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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名人自杀档案
文革受难者杨朔 2004-04-02 19:20:36

 杨朔,1913-1968,作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在文革中杨朔被“批斗”,1968年8月3日自杀。

杨朔可能是最为中国人知道名字和作品的作家之一,因为在文革前和文革后,他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印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里,因而得到相当普遍而彻底的阅读:有老师详细讲解“词语”“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每个中学生都要反复朗读甚至必须背诵这些文章。

文革开始后,杨朔的散文不再在语文教科书中。杨朔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斗争”。他在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死亡。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杨朔得到平反。

文革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有词条“杨朔”。词条用一千多字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作品,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文革中的遭遇,也没有提他是怎么死的。这部书里其他的人物词条,在文革中自杀的人,比如考古学家陈梦家,也都不说明这一点。

新一代的年轻的学生继续在教科书里读杨朔的文章。但是对他的死,可能完全不知道。

在文革的这种话语系统中,在害人者方面,他们对自杀者大张挞伐,另外,还竭力要把不是自杀的人说成是自杀的,以此制造对死者以及死者家属的进一步的迫害。在被害者家属方面,不能指责和追究造成死亡的害人者,却只好声明死者不是“自杀”以保护死者及其家庭避免更多的迫害。了解了这种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1975年,杨朔死去7年之后,家属前往说明的是他并未自杀是病死,而不是追究谁把杨朔关押起来“斗争”而害死了他。在文革的话语系统中,他们只能争辩这个问题。

细察文革时代的逻辑,当时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象当时的无数的死亡一样,令人气愤,也令人难过。

杨朔的遭遇令人感叹。

杨朔以优美的散文著名。杨朔最优美的散文,如收在语文教课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在1961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散文写的都是一些被普遍认为美的好的东西。同时,借物抒情,他通过描写这些东西来表现他的感情。

他写荔枝蜜:
“吃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他写茶花:
“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砂,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

他写浪花:
“老泰山(文中的一个人物)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浪潮,激扬飞溅,早已经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然而,如果看到当年发表这些优美的文章的杂志,1961年的文学杂志,会叫人吃惊:印刷那些文章的纸张糟糕极了,不但粗糙,而且根本不是漂白的。直白地说,就跟那时候人们上厕所用的草纸差不多。

1961年,正值大饥饿的年代。几千万人被饿死。没饿死的人,普遍得了浮肿病:病人看似白胖,在用手指在手臂上腿上按一下,会出现一个小凹窝,在失去弹性的身体上,这个小凹窝要好一阵才能平复消失。食物匮乏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自然是最深的,因为饥饿的感觉是最令人难受的感觉之一。但是实际上,当时不仅严重缺乏食物,也严重缺乏别的东西,比如,纸张,布匹,做饭用的锅子,吃饭用的碗,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子,全都买不到。杂志用草纸一样的纸张印书,就是由于没有平常用的白纸。

政权推行的荒唐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人民的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灾难。这种灾难不仅造成了生命的死亡,而且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在家庭中,人们为食品而起纠纷,在社会上,人们为了得到一些生活必须品而不惜道德上的亏损。

从杨朔那一时期的文章看,他常常在外国;在中国的时候,也总在旅行,住在风景区的旅馆里,比如,在广东的从化温泉、四季如春的昆明,北戴河。他显然是一个有些特权的人,也许没有饿肚子。但是他不是聋子瞎子,杨朔一定不会不知道普通人民在经受的苦难。他应该知道高级宾馆里的生活,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浮肿的人并不是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1961年的生活里没有蜂蜜,饥饿中的祖国不象含露乍开的茶花,人民不但没有民主权利而且还在饿死的地方也不能叫作“人民的江山”。

但是1961年的苦难现实好象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笔。他写出的文句,和现实中的饥饿和贫困好象没有一点联系,如果不是印在那么难看的纸张上的话。

用传统的批评文学作品的话语说,他的文章是在“粉饰太平”。这种批评也许过于简单。也许他的文章背后有他的复杂而审慎的考虑。但是除了这些散文,他好象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感受的另一类记录。

而且,更为讽刺性的是,如果要把他的这种写法指为“谎言”的话,还只有在那一由于经济困难而在出版方针上较为“宽松”的时期,才允许写这种优美型的谎言,才对这种文章予以高的评价并选入语文教科书中。在大饥饿年代之前和之后,他都不能有这种机会。1961年,他的文章回避了饥饿、匮乏和死亡,但是至少还在歌唱优美,这些文章没有在吹亩产粮食几十万斤的牛皮,歌颂毛泽东也不到后来那种肉麻和荒诞的程度,也不在提倡“斗争”、“专政”和杀戮。

1966年文革开始。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读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教育部的报告说:原有的政治语文历史教材,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一报告的批示写道: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

在这种背景下,杨朔的文章被清除出教科书。文革连虚假的优美也不再需要。从文革的发动者方面说,他们已经彻底巩固了权力,接着要“继续革命”,所以不在乎美化现实;而且,粉饰太平毕竟还意味着对太平的价值肯定,美化现实也仍包含有对美的向往。新起的文革文体,一方面充斥着夸张、暴力、和粗野的词句,正和现实中对人的残酷的迫害相称;另一方面充斥着“最最最最”“蓝天为纸,大海为墨,也写不下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这样的迷狂语言,和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树立配合。杨朔风格不能为文革所容。

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原来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革领导人派军代表管理控制了所有的文艺机构,并且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在那些地方,虽然没有象在学校那样红卫兵学生打骂甚至活活打死被斗者,但是也相当野蛮。作家队伍在1957年就遭到一次大规模清洗,在文革中,从1966年开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是全部被打击。

1968年,杨朔在单位里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他在“斗争会”上被“斗争”。他自杀的时候,55岁。

文革后,杨朔的文章重新被印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但是,他的死却没有真实地记载在百科全书里他的小传中。当局也始终不准许对1959到1962年的大饥饿以及文革的恐怖和杀戮发表真实的记录和报告。说出真实,现在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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