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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痛斥未遂政變逼宮胡耀邦 鄧小平當面反擊(圖) 2015-11-21 19:48:22

習仲勛痛斥未遂政變逼宮胡耀邦 鄧小平當面反擊(圖)



作者:林牧


在胡耀邦下台的“生活會”上,習仲勛痛斥“逼宮”,“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干法!”在場的鄧小平板着面孔對習仲勛進行反擊。本文選自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作者林牧曾任胡耀邦秘書。
 
1980年春習仲勛在廣州與葉劍英(右二)、胡耀邦(右一)交談
 
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東、郭洪濤在陝北進行極左的肅反鬥爭時,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陝北紅軍和陝甘蘇區的創建者就被逮捕,幾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習仲勛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擊,1978年才解放出來,在廣東省委做了幾年第一書記。1981年到1986年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一度還是常務書記。在這幾年中,習仲勛堅決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線,抵制了幾股逆風,保持了剛正不阿的高風亮節。這裡講幾件大事。
 
同萬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變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政治報告,提出了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提出:從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時間的具體任務是:“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繼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認真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爭取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耀邦在這次代表大會及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由胡耀邦提出,經十二大通過的新時期的總任務和具體任務,同以前和以後的黨代表大會相比,有一個顯着的特點,就是“全面開創……新局面”。這裡所提的全面,就是,不僅要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而且要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僅要推進物質文明建設,而且要推進精神文明建設;而精神文明的具體內容就是: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同時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
 
為了實現“全面開創新局面”的目的,就要進行全面改革。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提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耀邦批評了農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經濟部門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門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強調指出:“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
 
在這個報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這就是人們今天已經熟知的“三個有利於”的最初版本。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講到的“三個有利於”,具體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講話中已經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講話能夠公開發表,並且付諸實行,不僅當時的城市體制改革能夠更加順利的進行,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文化教育體制改革也將不失時機的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後來畸形的經濟改革所造成的許多社會問題就可以避免或大大減少,中國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就可以少走彎路,大大提前。可是,“左”傾保守主義分子深知耀邦這個講話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由胡喬木出面反對發表和下發耀邦的講話,耀邦遷就胡喬木,請他修改後再發表,他置之不理。習仲勛對胡喬木說:黨的總書記在有中直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同志二百餘人參加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如果不形成文件發下去,黨的歷史會形成一片空白,怎麼給後人交待呢?胡喬木仍然堅持不許發。不僅如此,2月16日,胡喬木還把人民日報主編秦川和主編王若水叫到他的家裡,狂妄地說:“耀邦同志在職工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與十二大精神沒有關係,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幾個月,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政治壓力,但耀邦同志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耀邦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這就是很大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問題。”
 
就在後來一兩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書記處開聯席會,陳雲一人發言,系統、異常尖銳地批評胡耀邦。批評的內容,一是盲目追求發展速度。當時耀邦主張工業產值增長7%,陳雲堅持4%,可是後來的實際增長率超過了7%,二是反對改革,陳雲不贊成城市改革,當然更不贊成“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陳雲憤慨地說:“連一五都要改?”可見,他認為“一五”期間的政策和做法是“撥亂反正”的極限。三是,批評耀邦不懂經濟工作,他明指胡啟立、暗指胡耀邦的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煉”。陳雲發言以後,借故離開會場,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後來胡喬木竟然對耀邦談話說:“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極。”鄧小平沒有講什麼意見,只是說:“到此為止。”
 
可是,“左”傾陰謀家並沒有“到此為止”,鄧力群先後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和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把陳雲抨擊胡耀邦的講話傳達了。聽了鄧力群傳達的廣東省委副秘書長李?年,當晚就把講話紀錄整理出來送給習仲勛。上海等幾個省、市當晚給《人民日報》打電話詢問:“北京發生了什麼事?”第二天,接替胡績偉的人民日報新任總編輯秦川又把該報記者部主任林鋼聽取鄧力群講話的記錄原本送給習仲勛。
 
在那次批胡的會議上,胡喬木建議立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來解決胡耀邦的問題,其它政治局委員均未表態,會議當然沒有做出開會的決定。可是,胡喬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萬里看到通知後找習仲勛詢問,習仲勛說,他不知道,習又找胡啟立來問,胡啟立也說不知道。在總書記、常務書記和中辦主任都不知道的情況下,竟然有人私自發出召開要總書記下台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這是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政府的法紀都不能允許的。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是一次宮廷政變。習仲勛和萬里認為黨內危機迫在眉睫,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並做了工作,鄧小平表示:“胡趙格局不能變。”一場未遂政變流產了,但是,發動政變的人,絲毫沒有受到追查和批評。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黨史上是從來未有的。
 
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發明人是鄧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最早使用了這個霸權話語,用以指責那些探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績偉的新聞工作人民性問題;8月,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帶領一批人為“清污”準備文件時點名批評了徐遲、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話》、《在同一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等一批作品。後來,“精神污染”的範圍不斷擴大,除了理論、新聞、文藝戰線以外,還涉及農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的問題,他們誣衊特區是“租界”。
 
鄧力群等人的陰謀得到鄧小平支持,他於9月7日找鄧力群等極左分子談話,提出理論戰線和文藝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後,鄧小平、陳雲在全會外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鄧、陳的講話“何時發表,由中央決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勢擅自發表。”但是,10月下旬,鄧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卻把鄧、陳的講話和胡喬木、鄧力群關於“清污”的發言,下發到縣級以上黨委和幹部。同時,北京和各省、市的報刊和電視台,有組織地發表知名人士擁護“清污”的報道和文章。這種“清污”已經超出理論和文藝的範圍。在農村,發家致富、長途販運受到攻擊。在軍隊,把退伍戰士申請補助,幹部戰士在城市找對象,戰士收藏美術攝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說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燙髮、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養花、養鳥都受到干涉。喧囂一時的“清污”鬧劇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領導人的抵制:萬里表示“農村不搞清污”;趙表示:“經濟工作領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戰線不搞清污”;習仲勛找賀敬之談話,批評“你們在文藝界搞了一場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了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問題,胡耀邦、趙都講了話,對所謂“精神污染”划出了嚴格的界限。一場“清污運動”才中途夭折。特別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見共青團代表時講的:“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一針見血,非常深刻。
 
抵制反對“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胡耀邦支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會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進一步制定整黨方案時,胡喬木提出:“這次整黨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胡耀邦打斷胡喬木的話說:“你說的不對,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喬木說:“我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講的。”接着,他就舉出方勵之的觀點,並說:“整黨不整這樣的人,還有什麼意義呢?”
 
鄧力群同胡喬木密切配合,大罵方勵之,並說:“像方勵之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少數,而是有一批人。”“像這樣的人,我也主張作為整黨的對象。”耀邦說:“首先我申明一點,我絕不贊成方勵之的觀點。但是,我想強調的是,不能強迫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如果連方勵之這樣的知識分子都容不下,還談得上實現共產主義嗎?”習仲勛緊接著說:“我贊成耀邦同志的觀點。幹什麼工作也得有個重點,不能東一鎚子西一棒子的。這次整黨的重點是清理三種人,通過清理他們達到從組織上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啟立、萬里、陳丕顯都表示贊成耀邦、仲勛的意見。
 
正當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抓住大案、要案整頓黨風,清理“三種人”的時候,“左”傾保守分子欲利用“文革餘孽”王力出來攪局。從秦城監獄出來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通過鄧力群致書中共中央,建議取消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鄧小平看信後指派鄧力群徵求王力的意見。王力說:“八四年初從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風。我覺得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的一些負責人(顯然,王力指責的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主任胡耀邦)對鄧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視不夠,對‘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夠狠,應當注意糾正。”王力還說:“整黨的提法也不科學,應該叫整風。今天我們通過整風應該樹立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內團結,提高馬克思主義水平,這樣,一切任務都可以迎刃而解。”請注意“樹立小平同志為核心”這個話語的發明人是“文革餘孽”王力,對於“文革餘孽”,陳雲比鄧小平立場堅定,他看到材料馬上給胡耀邦打電話說:“王力是什麼東西?竟允許他對我們黨的各種大事指手劃腳?他的目的不純,是想搞政治投機,我希望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不要上他的當!”萬里也說: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盡了壞事。建議中央兩案辦公室對王力問題進行審查,拿出結論性的意見來,報中央書記處審查。
 
1984年2月9日,書記處開會討論王力問題。習仲勛憤慨地的說:“王力要不是‘三種人’,那我們黨內就沒有‘三種人’了。我認為清理‘三種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礙是,有些領導人對於保過自己和支持過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種人’多方保護,而對於反對過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種人’卻總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隱蔽下來的‘三種人’,他們偽裝自己,似乎‘表現很好’、‘很聽話’,騙得了某些領導人的歡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這樣。這一回,如果讓王力漏了網,那我們中央機關的整黨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習仲勛的發言,對鄧小平和鄧力群是誅心之論,他們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蔣介石在抗戰勝利以後利用崗村寧次等日本戰犯一樣。書記處異口同聲,都主張將王力開除出黨,鄧力群看到眾怒難犯,也不敢堅持,他只是說:“小平同志認為王力同志還是能夠為黨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樣處理他,還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討論幹部工作的會議上,鄧力群突然離開議題,介紹首鋼和第二汽車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驗,並且說“這是小平同志近幾年來反覆強調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習仲勛憂慮而又憤慨地對耀邦說:“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或者他們看不順眼,想整某個人了,就給他扣上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簡直是豈有此理!”耀邦對他的親密戰友也流露出真情實感。他嘆了一口氣說:“為什麼我們一些很受尊敬的領導人也常常吃飽了飯沒事幹要節外生枝?對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世界上本來沒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象真有鬼了。其實,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難道中國真的形成‘輿論一律’才叫社會主義?我看不見得。”
 
1985年9月18日,正當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北京一批高等學校學生衝上街頭,發動了一場爭取民主改革的學生運動。北大校園貼出的標語和大字報是:“中國要向何處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們不要一黨專制,我們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榮的中國”,“鄧小平的大家長封建制該休矣,結束那拉氏垂簾聽政的時代,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到來!”“胡耀邦是當代的光緒,傀儡政權必須垮台”。學生在遊行示威中呼喊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胡耀邦!”“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鄧、趙、李、陳(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開會討論如何對待這次學生運動。
 
鄧小平起先滿面笑容地說:“我看學生鬧事是好事,說明了我們這幾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時。”胡耀邦笑嘻嘻地說:“充其量不過是學生們遊行示威喊口號嘛,沒有什麼了不起。”鄧小平沉不住氣了。他指着耀邦說:“人們說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緒,這種語言是侮辱性的,是敵對分子的挑撥。”耀邦說:“對於流傳在社會上的各種無稽之談,我們大可不必太認真,關鍵是我們要把自身搞正確。”鄧小平說:“不採取斷然措施不行,對鬧事的首惡分子要抓,要處理!”李先念接著說:“我們憲法上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我們不能因為學生上街就給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據呀!”陳雲說:“有必要根據國內一些地域內的情況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規和制度,比如:憲法允許遊行示威,但對遊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後,鄧小平說:“陳雲同志的意見實際上提出了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法律化的問題……我建議由北京市人大就群眾遊行、示威通過一個地方性法規,條文還是由書記處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義搞。”
 
在書記處討論學潮問題時,鄧力群、胡喬木都是殺氣騰騰,他們主張“一定要對組織、策劃這起事件的後台老板或一小撮壞人實行專政。”習仲勛打斷胡喬木的話,作了一個水平遠遠高於鄧、陳和胡喬木的精彩的發言,他說:“不可這樣!我對大學生遊行的事情從心上不贊成,但他們的一部分要求的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呼聲,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歷史的回顧:匈牙利的卡達爾為何能贏得人民的擁護?原因是他總結了釀成事件的教訓,採取了疏導、教育的方法。卡達爾制約官僚主義,採用了人民選舉的方法,讓那些得不到基本群眾擁護的的官僚主義者自動淘汰。我們從建國以來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認封建的東西仍然遍佈於整個社會,影響着人們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國社會問題中,法制問題十分突出。頒佈了那麼多法律,是否能真正執行?縣委書記、省委書記的一句話就可以代替國家的法律,更別提黨和國家領導人了。這種現象很不正常。因此,國家若要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民主的發展和法制的完善。這次,我認為學潮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所要教育的,是應該讓他們懂得,民主並不是空洞的東西,民主是一個過程,一是需要整個文化素質的提高,二是必須有極豐富的物質基礎作保障。”
 
一個領導人面臨的最大考驗,是當民眾起來反對你的時候,你採取什麼態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學生運動中,胡耀邦、趙、習仲勛、萬里、李先念都是經得起考驗的合格的領導人。
 
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鄧退下來
 
鄧小平同胡耀邦之間主要分歧在於,是否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實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導致鄧小平廢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則是,胡耀邦希望鄧小平退出一線領導崗位。本來,這是胡、趙、萬、習的共同意見;但是,在最後關頭,支持胡耀邦最堅決的是習仲勛。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幹部談話時,提出了實現領導班子年輕化的大膽倡議。他說:“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們黨將要如期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我們必須下決心解決領導班子年輕化的問題。黨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將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將被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這些同志中將有80%到90%是五十歲上下。另外,我們應該讓一些年齡在35歲到40歲的更年輕的同志進入中央委員會。……現在,我快70歲了,也到退休的年齡了,那些已超過80歲的老同志,更應該往下退了。有沒有全局觀念,就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出來了。”這個講話傳到各級黨組織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胡喬木認為他再一次倒胡樹鄧的時機已到,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他說:“我們黨內像小平同志這樣經驗豐富、資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們這些比他小十多歲的人,充其量只能稱之為黨的領導人,而小平可以說是我們黨的第二代領袖。我不反對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我認為在我們國家政治制度面臨轉折關頭,需要一個德高望重的政治領袖繼續領導我們完成這個轉變。這也是我堅決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繼續留在黨中央的立場。”
 
王震、楊尚昆、彭真、廖承志在發言中支持胡喬木的意見。接着,胡耀邦發表了一篇坦蕩、明快、無私、無畏的意見。他說:“我們在討論明年黨的十三大指導方針時,一定要順從潮流,順從民心。在本世紀初中國結束封建專制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世界各國流行的理論和思潮都在提倡和實踐過。中國人民最後選擇了民主和科學作為最高社會價值和目標。這是在長期專制和落後壓抑困擾下的中國人民的最後選擇。四十年建設,十年動亂,又加上了一條法制。這些已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這和我們始終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是完全一致的。黨中央領導要不要年輕化,已不再是口頭上討論的問題,而是必須馬上着手實行了。如果說過去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含糊,不太明確,容易使大家產生誤會的話,那麼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的講,我贊成小平同志帶頭退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帶頭。只要小平同志退,別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同志讓路。”
 
耀邦發言以後,鄧小平紋絲不動。聶榮臻說:“小平同志都要退下來,我還留在中央幹什麼?我也要求退下來。我們這些老同志應該在我國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項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們能推動這些成果早日實現,那實在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事情。”習仲勛發表了一篇充滿現代民主意識、毫無黨腔黨調的精闢見解的意見。他說:“法治是現代政府管理社會的最好方式,也是我們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選擇。實際上,今天這個會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間選擇。我們面前擺着兩條路,一是恢復和繼續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偉大領袖發號施令,用計劃經濟甚至專管的辦法去解決經濟領域層層盤剝的問題,靠學習領導人講話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決以權謀私、腐敗墮落的問題,用加強紀律去解決思想、理論、文化界的是非問題,如果還是這樣,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歲也解決不了我們的體制轉變。”
 
講到這裡,王震激動地說:“你們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還要不要權威!承認不承認小平同志是我們黨的最高權威?……”萬里說:“王老啊,你不要激動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沒有意見,我只想糾正一下,現在要樹立的權威不是個人,而是集體。民主才是我們最高的權威。”接着發言的,楊得志、烏蘭夫、倪志福贊成鄧退下來;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紀的都退,只留鄧小平一人當代表,陳雲、宋任窮贊成彭真的意見。鄧小平眼睛盯着趙指明要他表態,紫陽只好說了幾句違心的話,胡喬木又趁機起鬨。這時,習仲勛措詞尖銳地指責鄧小平:“防止封建專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頑固地盤踞在統治地位。……從現在起,我們應當堅持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為了革命,為了前進和發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實行退休制,就會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又立一次大功。”
 
鄧小平冷冷地說:“說穿了,你們是不希望我再過問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們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幹,一退到底。”習仲勛馬上說:“不是這個意思,耀邦和我沒有嫌小平過多干涉我們工作的意思。我只是從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出發來講這番話的,同時也考慮到小平的健康。周恩來同志由於工作太勞累,活了76歲,就過早地離開我們,毛澤東同志雖然活了82歲,但有幾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地行使領導職能,所以我們必須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啊!”
 
會議在沒有達成一致決議的情況下不歡而散。可是,鄧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馬的決心已經下了。據說:就在這次會後,王震對鄧小平說:“誰讓你下台,就讓他下台。”鄧小平點點頭說:“那些做夢都想讓我下台的人,矛頭必然要針對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我們必須堅持,即使流血也值得。”
 
在耀邦被拉下台時,痛斥“逼宮”
 
1986年11月中旬,設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技大學掀起了“爭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12月下旬,這個運動擴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準備討論書記處拿出的關於當前時局的意見。鄧小平發脾氣、摔電話,不許開常委會,並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談話。鄧認為學運的發生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他質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見。”鄧蠻橫地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越說火氣越大,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
 
就在鄧小平這次講話的兩天之後,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鄧小平家裡,彭真、陳雲、王震、薄一波已在緊鑼密鼓地策劃一場宮廷政變。胡耀邦還被蒙在鼓裡。
 
1986年9月已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離開了中共書記處的習仲勛憑他的政治敏感已經覺察到危機迫在眉睫,乘新年探問之機,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為你擔心!”耀邦不在意地說:“我嘛,不會有什麼,黨畢竟已經成熟了。”
 
當天夜裡,耀邦辦公桌上的紅機子持續的、執着的響起來,是趙的聲音。趙問:“耀邦,你現在幹什麼?”耀邦說:“還在研究學潮問題,我試圖尋找一種更穩妥的解決當前危機的新路子。”趙急了:“我勸你先別忙着干別的,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耀邦說:“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你讓我檢討什麼?”趙更急了:“耀邦同志,現在黨內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眾望所歸的政治家、軍事家,我們應該盡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講,我們黨再也經不起窮折騰了,你難道願意看見我們黨再面臨一次分裂?”最後,趙提醒說:“再拖幾天就晚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誇大耀邦和趙之間的矛盾。其實,他們兩人的不同只是考慮問題的側重點不同,一個着重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一個着重從經濟上考慮問題,性格不同,一個執着一些,一個靈活一些。但是,在價值取向和治國方略上,他們是殊途同歸的;在災難臨頭時,他們是互相關心、互相提醒的。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趙的建議,主動求見鄧小平。鄧小平先為胡耀邦評功擺好大講成績;談到分歧,鄧小平擺擺手說:“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範圍,我們之間沒有必要再糾纏了。我打算開一次中央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大家擺在桌面上來談,好好溝通一下思想嘛。”胡耀邦臨走時,同鄧小平長時間地緊緊地握手。這是兩位曾經相互支持又在最後八年中產生多次分歧、最後分道揚鑣的兩位政治家的最後一次握手。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通知,到中南海小會議廳開所謂生活會。並不是所有中顧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員和中紀委、中央軍委的成員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開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檢討。耀邦只講了一兩分鐘,彭真就打斷了他的話,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幾個代表人物方勵之、劉冰雁、王若望打得火熱。接着,楊尚昆說:“如果你想亡黨王國的話,你不必待在這裡了。”薄一波說:“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二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歷史上幾位主席、副主席、總書記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嘩眾取寵。”鄧小平說:“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讓辦公廳的人通知我參加,我偏不去!我在別人面前不敢擺架子,在你面前還是有資格的。”宋任窮說:“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對待小平同志的態度。”
 
第二次所謂生活會,在兩天以後召開。政治局又有幾個人被邀請參加會議,其中有習仲勛、喬石、李鵬、胡啟立,李鵬首先發言,他說:“我們堅決貫徹了小平同志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決不手軟’的指示,學潮漸漸平息下去了。許多上當受騙的學生表示,他們都是不自覺或半自覺的充當了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政權進行滲透的工具。由於耀邦同志放鬆思想領域裏的領導權,導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濫。”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辭職,王震認為彭、薄的意見代表了大多數同志的想法。
 
首次被通知參加生活會的習仲勛忍無可忍的跳起來,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說:“天啊!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仲勛拍着桌子怒吼道:“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干法!”耀邦急忙站起來勸說:“仲勛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干我就辭職。”仲勛暫時保持沉默。李鵬繼續批評耀邦,他說:他兼任國家教委主任以來,胡耀邦沒有給過他一條對高校學生要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薦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嚴重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有相當一批人,被他堅決的頂回來了,其中就有方勵之和王若望。
 
鄧小平板着面孔對習仲勛進行反擊。他說:“我當然不是說中央召開的高級幹部生活會上要討論耀邦同志總書記職務的去留問題,這個問題應該在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的。但是,難道不可以在生活會上發表一下個人的看法嗎?近些年來,耀邦,也包括仲勛同志大講特講民主和自由,為什麼今天在黨的生活會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沒有了呢?所以我歷來講,那些越是口頭上講民主的人,其實並不想真正給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許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這種‘自由化’只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就是這個道理。”但後來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不過是走走過場,起一個橡皮圖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無權罷免總書記,因為總書記是由中央全會選出來的呀!
 
習仲勛義正詞嚴的強烈抗議雖然無力阻止鄧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勛在群魔亂舞中如傲霜的玉樹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國億萬人民和中共黨內有良知的廣大黨員的意志,代表了中華民族愛憎分明、大義凜然的浩然正氣。他的高風亮節將載入史冊,由後人加以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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