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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文革,历数其十大罪状 2016-01-22 15:16:28

亲历文革,历数其十大罪状
   
     杨建平
   
   
    1 无限上纲
   
    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都记得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稍后对“三家村”的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鸣冤叫屈,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家村是利用杂文含沙射影地攻击讽刺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彭德怀的问题也涉及到三面红旗和大跃进。本来,在正常社会,批评与讽刺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何况还是如此隐讳和谦虚的批评与讽刺。当时,《文汇报》也登载了一些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文章认为这是学术之争,不要把学术之争搞成路线之争。然而,他们的立场有问题。他们暴露了自己,很快也自身难保。这恰恰是路线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调子早就定好了,尽量往阶级斗争的红线上靠。属于正常争论与批评范畴的问题,却被无限上纲,《海瑞罢官》被打成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反党集团,成了阶级敌人。这是后来一系列文字狱和冤假错案的开端,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开端。
   
    2 任意罗织罪名
  
    第一波冲击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其后才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们都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有的还在领导岗位上。他们推行一套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与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相对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们有反动言论,有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攻击,或崇洋迷外,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人生观,他们有的甚至堕落为特务、走狗。等等。他们被批斗,戴高帽,遭毒打,被侮辱,有的教授甚至被关在笼子里展出。这是什么?这就是任意罗织罪名。动辄就是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些罪名都是完全无中生有的。后来的平反昭雪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走资派的情况大同小异。百分之五属于走资派,百分之九十五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看一个官员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看他是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试问,有哪个官员敢不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呢。因此,说他们是走资派实属诬陷之词,以后的平反昭雪又说明了这点。现在一些未经历过文革的人认为文革主要就是揪斗走资派,批斗单位头头,这真痛快,真解恨。其实这是误解。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的时间并不长,后来在成立革委会时绝大多数都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们受到的冲击并不比反动学术权威和一些中学教师和一般的地富反坏右更甚。因此,当你想到倒霉的走资派时,你也应该想到教授专家、普通的老师和五类人。
    给反党集团罗织罪名,给叛徒集团罗织罪名,给反革命黑帮罗织罪名,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织罪名,给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罗织罪名。
    任意罗织罪名甚至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比如,把国家主席说成叛徒、内奸、工贼。请想想,一个国家主席竟然是叛徒、内奸、工贼,这是怎样大胆的谎言啊!说实话,我当时就不相信,尽管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我依据的不是证据,而是常识。常识告诉我,他们一起干革命,是长期相处的战友,底细互相了解,他们绝不会把一个叛徒、内奸、工贼推举为国家主席;另外,政治审查之严厉人所共知,一个叛徒、内奸、工贼不要说混上国家主席了,恐怕连一个普通的党员或党支书也混不上。可是谎言还是堂而皇之地炮制出来了,不顾常识与理性,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全国人民公布。对待自己以前的战友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动机高尚怎么会采用如此手段?
   
     3 反文化
   
    一开始,就从文艺界开刀,揪出了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他们霸占了文艺界的领导权,从三十年代起就和鲁迅作对,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而不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他们的领导下文艺界成了重灾区。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受到了清算,除鲁迅外,都无一例外地被泼了污水。革命文学作品和电影受到了批判,被打成毒草。那些革命文学作品和电影本来就很革命了,现在却受到更加革命的批判。当时盛行一种清教的禁欲主义,影片中女运动员露出大腿也被认为是黄色的,资产阶级的。好像无产阶级女运动员就应该身穿长衣长裤比赛。有男女恋爱内容的电影被批为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描述战争的影片被批为宣扬战争恐怖论。电影《舞台姐妹》受到批判,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被认为是不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受到批判的还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铁道游击队》,未体现出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冰山上的来客》,作者是伪满人员,没有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三角恋,没有英雄人物,只有中间人物,丑化革命干部。《洪湖赤卫队》,其中有歌词“贺龙领导闹革命”犯了忌,被打为毒草。古装戏《桃花扇》作为一部阴谋影片受到最严厉的批判,其中的台词“我生为大明朝的人,死为大明朝的鬼”翻译过来就是“我生为蒋家王朝的人,死为蒋家王朝的鬼”真不知道是怎样翻译的。
    古典名著遭到批判,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围城》《边城》等遭到批判。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遭到批判。不知为什么,好像所有十七年的革命文学作品都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它们受到批判,被打成毒草;无产阶级似乎只有一本叫《艳阳天》的书,它没受批判,并被摆在新华书店的空架子上出售。
    小说《红岩》被认为为叛徒歌功颂德,结果作者被批斗,被迫害自杀。有不少作家、艺术家被迫害自杀,可以例举一份长长的名单,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老舍。
    批判了国内的,又批判国外的。批判作家也批判哲学家、思想家、音乐家。肖洛霍夫受到批判,一个修正主义作家,在《静静的顿河》中歌颂哥萨克白军,污蔑苏联红军,《静静的顿河》是部反革命的作品,因此西方资产阶级颁发给他诺贝尔文学奖。在《一个人的遭遇》中宣扬战争恐怖论,活命哲学,诬蔑纳粹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贪生怕死,出卖自己的同志。宣扬颓废、没落、感伤的资产阶级思想。当战后苏联人民在重建家园时,主人公却守在废墟旁哀叹:命运啊,为什么这样捉弄我?为什么这样残酷地惩罚我?
    狄更斯受到了批判。狄更斯对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但是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不是革命者,不赞成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而我们知道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才能开创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天地。他笔下的主人公都从穷苦中奋斗最终成为小资产阶级者。大卫科波菲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狄更斯是一个具有极大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作家。
    莎士比亚也受到批判。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受到批判的还有巴尔扎克,卢梭、福楼拜,还有哲学家柏拉图、康德、尼采,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摩根的遗传学,贝多芬和莫扎特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等等。今天看来这一切十分荒唐。他们似乎要和整个人类文明作对。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智慧和理性,只看到勇气可嘉。是的,他们不怕闹笑话,他们只对无产阶级负责,是拿笔杆子的年纪已不算太小的红卫兵。
    书籍被焚烧,或运去造纸厂造纸。掀起了反宗教的狂热。教堂被砸,神父被批斗,被驱逐。也砸碎了孔家店,砸碎了庙宇和佛像。毁坏了大量文物。
   
    4 个人崇拜
   
    人手一册红宝书,红像章,天安门广场上的接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最高指示,语录,语录歌。语录、标语、画像无处不在。教室里有,校园里有,机关单位有,居民住家有,你哪怕递份申请或给单位一封信函,抬头也必须有语录,没有语录对方不会受理。语录用在辩论中,用在批斗会上,用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中。应用得最多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还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小学课本里也出现语录,还出现他的画像。头顶一个光环,像圣像一样发光,好像他就是个发光体。
    被清空的新华书店几乎只卖他的选集、语录、石膏像、画像。以前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十大元帅的画像。文革开始后就只有他一个人的画像了。有身着军装检阅红卫兵的画像,有和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有普通的画像,有和蔼或威严的画像、高瞻远瞩的画像,有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翻版,有去安源的油画画像。诗人为他写诗,作曲家为他作曲。以前有首《东方红》,而文革开始后,歌颂他的歌曲却铺天盖地而来,就是在歌曲中,他被称为红太阳,金太阳。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的诗词普成了歌曲,他的语录普成了歌曲。比如这段语录:“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经历过文革的朋友们也许能想起它的旋律吧。
    最高指示,我的印象中,好像都在晚上或夜半三更发布。最高指示不过夜,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半夜三更在电台里一播送,你就得参加游行庆祝它的下达。事前作了通知,半夜两点下达,你就必须提前一小时在单位或居委会集合。不管起风下雨你都得去。禁止携带雨具,有时你会淋得像落汤鸡,但你心里高兴,最高指示下达了。我有时想,为什么总是晚上下达呢?他的大脑只在晚上工作?他睡不着觉?可是为什么要在晚上在半夜三更公布呢?不可以记下来,第二天公布吗?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比如,有则最高指示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什么理由半夜三更把他们叫起来,告诉他们之间其实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呢?还有一则是讲要给革命队伍输送新鲜血液,又是夜半三更,难道第二天输送新鲜血液就迟了吗?游戏队伍敲锣打鼓,队列前都举着他的画像牌。单位小的几个十几个,单位大的几十上百个甚至更多。你站在街沿上看着它们过来,整整齐齐,全都一个模样。你会看花眼。
    有谁会不记得迎接芒果呢?可以说那是最精彩、也最荒唐的一幕。为了迎接一个水果。据说,某外国元首送给他一蓝芒果,他又转赠给工人阶级、工宣队。水果不易保存,送出的都是蜡制的复制品。我所在的那座小城,由革委会主任,也就是一把手,亲自到省会去接迎。革委会所有成员,有点头面的人物都跟了去,车队由解放牌汽车、大客车组成。芒果搁在一个铺了层绛红色的金丝绒的托盘里,革委会主任双手端在胸前,站立车头,两旁有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守卫。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全城出动,欢迎的队伍在城外一公里就铺开,敲锣打鼓,放鞭炮,载歌载舞。唱的是《芒果颂》,跳的是忠字舞、秧歌舞。车队游完几大街,把金芒果放在行署大礼堂的台子上,由两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守卫着,通宵达旦供群众瞻仰。



他是红太阳,大救星,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当代马列主义的巅峰,热爱他的广大民众匍匐在他脚下,高呼万岁,敬祝万寿无疆。反对他,说他坏话的人,都以“恶攻”罪论处,或枪毙或坐大牢,据说全国有七万多起。
   
   
    5 阶级歧视
   
   
     我说的自然是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歧视。这种歧视历来就有,64年他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变得更加严厉。学校首当其冲,贯彻阶级路线,大搞忆苦思甜,请老工人、老贫农到学校作报告,控诉地主资本家的罪行。学生被分为工农子弟、普通劳动人民子弟和剥削阶级子女。这后一种人也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处处受歧视,被孤立,被划入另册,被迫在班级会上表态要站稳立场,和自己的父母、家庭划清界限,重新回到劳动人民、无产阶级这一边来。在学校,他们入不了团,升不了学,从初中升高中的推荐名单上就没有他们的名字,更不要说从高中考大学了。六三级一批出身不好的高中生甚至被清退出校,下放到艰苦的矿山劳动。从学校毕业后,居委会不安排他们工作,只能做下力的零工。一些 参加了工作的人也不能入党、提干。在婚姻上,他们也受影响,一些保密单位或机要部的工作人员配偶不能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涉及到犯罪,出身也成了加刑或减刑的筹码。同一案例出身不好的人会受到重判。布告上都要把出身公布出来,并作出阶级分析,说明犯罪与出身的关系,而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就不公布他的出身。
     文革开始后,地富反坏右这五类人的子女被叫做黑五类,与红五类相对立。血统论猖獗一时。有些学校组织甚至不准他们外出串联,即使准许串联也在串联证上写明家庭出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以高干子弟谭力夫炮制的这则体现血统论观点的对联广为流传。同样广为流传的也有《出身论》,它为黑五类子女说话,揭示他们真实的处境和生存状况,对血统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需要智慧、激情和一颗无畏的心。他就是遇罗克。当时却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许多人感动得流泪,互相传阅,以为代表中央,一些出身不好的子女以为中央要改变政策了,自己的处境会改善,从此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但它不代表中央。它是一个人思想的产物,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优秀青年心血哺就的醒世之作。他因此获罪,被判处死刑枪决。
     中央的政策没有变。文革开始后,黑五类经历了抄家,被批斗,游街示众。一些家庭确实也抄出了些过去富裕生活留下的财物,但大多数家庭已经很贫困,无疑抄了劳动人民的家。抄家不止抄一次,批斗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在居委会。他们也叫牛鬼蛇神。在学校,大多数出身不好的老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批斗,遭羞辱、毒打。牛鬼蛇神再没有安宁的日子好过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也开始受到威胁。
     在北京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个黑五类,把五万多个黑五类家庭驱逐出京,到农村去落户。他们的暴行既带有自发性也受到鼓励。后者可能还是主要的。没有当局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不可能演变得如此激烈。赤裸裸的暴力行动,他们要的就是一个红色恐怖。
     大兴也开始杀人,杀的都是黑五类及其子女,短短几天就杀了三百二十四人,二十二户杀绝,大到八十岁的老人,小到几十天的婴儿都遭到杀戮。
     六七年在湖南道县,杀了一万多黑五类及其子女,相邻的几个县城也有杀了几千或上万的。
     在广西的武宣、宾阳等地,杀了不少黑五类及其子女,并且搞人肉会餐,把死者分吃掉。
     在文革前,他们虽然受到歧视,低人一等,被划入另册,但还不至于被从肉体上消灭;而文革开始后,在一些地方,他们的生命安全已没有基本保障。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依据的是什么呢?有这样一种说法: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千方百计地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可是,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怎么推翻呢?他们可以搞破坏,可是没见他们炸毁桥梁、铁路,破坏工厂啊……原来,他们根本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在心里想想,他们的图谋不轨与变天阴谋仅仅存在于思想、头脑中。
     没有他们这样的活靶子,阶级斗争又怎么搞得起来呢?
    
   6 败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还在学校时,这种关系就就开始败坏。学生被分为几等,阶级路线,思想改造,使学生之间互相疏离。学校提倡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过一种高尚纯洁的革命化的生活,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所谓的无产阶级人生观解释很广泛,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也包含其中。学生要想入团,要想升学,就得向团组织和班主任老师交思想汇报,对自己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言行作自我批评,也附带检举别的同学的非无产阶级的错误言行,思想汇报也就成了打小报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他或者她哪次说了什么话,哪次在下乡劳动中偷懒,对贫下中农不够尊重,瞧不起普通劳动者,有成名成家的思想,等等。在他们眼里这些就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学校也是这么教育他们的,他们必须学会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
    学校要求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和父母、家庭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如果某个学生认为自己的地主或资本家的父亲或母亲是好人,是正直善良的人,而不是学校所说的那种仇恨新社会,仇恨党和人民的坏人。他会怎么做?他不会说真话,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他照样会在班级会上和思想汇报中和父母划清界线,赞同学校对他父母这样的人作的分析,表态站稳自己无产阶级立场。这样他就说了假话,说了口是心非的话。一些无产阶级出身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们正值青春期,可能会有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念头和喜好。他们不会说出来,他们在思想汇报中说的都是些轻微的东西,比较严重的使他们困惑的东西他们不会说出来。他们会遮掩,会说假话,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他说过的某句话或做过的某件事如果被班主任知道了,他会回想当时都有些什么人在场,他多半会猜到是谁检举了他。他从此不会再信任那个检举了他的同学。并且在有机会的时候对那人实施报复。
    单位上也大同小异。只消把入团换成入党,把升学换成提干,情况就大致相同。单位上的人还涉及到政治学习和大大小小的运动。你或许能保证你在运动中没有揭发检举你的同事朋友,但你却不能保证在你的同事朋友被揪出来后你没和他划清界线,没有表态站稳立场,批判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越是好朋友,越是怕牵连自己,因此越是要态度坚决。你会起来揭发他,把一些他私下里的言论揭发出来,洗清自己,增添他的罪状。也许你内心并不情愿,但你不得不落井下石。这样你们多年的友谊也就毁于一旦。你保住了自己,但是你说了假话,你内心感觉自己或多或少出卖了朋友。
    还有一种个人的想法也让你说假话。那些想法或者说思想,你是不会说出来的。比如,你经历过困难年,如果你碰巧对当时的农村有所了解,你会认为那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这种说法不科学。可是,这样的想法你敢说出来吗?又比如,你如果是个有点头脑的人,认为彭德怀是仗义执言,真理在他这一边,他的万言书是为民请命,没有错。你会说出来吗?你是不会说出来的,你在会上照样会骂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你照样说假话,说口是心非的话。如果你脑子里有个想法,认为三家村的杂文写得不错,《一个鸡蛋的家当》《喝白开水的好处》尤其精彩,它们讽刺得好,切中要害了。你敢说出来吗?或者,如果你干脆觉得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你敢说出来吗?你不敢说真话,因为代价太高了。如果你偶尔说漏了嘴,你会整日价疑神疑鬼,提心吊胆,生怕别人检举你。你是个正派人,听到别人的言论你不会检举揭发,但你能保证别人不检举揭发你吗?
    检举揭发,打小报告,告密,相互失去信任,说假话,不说真话。这似乎成了常态。儿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妻子与丈夫划清界限,朋友同事之间划清界限。等等。
    还有就是仇恨。群众对走资派的仇恨,两派群众之间的仇恨。你可别小看了这种仇恨。在武斗期间,我们这地方流传着一则故事。说两个在一起长大的的朋友,一起进工厂当学徒,一起出师,一起耍女朋友、安家。但文革开始后,两人参加了不同的组织,从此分道扬镳。武斗期间,他们在泸州一处战场上相遇了。夜晚,双方都呆在战壕里,相隔只有三四十米。造反派这边的朋友听出保皇派那边朋友的说话声,他把他喊答应了,用脏话辱骂他,提出两人单挑。对方接受了他的挑战。两人端着步枪走出战壕,相隔很近距离,同时扣动扳机,子弹分别射穿了对方的心脏。
    这故事可能出自虚构,可能不是真人真事,但却道出了某种真实性,即双方仇恨之深。仇恨是真实存在的。否则,怎么可能兵戎相见,斗个你死我活?
    文革散布了许多仇恨,许多谎言。败坏了我们心中所珍视的东西。让人迷失自我,回归之路难寻。
   
    7 普遍的贫困
   
   
    我不想引用数据,不必说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只想说说自己亲身的感受。经济肯定好不到哪儿去。谁统计过大串联有多少学生参加吗?免费乘车,免费吃住,肯定花了一大笔钱。串联学生多半想去北京接受接见,人数之多,铁路运输都几乎弄得瘫痪了,北京的各接待站也穷于应付。运动开始后,各机关单位和厂矿职工就几乎没有正正经经地上班,他们忙于大字报,大辩论,忙于揪斗走资派。到了武斗期间,干脆就停了工,不再干工作,却照拿工资。后来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也是革命在前,生产在后。经济照样没有搞起来。
    我的印象中,文革十年就没有涨过一次工资,当时的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三十几元,也有二十几元或四十几元的。在我们这座小城,十年没修建一栋楼房,本市最高建筑就是解放前修建的钟鼓楼,和文革前修建的一栋六层楼的旅馆。清一色的瓦房。我还记得串联归来时,火车驶过大桥,从车窗里望去,只见城市一角尽现灰蒙蒙的瓦脊,上方飘着淡淡的柴烟。跟清朝的景象差不多。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有的三代人同住。院子里十几家甚至二三十家人共用一个肮脏不堪的厕所,公用的水龙头。街道上则是公用的自来水站。许多家庭没有时钟,手表只有工作人员并且经济比较富裕的人才买得起。只有少数家庭才有自行车,孩子们学骑自行车都到广场去租车来骑。人们穿青蓝二色的服装。男人穿中山服、军干服、青年装,富裕点的穿华大呢、涤卡,一般人穿卡其、咔叽。女人穿一字领两用衫,你见不到一个化妆的女人,见不到打口红、涂脂抹粉、烫发的女人。年轻人不能穿裤脚小于六寸的裤子,有段时间街角上出现由居委会老大娘们组成的剪小管裤队伍。看见有穿小管裤的就拦下来不由分说地剪掉。就是说,你在穿着上不能随心所欲,你只能穿无产阶级服装,不能穿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服装。


城市居民享有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油票,甚至豆腐票,以及各种购物卷。中学生每月32斤口粮,普通居民25斤;肉每月半斤,油4两。一个五口之家每月有两斤油,而现在的一个五口之家每月会吃掉多少油呢?半斤肉,可能一顿就吃光了,可接下来的二十九或三十天你就得顿顿吃素。而蔬菜也是有限的,有时由农民的菜担子供应,有时由蔬菜公司供应。铺子里偶尔卖不要计划的咸鱼或带鱼,立刻就排起了长队。百货公司卖不要布票的粘胶布,也立刻站起了长队。
    我后来到了农村,才知道农民更贫困。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一角多钱。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要不是有一分自留地和瞒产私分,好多生产队的农民根本就活不下去。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小孩打赤脚,靠怀里的烘儿过冬,有的棉衣千巴万补都看不出本色了,跟旧社会的穷人穿的差不多。
    没有一部私人电话,只有机关单位和厂矿办公室里才有;没有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在文革结束后才问世;没有摩托车,一般人买不起,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卖;没有小轿车,只有首长坐的小轿车偶尔从街上开过。
    还有一种贫困叫精神贫困。没有书读,书籍都被烧毁了,所有的图书馆都关了门。没有电影看,以前的电影都被打成毒草,是封资修的东西,无产阶级只能提供八部样板戏供群众欣赏,有段时间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新闻片里面成了电影明星。群众有自己的娱乐活动,以前是看大字报、大辩论,看揪斗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在武斗中观战。还有种娱乐就是看枪毙犯人,这方面,他们有的是机会,尤其是在清队和一打三反期间。刑场设在郊区河滩上或偏僻公路上,围观的群众事前就等在那儿,或跟着刑车跑去。有老人小孩有男人女人。他们想看清楚,隔得这么近,一次枪毙一个反革命组织头头,脑浆都溅到一个女孩的脸上了。
    你很难在街上看到几张高兴的脸。热闹过后,人们都显得灰溜溜的,打不起精神,似乎也看不到希望。
   
    8 视人命如草芥
   
   
    我自然想说的是草管人命,滥杀无辜。文革害死了多少人呢?有人说二百多万,也可能更多,总之死了不少人。我这里主要说在屠杀中死去的人,在冤案中死去和被迫害致死的人。
    红八月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被棍棒、皮带打死,或其他方法致死,甚至有被开水烫死的。实施暴行的是红卫兵,他们由高干子弟和红五类子弟组成,受到暗中的鼓励、教唆。他们在学校里已树立起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头脑已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首次亮相就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他们的组织叫联动,用他们的话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大兴在短短的几天内,杀了三百二十四人。在屠杀前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和本地当权派的指示。老人小孩一起杀,斩尽杀绝。没有理由杀他们,如果非要找出个理由的话,那就是他们是黑五类及其子女。
    湖南道县是更大规模的屠杀。它给出了一个理由。谣传黑五类及其子女成立了一个叫黑杀队的组织,目的是杀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他们要翻天了,因此镇压和杀掉他们就顺理成章。
    不是说他们一直想翻天、想复辟吗?这一天终于等来了。他们终于暴露了自己的阶级本性,对他们绝不饶恕。
    这当然是造谣。实际上,五类人及其子女已被整怕了,他们做梦也不敢想成立组织对现政权实施报复。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但还是难逃厄运。
    屠杀从67年8月13号至10月19号,历时66天。在各处路口上派出了手持大刀、梭镖的战斗队员站岗,五类人及其子女都被集中看管起来,以防他们逃跑。刑讯逼供,然后一批一批杀害。66天,时间够充裕了,他们完全有时间想出各种花样折磨受害者,使用的刑罚有上百种之多。完全有时间把所有的黑五类及其子女斩尽杀绝。据说,曾派部队去制止,但却没有制止住。持枪的解放军都制止不了,可见场面有多么惨烈。
    有专门的督察人员,负责统计数字,把一个大队的经验传授给别的大队,鼓励多杀人。他们把杀死的人丢进坑里埋起来,丢进废弃的石灰窖里、深井里,岩洞里。有的丢进河里,顺水飘流。下游县城的人看到了从河里漂流的尸体。它们有时一两具,有时成片成片地漂流。有老人,孩子,男人,女人,有的半裸,有的全身赤裸,有的尸首分家,有的被铁丝捆住双手,有的已经肿胀……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事实上,右派分子也杀。一个也逃不掉。杀一个人,有的穷点的大队给二、三元,或十斤谷子,富裕点的大队给五元。有个贫农二流子一天就挣了55元。他一年在生产队劳动还挣不了这么多。
    他们杀的是黑五类,是阶级敌人。好像你一旦被打成阶级敌人,你就再也不完全是人了。
    文革后,有人去采访了那些凶手,他们是普通的贫下中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并不表示后悔。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在按上级的指示办事,阶级敌人想翻天,就应该杀掉他们,说就是现在,只要有上级命令他们也照杀不误。
    广西也发生了屠杀。在军区和革委会的指使下,保皇派“联指”对造反派“4.22”及同情造反派的群众和黑五类及其子女展开屠杀,从67年秋冬到68年8月分,前前后后共杀害八万四千余人,一说是十万人。在武宣、宾阳等地他们杀人并把一部分受难者吃掉。桐岭中学一伙学生竟然杀害了他们的校长,并割下肉来烤着吃掉,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谁会想到这些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了吃人生番。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他们吃掉的只不过是个阶级敌人。
    死人无数,人命如草芥。在云南赵健民案中,抓了大量的人,刑讯逼供,打死一万七千多人,打残五万多人。
    在内蒙,为了清查“内人党”,打死了一万六千多人,打残八万多人。
    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当权者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受害者都是普通的人,不是走资派,不是黑五类,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为什么要牵连这么多人?为了一个宋健民——原云南省委书记,被康生指控为叛徒,特务,反党黑帮。就为了这个人——他自己倒没死,关了八年,陪上一万七千多无辜者的生命和五万多残疾的身体。而在内人党案中,为了一个早已不存在的组织,一个影子组织,却付出一万六千多条命和八万多残疾身体的代价。打死的死了,残疾的却还要活下去,那里面的经历会是他们终生的噩梦。
    清队和一打三反杀了多少人?据说有二十多万。真实数字恐怕永远也无法弄清。有不少是思想犯、言论犯。遇罗克就是在一打三反中被杀害的。有时一张布告上满页都是红叉,打红叉的手不会颤抖。
   
    9 无底线的残忍
   
   
    如果可以不举具体事例,就可以证明这条标题为真,我宁可不举。它们太残忍,太血腥。我宁可不说在大兴,当一个婴孩从死人坑里爬出来时,又被一铁锹拍死,重新丢进死人堆里,一个贫协主席用铡刀铡下了十六颗头颅,最后自己都累得瘫倒了;宁可不说在武宣、宾阳,他们对活人剖腹掏心掏肝,把人绑起来,开膛剖腹,泼上一桶凉水,再掏出血淋林的心脏和肝脏,有个生产队没有黑五类或黑五类子女就到别的队去借,借来的是个子女,批斗后剖腹挖心挖肝,分食掉了;宁可不去谈那些酷刑,不说在道县,他们用大刀砍人,用鸣火枪射杀人,用杀猪的通条捅死人,把几个人绑在一起中间塞进炸药炸飞,活埋,把人推下岩窟窿再丢下柴草活活烧死,折磨侮辱女人,集体轮奸后再杀害,等等。
    但抽象来自具体。我说两件我耳闻目睹的具体事例。
    武斗期间,许多地方两派都私设公堂,刑讯室。双方杀红了眼,抓住对方俘虏便施以酷刑,发泄仇恨,往死里整。一个造反派战士被酷刑折磨,活活地被剜掉了双眼。被剜掉的双眼后来找到了,用福尔马林水泡在一个医用玻璃瓶里,由站在街口一张条桌上的一男一女轮换端在手里向群众展出,并诉说保皇派的罪行。另一个战士被砍掉了四肢,剖腹掏心,去掉了内脏,割下了头。这截残剩的躯体放在架车上,由战友们拉着游街。血肉模糊的被掏空的半截躯体,不像是人的而像是某种动物的。见过各种场面的群众也感觉惨不忍睹,骇人听闻。
    还有一种残忍是精神上的。我在凯迪上读到过一则故事,真人真事,帖子名叫“惨惨惨,母子同车被枪决”我没记错的话,作者网名是爱国使者。讲的是林舜英、李立荣母子俩的事。事情发生在南京。
    林舜英的丈夫,也就是李立荣的父亲是国民党一个普通的官员,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后来五十年代初本来也准许他们一家人移居香港,再经由香港去台湾的。但林舜英舎不得离开已在部队上工作的大女儿和自家的小楼房,留下来了,没有走。这一决定,将使她悔恨终生。
    李立荣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三个妹,是个相貌清秀,多才多艺的青年,中学毕业后,在一家集体食品店上班。他喜欢读书,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作者爱国使者。文革开始后,他会拉小提琴,还参加过宣传队。但后来因受朋友牵连,被抓起来了。他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也被抓了起来。批斗,审讯。办案人员已不满足于一般的言论罪,他们要破获一个反革命组织。这需要一个年纪大的人,教唆、组织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想到了林舜英。
    林舜英是个胆怯的谨小慎微的女人。一次她给大女儿写信,投寄后才想到有处地方可能写错了,于是她凌晨四五点钟便等候在邮筒旁,等到邮局工作人员来开了锁,她拿回那封信才放了心。结果并没有错。可是她为什么没有走呢?为什么已批准了她却没有走?放着香港、台湾不去,却要留在大陆,这是为什么?潜伏下来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机会来了,便兴风作浪。她被抓起来,在没有任何证据和口供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反革命组织头目。办案人员要她承认,答应只要她承认了就放过她的儿子。她承认了,但仍然没放过她儿子。当办案人员在狱中向她宣读判决,她听到她儿子也同样判处死刑时,这位母亲、这位善良胆怯谨小慎微的妇女竟号叫着不顾一切地朝他扑去。
    但是,判决还是执行了。公审公判大会后,母子俩双双被押上囚车,押赴刑场枪决。
    李立荣的哥哥被判了十年,爱国使者被判了十年。李家的几个妹妹在家里相拥痛哭。
    这是我读到过的最残忍、最悲惨的故事。它再好不过地印证了本标题所指。
   
    10 言论和思想治罪
      
    这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我留到最后说。
    一些为文革叫好的人说,在文革中群众享有四大自由,也就是享有言论、思想自由。这纯粹是误解。所谓的四大自由,只是意味着你有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自由,有批判三家村和反动学术权威的自由,有批判牛鬼蛇神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自由;你绝无批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由,绝无批判文革的自由,绝无批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自由,你不可能写江青同志的大字报,不可能写林彪同志、姚文元同志、张春桥同志、陈伯达同志等无产阶级路线上的人的大字报。你绝无反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的自由,绝无为彭德怀叫好的自由、为三家村叫好的自由。你只能说允许说的东西不能说想说的东西。四大自由不是真自由,不存在我们所理解的言论和思想自由。


倒真真实实地存在言论和思想治罪。
    遇罗克是言论思想治罪,《出身论》和一本日记就是治罪的理由。日记中有一则写道:谁掌握了媒体,谁就掌握了工农兵。非常睿智,不是吗?林昭是言论思想治罪,她不赞成反右整知识分子,追求自由,谴责思想专制。张自新是言论思想治罪,她对文革有不同看法,对个人崇拜有不同看法。李九莲是言论思想治罪,她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看法,被在部队上的未婚夫检举。还有……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举不甚举。三家村是言论思想治罪,许多作家、艺术家是言论思想治罪,许多反动学术权威是言论思想治罪,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是言论思想治罪。
    遇罗克、林昭、张自新、李九莲……他们明知说真话会有什么结果,可还是要说。啊,在中国还真有敢言的人。现在说到他们我们不能不表示敬佩。我们靠说谎话苟且偷生,他们才是真正的人,真的勇士。他们的存在使我们这个民族不致完全蒙羞。对他们的纪念是永恒的。
    言论和思想治罪才让文革得以进行。试想,如果有宪法保障的权利,有言论和思想自由,刘少奇能为自己辩护,会发生什么?他的辩才肯定不会比诬陷者差。事实和道义在他这一边,他会还自己一个清白。这样就不再有头号修正主义这个活靶子了。文革还搞得起来吗?
    有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地方绝不可能发生文革。
   
   
    文革爆发过去五十年了,至今还罩在一团迷雾中。有些真相没有公开,总是遮遮掩掩,连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也不让出版。网上一些人甚至为文革叫好。经历过的,怀念它;未经历过的,向往它。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们文革的真相——它远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美妙。 
    
(亲历文革,历数其十大罪状——文革五十周年祭 全文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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