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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北大荒往事:小伙子闯进女生宿舍开枪扫射
知青与民工的命运轮回 2006-03-03 00:30:36

知青与民工的命运轮回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着一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后来简称“知青”)在一场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或大义凛然、热情澎湃,或哭哭啼啼、生离死别地远离城市和亲人,分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西部边陲,扎根农村干革命,谱写了整整一个时代可歌可泣、壮怀激烈、忍辱负重的一曲悲歌。“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对知识、人才高度重视,“上山下乡”的运动之火也在闹剧之后熄灭。
   
     在城市与乡村相对平静地默默沉寂几年之后,一首《春天的故事》唱出了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成就——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就在那些崛起的神话和城市突飞猛进的经济生活中,来自农村的热血青年们,用青春和血泪、汗水与辛酸,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对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上山下乡”一样,“农村包围城市”中也有诸多不公平,恐怕是整个社会都始料不及的。
    在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提提这样的话题或许会略嫌沉重,但于人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角度而言,又或许会在沉重之后过滤沉淀出一些更趋和谐的东西来。要想详尽地记录两种气候下两种命运发烧和交接的轨迹,不是三言两语可能完成的。这里只能选取几个片断:
   
    知青与民工
   
    遍撒种子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口号是“插队落户、扎根农村”。因此,每一个公社都设有知青办公室,专管上山下乡;相应地,人民公社下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接纳、安置知识青年的任务,有的生产队腾出公房设立知青点,多数生产队则是专门修建了供知青居住的“知青房”,由集体统一置备了锅碗瓢盆木桶床铺等生活用具,锄头粪桶箢箕扁担等生产用具。虽然十几岁撂下书包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对娃娃知青们来说,不免悲壮而料峭,但真正去了,走到生产队、走进知青点,人间烟火的温暖和乡村朴实的温情,带给知青们的第一印象,总还是多少有一点家的感觉,使孑然一身少小离家的心灵上受到一丝热忱的慰藉。
   
    传统而朴实的农民从一开始就没有歧视过知青。相反,农民们以其固有的质朴,给予了没大长醒的知青们许多的宽容、照顾、指点和帮助。
    强体力的重活、累活以及掏粪舀屎之类的脏活,知青们一般都摊遇不上;技术性的细活如抛粮下种等,土生土长的农村毛头小伙子也担当不下,当然也委任不到知青头上。这些都除去了,在农村,便只是一些常规性的劳动。在大锅饭那样的年代,干常规的农活就是一个“混”字。当时的顺口溜便讲道:你上坡,我上坡,大家的工分一样多;你下田,我下田,大家的“粑粑”(指出工的时间)一样圆。
    大集体兴评工分并按工分值的单价结算分配口粮。评工分的过程几乎公开透明,男男女女齐聚在保管室晒谷子的石灰坝子里开着社员大会,点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地往下评定,有意见的可以当面提出来。男知青的工分,也有评到9分(满分为10分)10分的,虽然干的绝非9分、10分的活儿;女知青也评的是女劳力中的最高分——7分。
    到了年终算账分配时,凡是劳力弱的农户,分配了平均口粮后,一般都是“补钱”户(即倒补现金给生产队才能挑口粮回家)。对于那种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要补钱的辛酸与荒唐,土著的农民尚不能幸免,知青们当中自然也有补钱户,但生产队对知青的宽容照顾体现在“补钱”可以挂账,口粮照分,所以知青们被饿着肚皮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还是少之又少,绝无仅有,有的知青到了年终还会有余粮。
   
    相比之下,民工进城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首先是名份。第一批涌进城市吃螃蟹的民工,城市对他们或许也是宽容的。但是,随着民工大量涌入的无序流动,城市在恐慌之余,采取了诸多限制,兴起了办暂住证、流动人口管理证、务工证、未婚证、计划生育证等七七八八的证明,没有这些证明的,一律被视为“盲流”,民工们看着自己曾经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城市欣欣向荣了,而城市却不承认自己了,感到迷惘和不理解,当他们被无情地赶走或遣送回乡时,他们只有满肚皮的委屈,难道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也是错?民工们所缺少的,便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名份。并且正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名份,被城市非常看重,认为那里面潜伏着不安全的因素,影响城市的稳定,甚至破坏城市的形象。
   
    其次是进厂难,工作时间长。针对农民工,有的厂家还制定了进厂要先交押金,或者扣压二到三个月工资作为保证金的土政策,以此将民工们拴死套牢;此外工资偏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反差太大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民工们往往是把做一天工所得的报酬与自己在责任田里累一天所得的回馈相比较的。而工作时间被普遍延长至10个小时以上,对于打工者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还有保险、医疗、事故、职业病等等关乎民工权益保障的东西,近于天方夜谭,甚至时或出现民工即使在工作期间丢了性命也得不到分文赔偿的悲情故事。
   
    第三是拖欠民工工资。我们且不说民工们为了跳槽、为了摆脱某一个心狠手辣的老板无可奈何地自愿放弃了多少工资不要,也不说民工们加了班有多少加班工资没得够,也不说有的老板采取欺骗手段、昧着良心金蝉脱壳卷款而逃,使民工们找不到索要工钱的债主而哭天无路被“黑”了多少工钱,单是有账可查有依有据的血汗钱,被老板们尅扣、拖欠到需要由泱泱大国堂堂国务院总理出面讨要,如此拖欠,足可想见其程度之深、性质之恶劣,民工之无奈。虽然拖欠民工工资这个“跨世纪”的工程在新的世纪里摆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温家宝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了明显的改观,但还远谈不上完全彻底干净,因为总理所过问的仅是政府性质的民工工资,那些应该由“资本家”个人支付的,似乎并不在总理管辖之列,因而“君”命有所不受。
   
    鸡犬不宁与偷偷摸摸
   
    从高喊着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青下乡到逃避农村的百万知青大返城,前后时间跨度大约十年之久。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对知青们而言,是一场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但对大多数农村人而言,他们既没有感受到运动的冲击,也没有觉出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究竟有过多大的作为。在那些偏僻的乡村,知青们带给农村和农村人的,除了初始时的新鲜,以后便只是从知青们身上增加了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粗浅认识,以及乡村里的粗人们对城市知识青年和知识的尊重、呵护与照顾。再便是从知青们身上学到了一些对于传统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挑战与反叛。在思想意识方面,知青们普遍比农村人开放,敢想敢说,包括一些逆时代潮流的、甚至在当时是很反动的话语,说出来后惊世骇俗(后来想起来,如果那样的话出自一个农民的口中,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为过;偏偏出自知识青年之口,在封闭的乡村,则被人们视为大胆的、刺激的、敢为天下先的叛逆的榜样),从而也影响了乡村里的青年。在传统习俗特别是饮食习惯方面,吃螺丝黄鳝泥鳅螃蟹青蛙、以及吃蛇、吃猫肉、狗肉等,都是知青们开的先河,在那些什么都靠供应、用票据控制着一切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民们虽然筷子一年难得见几次荤腥,也从没打过死猫烂狗的主意,一经知青们开了杀戒,也从中吃出了胆量,吃出常年素食饥肠所不曾享受过的快意,吃出了枯燥生活的别样滋味。
   
    知青们的敢吃后来演绎为为害一方的偷鸡摸狗,乡亲们赖以油盐烟茶的生蛋母鸡,护院看家的土狗,往往在不经意间便不知去向,经过证实确是通过知青们的肠胃化为了粪便,习惯于息事宁人的乡亲,有的摆谈摆谈,有的干脆忍气吞声,如此一来,反倒助长了知青们的嚣张气焰,顺手牵羊的故事频繁发生,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鸡犬不宁的祸害。
   
    农村里有一种“除恶”的办法,便是让那人远离。那时候除了当兵,还兴推荐上大学、进工厂,那些为害且险恶的知青,便是当兵和推荐上大学、进厂的首选,于乡亲们而言,纯粹是消除一个包袱,但于知青们而言,却是因祸得福。在如今看起来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那个年代却天经地义、皆大欢喜。当然也有因为偷鸡摸狗的事情与乡亲、与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发生磨擦,在推荐和正审时成为问题而被扼杀的,甚至发生过知青杀死公社、大队干部的命案,因小失大,害人害己,留下终身遗憾。
   
    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偷抢和谋财害命也不鲜见。有人说饥寒起盗心,也有人说那完全是农民的劣根性和好逸恶劳的趋动,也有人说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的心里不平衡。在喧嚣而光怪陆离的城市,那些光天化日骑着摩托车抢包的,那些昼伏夜出结伙偷盗、销脏一条龙的,那些以绑架威胁掠索他人钱财的,其实鱼龙混杂,城里的、乡下的什么人都有,共同为社会制造着危险和不安全。那些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存在,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当然,我们也确实听说过那些为城市人做保姆的乡下人,在处心积虑蓄谋骗取了主人的信任后,将主人家的钱财和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的;那些为城市人打短工,顺手牵羊牵走了主人的财物、或者将主人的东西搬运出去变卖的;更有甚者,在偷盗抢劫坑蒙拐骗被发现后,将他人谋财害命的,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凶案。比起当年知青们在乡下的偷鸡摸狗来,民工当中的害群之马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出现的这些不和谐而感到震惊、感到痛心疾首。无论城市和乡村,文明和安宁都是建设小康和和谐社会的基础。
   
    殊途同归的屈辱交响
   
    古往今来,关于女人的话题,演绎着大同小异的悲欢。昭君和貂婵,为着国家命运和民族团结,扮演出塞和亲的使者和美人倾城的角色,走的是曲线救国阴柔的路数,因为她们是女人。那些打入敌人中间的女特务、女间谍,为了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用尽心机与智谋,往往还要搭上身体委身相许,也因为她们是女人。女人的身体,既是本钱,既是阶梯和筹码,于男人而言,则既是可餐的秀色,又是陷阱和坟墓。现今这些贪官污吏们,一旦被揪出来,即使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个两个情妇都是家常便饭,而且很多贪官最终都从情妇的肚皮上落马。古书上讲的红颜祸水,不独是祸害了难过美人关的男人,同样也祸害了女人自身,所以女人也是一把双刃剑。
   
    二十世纪中后期上山下乡的女知青中,也生发过许多故事。在招工、进厂、当兵、回城,甚至为了在下乡期间生活得出人头地,被安排干一些轻松的活路等许多关乎人生命运的重要关口,女知青们都因此情愿或不情愿地献出了年轻清白的身体。为了一张表格,为了一次推荐,女知青的身体充当了过关斩将的利刃,或者被迫作为交易的条件,被握着生杀大权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糟蹋过,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曾经有一个霸道的公社书记,差不多把全公社的女知青都一网打尽了,后来被揭发出来,丢了官判了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于那种打脱牙齿和着血水往肚里吞咽的滋味,也只有真正翻过了那道冥冥中的门槛的女知青们才有深切体会。我们曾经从“知青文学”里读到过类似的故事,其中的辛酸和屈辱,早已钉死在历史的书页里。
   
    光阴荏苒,命运轮回,来自乡村的打工妹做着淘金梦潮水般涌入城市。打工妹进厂打工凭着自己的双手挣钱虽然艰难曲折,受尽刁难与歧视,但是自食其力在城市里站稳脚根甚至做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作了“蓝领丽人”的也不乏其例。然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打工妹在城市灯红酒绿中不洁身自爱、自甘沉沦堕落、傍着大款吃“青春饭”的也不乏其人。有人做了“文雅”的女秘书,其实质就是生活秘书,男人泄欲的工具;有的当了三陪女,穿梭往来于宾馆酒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嗲声作气,糜烂下贱;有的被人包养起来作了“二奶”,成为没有人身自由的丧志玩物,只懂得奢侈腐化,再无女人的尊严;有的沦为有钱人借腹生子的工具,与那些有钱人签订合同,生一个儿子多少钱,生一个女儿多少钱,一当瓜熟蒂落,人钱两清,彼此再无瓜葛;有的夫妻二人狼狈为奸,干脆把专门生孩子卖与当地人作为一条致富门路,完全丧失了人性,更为愚蠢的是,他们并不知道卖自己生养的孩子也是犯法的勾当,突然有一天被人告发抓起来判了刑,琅铛入狱,方才流下悔恨的眼泪。
   
    当我们趟过历史的长河,在为曾经的荒诞啼笑皆非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却是沉重的,有一种疼痛划过心尖;痛心疾首之后掩卷深思,我们为际遇的作弄而迷茫,为命运的多舛而无奈。生存的需求和生活的追求有时候体现出多变的层次,我们常常被生活所捉弄,同时我们也捉弄了生活,只是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自觉的,抑或是未知的、麻木的,即使知道了,也并未试图去抗争和改变。(《百姓》杂志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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