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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晚年专访:毛泽东背着刘少奇发动文革 2017-02-12 00:39:54

王光美晚年专访:毛泽东背着刘少奇发动文革


 


来源:《领导者》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28天,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变,以政治“清洗”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语“文化革命”),被毛泽东初次提出。而刘当时是中央唯一敢于批评、反对毛的人。本文摘自《领导者》杂志 ,作者高建国,原题为《零距离采访王光美:“文革(专题)”爆发与毛、刘分歧》。


  一位非凡的中国女性——王光美,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我曾深入采访王光美。有许多令我惊愕、感慨并难以忘怀的素材,还从未在我以往发表的文章中披露过。我觉得有责任补写一篇文章,既是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逝者的纪念。


  




  王光美在中国广为人知,身为主席夫人的她享有美丽、擅长表达、富于修养的名声(图源:VCG)


  王光美取消了不见面的决定


  八年前(1998年),一个泛着凉意的夏日,我在北京一家内部招待所,拨通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住宅的电话。未等我开口,一位操着京腔的年轻女性已在发问:“喂,请问找哪一位?”“我找王光美同志……”我说明了身份与来意,希望予以通报。然而,令我惊异的是,这位“年轻”的接听者,就是年已七十七岁的王光美本人!


  王光美委婉而坚决地表示,她只能在电话里接受简单采访,因为她患肺炎,尚未出院,今天只是回家来取些东西。于是,我便在电话里匆匆展开访谈。


  “由于刘主席非常喜欢别人称呼他‘少奇同志’,请允许我也使用这个称谓,并称呼您为‘光美同志’。”我这样开了头。


  “好啊。多少年没听到这样亲切的称呼了。”王光美高兴地说,“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请您扼要地谈谈,少奇同志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以及您的有关感受……”这是聘我为特约撰稿人的报社,预定的采访题目。


  “原来你想谈这方面的事儿。”王光美的声音明显地低沉下去,她似乎想回避这个话题,“你的题目太大了,我需要准备一个月。”


  “那么,请允许我请教一个‘文革’史至今没能说清的问题。”我临时放弃了采访提纲,想解开一些历史之谜。“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文革’浩劫要在中国爆发了?”


  “这个……”王光美犹豫着,没有回答。


  “当毛主席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时,少奇同志是否意识到,斗争风暴不久将在党内刮起?”我追问了一句,搞专访只能这样抓机会。


  “你对党史很熟悉嘛,还能说出这是在那次全会提出的。”王光美巧妙地绕着弯子,仍然不作回答。


  “我专程从上海来采访您,当然做了充分准备。”不管怎样,来自王光美的夸奖使我相当惬意。


  谁知,她马上提出了批评:“不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并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这只是一种概括性提法。主席的原话是‘阶级斗争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您的严谨使我知道,您当年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是怎样一种工作状态了。”这倒不是恭维话,是我感慨之余的由衷之言。


  “你写给我的那封信,为什么不用电脑打字呢?”王光美跳换了话题。


  “手写显得郑重一点吧。您能看清楚吗?”我难以判断她对我那封有些潦草的求见信,是什么反应。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记者手写的信件了。你这封信,写得很认真,在措辞上也比较严谨。”


  “这是因为,我想认认真真地对您进行一次采访。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文革’,和它留给后人的永久教训……”


  “哦……你说得对。我接受你当面采访。”王光美改变了决定,“我提前出院吧。我在北京医院已经住了半个月了。我的肺炎其实已经大好了。过两天,就在我家里谈……”


  王光美与我约定了见面时间。她并在电话中,又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些对刘少奇研究的看法。


  王光美接受采访有交换条件


  两日后,一个风和日煦的下午,我来到复兴门外一幢公寓楼内。王秘书给我开了门,小保姆给我送来茶水。不大的客厅朝南,布置得整洁朴素。不久,身穿浅灰色竖条棉布便装的王光美便含笑而至。


  王光美虽然已是黑白参半的头发,仍然洋溢着活力和热情,眼神中露出和善、也透出机警。


  我看窗外日光角度颇佳,便请她站在摆设着插花与盆景的窗台前,让我拍一张照片。她半开玩笑地说:你得寸进尺啊,这可不在约定的访谈范围内。结果却是我给她拍了照片,她又让秘书给我们拍了合影。


  秘书告退后,我拿出笔记本。王光美微笑着连连摆手,打断了我的发问。她说:我知道,你着急地要和我谈少奇的事。可我还是要先和你谈谈中国贫困母亲的事。你得答应我,在文章里包含这个内容,让大上海的读者也知道贫困地区的状况。


  我一边应诺,一边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您支持我们工作的交换条件吧。她笑而不答,径自拿出一份材料,让我“仔仔细细摘录”。


  原来,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光美,自1995年起,便担任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为贫困母亲治病、扫盲、脱贫,并藉此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也能顺利参加到各项改革伟业中去,是她余生最大的心愿。


  虽然王光美的健康被“文革”铁窗生涯严重损害,数年来她却亲自带队,奔走在陕西、云南、福建、四川等省泥泞的小道上、湿冷的山区中。许多昏暗破旧的茅屋,出现过她亲切的身影。许多久病绝望的母亲,曾从她伸出的双手中,得到温暖与救援。无数贫困地区的孩子,记住了“北京王奶奶”盈含泪花的慈祥面容……


  王光美唯恐我摘录不详,又把重要数字复述了一遍:全国至少有六千万贫困人口,一千万贫困母亲,温饱难保!而这些贫困地区,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譬如,设立“幸福工程”项目点的陕西省大荔县,就是二十万年前“大荔人”头骨的出土地,还诞生过不少中外知晓的历史名人(笔者注:晚清“同光中兴”时期,以理财著称的“救时宰相”阎敬铭,就是大荔人)……


  王光美说:中国人本来是最有恻隐之心的。咱们今天既应提倡市场竞争,也要弘扬同情心,这是弘扬人性善么。何况咱们中国这么大,不走好全国一盘棋怎么行?广大弱势群体、贫困母亲的生活状况,是关系当前国泰民安、关系今后中国社会构成的大问题啊。


  我后来获知,王光美不辞劳苦地领导“幸福工程”,真正如她所言,是个“义务打工者”,从未领取分文报酬。她还为“幸福工程”,拍卖了娘家祖传的宋代“耀州窑刻花碗”、清康熙“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等珍贵古董,五十六万元拍卖所得悉数捐赠。在她带动下,连她的孙子、秘书的女儿,也为“幸福工程”捐款。


  我并且获知,王光美接受我采访那天,病体并未完全康复,其后便又为“幸福工程”日夜操劳。三个月后,当她带病飞赴昆明,出席“幸福工程”义演晚会时,竟病得不能开口。而这,不是她为“幸福工程”累倒的仅有一次。


  就这样,“幸福工程”不依靠国家任何拨款,至今七年来,累计投资三亿元,以赞助发展副业的方式,救助贫困母亲十三万人(家),培训三十多万人次,项目点遍布全国316个县(市、区)。


  作为前国家元首夫人,王光美在官场与名利场的关系可谓多矣。但她晚年却像普通人一般生活,像“先锋队”那样奉献,直至2005年,八十四岁高龄,才辞去“幸福工程”义务职务。她这种老而弥真的献身精神,足令今天那一大撮以权谋私、欲壑难填的贪官污吏,和巧借慈善活动中饱私囊的伪慈善家无地自容。正因为中国还有王光美这样的楷模,老百姓才对中国改革的良性发展,怀着不灭的信心。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回到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中,既隐藏着尘封的历史之谜,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这一说法使我十分惊异。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倘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情况紧急时,可相机进行终结决断)。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么。”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的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便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人”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笔者注:从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访的江青,在“文革”中带着哭音咒骂王光美:我叫她出访四国不要戴项链,她偏要戴项链,一点不听我的!其实,江青那次在上海,只是劝告王光美不要别胸针,并未提及戴珍珠项链的事)。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经如何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左翼作家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可怕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 “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给我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


  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了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到菊香书屋去给毛送文件。小李将离去时,毛泽东问她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便在地理书的空白处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江青“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专题)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服很讲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以后,江青便经常穿着崭新的军装出入中南海,并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军装上没有帽徽和领章——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限制。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由于“听了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么?王光美讲述的这个历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而国防部长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于“文革”前夕介入对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大批判。


  时至1966年8月,“文革”风起云涌之际,建国后首次穿上军装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


  刘少奇不留情面批评江青


  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的名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作为历史亲历者的简要叙述,必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史料证明,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发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静悄悄地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如果把政治玄机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去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笔者注:王光美这样讲,大概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根据长春电影厂影片《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江青也许改了一两个字,因为她会京戏啊。”


  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留下记录,如今已无案可查。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那次“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这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史称“第一个文艺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法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指控与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等有关),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早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有“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专题)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当年6月27日,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并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就要成为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


  王光美对毛泽东这个批示(史称“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王光美的这一看法非常有见地。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开了打破“文革”前政治僵局的这两炮。


  刘少奇不知道《评》的秘密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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