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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二)反“文革”的义士刘文辉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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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 — 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一) 2016-10-17 23:47:28

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 — 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一)(RFA张敏)


刘文辉遗像(摄于1965年)-刘文忠提供

刘文辉遗像(摄于1965年)-刘文忠提供




*专访反“文革”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刘文辉同案幸存者、刘文辉胞弟刘文忠*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 五.一六 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 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共中央又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 “十六条”。此后不久,上海青年技工、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刘文辉先生写出小册子和传单,明确反对“文革”,反对“ 十六条”、反对专制暴政。他于当年11月26日被逮捕,于四个月后的第二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枪杀。


刘文辉是目前所知因为反“文革”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长篇专访与刘文辉同案的幸存者刘文辉的胞弟、现在上海的刘文忠先生。今天播出的是第一辑:“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


 


*刘文忠:我在心灵压力下结束经商,作为“文革”受难者家属写‘文革’回忆录*


主持人:“能不能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刘文忠:“我是刘文忠,上海的,是刘文辉的兄弟,也是刘文辉当年的同案犯。在1966年我参与了刘文辉‘反文革、驳文化大革命 十六条’这个案件。在1966年我跟他同时被逮捕进去。四个月后他被枪杀,我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平反出来。


我‘文革’平反出来后,‘改革开放’经商了一段时间。一直到2003年我终结了经商事业,因为在我的心里老是有一个巨大的心灵压力,有一种愿望,我始终感到自己的良心以及包括过去哥哥对我的影响、自己在‘文革’13年苦难的历史所接触到的、以及很多监狱里的难友和知识分子都给了我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我应该停止经商,把我过去那些苦难的历史……特别是我哥哥,包括我过去死亡的难友一些东西写出来。


经商结束后,我一直作为‘文革’受难者的家属在写‘文革’回忆录,作一些回忆我哥哥、把这段历史真话讲出来的整个过程。”


 


*刘文忠:到目前我出版了《风雨人生路》、《反“文革”第一人》等四本书*


刘文忠:“我出的第一本书是《风雨人生路》。也就是写我的家事、我本人跟我哥哥。但是,我没有想到写出来后引起当时国内外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巨大兴趣。他们看后又给我一个建议,叫我在这个基础上专门把我哥哥的事情另外单独写出来。


我第二本书专门写我哥哥:《反‘文革’第一人》。


第三本书就是我那时开始走出去,沿着我哥哥的足迹、帮我哥哥完成他的心愿,去看世界。因为我哥哥早年一直想逃出这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想去看看世界。所以当时我写了一个《新‘海国图志’》就是跑50个国家的经历。


一直到最近,‘文革’今年50周年,我完成了行走106个国家的经历。为了纪念这个反‘文革’50周年,特别是今年也是我哥哥1966年出事而死亡的五十年。所以我写了第四本书,叫《反思吧!中国》——一个基督徒的残疾老人行走百国,这样的第四本书。”


 


*刘文忠:从四个方面看刘文辉是反“文革”被杀的第一位义士*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您的哥哥刘文辉是‘反文革第一人’,他对‘文革’提出反对的意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他能够被称为‘反文革第一人’?”


刘文忠:“我谈谈自己的看法。这几年我一直在写‘文革’的回忆录,也查找了不少像我三哥一样‘文革’中被杀的义士。在我翻阅了这么多资料以后发觉,无论从时间、性质、内容或反抗程度上来说,我三哥刘文辉是当年上海乃至于全国因反对‘文革’而被杀害的第一位义士。


 


这又从四个方面可以说明。


第一、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反‘文革’被迫害的英烈名单当中我也看到,刘文辉应该是最早公开批驳中共中央发动‘文革’《决定》的文件,就是‘十六条’。‘十六条’是1966年8月8日公布的,9月28日我哥哥刘文辉就逐条驳中共中央的‘十六条’。当时由我帮他抄写,到杭州去寄往全国八个城市十四所高校。


第二点、我自己感觉,刘文辉应该是最早公开警告中国人民‘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的大浩劫到全民的大迫害’,并在当时驳‘十六条’当中号召‘全国、全党、全军、人民应该起来抵制这次文革’,勇作抗暴斗争的第一人。这可以从他的《判决书》和《平反书》的内容当中得到证实。


当时,反江青的有之,反林彪的也有之,但是恰恰像刘文辉这样一个卓越的人物,早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就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角上,敢于把毛泽东放在批判声讨的对立面,并一针见血地剖析‘文革’的反动性,预见它给中华民族将会带来旷世未有的重大的灾难。


记得当时,三哥跟我说过:‘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十六条是毒害与控制中国人民、残害知识分子与国家忠良的文件’。我三哥说,他要大声疾呼,要揭露它,并且遏止它!当时我三哥也告诉我‘兄弟,做这件事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当时要我考虑这个事情。


第三点、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三哥刘文辉是在1966年11月底被逮捕,就是我串联回来时,我们两个人被抓进去的。1967年3月23日我三哥在上海市被公开枪杀,当时的背景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就是为了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造反派夺权,在上海的‘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第一个被枪杀的。


从他发案到枪杀,仅仅四个月。


从我现在所有的反‘文革’的烈士档案中,应该说还没有一个政治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中央点名,就这样匆忙当中被杀害。应该说我三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最早被公开杀害的。


第四点、刘文辉他反‘文革’,更反操纵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人毛泽东,还反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制度。反抗的内容程度之激烈程度、以及对‘文革’灾难的预见至深。所以,当1980年像类似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几乎‘文革’当中被杀的政治犯都获平反时,我三哥刘文辉仍被上海市高法院驳回。驳回的理由是,他不仅反‘文革’、同时也反毛泽东,反共产党。


以后又长达三年时间,我家里不断地为他申诉。当时平反也有一个‘底线’——反‘文革’可以,但是反毛泽东也是不可以。因为当局当时认为,反毛已经不是反‘文革’的‘路线问题’,而是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三哥的平反一直是拖。


 


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的平反结束,最后1982年,大概在一月份时,才从北京转发过来,要求上海高法院第二次为刘文辉复查。这时候高法院才告诉我们家属,因为中央发了声音,所以匆忙之间为我哥哥平反过来。”


 


*刘文忠:像刘文辉和林昭这样的人,当局从来没有允许过公开平反或者宣传*


刘文忠:“但是尽管平反,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家属还是得不到刘文辉被杀的全部真相。我们也看不到所谓‘反十六条’罪状的具体内容。这是我们家属一而再、再而三要看的内容,都没有公开。


像刘文辉和林昭这样的人,当局从来没有允许过公开平反或者宣传。以至于很多人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两位烈士牺牲的整个经历。


近几年,因为胡杰先生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以及林昭女士自身的北大背景,才使中国国内外的很多人知道了林昭的事情,但是像我哥哥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出身的烈士,应该说在国内宣传他的人还是非常少的。”


 


*刘文忠:家人从刘文辉就义后归还的遗物中发现刘文辉遗书*


刘文忠先生说,刘文辉被判死刑后,利用写《上诉状》的机会写下遗书,藏在棉袄的棉絮中,被家人从归还的遗物中发现。


 


刘文忠:“我现在可以把我三哥的遗书念给你听听。”


 


刘文辉遗书


 


(刘文忠注: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们。


 


亲人,我想但不能写明你们的名字,显然是怕当局迫害你们,因此希望你们从这不能尽诉的遗信最后见面,我不久就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已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别分条: “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 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斯大林斗争中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


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无私。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那就是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是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的谬论。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相信我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


 


文忠弟在一所,他不会死。


 


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167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面。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不容易,也不能尽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见此书后,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权下你们只能受侮辱、损害,但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白我家庭,所以请你们将遗书交给我的弟。


 


今3月18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曰,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放老实点,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的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人民做些事。请原谅我吧,既然我不可能在被哄动受蒙蔽的群众中呼声。


 


作为历史将宣判害怕民意的政权死刑的发言。我写的上诉,应当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凡是掌握民命者、国家前途者都必须是理智现实谦虚的爱国者,而不能是狂妄热昏好战的阴谋者,我甘愿为毛的战争政策失败而斗争,为锁国排他主义而斗争。另一途径是,毛发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亿万人民作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的实现,正因为此危险计划在实施,所以作为匹夫,我就愿意敢于与它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附毛泽东诗词共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查收。有朝一日请将它发表。


 


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是针对毛反动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写于1967年3月20日


 


 


*刘文忠:刘文辉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主持人:“我看了相关材料,其中提到早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那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认为这是‘文革’的前奏)’的时候,刘文辉就已经预感到什么……”


刘文忠:“一直有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刘文辉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刘文辉为什么当时有这麽大的勇气和站在这样的高度,能够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制定的中共中央‘十六条’?



刘文辉的思想据我跟一些研究‘文革’的人来采访我、我向他们谈的、他们也总结了,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应该说我哥哥刘文辉的思想主要来自于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家庭的影响。我哥哥出生在1937年,是出生在一个中上资产阶级的家庭。我父亲是民国时期早期的金融界一个知识精英,先后在友华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后来在国内的浙江实业和兴业银行,跟他的师兄章乃器一同担负过高级职员。


抗战发生后,我父亲曾出任联合国‘对华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做过专员。包括我的一个叔叔刘大同在民国时是亚洲远东社一个著名的记者。我的母亲胡定珍岀身名门,我的太外公是清朝书画大家胡公寿。我的两位舅舅也是辛亥革命的先烈——胡定国、胡定城,一个在黄埔事件,还有一个是在十九路军抗击日本的时候牺牲的。以上是我哥哥的家庭背景。


 


还有一个,是我哥哥从小的时候因为他的性格比较坚毅,也比较聪慧,但是有叛逆的行为。所以他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通过外国牧师朋友把他送到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在教会学校就接受了一些基督的普世价值观。


另外我父亲和叔叔因为长时间在外资工作,跟外国人打交道,与英、美、日……所以刘文辉从小耳濡目染,接受到一些西方现代思想,树立起一些朴素的人文理念,包括宗教的仁爱之心,知晓善恶,一身正气,从小有这样的经历。


 


第三点,我哥哥的经历受家庭的株连。‘解放’后,我父亲就因为历史问题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戴了二十五年。所以我哥哥在很小时,也就是‘解放’刚刚初期,1953年他16岁时因为父亲失业,被迫进了沪东造船厂,也是上海的一个万人大厂。因为他从小比较勤奋,也深得那时候师傅以及当时苏联专家的比较好评,在厂里一直做放样的技工,四级工,当时工资比较高,家里的负担也主要是靠他。


他一边工作,比较上进,那时考进总工会的中专夜校,曾经在复旦的职工夜大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夜大都读过书。


 


刘文辉因为受到家庭的株连,所以在1957年时是他政治上的第一次磨难。当时他是个青年工人,在厂里‘大鸣大放’时非常有胆识的揭发当时厂长的官僚腐败,甚至写大字报。这件事引起当时厂里保卫部要他作检查,甚至最后戴上‘工人右派’的帽子,以至下放下去。”


 


主持人:“实际工人在‘右派’中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刘文忠:“对。”


 


主持人:“您说1957年时刘文辉就已经在工厂里工作了,那时候他应该是二十岁,他为什么没有上大学,这和他的出身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是家庭经济原因?他中学学习成绩怎么样?”


刘文忠:“这两个原因都是存在的。1952年他16岁时,因为父亲失业,家里的经济负担已经没办法了。我家里有九个孩子,刘文辉是男孩里排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刘文辉下面还有我们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当时都要读书。所以他没有办法。他16岁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没有办法就去学徒。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1957年时因为家庭哥哥、父亲的关系所以他戴了‘右派’帽子,对他一生是很重要的影响。


我哥哥的脾气是这样的,人家被打了‘右派’以后会屈服,但是他被打了‘右派’以后始终不服,一直在追寻——凭什么、为什么要把他打成右派?就是这种执着的精神,一直使他在政治上越走越远。”


 


*刘文忠:刘文辉自制收音机收听海外电台和十年苦读,他的出逃计划被告发*


刘文忠:“应该说,1961年时我哥哥作为‘工人右派’是‘摘帽’的。但是摘帽后并没有使他回过头来。他摘帽后自动要求到舟山的嵊泗船厂去支边。当时家里也都不了解,到这样一个海岛、一个封闭的船厂去干什么?实际上,他已经萌发了要走出国门,走当时赫尔岑流亡救国之路的念头。


当时他在嵊泗这个地方时自制了一个收音机,收听海外电台。很长时间……他1961年到那里一直在收听,而且他那时候也如饥似渴自学英文,争取每年探亲到上海来时都到旧书店,带了很多书到舟山。


十年当中苦读,他读了很多。例如《史记》、《资治通鉴》啊,以及很多西方一些名人(的书),因为我们兄弟当时就知道,我哥哥非常崇拜一个人,就是胡适。他对胡适的民主自由思想,特别是独立思考……他一直是把胡适的思想来影响我们底下三个兄弟和我妹妹。我们从小就从他嘴里听到许多西方政治人物,像肯尼迪、戴高乐、尼赫鲁、赫鲁晓夫、铁托啊,包括蒋经国、苏加诺、李普曼……这些人物我哥哥一直不断在书信当中,或者每次跟我见面都是在谈这些事情。


我跟我哥哥他们当时就隐隐知道他要出逃的一个计划。从1961年到1965年,他在舟山一直在组织出逃计划。他想偷渡到台湾、日本啊,通过他们再到美国去。一直到1965年,他的另外一些人因为胆子小,他们在“四清”运动中就交待了,把我哥哥作为‘主犯’抓起来了。当时因为‘四清运动’是刘少奇搞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时因为没有具体落实于行动,当时还是属于‘宽大’,关了一段时间就把他开除公职,押回原籍,押到上海来。”


 


*刘文忠:刘文辉收藏的上千本书被收掉烧掉,他被捆绑殴打,哥哥死时30岁*


刘文忠:“我记得很清楚,1966年3月份,他被押回上海。两个月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就是‘五.一六’。到8月份时,是‘红八月’,我们家庭的灾难来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家连续好几次被抄家。特别是我哥哥刘文辉,因为他一生中的苦难,最大的精神粮食就是他收藏的据我知道有上千本书,包括我父亲、叔叔留下来的,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全部被收掉、烧掉,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当时我跟他居住在一起,‘红卫兵’烧书的时候,他被他们捆绑、殴打,这种情况我都历历在目。”


主持人:“您当时多大年纪?您比您的三哥刘文辉小几岁?”


刘文忠:“我当时是19岁。我哥哥那时候应该是29岁。他临死时,应该是30岁。”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长篇专访与刘文辉同案的幸存者、他的胞弟现在上海的刘文忠先生。今天播出的是第一辑:“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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