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意網 世界民意論坛 金山自由論坛 網上文革博物館 中國知青歲月 信仰與生命 飲食與健康 文苑一角
脢脌陆莽脙帽脪芒脥酶 >> 脥酶脡脧脦脛赂茂虏漏脦茂鹿脻
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林昭被野蛮惨杀的一幕
毛泽东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2004-05-31 19:25:10

余汝信:1968·7·28毛泽东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世界民意网2004年6月01日]

无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将文革史加以分期,炎热的1968年7月末都不失为一道重要的分界。由此回溯至1966年8月的整整两年,应可冠名为“红卫兵时期”;此后,或可称之为“后红卫兵时期”。而这一分界最重要的标记,则是7月27日由中央警卫团(代号8341部队)指挥的三万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突然进占受两派学生武斗蹂躏已久的清华园,以及次日凌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对聂元梓等“五大领袖”的集体召见。

史载: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半至上午八时半,毛泽东、林彪召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破天荒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之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陪同召见及参与谈话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

到底是清华园内团派的负隅顽抗剌激了毛的神经,从而导致了这一常人都进入了酣梦时分的凌晨紧急召见,还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毛有计划的、蓄意的安排?直至今天,我们尚缺乏资料,难以准确判定。而据韩爱晶君告之笔者[2],他认为,曾经狂飚般横扫整个中国的红色风暴,早已在一年前的1967年夏季失却方向,步入迷途,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群体,多次失却了历史曾经给予过他们的机会,以致到7月27日这一天,最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蒯大富本人对韩的这一说法未置可否),而毛泽东一旦将由军队指挥的“工人阶级”推上了前台,红卫兵们的退场已是历史的必然。

有关这次召见的经过,目前尚未见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开。公开出版物中,原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陈永康所著《红色季风》(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有相对来说较为详细的转述。去年底出版的官方所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述及了这次谈话的梗概(见该书页1521-1525)。该书的基调是为毛开脱,同一件事,于毛是犯错,于林彪、江青则是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关键处皆大而化之,多未说清楚或者可以说是故意不去说清楚,对这次召见谈话的描述亦然。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花一点时间探究一下事情的本来面目。

一、“五大领袖”封号的来历

《毛泽东传》:“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他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页1521-1522)

《毛泽东传》的作者可能忘记了,毛泽东本人说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首先放火的是毛本人,而不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毛还说过:“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3]

按毛泽东以上所说,始作俑者,是毛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毛在文革初期鼓吹的“造反有理”,才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

至于“五大领袖”,据蒯大富告诉笔者,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封号”,还是肖劲光告诉他,是毛泽东本人的原话。韩爱晶补充告之笔 者,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后,毛提出北京要走不同于“上海人民公社”的路子,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毛为此设定了“北京模式”的具体步骤:先成立大专院校、中学两个红代会及工代会、农代会,形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后,再与军队干部、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三结合”,组成革委会。毛还指示,大专院校红代会主要负责人由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五大领袖”担任,地院的朱成昭不行了,换上王大宾。

韩爱晶说,王大宾原提出,大专院校红代会要以首都三司为核心,谢富治不同意。大专院校红代会于1967年2月20日成立,核心组成员是谢富治请示中央(包括毛)后指定的,核心组五人,谭厚兰代表的北师大“井岗山公社”是一司的,韩爱晶代表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是二司的,蒯大富代表的清华“井岗山兵团”和王大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三司的,而聂元梓所代表的北大“新北大公社”则什么司也不是。同年4月,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聂是副主任之一,其他四人均是常委,以至蒯、韩后来自嘲道,他们也曾经是“副省级干部”。

二、“五大领袖”均根正苗红

在那个十分讲究“家庭出身”、“阶级成份”的年代,既然当得了钦定的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在“出身”、“成份”方面须经严格审查,必须是根正苗红,无可挑剔,以免给对立面抓到任何把柄。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滑县,其父乡中行医,同情中共革命。聂家兄弟姐妹七人,除二哥聂元赏外,其余六人全为中央党员。当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滑县县委三任书记,包括第三任的赵紫阳(198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亦为滑县人氏),都曾在聂家办公。聂元梓本人于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革命运动,时年仅14岁。1938年正式加入中共,以后历任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区委第一副书记、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教育处处长等职务,1952年定为行政12级(后来再未提级),1960年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文革前夕,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4] 因为聂在文革初期已四十五、六岁,是大学中层领导而不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所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这五人只能称为“五大领袖”而非“五大学生领袖”。

蒯大富,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其父为农村基层干部,父母均为中共党员。蒯1963年夏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该系与工程物理系其实都是保密程度甚高的核专业学系。蒯在读的工化系902班,代号含义是102专业、1969年毕业,所谓102专业,实际上是六年制的绝密等级的放射化工专业,该专业学生录取前均须经过严格的政审筛选。

韩爱晶,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其父为新四军战士,中共建国前已去世。继父为江苏淮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韩1964年被北京航空学院三系录取,三系即飞机设计系,整个三系包括韩所读的座舱设计专业均属于机密专业。

蒯、韩两人所读专业,在文革前非“红五类”出身者不能问津。另谭、王两人亦为出身贫寒家庭,谭为北师大调干生,中共党员,1966年29岁,王大宾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年龄与蒯、韩相若。

三、聂、蒯首先受到毛、周支持

《毛泽东传》称:“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页1523),这与历史事实也有距离。

聂元梓领头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首先就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在《毛泽东传》一书中就有记载,1966年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 六月一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页1414)

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了态后,中央文革诸人才敢于有所行动。而蒯大富反工作组,首先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当然,周也不过是遵旨行事。

据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30日,周“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据蒯大富告诉笔者,周恩来是于7月31日凌晨2时至5时在清华静斋与之单独谈话,谈毕,请蒯再找三个同观点的同学,到城内人民大会堂继续谈。31日晚7时至10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再次与蒯等学生谈话,了解清华运动的实情,在座者还有华东两位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渭清。据蒯分析,周一日内两次约谈,目的是为次日即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有所行动寻找突破口。8月1日,周“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5]

《周恩来年谱》1966年8月4日条目记载:“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辩论会。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又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据蒯大富回忆,辩论会于8月4日晚10时至次日凌晨2时举行,周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周在辩论会上主张对蒯大富平反解放。《年谱》8月22日条目再称,周“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6]

同样,文革的历史责任,不能全推在“五大领袖”一类的造反派头上。“五大领袖”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在文革前并非是共产党政权的当然反对者,相反,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文革初期(聂元梓的例外是在北大社教的后期)的受压制,使他们本能地加以反抗。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才意识到中央其实有两个“司令部”,他们极力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只不过他们后知后觉,不明白他们的利用价值其实在1967年夏天已经完结。“如果”——韩爱晶曾假设——如果1967年7月就回到课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一代的历史结局是否就大大不同了呢?不过,正如蒯大富反驳韩爱晶所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四、一个小插曲——蒯大富为什么迟到

《毛泽东传》称:“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页1523),据蒯大富对笔者说,事情真相并非如此。

7.28召见谈话开头,毛泽东见蒯未到,曾问:“蒯大富没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来?”谢富治答:“恐怕是不肯来”。韩爱晶极力为蒯辩护:“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要哭的,肯定是出不来”。韩的话说对了一半,蒯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怎会不来?何况是毛泽东本人接见!蒯不是出不来,是不知道有接见这码事。

蒯大富对三万工人围攻清华园毫无思想准备,7月27日白天,吴德是对他打过招呼,但蒯根本没有想到,吴德也没有说明,派工宣队是毛本人的决定。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27日整整一天,吴德、迟群明知派工宣队是毛所定,为什么不向蒯说清楚?直至今天,蒯还表示大惑不解。

谈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分到了北航。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发完电报后,蒯再乘车到了北航,见到北航红旗的保卫组长,方知中央首长召见,勿勿赶至人民大会堂西门,已近清晨七时。经通报后,蒯见到出来接他的谢富治,嚎啕大哭,谢劝其不要激动,又亲自搜查了蒯,知其未带任何凶器之类,然后将其带进湖南厅会场,蒯赫然见到一大群身穿白衬衣的中央要人,毛泽东也在其中,蒯上前又再抱头大哭。

五、毛: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以笔者管见,毛7.28召见谈话的基调,是既有批评,也有呵护。据韩爱晶记录,毛说过:“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此中亦可体会到毛对“五大领袖”感情之复杂——他本人既然就是始作俑者,何以能过多地责备其忠实的追随者?《毛泽东传》论及此事,只说批评,未有引用毛多处的呵护之辞,乃是“别有用心”。

自1950年代末谈话从来不准录音的毛泽东,7.28召见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召见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在谈话中特地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官方的录音后来有没有整理成文,不知道。可能笔者孤陋寡闻,惟从未见有这次谈话的官方记录文本公布过。

7.28召见后的当天上午,“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督促下,整理了一份简要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在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广为印发、传达。

及后,“五大领袖”中的三、四位曾聚合过一次(缺了谁,事隔多年,蒯、韩都记不起来了),根据各人笔记,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谈话记录,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作过传达(笔者也存有这种传达记录稿)。蒯、韩说,他们自己所做的记录早已因多次受审查而被收缴。近年,韩爱晶根据当年同学的笔记,结合自己的回忆,整理了一份相当完整的记录。应笔者请求,韩特意将这份记录的最后一部分,即他本人提出毛百年之后怎么办的这一段复印送给了笔者。笔者认为,这一段谈话记录充分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特征,所以除改正了几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作为本文的附录,公诸于同好,同时,以此纪念一个我们都曾是那样无知地热血沸腾过的、已远逝去的青春年代。

据笔者所知,“五大领袖”中,谭厚兰已于1982年患癌症离世;聂元梓现年83岁,居北京;蒯大富、韩爱晶已年近六旬,现居深圳;王大宾,现居成都。(2004年5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三)

注释

[1]1968年8月中旬前,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矿企业,并无农民参与。工宣队军代表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及海军委派,总指挥为中央警卫团派至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主任张荣温。8月中旬后宣传队改称“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次年1月,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张荣温兼主任。

[2] 笔者曾于2003年9月和12月两次与蒯大富、韩爱晶长谈,得益良多。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44、147。

[4]据聂元梓《我的家庭情况和简历》(未刊稿)。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44-45。该书所载周与蒯谈话时间与蒯本人的回忆有出入,此处以蒯本人回忆为准。

[6]同[5]书,页46、51。

附:7.28召见谈话节录(韩爱晶提供)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乐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得,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讥笑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指责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利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它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余汝信整理)
余汝信:1968·7·28毛泽东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博讯2004年6月01日)
毛泽东更多文章请看毛泽东专栏
无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将文革史加以分期,炎热的1968年7月末都不失为一道重要的分界。由此回溯至1966年8月的整整两年,应可冠名为“红卫兵时期”;此后,或可称之为“后红卫兵时期”。而这一分界最重要的标记,则是7月27日由中央警卫团(代号8341部队)指挥的三万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突然进占受两派学生武斗蹂躏已久的清华园,以及次日凌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对聂元梓等“五大领袖”的集体召见。 (博讯 boxun.com)

史载: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半至上午八时半,毛泽东、林彪召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破天荒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之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陪同召见及参与谈话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

到底是清华园内团派的负隅顽抗剌激了毛的神经,从而导致了这一常人都进入了酣梦时分的凌晨紧急召见,还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毛有计划的、蓄意的安排?直至今天,我们尚缺乏资料,难以准确判定。而据韩爱晶君告之笔者[2],他认为,曾经狂飚般横扫整个中国的红色风暴,早已在一年前的1967年夏季失却方向,步入迷途,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群体,多次失却了历史曾经给予过他们的机会,以致到7月27日这一天,最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蒯大富本人对韩的这一说法未置可否),而毛泽东一旦将由军队指挥的“工人阶级”推上了前台,红卫兵们的退场已是历史的必然。

有关这次召见的经过,目前尚未见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开。公开出版物中,原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陈永康所著《红色季风》(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有相对来说较为详细的转述。去年底出版的官方所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述及了这次谈话的梗概(见该书页1521-1525)。该书的基调是为毛开脱,同一件事,于毛是犯错,于林彪、江青则是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关键处皆大而化之,多未说清楚或者可以说是故意不去说清楚,对这次召见谈话的描述亦然。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花一点时间探究一下事情的本来面目。

一、“五大领袖”封号的来历

《毛泽东传》:“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他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页1521-1522)

《毛泽东传》的作者可能忘记了,毛泽东本人说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首先放火的是毛本人,而不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毛还说过:“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3]

按毛泽东以上所说,始作俑者,是毛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毛在文革初期鼓吹的“造反有理”,才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

至于“五大领袖”,据蒯大富告诉笔者,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封号”,还是肖劲光告诉他,是毛泽东本人的原话。韩爱晶补充告之笔 者,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后,毛提出北京要走不同于“上海人民公社”的路子,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毛为此设定了“北京模式”的具体步骤:先成立大专院校、中学两个红代会及工代会、农代会,形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后,再与军队干部、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三结合”,组成革委会。毛还指示,大专院校红代会主要负责人由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五大领袖”担任,地院的朱成昭不行了,换上王大宾。

韩爱晶说,王大宾原提出,大专院校红代会要以首都三司为核心,谢富治不同意。大专院校红代会于1967年2月20日成立,核心组成员是谢富治请示中央(包括毛)后指定的,核心组五人,谭厚兰代表的北师大“井岗山公社”是一司的,韩爱晶代表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是二司的,蒯大富代表的清华“井岗山兵团”和王大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三司的,而聂元梓所代表的北大“新北大公社”则什么司也不是。同年4月,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聂是副主任之一,其他四人均是常委,以至蒯、韩后来自嘲道,他们也曾经是“副省级干部”。

二、“五大领袖”均根正苗红

在那个十分讲究“家庭出身”、“阶级成份”的年代,既然当得了钦定的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在“出身”、“成份”方面须经严格审查,必须是根正苗红,无可挑剔,以免给对立面抓到任何把柄。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滑县,其父乡中行医,同情中共革命。聂家兄弟姐妹七人,除二哥聂元赏外,其余六人全为中央党员。当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滑县县委三任书记,包括第三任的赵紫阳(198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亦为滑县人氏),都曾在聂家办公。聂元梓本人于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革命运动,时年仅14岁。1938年正式加入中共,以后历任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区委第一副书记、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教育处处长等职务,1952年定为行政12级(后来再未提级),1960年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文革前夕,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4] 因为聂在文革初期已四十五、六岁,是大学中层领导而不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所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这五人只能称为“五大领袖”而非“五大学生领袖”。

蒯大富,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其父为农村基层干部,父母均为中共党员。蒯1963年夏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该系与工程物理系其实都是保密程度甚高的核专业学系。蒯在读的工化系902班,代号含义是102专业、1969年毕业,所谓102专业,实际上是六年制的绝密等级的放射化工专业,该专业学生录取前均须经过严格的政审筛选。

韩爱晶,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其父为新四军战士,中共建国前已去世。继父为江苏淮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韩1964年被北京航空学院三系录取,三系即飞机设计系,整个三系包括韩所读的座舱设计专业均属于机密专业。

蒯、韩两人所读专业,在文革前非“红五类”出身者不能问津。另谭、王两人亦为出身贫寒家庭,谭为北师大调干生,中共党员,1966年29岁,王大宾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年龄与蒯、韩相若。

三、聂、蒯首先受到毛、周支持

《毛泽东传》称:“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页1523),这与历史事实也有距离。

聂元梓领头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首先就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在《毛泽东传》一书中就有记载,1966年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 六月一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页1414)

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了态后,中央文革诸人才敢于有所行动。而蒯大富反工作组,首先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当然,周也不过是遵旨行事。

据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30日,周“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据蒯大富告诉笔者,周恩来是于7月31日凌晨2时至5时在清华静斋与之单独谈话,谈毕,请蒯再找三个同观点的同学,到城内人民大会堂继续谈。31日晚7时至10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再次与蒯等学生谈话,了解清华运动的实情,在座者还有华东两位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渭清。据蒯分析,周一日内两次约谈,目的是为次日即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有所行动寻找突破口。8月1日,周“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5]

《周恩来年谱》1966年8月4日条目记载:“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辩论会。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又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据蒯大富回忆,辩论会于8月4日晚10时至次日凌晨2时举行,周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周在辩论会上主张对蒯大富平反解放。《年谱》8月22日条目再称,周“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6]

同样,文革的历史责任,不能全推在“五大领袖”一类的造反派头上。“五大领袖”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在文革前并非是共产党政权的当然反对者,相反,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文革初期(聂元梓的例外是在北大社教的后期)的受压制,使他们本能地加以反抗。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才意识到中央其实有两个“司令部”,他们极力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只不过他们后知后觉,不明白他们的利用价值其实在1967年夏天已经完结。“如果”——韩爱晶曾假设——如果1967年7月就回到课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一代的历史结局是否就大大不同了呢?不过,正如蒯大富反驳韩爱晶所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四、一个小插曲——蒯大富为什么迟到

《毛泽东传》称:“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页1523),据蒯大富对笔者说,事情真相并非如此。

7.28召见谈话开头,毛泽东见蒯未到,曾问:“蒯大富没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来?”谢富治答:“恐怕是不肯来”。韩爱晶极力为蒯辩护:“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要哭的,肯定是出不来”。韩的话说对了一半,蒯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怎会不来?何况是毛泽东本人接见!蒯不是出不来,是不知道有接见这码事。

蒯大富对三万工人围攻清华园毫无思想准备,7月27日白天,吴德是对他打过招呼,但蒯根本没有想到,吴德也没有说明,派工宣队是毛本人的决定。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27日整整一天,吴德、迟群明知派工宣队是毛所定,为什么不向蒯说清楚?直至今天,蒯还表示大惑不解。

谈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分到了北航。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发完电报后,蒯再乘车到了北航,见到北航红旗的保卫组长,方知中央首长召见,勿勿赶至人民大会堂西门,已近清晨七时。经通报后,蒯见到出来接他的谢富治,嚎啕大哭,谢劝其不要激动,又亲自搜查了蒯,知其未带任何凶器之类,然后将其带进湖南厅会场,蒯赫然见到一大群身穿白衬衣的中央要人,毛泽东也在其中,蒯上前又再抱头大哭。

五、毛: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以笔者管见,毛7.28召见谈话的基调,是既有批评,也有呵护。据韩爱晶记录,毛说过:“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此中亦可体会到毛对“五大领袖”感情之复杂——他本人既然就是始作俑者,何以能过多地责备其忠实的追随者?《毛泽东传》论及此事,只说批评,未有引用毛多处的呵护之辞,乃是“别有用心”。

自1950年代末谈话从来不准录音的毛泽东,7.28召见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召见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在谈话中特地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官方的录音后来有没有整理成文,不知道。可能笔者孤陋寡闻,惟从未见有这次谈话的官方记录文本公布过。

7.28召见后的当天上午,“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督促下,整理了一份简要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在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广为印发、传达。

及后,“五大领袖”中的三、四位曾聚合过一次(缺了谁,事隔多年,蒯、韩都记不起来了),根据各人笔记,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谈话记录,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作过传达(笔者也存有这种传达记录稿)。蒯、韩说,他们自己所做的记录早已因多次受审查而被收缴。近年,韩爱晶根据当年同学的笔记,结合自己的回忆,整理了一份相当完整的记录。应笔者请求,韩特意将这份记录的最后一部分,即他本人提出毛百年之后怎么办的这一段复印送给了笔者。笔者认为,这一段谈话记录充分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特征,所以除改正了几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作为本文的附录,公诸于同好,同时,以此纪念一个我们都曾是那样无知地热血沸腾过的、已远逝去的青春年代。

据笔者所知,“五大领袖”中,谭厚兰已于1982年患癌症离世;聂元梓现年83岁,居北京;蒯大富、韩爱晶已年近六旬,现居深圳;王大宾,现居成都。(2004年5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三)

注释

[1]1968年8月中旬前,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矿企业,并无农民参与。工宣队军代表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及海军委派,总指挥为中央警卫团派至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主任张荣温。8月中旬后宣传队改称“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次年1月,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张荣温兼主任。

[2] 笔者曾于2003年9月和12月两次与蒯大富、韩爱晶长谈,得益良多。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44、147。

[4]据聂元梓《我的家庭情况和简历》(未刊稿)。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44-45。该书所载周与蒯谈话时间与蒯本人的回忆有出入,此处以蒯本人回忆为准。

[6]同[5]书,页46、51。

附:7.28召见谈话节录(韩爱晶提供)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乐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得,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讥笑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指责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利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它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余汝信整理)
余汝信:1968·7·28毛泽东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博讯2004年6月01日)
毛泽东更多文章请看毛泽东专栏
无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将文革史加以分期,炎热的1968年7月末都不失为一道重要的分界。由此回溯至1966年8月的整整两年,应可冠名为“红卫兵时期”;此后,或可称之为“后红卫兵时期”。而这一分界最重要的标记,则是7月27日由中央警卫团(代号8341部队)指挥的三万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突然进占受两派学生武斗蹂躏已久的清华园,以及次日凌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对聂元梓等“五大领袖”的集体召见。 (博讯 boxun.com)

史载: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半至上午八时半,毛泽东、林彪召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破天荒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之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陪同召见及参与谈话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

到底是清华园内团派的负隅顽抗剌激了毛的神经,从而导致了这一常人都进入了酣梦时分的凌晨紧急召见,还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毛有计划的、蓄意的安排?直至今天,我们尚缺乏资料,难以准确判定。而据韩爱晶君告之笔者[2],他认为,曾经狂飚般横扫整个中国的红色风暴,早已在一年前的1967年夏季失却方向,步入迷途,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群体,多次失却了历史曾经给予过他们的机会,以致到7月27日这一天,最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蒯大富本人对韩的这一说法未置可否),而毛泽东一旦将由军队指挥的“工人阶级”推上了前台,红卫兵们的退场已是历史的必然。

有关这次召见的经过,目前尚未见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开。公开出版物中,原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陈永康所著《红色季风》(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有相对来说较为详细的转述。去年底出版的官方所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述及了这次谈话的梗概(见该书页1521-1525)。该书的基调是为毛开脱,同一件事,于毛是犯错,于林彪、江青则是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关键处皆大而化之,多未说清楚或者可以说是故意不去说清楚,对这次召见谈话的描述亦然。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花一点时间探究一下事情的本来面目。

一、“五大领袖”封号的来历

《毛泽东传》:“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他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页1521-1522)

《毛泽东传》的作者可能忘记了,毛泽东本人说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首先放火的是毛本人,而不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毛还说过:“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3]

按毛泽东以上所说,始作俑者,是毛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毛在文革初期鼓吹的“造反有理”,才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

至于“五大领袖”,据蒯大富告诉笔者,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封号”,还是肖劲光告诉他,是毛泽东本人的原话。韩爱晶补充告之笔 者,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后,毛提出北京要走不同于“上海人民公社”的路子,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毛为此设定了“北京模式”的具体步骤:先成立大专院校、中学两个红代会及工代会、农代会,形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后,再与军队干部、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三结合”,组成革委会。毛还指示,大专院校红代会主要负责人由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五大领袖”担任,地院的朱成昭不行了,换上王大宾。

韩爱晶说,王大宾原提出,大专院校红代会要以首都三司为核心,谢富治不同意。大专院校红代会于1967年2月20日成立,核心组成员是谢富治请示中央(包括毛)后指定的,核心组五人,谭厚兰代表的北师大“井岗山公社”是一司的,韩爱晶代表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是二司的,蒯大富代表的清华“井岗山兵团”和王大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三司的,而聂元梓所代表的北大“新北大公社”则什么司也不是。同年4月,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聂是副主任之一,其他四人均是常委,以至蒯、韩后来自嘲道,他们也曾经是“副省级干部”。

二、“五大领袖”均根正苗红

在那个十分讲究“家庭出身”、“阶级成份”的年代,既然当得了钦定的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在“出身”、“成份”方面须经严格审查,必须是根正苗红,无可挑剔,以免给对立面抓到任何把柄。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滑县,其父乡中行医,同情中共革命。聂家兄弟姐妹七人,除二哥聂元赏外,其余六人全为中央党员。当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滑县县委三任书记,包括第三任的赵紫阳(198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亦为滑县人氏),都曾在聂家办公。聂元梓本人于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革命运动,时年仅14岁。1938年正式加入中共,以后历任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区委第一副书记、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教育处处长等职务,1952年定为行政12级(后来再未提级),1960年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文革前夕,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4] 因为聂在文革初期已四十五、六岁,是大学中层领导而不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所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这五人只能称为“五大领袖”而非“五大学生领袖”。

蒯大富,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其父为农村基层干部,父母均为中共党员。蒯1963年夏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该系与工程物理系其实都是保密程度甚高的核专业学系。蒯在读的工化系902班,代号含义是102专业、1969年毕业,所谓102专业,实际上是六年制的绝密等级的放射化工专业,该专业学生录取前均须经过严格的政审筛选。

韩爱晶,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其父为新四军战士,中共建国前已去世。继父为江苏淮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韩1964年被北京航空学院三系录取,三系即飞机设计系,整个三系包括韩所读的座舱设计专业均属于机密专业。

蒯、韩两人所读专业,在文革前非“红五类”出身者不能问津。另谭、王两人亦为出身贫寒家庭,谭为北师大调干生,中共党员,1966年29岁,王大宾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年龄与蒯、韩相若。

三、聂、蒯首先受到毛、周支持

《毛泽东传》称:“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页1523),这与历史事实也有距离。

聂元梓领头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首先就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在《毛泽东传》一书中就有记载,1966年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 六月一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页1414)

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了态后,中央文革诸人才敢于有所行动。而蒯大富反工作组,首先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当然,周也不过是遵旨行事。

据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30日,周“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据蒯大富告诉笔者,周恩来是于7月31日凌晨2时至5时在清华静斋与之单独谈话,谈毕,请蒯再找三个同观点的同学,到城内人民大会堂继续谈。31日晚7时至10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再次与蒯等学生谈话,了解清华运动的实情,在座者还有华东两位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渭清。据蒯分析,周一日内两次约谈,目的是为次日即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有所行动寻找突破口。8月1日,周“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5]

《周恩来年谱》1966年8月4日条目记载:“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辩论会。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又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据蒯大富回忆,辩论会于8月4日晚10时至次日凌晨2时举行,周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周在辩论会上主张对蒯大富平反解放。《年谱》8月22日条目再称,周“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6]

同样,文革的历史责任,不能全推在“五大领袖”一类的造反派头上。“五大领袖”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在文革前并非是共产党政权的当然反对者,相反,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文革初期(聂元梓的例外是在北大社教的后期)的受压制,使他们本能地加以反抗。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才意识到中央其实有两个“司令部”,他们极力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只不过他们后知后觉,不明白他们的利用价值其实在1967年夏天已经完结。“如果”——韩爱晶曾假设——如果1967年7月就回到课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一代的历史结局是否就大大不同了呢?不过,正如蒯大富反驳韩爱晶所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四、一个小插曲——蒯大富为什么迟到

《毛泽东传》称:“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页1523),据蒯大富对笔者说,事情真相并非如此。

7.28召见谈话开头,毛泽东见蒯未到,曾问:“蒯大富没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来?”谢富治答:“恐怕是不肯来”。韩爱晶极力为蒯辩护:“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要哭的,肯定是出不来”。韩的话说对了一半,蒯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怎会不来?何况是毛泽东本人接见!蒯不是出不来,是不知道有接见这码事。

蒯大富对三万工人围攻清华园毫无思想准备,7月27日白天,吴德是对他打过招呼,但蒯根本没有想到,吴德也没有说明,派工宣队是毛本人的决定。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27日整整一天,吴德、迟群明知派工宣队是毛所定,为什么不向蒯说清楚?直至今天,蒯还表示大惑不解。

谈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分到了北航。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发完电报后,蒯再乘车到了北航,见到北航红旗的保卫组长,方知中央首长召见,勿勿赶至人民大会堂西门,已近清晨七时。经通报后,蒯见到出来接他的谢富治,嚎啕大哭,谢劝其不要激动,又亲自搜查了蒯,知其未带任何凶器之类,然后将其带进湖南厅会场,蒯赫然见到一大群身穿白衬衣的中央要人,毛泽东也在其中,蒯上前又再抱头大哭。

五、毛: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以笔者管见,毛7.28召见谈话的基调,是既有批评,也有呵护。据韩爱晶记录,毛说过:“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此中亦可体会到毛对“五大领袖”感情之复杂——他本人既然就是始作俑者,何以能过多地责备其忠实的追随者?《毛泽东传》论及此事,只说批评,未有引用毛多处的呵护之辞,乃是“别有用心”。

自1950年代末谈话从来不准录音的毛泽东,7.28召见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召见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在谈话中特地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官方的录音后来有没有整理成文,不知道。可能笔者孤陋寡闻,惟从未见有这次谈话的官方记录文本公布过。

7.28召见后的当天上午,“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督促下,整理了一份简要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在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广为印发、传达。

及后,“五大领袖”中的三、四位曾聚合过一次(缺了谁,事隔多年,蒯、韩都记不起来了),根据各人笔记,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谈话记录,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作过传达(笔者也存有这种传达记录稿)。蒯、韩说,他们自己所做的记录早已因多次受审查而被收缴。近年,韩爱晶根据当年同学的笔记,结合自己的回忆,整理了一份相当完整的记录。应笔者请求,韩特意将这份记录的最后一部分,即他本人提出毛百年之后怎么办的这一段复印送给了笔者。笔者认为,这一段谈话记录充分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特征,所以除改正了几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作为本文的附录,公诸于同好,同时,以此纪念一个我们都曾是那样无知地热血沸腾过的、已远逝去的青春年代。

据笔者所知,“五大领袖”中,谭厚兰已于1982年患癌症离世;聂元梓现年83岁,居北京;蒯大富、韩爱晶已年近六旬,现居深圳;王大宾,现居成都。(2004年5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三)

注释

[1]1968年8月中旬前,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矿企业,并无农民参与。工宣队军代表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及海军委派,总指挥为中央警卫团派至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主任张荣温。8月中旬后宣传队改称“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次年1月,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张荣温兼主任。

[2] 笔者曾于2003年9月和12月两次与蒯大富、韩爱晶长谈,得益良多。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44、147。

[4]据聂元梓《我的家庭情况和简历》(未刊稿)。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44-45。该书所载周与蒯谈话时间与蒯本人的回忆有出入,此处以蒯本人回忆为准。

[6]同[5]书,页46、51。

附:7.28召见谈话节录(韩爱晶提供)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乐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得,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讥笑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指责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利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它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余汝信整理)

hit tra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