备,都没有专人跟踪,当然就不可能万无一失。更为奇怪的是,周恩来事后发现:“12日外交部的声明并未如实表达10日上午张越同艾惕礼的谈话,而张越的这一谈话又与9日晚昆明长途电话传达的总理紧急指示不符。”(熊向晖,1999:120)高级官员的这些失措是令人惊讶的。正如张治中说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熊向晖,1999:61)为什么这一次让他们阴谋得逞了?假如周恩来乘这驾飞机,损失岂非不可估量?
   第二,熊作为周恩来的代表赴港处理此案,8月18日回京后,周恩来在北戴河,要熊先向外交部汇报:
  
   汇报时,……乔冠华首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不用汇报了,这事拖的太久,参照8月13日给英国代办的备忘录,由外交部发一个声明就可以结束,已经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已经同意。我说:少奇同志尊重外交部的意见,但这总理亲自处理的,……应该先报告总理。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熊向晖,1999:149)
  
   这里的疑问不是周恩来与刘少奇在结束此事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而是乔冠华讲话时流露出的不耐烦的态度。这事确实拖得太久,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丧生的8名中国人地位虽然不高,但他们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乘机的。这是一起“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熊向晖,1999:119)针对的是中国政府;香港当局在处理时与中国政府也不是积极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为何觉得“这事拖得太久”了?
  
  5 远见和无奈
  
   二战风云人物之一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1年9月再次访华,可能是出于对这位二战统帅的信任,也可能是由于蒙在欢迎宴会上发表了对中国友好的讲话,所以周恩来指示“放手让蒙哥马利看”。
   蒙这次访华似乎是特别关心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中国。在西安,他突然向群众发问:除毛主席以外,你们最拥护谁,你们最听谁的指挥?陪同的熊向晖从这些迹象揣测蒙哥马利想探询毛的继承人是谁?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西方人士对中国政治的隔膜和生疏:从延安后期开始,中共的高级干部都意识到刘少奇是毛的接班人;50年代末,刘的画像已与毛并列。
   蒙不但不了解中国政治,而且胆怯:“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他显然轻估了毛。当毛知道了他的意向后,他笑了:“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条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啊?”(熊向晖,1999:385)在这方面,毛很自信:
  
   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没有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那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呼只好来个‘三驾马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
   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熊向晖,1999:386)
  
   9月24日,毛告诉蒙,刘少奇是他的继承人,满足了元帅的愿望。但5年后,毛不但把刘少奇搞下台,而且让他死于非命。蒙哥马利1976年逝世,看到了刘少奇的结局。刘没有接上班是一回事,毛注意继承人问题是另一回事,此后的林彪、王洪文都曾是他一度瞩意的人选,林彪作为接班人还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但一个成了“折戟沉沙”的叛徒、卖国贼,一个以“政治流氓”、反党集团头目的身份死在狱中。
  为什么吸收了斯大林教训的、很注意培养接班人、确实也培养了几个接班人的毛泽东,始终没有如愿地安排好后事,以至于临终之际也估计到可能会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直接原因有二,第一,这种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的原则,不但与专制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方式划不清界限,而且比传统社会少了一条“嫡长子继承制”公认法统。既没有制度性保证,也没有民主化的选举,他其实不比斯大林聪明。第二,在他看来,国家不能由“三个人”或多个人来领导的,最高领袖只能是一个。从而一旦他选的接班人有与他并列齐趋的态势时,就难以容忍,所以他对他选定的接班人总不能始终如一地满意。刘少奇40年代中期成为毛的副手,但60年代中期他就准备把刘搞下去;林彪在1969年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但一年多后毛就不再信任他;王洪文1973年当上副主席,毛也很快就对他了无兴趣。接班人是找了三个,但没有一个人接得了班,并且更换的速度越来越快,以至于谁当上接班人谁就等于坐在火炉上。毛泽东说得好:“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熊向晖,1999:387)后毛的中国,前进得更好更快。
  接班人问题直接反映了传统皇权专制思想在革命者身上的顽强存在,不但山沟里的革命者,就是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理解和研究的人,也未能摆脱。1926年,丁玲到北京,住在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达的家里,发现:“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扬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家里处理家庭生活,他对待王会悟,却实在有些封建气味。”(丁玲,19**:92)
  
  6 陈毅
  
   陈毅的爽朗坦诚素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骂的言行也广为传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毅在“文革”确实有超过大多数老干部的勇气和见识。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国际问题。1969年,陈奉命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帅进行“研究国际问题”,从6月7日到7月1日进行了六次讨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结论之一是:“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熊向晖,1999:174)这一报告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中央负责人。也许是因于叶剑英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员,文件把他的的名字放在陈毅之前。
   鉴于此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态,四帅又写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除坚持原来的估计外,陈毅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备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熊向晖,1999:186—187)
  
   这些想法的中心是举行中美高级谈判。“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熊向晖,1999:187)陈毅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人。1969年,美国对越战争扩大、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一惯信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毛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党的“九大”更强化了全面备战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的设想极具创意。
  陈毅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正尖锐的批评。“二月逆流”中,陈说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到延安的抢救:“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刘树发,1995:1184)他还特意声明:“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触到了毛的痛处。难怪毛泽东在知道后“变了脸色”,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徐向前,1987:834)
   “文革”的根源确实要追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康生既是延安整风也是“文革”的领导核心;差别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时代通过整风崛起的刘少奇、彭真等人。1945年以后,延安整风、审干、肃反三部曲的真实历史被精心修饰起来。但无论如何,当事人还在,时不时总会透露一点。胡乔木1950年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过:“这次整风不久即转入审查干部历史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曾经犯了许多错误”。(胡乔木,1993:3)胡此时的身分是毛的秘书,这种说法应当是得到毛同意的。胡乔木1981年又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AB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在华北土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胡乔木,1993:185)江西的惨剧没有阻止延安的“过火”,延安的教训没有阻止“文革”的浩劫,知错难改,愈演愈烈,种种“错误”确有其客观需要和社会基础,既要舆论一律、步调一致,又没有理性化、程序化的管理体制和社会技术,运动有它的必要性,“左”倾有它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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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7 如临深渊
  
  1969年的紧张空气是不可能让四位实际上“靠边站”的元帅从容讨论国际问题的。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熊向晖,1999:166)
   毛泽东历来相信苏联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主观上并不赞同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认为苏联可能大规模入侵的判断,因此要四帅研究国际形势。四帅此时仍是中央委员,而且这是毛亲自交代他们的任务,而且讨论的话题是相对超脱一点的国际形势,但四帅的座谈实际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讨论时,四帅都带了秘书。周恩来批评了这一点,陈毅立刻明白了:“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经惹祸。(熊向晖,1999:167)这是因为他们头上“二月逆流”的辫子,因为毛此时对他们还有疑虑。毛确实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却要时时看着头上的大棒,夹着尾巴,而且在此时刻,秘书不可全信。
   第二,参加这次讨论的外交部姚广传达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意见,要他们在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在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又是陈毅聪明:“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熊向晖,1999:182)这就是说,四帅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离“九大”太远。毛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但对那些与他的既有成见不一致的“事实”,他通常是不感兴趣的。
  四帅于7月11提出第一份报告,认为大战一时打不出,这个结论比较符合毛的估计。但8月13日,苏军在经过一系列试探性挑衅后,在新疆裕田县铁列克奇歼灭了一支30余人的中国巡逻队,这使毛感到相当意外,在得知苏联曾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后,中国的备战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国庆期间,天安门城楼后面甚至准备了可以紧急疏散毛泽东等人的直升飞机。四帅的正确判断没有直接发生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四帅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的“虚惊”有两个政治效果,一是内战和大乱的国内形势得到一定遏制。8月28日,毛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九项要求中,大部分是针对造反行为的,曾被称为革命行动的许多行为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严加取缔,并要求解放军予以执行。二是使毛泽东产生“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感觉,认识到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再热衷于世界革命。(杨奎松,1999:500—514)四帅的判断终于发生直接作用。
  
  8 69年的疏散
  
   四帅的深谋远虑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1969年10月17日晚,包括四帅在内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体育表演后,得到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的通知: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些同志从北京疏散,“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熊向晖,1999:190)
   关于这次疏散,此前一种权威说法是林彪的阴谋。聂荣臻断言:“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是看看他‘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聂荣臻,1983:861—862)
   徐向前也说:“1969年10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蹲点’生活。……军队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徐向前,1987:848—849)
  两位元帅的说法显然来自1971年12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期演。”但此说与事实有误。
  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的会谈达成了边界谈判的协议,中央认为苏联很可能是以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烟幕,因此林彪视察张家口设防情况,周恩来要总参整理二战中突然袭击的战史资料。“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于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杨奎松,1999:514)毛10月14日去武汉、林彪10月18日去苏州,周恩来及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战备值班”。10月18日上午,陈毅召集四位元帅开会,进一步解释了毛、周的意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熊向晖,1999:190)
  当然,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让这些老同志离开北京,“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显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这些老同志的疏散与毛到武汉、林到苏州是不一样的,他们到地方后继续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广州从化、徐向前在郑州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徐海东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疗就在当地病死,所以聂、徐两帅的说法确是有感而发的。
  
  9 政治符号
  
   当中国处于一片备战的紧张时,苏联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1969年9月3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国领导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表示要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苏联驻华代办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同意后,已经回到苏联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绕道于9月11日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共同表示了避免武装冲突的意向,并达成恢复政务电话等协议。至此,中苏紧张局势已有相当缓和,但中方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与日本在珍珠港事变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罗斯福一样。理由之一是“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熊向晖,1999:184)
   应当说,柯西金的北京之行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正常情况下,一国总理肯定是能够代表他的政府的。但依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这样大的事情,除非一把手,其他的人都没有最后拍板的权利。苏共主要头目不到机场欢迎柯西金,柯西金的承诺就没有效。
  欢迎仪式的大小一直被认为有特定的涵义。1971年11月,中国要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毛交代:“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熊向晖,1999:355)仪式而外,毛特别喜欢用文学语言来表达某种政治意义,评《红楼梦》、批宋江都直接搅动着政治生活。
  政治本来是公共事务,但政治家们从来不愿使政治完全公开。只是政治行为终究有公开的一面,于是在缺少公开性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符号就会特别发达。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这不但是向美国传达一个信息,也有国内斗争的一个符号。据斯诺记述: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当然,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那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其他的一概辞去。(熊向晖,1998:214—215)在此前后,毛确实采取措施为个人崇拜降温,比如1970年12月6就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过正像个人崇拜“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一样,给个人崇拜降温也还有另一重含义,这就是反对林彪,因为“四个伟大”首先是由林彪喊出的。
   政治符号的解读需要有文化背景,正如一种颜色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含义一样。尼克松上台后,试图接近中国,中国也有缓和的意向,但开始一度双方都没有明白对方的符号。相对而言,中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较为一致,容易读懂。
   除了重大政治事态,一些政治家个人也喜欢制造使用符号。从1983年到去世之前,胡乔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1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得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的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得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十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王若水,1998)
  
  10 自信
  
   1971年11月8日晚,毛在与周恩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谈话时,提到“五七一工程纪要”:
  
   总理解释,“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主席说: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总理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主席说: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熊向晖,1999:354)
  
   毛终生自信,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林彪。《纪要》称他是“当代的秦始皇”,毛没有小家子气地加以反驳,而是照单全收,1973年9月23日对外宾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还直接通过评法批儒运动褒扬秦始皇。林彪虽然长期对毛毕恭毕敬,但在对于秦始皇的态度上,却与毛有别。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称赞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时,林就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由此引来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了坑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的豪言。(李锐,1999B:332)林彪事件后,在其家搜查出了“克已复礼”等儒家学说的条幅,启示了毛批林与批孔结合的念头。
   但毛这一次确实过于自信了。“文革”天怨人怒,1968年以来就有人开始怀疑,林彪事件使得一大批人从“文革”的狂热中觉醒,既然林彪是十恶不赦的坏蛋,那么提拨他、钦定他为接班人的毛泽东当然难保完美。林彪事件震动很大。还在毛1971年南巡为清除林彪而打招呼时,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知道后就毛骨悚然,毛林“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破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张正隆,2000:336)事实上,林彪事件后,毛本人也大病一场,并局部纠正了一些极端政策。在此背景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客观上有助于人们反省“文革”,重新认识毛。第一,《纪要》中的一些内容,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如“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中国的秦始皇。”(王年一,1988:417—421)等等,“文革”后都一再为人们所重复。第二,为毛信用的林彪及林立果的“小舰队”居然有谋害毛的计划,也使人对伟大领袖的至上权威发生怀疑。
   这次失策的自信,与毛当时喜悦心态有关:“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熊向晖,1999:347)他兴致一高,就公开了实在是有损他威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倒应他的一句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1 辩证法
  
   黑格尔在讲辩证法时,反复强调辩证法就是反对“独断论”,它要求发现并尊重事物的矛盾,要求在变化中、联系中、发展中观察事物。黑格尔之后,毛泽东可能是最喜欢讲辩证法的人,矛盾对立、斗争发展是他特别爱用的字眼。但与黑格尔反独断论不一样,简化辩证法直接导向“独断论”和“一言堂”,熊就提供了两个事例。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恢复联合国席位,这是毛“没有想到”的胜利。由于此前毛多次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而且在当晚周恩召集的会议上,“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熊向晖,1999:345)但会还没有开完,毛召见与会者:“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熊向晖,1999:347)所以中国要进联合国。
   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代表提出访华要求,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讨论后向中央写报告,认为“现在访华时机不成熟”。因为当时美国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如果同意他们来,那就可能被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有所松动”。(熊向晖,1999:233)4月3日报告送给,周于次日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后呈送毛,4月6日毛划圈同意。但当天晚上11点多钟,毛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促成“乒乓外交”。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据是毛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曾说过:“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美国乒乓球队虽有人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并非官方人士,政治态度不会比美国“右派”更坏。所以“如果拒绝他们来,那就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战略决策。”(熊向晖,1999:233)这里又是一个辩证法:既坚决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访华。
   在毛泽东的用法中,不打无准备之仗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两个中国”与“右派”也让来,都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全面的,正确的做法是“既……又……”:既不打无准备之仗,又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既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来,这在理论上很周延。但在具体工作中,面面俱到基本做不到,不是“既”就是“又”。比如既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就不应当去联合国;反过来,既然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就应当去联合国。去还是不去,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外交部和体委选择了不去联合国、不邀请美国队;但毛作了另一种选择,靠的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力量,而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毛式辩证法本质是对权力的召唤。设想一下,如果外交部两个副部长在争论去不去联合国,恐怕永远争不出个名堂:双方的理由一样充分,双方的地位又一样高,矛盾怎么能统一起来?“文革”红卫兵打语录仗,嗓门喊哑了都分不出胜负,原因也不是红卫兵的幼稚,而是“毛主席语录”有太多的“既……又……”、“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支持,哪一方面都不能取胜。毛的政治智慧之一,就是以辩证法之名给出两种意见,而使自己保持最后的裁定权。类似的情况很多。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也认为“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熊向晖,1999:353)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有发言权呢?结论只能是:毛说你有你就有。
   辩证法功能甚多。大跃进期间,云南有不少人劳饿交加,一度出现浮肿病。这本是大跃进的恶果之一,但毛在批示中却认为这是好事:“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李捷、于道俊,1997:167年)有了辩证法,什么坏事不是好事?
  不排除毛在主观上有“既……又……”同时并举的理想,而且中国人多事繁,集权者必须提供一定的策略空间。1975年,毛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也当然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毛当然希望政治、经济双丰收,无奈世上的事两全齐美者罕见,实际情形只能是或“既”或“又”。当毛支持邓小平,实际发生作用的是“三项指示”时后两条;当毛发动批邓后,“三项指示”只剩下一条“反修防修”。胡乔木明确说:毛“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胡乔木,1993:250)
  
  12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1973年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被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知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13 江青一定想干什么?
  
   1976年尼克松再度访华,中方接待的项目之一,是2月23日晚,由华国锋、江青等陪同观看中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新华社的消息说,演出的节目包括:“《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草原女民兵》等中国现代革命音乐、舞蹈和《满江红·写怀》等古典音乐”以及“美国民歌”。但合众国际社记者查尔斯·史密斯报道则是:“节目没有什么革命歌舞,长期住在北京的人对这种选择感到意外,其中包括许多古典作品。”(熊向晖,1999:287)
   熊似乎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所以他并没有指出这次演出究竟有没有“革命歌舞”,其语气倾向于史密斯的报道。新华社在报道中加进了演出没有的“革命音乐”显然是“内外有别”,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尼克松是外交的需要,但对自己的子民,却不能实话实说。
   这些古典作品包括王安石、萨都刺、张元干、陈亮、辛弃疾、岳飞六个著名词人的名篇。演出前的2月23日下午,江青委托乔冠华向客人介绍这这些节目的历史背景,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
  
   这六首词的都是好词,但江青却另有用心。当时知情的几位同志议论说:毛主席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并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他揭露江青有野心粉碎了江青的“组阁”的阴谋。他向她指出:不见还好些,多见何益?江青非常不满。但并未死心。她经常吟诵这六首词,借前三首表达她的“伤心”和“怨心”,借后三首表达她的“雄心”即“野心”。(熊向晖,1999:290)
  
   熊转述“几位同志”的话,认为这就揭开了江青“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但第一,毛批评江青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况且到1976年2月时,因为批邓运动的兴起,江青的日子已经相当好过了。如果此时她要表达“伤心”、“怨心”,那应当是另有所指;第二,六首诗词的选者是毛而不是江,江充其量是赞同而已。
   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说给我的。’”(熊向晖,1999:290)诗词文章,毛从来不小看。如果确实是他“特地”改了送江青的,那倒真的别有意义了。
   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陈晋,1997:691)此说除没有交代毛改后送给江青一事外,理解上也有些疑问。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唱《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别之意。
   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这不是没有可能。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庾信的《枯树赋》;录制的古诗词除张元干等沉郁顿挫的词作外,还包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等倾诉离情别意的作品。
   毛确实要“去”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助手江青“积怨甚多”。1975年10月,病重待毙的康生最后一次见毛告发邓小平时说:“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赵士刚,1997:292—293)毛无需康生的提醒,还在1974年3月20日,毛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杨继绳,1998:92)1976年6月,他向华国锋、江青等人等交班时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这些预感也与张元干“天意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也许可以把“君去了,休回顾”理解为毛、江之间一次特殊的沟通。这样一来,说这一演出表达江青的“伤心”和“怨心”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清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杨继绳,1998:92)
   江青不是成熟的中国政治家,招待尼克松的节目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也可能就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外交活动罢了。
  
  14 开放档案
  
   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但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大事记(1949一1975)》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的《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中,都在1969年部分记载8月18日、10月19日,会见斯诺和夫人。这两部权威史书都把1970年误为1969年,至于其他的著述,更是“颇多讹误”,以至于熊不得不一一订正。
   周恩来是20多年来中国人时时不忘的人物,斯诺也是中国人不陌生的外国友人,此次来华因其与毛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而意义重大。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会见,仅仅20多年后就发生提前一年的错误,而且发生在由权威部门织编写的资料书中,实在难以令人置信。熊著的重要内容,就是对订正若干重要史书中的错漏。
   类似的事很多。彭德怀悲剧中有一个万毅将军,当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据他回忆:“大概是19**年,有一天,总后勤部原顾问王政柱同志告诉我,有一本名叫《国防部长沉浮录》的书中,写到我在会议上的情况。我找到这本书。请人把有关段落念给我听。书中说,我在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担任总参和军委办公厅小组的组长,并说在我的诱导下,大家纷纷发言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根据的,还说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可批的,我就宣布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最后还写道,我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1700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会议上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能当组长?再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谁还能唱反调。我认为这一事实应当澄清。我曾向李维民同志说过这件事。他写的《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一文中说了这件事(发表于1995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然而,不久前听说《国防部长沉浮录》又再版了,可是这段文字并没有修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万毅,1998:260—261)但万毅“再次说明”也没有用。张树德在2000年2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彭德怀离开中南海》一文还是万毅当组长并拒绝批彭。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文还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
   像共产党这样掌握一个伟大民族命运、又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党,应当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如果说20多年就会“颇多讹误”,那么30年、40年呢?中共有7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有很多党史、国史方面的论著,其可信性到底如何不是没有疑问的。信史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哪怕是部分的开放档案。如果没有真实档案,即使是一些权威的部门、严肃的作者也不能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李锐,1999A:前言)
  自然,与史实不符有时不仅仅是无知,而是过分自觉的“古为今用”。1932年红四方面军有一次著名的苏家埠战役,90年中期秦基伟写回忆录时发现:“前些年,有个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反映苏家埠战役,里面出现了我的镜头,还很醒目,子女们都问我,要我谈谈苏家埠战役。”“我确实参加了,打得还不错。可那时候,有多少部队参加打啊,有围困的,有诱敌的,有打援的,还有地方武装。我才是个连长,能够起多大作用谈不上。”(秦基伟,1996:45—46)当年的连长已是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拍电视剧的人当然有必要作充分的艺术加工,正像有关四方面的书把军长李先念的题词放在总指挥徐向前的题词前面一样。
  
  熊向晖简历
  
  1919年4月生于安徽凤阳。
    1936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
    1937年,奉周恩来之命到胡宗南部从事情报工作,后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1949年9月赴美留学。
    1949年先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代办。
    1970年任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
    1978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83─1987年任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参考文献
  
  
  熊向晖:1999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出版社.
  李 锐:1998A 《庐山会议真面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8B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9C 《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丁 三:2003 《蓝衣社碎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向前:1987 《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胡乔木:1993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丁 玲:19** 《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奎松:1999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聂荣臻:1983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
  张正隆:2000 《战将韩先楚传》,解放军出版社。
  王若水:1998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年一:1988 《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 晋:1997 《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士刚:1997 《共和国的经济风云》下册,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高 华:200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高文谦:2003 《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权延赤:1993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杨继绳:1998 《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万 毅:1998 《万毅将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秦基伟:1996 《秦基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刘树发主编:1995 《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 捷、于道俊主编:1997 《东方巨人毛泽东》(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埃里希·奥尔巴赫:2002 《摹仿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密闻(转载)
(博讯2004年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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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光-阳光 提交日期:2004-4-29 15:27:00

  作者 单世联
  
   熊向晖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999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因为他有过“地下十二年”的经历,且曾获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善写文章,不但内容经得起推敲,措词也极谨慎。因此他的回忆录反倒较少品味伸展的空间。

  1 名门

  为革命冲锋陷阵的多为农民出身,不过无论是引进外来意识形态还是组织行动队伍,革命的主要领导大多是知识分子,从“一大”到“五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层中占据了绝对多数。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底层出身,他们不可能在现存秩序中求得出头,因此需要革命以求翻身。与国民党比起来,共产党人与旧中国的正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确实较少藕断丝连的拉扯。
   革命者与革命对象必须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所以派进国民党内部做地下情报的人要有相当的士绅气,要能够适应他的工作对象,这就是熊向晖为周恩来选中打入胡宗南部的原因。1936年年底,董必武对熊说:
  
   针对胡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熊向晖,1999:7)
  
   熊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在念大学。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的“官宦家庭”。胡宗南喜欢这样的出生,也许是因为他觉得现存的秩序已经给这些“官宦家庭”的子弟提供了出路,他们不必去闹革命。如果是这样,说明胡宗南太不了解革命文化了:革命远远不只是穷人的事。许多坚定的革命者就是名门之后,甚至杨度这样的晚清遗老和国民党要员如傅作义、陈布雷的女儿,这些“不肖子孙”都背叛了他们所属的家庭和世界。在个人道德上,他们“自毁前程”,自我牺牲,确具崇高感。但他们参与的革命在彻底破坏了他们厌恶的现实之后,是否创造了一个更为公正而合理的社会秩序,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从而历史对他们的崇高道德应当有更全面的考量。
   国民党是执政党,属于“右派”,但像胡宗南这样的党国大将,喜欢的人却是不左不右或中间偏左,这固然因为国民党曾经是革命党,而且1930年代蒋介石也以恢复革命精神为号召,同时也说明,国民党不像一些革命者“宁左毋右”那样“宁右毋左”,它的妥协与软弱,使不可能有一条强硬的政治路线,并导致失败。
  胡宗南本人并非名门之后,作风艰苦,性格坚忍。黄埔时与贺衷寒齐名,“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1932年击败红四方面军后在陇东南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名扬全国。范长江去访问他时,他正像一个伙夫一样站在北风呼啸的破庙里,只穿了一件陈旧的单衣,身上裸露出来的皮肤都长满了冻疮。晚餐时因为范的到来才加了一份木须肉,第二天,范为他照相时,他才穿上他最好的一件大衣。可见此人的品格是比较好的。周恩来一度认为胡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熊向晖,1998:7)1939年熊向组织汇报时也指出:胡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1998:11)胡确有尊重知识、欣赏左派的一面,所以他信任熊向晖,客观上帮助熊顺利地获得包括1947年进攻延安这样重要的情报。
  
  2 “县办大学”
  
   1947年初,胡宗南禀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意旨,要熊向晖起草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并提出“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等原则。熊提出的要点有“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等。其中最具远见的是:
  
   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熊向晖,1999:39)
  
  不能说这一设想是熊精心设计的,但它肯定符合胡宗南这样的国民党的胃口。无独有偶,十年后的“大跃进”中,教育革命也是一个方面。1958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口出豪言:“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15年普及,15年提高,30年普遍办大学,每乡办一个大学。”(李锐,1999B:302)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要求:“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李锐,1999C:287)柯庆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在15年更多一点时间内,“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李锐,1999B:361)客观上他们都重申了11年前熊向晖所拟的纲领。显然,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中国教育的贫乏,都把普及教育、县办大学作为社会理想之一。当然,共产党总是比国民党强。毛的号召一发出,许多省就已经决定,一定要在15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河南省登封县发出“全县办大学”的号召,两天之内,全县就办起44所“红专大学”;而同省的遂平县两个月内建立了“三级办学”的新体制:全县10个公社共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红专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余,学员10万多人。(李锐,1999C:297—298)普及教育,甚至是普及高等教育,是现代中国的课题之一。但胡宗南根本没有机会搞它的教育普及,后来的“教育革命”则成了革教育的命。
  相同的不止这些。30年代初,国民党内包括胡宗南在内极具理想主义精神、刻苦清廉的黄埔军人鉴于日本入侵在即、国民党腐化堕落的现实,发起成立“蓝衣社”,其理论家之一刘健群指出:“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单直被群众的痛恨。”“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丁三,2003:90—91)蓝衣社领袖贺衷寒率先提出、而后为蒋介石接受并提倡的“第二期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削藩”以统一国家、重整军备以抗战、禁烟、反腐败、复兴农村;蒋介石为复兴社拟定的“宗旨”包括: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夭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丁三,2003:206)“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国民党作为革命党的形象和灵魂,虽然这一中国法西斯主义的革新工程未得善果,但其口号并非只有国民党人在用。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就对革命精神的日渐衰退表现出高度敏感,“文革”前夕甚至认为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脱离了群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所以要发动群众“反修防修”。“文革”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纯而纯的革命政权。晚年的毛泽东一直认为,一次革命不解决问题,“文革”要七、八年就来一次。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发现:“在所有的历史参与者身上,动机真可谓五花八门,因此只能用简而化之的办法制定出宣传口号——其结果是,很多情况下,敌对双方可以使用同一个口号。”(奥尔巴赫,2002:22)
  
  3 国民党的昏馈
  
   熊在胡宗南身边12年,搜集了若干重要情报。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失察、麻痹真是荒唐得可以。1947年10月,熊的联系人之一王石坚在西安被捕,李克农非常担心熊的安全,周恩来却指出:“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分,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去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熊向晖,1999:60)结果确如周公所料。
   还有更荒唐的。1991年1月7日开始,熊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详细披露他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生涯。理所当然地,此文在台湾引起了震动。《传记文学》转载了熊文后,第五十八卷第五期又发表赵千方文章,揭发出一个充分暴露国民党昏馈无能的事:1973年,台湾“国防部”在编《胡宗南上将年谱》时,还以保送熊等赴美留学为胡的功绩:
  
   公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 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 ……陈忠经(翘)、申振民(健)、熊汇荃(向晖)……等十七人……留学美国。(熊向晖,1999:70)
  
   陈、申、熊三人被周恩来称为中共地下工作的“后三杰”,“他们隐藏八年为共党立下大功以后,胡长官又在抗战胜利后一起栽培他们到美国去留学。因此三个人才会学得‘胡儿语’,1950年以后才可以在中共外交界一展身手。” “‘后三杰’案1947年10月为政府破获,此三人均在美国,奈何不得,倒也罢了。但25年以后,国防部为表扬胡上将事功,编年谱时仍将‘后三杰’姓名列入,不知是失察?还是因三人化名改名的关系?抹黑胡上将竟因此而留下历史的文字纪录,此段文字本可避免,殊堪一叹!”(熊向晖,1999:69—70)
   对比周恩来安排熊向晖时的精详严密、滴水不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国民党自己葬送了自己,而且在失败多年后还不能好好总结反省。
  
  4 两个疑问
  
   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熊回忆了他参与处理此事的过程。但有两个疑点没有交代清楚:
   第一,3月中旬,中央情报部门已经获悉国民党特务要利用这次会议暗害周恩来;4月9日晚,外交办公厅获悉特务要破坏代表团所乘的飞机,与此同时周恩来从昆明就此作了指示。这说明,事发前中方已经知道特务要炸飞机。如果说4月11日下午周恩来在昆明已得悉特务行动的具体计划已经太晚了的话,那么对4月9日晚的情报是可以有充分的防范的。根据周的指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董越千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代表团,要新华分社即告香港当局保证安全;次日上午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礼作了交涉。
   这些处置显然缺少具体落实的环节,英国政府也好,香港当局也好,究竟有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防备,都没有专人跟踪,当然就不可能万无一失。更为奇怪的是,周恩来事后发现:“12日外交部的声明并未如实表达10日上午张越同艾惕礼的谈话,而张越的这一谈话又与9日晚昆明长途电话传达的总理紧急指示不符。”(熊向晖,1999:120)高级官员的这些失措是令人惊讶的。正如张治中说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熊向晖,1999:61)为什么这一次让他们阴谋得逞了?假如周恩来乘这驾飞机,损失岂非不可估量?
   第二,熊作为周恩来的代表赴港处理此案,8月18日回京后,周恩来在北戴河,要熊先向外交部汇报:
  
   汇报时,……乔冠华首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不用汇报了,这事拖的太久,参照8月13日给英国代办的备忘录,由外交部发一个声明就可以结束,已经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已经同意。我说:少奇同志尊重外交部的意见,但这总理亲自处理的,……应该先报告总理。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熊向晖,1999:149)
  
   这里的疑问不是周恩来与刘少奇在结束此事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而是乔冠华讲话时流露出的不耐烦的态度。这事确实拖得太久,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丧生的8名中国人地位虽然不高,但他们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乘机的。这是一起“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熊向晖,1999:119)针对的是中国政府;香港当局在处理时与中国政府也不是积极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为何觉得“这事拖得太久”了?
  
  5 远见和无奈
  
   二战风云人物之一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1年9月再次访华,可能是出于对这位二战统帅的信任,也可能是由于蒙在欢迎宴会上发表了对中国友好的讲话,所以周恩来指示“放手让蒙哥马利看”。
   蒙这次访华似乎是特别关心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中国。在西安,他突然向群众发问:除毛主席以外,你们最拥护谁,你们最听谁的指挥?陪同的熊向晖从这些迹象揣测蒙哥马利想探询毛的继承人是谁?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西方人士对中国政治的隔膜和生疏:从延安后期开始,中共的高级干部都意识到刘少奇是毛的接班人;50年代末,刘的画像已与毛并列。
   蒙不但不了解中国政治,而且胆怯:“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他显然轻估了毛。当毛知道了他的意向后,他笑了:“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条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啊?”(熊向晖,1999:385)在这方面,毛很自信:
  
   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没有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那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呼只好来个‘三驾马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
   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熊向晖,1999:386)
  
   9月24日,毛告诉蒙,刘少奇是他的继承人,满足了元帅的愿望。但5年后,毛不但把刘少奇搞下台,而且让他死于非命。蒙哥马利1976年逝世,看到了刘少奇的结局。刘没有接上班是一回事,毛注意继承人问题是另一回事,此后的林彪、王洪文都曾是他一度瞩意的人选,林彪作为接班人还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但一个成了“折戟沉沙”的叛徒、卖国贼,一个以“政治流氓”、反党集团头目的身份死在狱中。
  为什么吸收了斯大林教训的、很注意培养接班人、确实也培养了几个接班人的毛泽东,始终没有如愿地安排好后事,以至于临终之际也估计到可能会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直接原因有二,第一,这种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的原则,不但与专制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方式划不清界限,而且比传统社会少了一条“嫡长子继承制”公认法统。既没有制度性保证,也没有民主化的选举,他其实不比斯大林聪明。第二,在他看来,国家不能由“三个人”或多个人来领导的,最高领袖只能是一个。从而一旦他选的接班人有与他并列齐趋的态势时,就难以容忍,所以他对他选定的接班人总不能始终如一地满意。刘少奇40年代中期成为毛的副手,但60年代中期他就准备把刘搞下去;林彪在1969年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但一年多后毛就不再信任他;王洪文1973年当上副主席,毛也很快就对他了无兴趣。接班人是找了三个,但没有一个人接得了班,并且更换的速度越来越快,以至于谁当上接班人谁就等于坐在火炉上。毛泽东说得好:“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熊向晖,1999:387)后毛的中国,前进得更好更快。
  接班人问题直接反映了传统皇权专制思想在革命者身上的顽强存在,不但山沟里的革命者,就是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理解和研究的人,也未能摆脱。1926年,丁玲到北京,住在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达的家里,发现:“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扬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家里处理家庭生活,他对待王会悟,却实在有些封建气味。”(丁玲,19**:92)
  
  6 陈毅
  
   陈毅的爽朗坦诚素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骂的言行也广为传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毅在“文革”确实有超过大多数老干部的勇气和见识。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国际问题。1969年,陈奉命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帅进行“研究国际问题”,从6月7日到7月1日进行了六次讨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结论之一是:“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熊向晖,1999:174)这一报告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中央负责人。也许是因于叶剑英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员,文件把他的的名字放在陈毅之前。
   鉴于此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态,四帅又写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除坚持原来的估计外,陈毅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备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熊向晖,1999:186—187)
  
   这些想法的中心是举行中美高级谈判。“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熊向晖,1999:187)陈毅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人。1969年,美国对越战争扩大、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一惯信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毛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党的“九大”更强化了全面备战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的设想极具创意。
  陈毅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正尖锐的批评。“二月逆流”中,陈说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到延安的抢救:“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刘树发,1995:1184)他还特意声明:“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触到了毛的痛处。难怪毛泽东在知道后“变了脸色”,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徐向前,1987:834)
   “文革”的根源确实要追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康生既是延安整风也是“文革”的领导核心;差别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时代通过整风崛起的刘少奇、彭真等人。1945年以后,延安整风、审干、肃反三部曲的真实历史被精心修饰起来。但无论如何,当事人还在,时不时总会透露一点。胡乔木1950年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过:“这次整风不久即转入审查干部历史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曾经犯了许多错误”。(胡乔木,1993:3)胡此时的身分是毛的秘书,这种说法应当是得到毛同意的。胡乔木1981年又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AB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在华北土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胡乔木,1993:185)江西的惨剧没有阻止延安的“过火”,延安的教训没有阻止“文革”的浩劫,知错难改,愈演愈烈,种种“错误”确有其客观需要和社会基础,既要舆论一律、步调一致,又没有理性化、程序化的管理体制和社会技术,运动有它的必要性,“左”倾有它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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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7 如临深渊
  
  1969年的紧张空气是不可能让四位实际上“靠边站”的元帅从容讨论国际问题的。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熊向晖,1999:166)
   毛泽东历来相信苏联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主观上并不赞同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认为苏联可能大规模入侵的判断,因此要四帅研究国际形势。四帅此时仍是中央委员,而且这是毛亲自交代他们的任务,而且讨论的话题是相对超脱一点的国际形势,但四帅的座谈实际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讨论时,四帅都带了秘书。周恩来批评了这一点,陈毅立刻明白了:“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经惹祸。(熊向晖,1999:167)这是因为他们头上“二月逆流”的辫子,因为毛此时对他们还有疑虑。毛确实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却要时时看着头上的大棒,夹着尾巴,而且在此时刻,秘书不可全信。
   第二,参加这次讨论的外交部姚广传达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意见,要他们在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在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又是陈毅聪明:“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熊向晖,1999:182)这就是说,四帅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离“九大”太远。毛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但对那些与他的既有成见不一致的“事实”,他通常是不感兴趣的。
  四帅于7月11提出第一份报告,认为大战一时打不出,这个结论比较符合毛的估计。但8月13日,苏军在经过一系列试探性挑衅后,在新疆裕田县铁列克奇歼灭了一支30余人的中国巡逻队,这使毛感到相当意外,在得知苏联曾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后,中国的备战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国庆期间,天安门城楼后面甚至准备了可以紧急疏散毛泽东等人的直升飞机。四帅的正确判断没有直接发生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四帅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的“虚惊”有两个政治效果,一是内战和大乱的国内形势得到一定遏制。8月28日,毛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九项要求中,大部分是针对造反行为的,曾被称为革命行动的许多行为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严加取缔,并要求解放军予以执行。二是使毛泽东产生“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感觉,认识到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再热衷于世界革命。(杨奎松,1999:500—514)四帅的判断终于发生直接作用。
  
  8 69年的疏散
  
   四帅的深谋远虑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1969年10月17日晚,包括四帅在内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体育表演后,得到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的通知: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些同志从北京疏散,“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熊向晖,1999:190)
   关于这次疏散,此前一种权威说法是林彪的阴谋。聂荣臻断言:“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是看看他‘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聂荣臻,1983:861—862)
   徐向前也说:“1969年10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蹲点’生活。……军队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徐向前,1987:848—849)
  两位元帅的说法显然来自1971年12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期演。”但此说与事实有误。
  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的会谈达成了边界谈判的协议,中央认为苏联很可能是以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烟幕,因此林彪视察张家口设防情况,周恩来要总参整理二战中突然袭击的战史资料。“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于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杨奎松,1999:514)毛10月14日去武汉、林彪10月18日去苏州,周恩来及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战备值班”。10月18日上午,陈毅召集四位元帅开会,进一步解释了毛、周的意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熊向晖,1999:190)
  当然,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让这些老同志离开北京,“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显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这些老同志的疏散与毛到武汉、林到苏州是不一样的,他们到地方后继续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广州从化、徐向前在郑州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徐海东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疗就在当地病死,所以聂、徐两帅的说法确是有感而发的。
  
  9 政治符号
  
   当中国处于一片备战的紧张时,苏联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1969年9月3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国领导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表示要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苏联驻华代办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同意后,已经回到苏联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绕道于9月11日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共同表示了避免武装冲突的意向,并达成恢复政务电话等协议。至此,中苏紧张局势已有相当缓和,但中方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与日本在珍珠港事变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罗斯福一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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