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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英比张志新更觉悟
红二代道歉打开文革罪恶潘多拉 国新办密令曝光
看了宋彬彬的道歉,像吃了口夹生饭,咽不下去 2014-01-15 21:38:20

看了宋彬彬的道歉,像吃了口夹生饭,咽不下去


马建


看了宋彬彬的道歉,像吃了口夹生饭,咽不下去。她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怎么就以为可以把历史带进坟墓了事。做为当年师大附中的领导人之一“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无论开会学习还是批斗整人都是宋彬彬等头头决定,在她的领导下,死了那么多老师,怎么也该谢罪,竟以道歉了事。
 就算她没动手打,〔毛泽东也从未抬手打人〕有打手们开打;
 就算她不是红卫兵的一把手,才十九岁;
 就算她讲义气,要保住同伙死不开口,但对着仲耘校长的雕像仅道个歉也有失道义,起码当面向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尧老先生下跪谢罪吧。人家老婆被你领导的红卫兵打死了,没去找你偿命,让你活着。照今天法律,你就是薄熙来的老婆也照样判刑。
 
劝宋彬彬在临死之前留下口诉历史;告诉后人她当政那几个月,师大附中每天是怎样上班开会批判殴打老师和学生,她怎么管理劳改队,她天天看到走廊、台阶,包括厕所墙上的人血去撒尿吃饭时想了什么,打死了仲耘校长那晚去北京市委如何汇报的。之后的化学教师胡秀正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下自杀,语文老师周学敏上吊、地理教师赵寿琪,历史老师梁希孔,等“被自杀”和被迫害死亡近十位,她都怎么处理这些尸体。说出来吧,宋彬彬,别相信共产党不倒台,总有一天成捆的资料会曝光,那时你的后代怎么活下去……


 
文友们可看看下面的选段,摘自文革受难者网站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作者:王友琴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6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在7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撤出学校。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1949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1966年6月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的分类条目其中有:
 
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1966年6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给她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
 
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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