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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名人王力的昙花一现 2004-06-25 12:21:25

文革名人王力的昙花一现
【世界民意网2004年6月25日】


王力:“文革”中昙花一现

王力(1922-1996)江苏淮安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8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免去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


乘时而起


王力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17岁时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任记者,改名王力。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是康生,同在渤海区委工作的还有关锋、刘格平、鲁瑛、王效禹等人。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那篇“文化大革命”导火索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王力也不知道内情,他的时运,是随着批判《二月提纲》而起的。


1966年2月3日,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康生等人参加,王力也列席其中。会后,彭真指示许力群等人整理成《二月提纲》,指出学术批判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针对姚文元等人的学阀作风有因而发的。提纲作为中央文件转发了全党。3月,毛泽东在杭州同江青、康生三次谈话中,表示了对《二月提纲》的极为不满。他说: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要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当时,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泽东看了后不满意地说:“《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在1966年4月初写出了《中共中央通知》初稿,也就是后来人们惯称的“5·16通知”。毛泽东对初稿作了重要修改。


这个提纲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为了修改这两个文件,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组长,组员有康生、江青、王力、张春桥等人。这个小组便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武汉造势


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文革”问题。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派去的。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來同意了。到武汉后,谢富治才知道毛泽东要亲自来武汉。


毛泽东来到武汉,是和解决武汉两大派分裂问题有关的。7月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的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毛泽东同时说:“都是工人,我就不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当天,谢富治和王力在讲演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到“钢工总”及其讲话,使“三钢”、“三新”一片“热烈欢呼”。


受到围攻


王力作为“中央文革”“大员”,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等于是反一派,打一派。消息传出,激怒了“百万雄师”,王力成为“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3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了?”“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上午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随行的“北航红旗”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塞进汽车,押往军区大院四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20日上午,“百万雄师”调动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佩带“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之声,这便是轰动全国的“七·二0事件”。


“文革英雄”


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來乘专机直飞武汉。周恩來到达武汉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朱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随后,具体布置毛泽东离开武汉。21日凌晨,毛泽东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直飞上海。


21日中午,王力被二十九师救出后,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王力被打消息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他们和林彪决定利用王力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为此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一般欢迎王力。


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飞抵北京。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照片上,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身着军装,挽着王力的臂膀,咧着大嘴,作一副雄纠纠势不可挡状。


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百万人大会。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成了“英雄”。


惨遭抛弃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他们要借此“大做文章”,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愤怒。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康生也觉得把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抛出去最合适。


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立刻失去了自由。他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1968年1月26日,王力被押入秦城监狱。他怎么也没料到,“文革”刚刚开场一年,自己就匆匆谢幕了,而且是这样的一种谢幕……


粉碎“四人帮”后王力获得了自由。王力晚年被贲门癌所困扰,他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1996年10月,王力因癌致死,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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