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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銘:文革是怎樣發生的?
以「造反」的方式「效忠」
被文革改變命運的兩個女人 2016-05-20 13:53:09

被文革改變命運的兩個女人

傅好文,紐約時報中文網

聶元梓說,“當時我們認為,黨是偉大、高貴、正確的,你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指哪兒打哪兒。”

聶元梓說,“當時我們認為,黨是偉大、高貴、正確的,你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指哪兒打哪兒。”

編注:本文最初發表于2006年6月10日。

上海

“我穿越到了納粹當權的時代,”王容芬說。

Hans Rudolf Oes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穿越到了納粹當權的時代,”王容芬說。


聶元梓曾是一名滿懷抱負的大學教授。據說她在北京大學校園里貼的大字報引發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關于暴力清洗和批判的燎原烈火迅速燃遍中國。

王容芬當時是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的學生。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頗為大膽的信,并因此入獄。她在信中反對毛任由年輕的紅衛兵恣意妄為,展開一股自我毀滅的狂潮。

直到今天,那段歷史仍被擱置在黑暗的角落里。關于那場浩劫,沒有任何新聞報道或公開紀念。它導致數十萬人被害,中國經濟遭到摧毀。1966年5月,在災難性的“文革”開始之初,這兩位女性在其中起到突出作用,她們的人生也因此出現悲劇轉折。而40年后,她們在反思自己的經歷時表現出驚人的相似。

不管怎么不同,用王的話說,她倆都是“大膽和坦率”的女人。

聶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在發表了一篇批評毛的政治對手的文章后,她貼了一張大字報,稱北京大學當時處于資產階級控制之下。毛命令電台播送這張大字報,表明他贊成和鼓勵對權威人物的攻擊。

后來她躍升為紅衛兵領袖,但是僅在一年之后,她就為文革的過分感到幻滅,隨后被捕入獄17年。

如今,她已85歲,靠朋友救濟為生。回首往事,她堅稱,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大字報會引發如此可怕的后果。“當時我不知道我們在走向災難,”她說。她稱自己是一名執行命令的忠誠黨員。“一意識到這一點,我就不再追隨他們了。我反對他們,因此遭到懲罰。”

當時20歲的王被選中參加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一次早期群眾集會。當時對毛的個人崇拜正走向瘋狂。

她在那里聽到的演講,讓她想起了第三帝國的言論。在隨后的幾周里,多名教師自殺,同學們互相揭發,她自己的母親被送去勞教。看到這些情況,她感到驚駭。“我感覺自己被送到了納粹當權的時代,”她說。

王鼓起勇氣寫了一封改變她自己命運的信——一封寫給毛主席的署名信。她在信中問道:“您在干什么?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這封信末尾的評價是中國領導人直到現在都避而不談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她寫道,“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這封從未公開的信導致她被判無期徒刑,直到12年半之后才平反,也就是1976年毛去世之后,而文革也是在那一年結束。

聶雖然身體虛弱,卻依然活躍。前不久,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講述自己的經歷。她跟訪客見面時會先遞上一張鮮紅的名片,上面有她的頭像。在她伏案寫作的日子里,每隔幾分鐘,就要用一個小手機接聽電話。

當被問及她從自己的經歷中吸取了什么時,她說:“教訓。真的應該促進民主,允許所有人表達自己對國事和他人工作的觀點。即使是不對的觀點也應該被允許表達,被允許反駁。就算到今天,也應該允許張貼大字報。”

聶坦然承認,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難,比如北京大學的一些官員,也就是她的大字報攻擊的對象。他們被戴上高帽,掛上牌子,在校園里游行示眾。還有些人被定為反動派,遭到紅衛兵毆打或折磨。

她說,不管是現在還是當時,罪魁禍首都是國家體制。她說,“當時我們認為,黨是偉大、高貴、正確的,你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指哪兒打哪兒。”

不過,等到亂象出現時,她開始為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在1967年8月的一次黨領導會議上,她表示不想再做紅衛兵領袖,但是遭到毛的妻子、手握重權的江青的拒絕。幾個月后,她參與阻止了北京大學不同派別之間的一場械斗,不久后被捕。

聶被剝奪退休金,直到前不久才恢復,而且她遭到嚴格監視,不能在中國大陸出書或發表文章。她把全部精力用來對抗官方對文革的沉默。她說,領導層把這段記憶埋藏起來,因為“它擔心失去政權”,“他們更希望文革被遺忘”。

聶堅稱自己只是小兵,而王與她不同,王很清楚自己的信會產生什么后果。她只是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必須表態。

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游行示威者遭到殺戮之后不到幾天,王就離開中國,從此定居德國,當起了小說家和公務員。直到今天,談起自己的行為給身邊的人帶來的苦難時,她仍會哭泣。由于她的信,她的家人和整所大學成為清洗和“批斗”的對象。

1968年,如果她認罪可能被釋放,但她的回答令抓捕者吃驚。她說,給她寫認罪書的紙不夠大。他們問她想要哪種紙,她說,“大到夠寫大字報”,她打算用它給毛寫一張大字報,重申對他的批評。她非常平靜地講述這件事,對自己的勇氣輕描淡寫。

只有在第二次電話采訪中被直接問起時,她才談起自殺的事。1966年,她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門階上喝了四瓶農藥,之后在那里被捕。當時她隨身攜帶的紙條上寫著這樣一句話:“可憐的祖國,你變成了什么?”

雖然王和聶在政治棋局中處于對立位置,而且從未謀面,但王表達了對聶的支持。“她是個悲劇人物,被人利用了,”她說,“她紅火過一兩年,但在之后的十年里處境悲慘。我很高興她能活下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毛在中國依然受尊敬,官方認為他七分功三分過。“我覺得他是三分功七分過,”王說,“政治清洗把中國帶到崩潰的邊緣,無數人因此死去——這些是不可原諒的。這些不是錯誤,是罪行。”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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