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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默许几十万华侨被红色高棉屠杀:留着无用 杀掉不可惜 2017-08-19 19:31:24

中共默许几十万华侨被红色高棉屠杀:留着无用 杀掉不可惜


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排华”暴行,发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时期。事实上,死于红高棉屠杀的柬埔寨华人数量占了那里华人总数的60%以上,而死于印尼“清共”的印尼华人比例大致是5%。中国的“输出革命”在印尼惨败而在柬埔寨获胜,但柬埔寨华人并未得到好处,反受虐杀。此中缘故并非“种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产党通用法则的表达。


1976年是红高棉残害华人的高潮期。许多华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华人穿越贫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国边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东部平原的华人则比较幸运,他们可以穿过丛林逃往越南,丛林中有野兽,但也有许多野果可食用。许多因逃亡而得救的华人们说:“越南人(越共)对华人真的是很好,凡是逃到越南的华人,都得到了救助和医疗。”



邓小平和华国锋在北京机场迎接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前已述及,在1975年红高棉接管金边时,柬埔寨大约有50万华人。有资料说在红高棉执政三年多后,柬埔寨华人总数只剩24万人。柬埔寨官方资料说:“在20世纪60年代,有42万名华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据1984年的统计,由于柬埔寨内战、红高棉的残害和人民避难他国,在柬埔寨仅仅剩下61,400名华人。”


此时期,中共当局派遣了一万五千名“援柬”人员为红高棉政权进行建设。为语言沟通,红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华人青年作为中国专家的柬语译员。但“红高棉禁止这些译员与中国专家过多接触,更不可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翻译工作后予以杀害。例如:川龙华人青年黄锡龙等8位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国防部招募来翻译‘援柬’武器的中文说明书的40位华人译员,有2人被杀死,20多人完成翻译任务后被‘调动’而永远失踪;红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国开封市学习空军知识,招募几十名华人青年担任译员陪同前往,后来把这些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曾担任波布在1975年 访问中国大陆时与毛泽东交谈的华人译员吴植俊也被杀害。”有些华人利用接触中国援柬人员的机会向“祖国”派来的“援柬”人员哭诉求救,中国援柬人员也都看到了柬埔寨华人身陷劫难。但是中共官方指示援柬人员对华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共官方的冷漠,再次说明了海外华人在“祖国”眼中的真实价值。



邓小平会见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一份调查报告说:“在红高棉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几十万华侨被红高棉杀害,实际情形,中共使馆最清楚,中方没有在国内外透露一点风声。当时,中共人员遍布柬埔寨各部门,所有的华人求救都被封锁了,华人的求救纸条被中方转交给红高棉,这些求救者的结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华人呼吁道:“中共唆使柬埔寨华人华侨盲目地追随,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装革命,最后反遭红高棉的大批屠杀,这些都可以说是柬埔寨华人自己的罪错。但是东南亚多次排华,中共当局吭过一声吗?有向华人援手吗?即使口头的声援也没有。华人华侨走投无路,大量被杀。他们效忠中国,但得到了怎样的对待?中国以对待海外排华的态度,根本没有资格要求华人华侨效忠谁或者不效忠谁。”


而中国援柬人员的解释是,“红高棉靠倒在我们(中国)身上,成为中国的一个沉重负担。尽管如此,红高棉对我们(中国)也是疑神疑鬼。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很多。我们支持红高棉的理由之一是越南排华,实际上红高棉排华远远超过了越南。中国对红高棉的排华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这样就导致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见到援柬的中国人,就大喊赶快救他们,或者怒而骂之。为了不引起红高棉更多猜疑,我们的援柬人员就尽量避免与华人华侨接触,这也导致华人华侨对中国的不满。”


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排华”暴行,发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时期。事实上,死于红高棉屠杀的柬埔寨华人数量占了那里华人总数的60%以上,而死于印尼“清共”的印尼华人比例大致是5%。中国的“输出革命”在印尼惨败而在柬埔寨获胜,但柬埔寨华人并未得到好处,反受虐杀。此中缘故并非“种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产党通用法则的表达。有一种歌词对东南亚华人的描述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着红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着白色恐惧。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这是什么道理?”


红色高棉重要国策之一:留着无用,杀掉不可惜


劳动营里人们的证词摘录:


(一)“1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锅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几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类来吃。因为吃下了外表象木薯但有毒的植物,结果我们所在的劳动营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们都不被准许住在村子里,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里,森林里有‘瘴气’,许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20人被分派去种菜,他们每天每人要挑100多担水,种出的菜要满足当时1乡4区的几千人吃,哪里会够?没有米,每天每人分2根芭蕉,还有芭蕉头或树干都被砍下来分配给人民吃。”


(二)“那时我是16岁少女,因为吃不饱,又瘦又小,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即使这么瘦小也没逃过厄运,红高棉把我编入青年队,那是一等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几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样,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龙的秧,完不成插秧,会被罚减饭食。其实集体饭食只是两罐(罐头盒)的大米,加一大篓野菜煮成一大锅稀粥,每餐只分给我们一大勺子。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如果插秧完不成规定数量,稀粥就减到半勺子,这不是只等饿死吗?不过,挖土筑堤比插秧更要命。没有插秧的日子,我们(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两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艰难。我个子瘦小,挑起泥土时,畚箕会触着地面,腿也发软,常常连人带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红色高棉集中营的受难者


(三)“陈雷是一名高大的华人青年,但在那个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食量大。在那种环境,别说吃多少,根本就没的吃。陈雷饿得患上浮肿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体食堂都被撵出来,红高棉说他没做工,不许吃饭。2天后,陈雷饿得没办法,便拿起一把小斧头到食堂,向人们哭诉不准他吃饭的可怜情况,用小斧头一下一下往自己头上砸,鲜血往下流。人们都吓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惧,谁敢出声?这时,一个红高棉村干部偷偷摸到陈雷背后,抢下斧头,把他抱住,又跑上几个红高棉,把陈雷捆绑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树下,活活就给埋了。”


(四)一位在菩萨省嘎弄则村的证人说:“有一天,儿子病了,连续腹泻好几天,我接到消息后,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卫生站,但在那种缺医少药的简陋卫生站里,孩子喝了几天老鼠屎一样的黑药粒,毫无起色。当孩子在我怀中断气时,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在红高棉年代,每天见到太多的死人,每个人都已经麻木,不会哭也不会笑。直到有一天,丈夫从工地回来,我告诉他,孩子死了,我们夫妻俩才抱头痛哭。过不久,家婆也死了,接着丈夫和两个小叔也一个接一个地病死或饿死,7口之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变呆了,一天到晚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会说,只默默地低头劳动,身心的折磨和打击让我成了一个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亲人都死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在这破烂的草棚里,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还得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下田。过了几天,两腿肿得举步艰难,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见,但队长还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间劳动,我没办法,只得拖着沉重的肿腿摸黑出门,没走几步便撞到大树,把头撞破了,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15、制造社会恐怖。目的是双重的:使人民经常处于恐慌和畏惧状态而成为驯服工具,也令人民不敢产生抱怨或逃跑的意愿。红高棉从来不屑使用、也没有能力使用思想洗脑方式,红高棉只使用很原始的恐怖方式:通过苦役、饥饿、残害和处死,使人民害怕并服从“安卡”。恐怖不仅仅针对“新人”而扩大到社会的所有群体,甚至包括受清洗机构威胁的红高棉干部。例如现在主管“科技部”的秀木(原西哈努克流亡政府财政部长)诉说:“当你听见安卡的名字时,让你心惊肉跳。”



红色高棉制造了柬埔寨人间地狱


有证人说:“时时有安卡的人在监视,讲错话随时会被叫去‘开会’,一去就不能再回来。所以,我们每天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死神随时会降临,但我们还是渴望多活一天。到天黑睡觉时,人躺着,可耳朵却格外注意动静,一有声音或脚步声,立时会全身绷直,恐怖到极点。每早上醒来,在庆幸自己逃过了黑夜之余,今天又可以多活一天的狂喜,支撑着我熬过这一天。”


16、对女人的压迫。配偶被安卡以集体方式任意指定或者隔离。由于禁止爱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着强迫的性关系和各种各样的性暴力。无论在军事单位还是在地方村庄,都有许多的集体强奸案发生在对女人的监禁期间和处死之前。一份证词说:“有目击者,在离我村不远的地方,红高棉每天捉走20至30个村民去杀掉,被他们捉走的女子,都被他们先奸后杀。”不少见证者都看见过怀孕女人被绑在树干上,红高棉活活剖开肚子,胎儿蠕动着从她们的子宫里被用刀具挑扯出来,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无法言说的恐怖。他们还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怀孕女人的青黑色脸颊。


红高棉控制人们的性生活,严格禁止指定交配之外的任何性关系。安卡决定所有人的交配关系,包括寡妇被强迫“出嫁”,连红高棉女干部也不能例外。女人们被教导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安卡。许多年轻女子拒绝或者推迟被指定的交配关系而遭到毫不留情的处死。许多营养不良的女性因为性逼迫而死亡。“那些受伤的红高棉兵,他们认为自己对国家来说是功劳非凡,漂亮些的少女必须‘嫁’给他们。许多少女为了躲避他们,只好穿上母亲的旧衣服,扮成大年龄的妇人。但即便如此,她们仍然逃不过。”


展示红高棉的婚姻政策的一个实例是,一个15岁的红高棉女干部被安卡分配“嫁”给一个运送弹药的红高棉兵。她的前男友爬上房子向她大喊:“我永远等着你。”她说:在当时她的周围已经有5对被强迫“嫁娶”的夫妇,如果在分配结婚的两人之中,一方拒绝对方,那么拒绝者将被送去“再教育”,也就是被打死。即使如此,红高棉的政策仍然另有不可思议:限制最纯粹的性生理需求。这女干部说:“(指定交配的)夫妇被安卡分开,配偶两人一个月也许能见面一次,还需分别贿赂村干部和女方单位。”该女干部以自己为例说:她的“新婚”仅为3天,然后夫妇被分开,不让他们在一起分享婚后的新生活。不过,在柬埔寨东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稍微具有独立性的地区,还是短期允许被指定的“新婚”夫妇同住在一个自搭的小茅棚里。


17、政治童工的使用。红高棉专门建立了“少年劳动营”,达到6岁年龄的幼童就被红高棉从父母身边带走。幼童被饲养和教育成为反人性的工具“政治童工”。红高棉的政策设计故意打破孩子对父母的亲情。孩子并不被给予文化教育,而是被教给党的宣传,供红高棉从中选择未来的党员。在“少年劳动营”,孩子们没有玩耍和游戏,童年的所有快乐都被剥夺。许多12岁以上的少年是最残忍最不懂事的红高棉打手。这些对孩子的罪行是最不可原谅的。


西哈努克特别注意到红高棉对“政治童工”的使用,因为孩子们容易被灌输丑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写道:“这些少年兵被训练,比赛谁在杀害生命上更残忍”;“我在金边被拘禁的3年里,我看到负责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动物(狗、猫、猴子、壁虎)来开心取乐。”


一个证人说:“我们家庭有12口人。为了控制人民,红高棉拆散了全部家庭,以及隔离孩子们。人民的所有活动被控制,被严密监视。在1976年,我的3个兄弟和3个姐姐被强迫去青年劳动营。我8岁,被强迫与父母分开去了少年劳动营。我几次溜回家依偎父母。红高棉发现了我曾经偷偷摸摸地离开,不久后他们带我再回家去看看:尽管我们的家还在原地,但空无一人,我的父母都消失了,这使我再也不想溜回家了。在少年营,我每天被分派去砍灌木丛,晚上被强迫去田野里捉田鼠。睡眠不足,许多次我在田野睡着了,又被鞭子抽打唤醒。食物不足,营养缺乏,每个孩子只给一碗水样的米粥,能给盛满碗就是最大的幸福。”


红高棉对孩子们也很凶恶。那位念念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妈妈”的10岁女孩“英”,被分派到“少年劳动营”。在那里,她心爱的、视同为妈妈的小篮子被红高棉故意踏烂,却并不为什么。她只好自己呜咽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个穿着硬轮胎靴的红高棉监工,一脚踢得那女孩飞起1公尺高,摔在3-4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里翻滚。“英”说:“那个女孩受了严重内伤,她呕血。不知道后来是不是活了下来。”


18、吃人。柬埔寨的历史记载显示高棉民族没有吃人的传统。而红高棉吃人并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把它当作“革命”的壮举。


一位证人说:“(越侨)阿联被当场打死了,红高棉干部拿刀来剖腹,取阿联的肝炒吃。我听到如此,不由自主地惊吓得尿裤。大家看到村干部动手剖腹,立刻丢下汤匙,爬进屋内。我好奇,又从屋里探出头来偷窥。我目睹干部把阿联的肝倒进炒锅里去炒。炒锅里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动,发出‘嘟嘟’响。干部问我们:‘同志们,谁要吃人肝?’大家缩成一团,不敢作声。他们大吃,还说‘好吃!’吃完,他们把阿联的死尸拖到他们开枪击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树下作肥料。”


红高棉干部苏克哈证明,当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尔(Snuol)区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红高棉干部捆绑并脱掉一个年轻女子的衣服,剜下她的两个乳房,油煎吃掉。这个干部名叫Ski,是少年劳动营的一个监工。苏克哈还在2000年指证道:这名干部现在还活着,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读者会有何感受:那年轻女子胸前两个血淋淋的大窟隆,抽搐鬼叫惨不忍睹,红高棉干部却能在旁边兴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鲜乳房。



杀掉柬埔寨三分之一人口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中)是毛泽东(左)的忠实信徒,右为英沙里


在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一些人民也不得不偷吃人肉。“村里不时发生偷吃人肉现象,因为长期饥饿。每个人都浮肿,家家都有人死去,每个人都变得麻木,亲人死了也不会哭,因为眼泪流干了。活着的人都半死不活,没有人会想自己还有明天。每天都有人死掉,埋葬的坑也不深,有几次人们发现刚埋下的死人,第二天会露出一条腿或一条手臂,却缺了一大块肉,是被人割去吃。极度的饥饿使人失去了理性。在那个时代,为了活命,又有什么办法呢?”



1975年北京,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到中国参观学习,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


19、把家庭关系放大到社会统治,是红高棉的另一个特点。塔莫全家和姻亲都担任要职,英萨利的妻子、宋成的妻子都是国家部长。英萨利的一个女儿被指定为金边医院(Calmette Hospital)的领导人。英萨利还把一个侄女作为英语译员指定在金边广播电台工作,而此人的英语能力极为有限。柬埔寨国家的一些部委,例如外交部和工业部,都被有权力的红高棉家庭所控制。



华国锋在北京机场迎接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综合红高棉“社会革命”的上述特征,可以说,柬埔寨在表面上好象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现代定义上,它并不是个国家。柬埔寨人民没有任何自由意愿和生存权利可言,他们孤苦无助,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不允许有日历),他们仅仅苦熬着,竭尽全力把自己单薄枯瑟的生命带入下一天。他们的生命意义是一片空白,不顾怎样殴打虐辱、不顾劳苦艰辛、不论给不给食物、也不论自己算不算人类,只是挣扎着活到明天,如同僵尸在坟坑前的无效打坠。这个“国家”确实可以被描述为:人命贱如泥土,黑暗不见天日,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间地狱,一个骇人听闻的红色世界。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现它,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或共产党诸国里,它也是独一无二。


来源:华夏文摘 转载请注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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