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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半边猪”的岁月——乡下文革琐忆
知青与民工的命运轮回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2006-06-19 11:41:18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已初中、高
   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个号召发出后,全国各地立即
   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

   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
   
   在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是因为对毛泽东的盲目崇
   拜,而产生的狂热情绪,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号召,自愿到农
   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但更多的知识青年却是因为,当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它服务
   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整个社会缺乏容纳岗位,致使当时的初、高中
   毕业生无法分配。在此状况下,许多的知识青年在无可奈何,前途无
   望的情况下,被迫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些地方在
   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时,采取行政手段,强制、压服,在下乡地点的选
   择上,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使得一些知识青年在生产
   上和生活上遭遇了严重困难。而当他们具体下乡到农村后,农村的贫
   困以及农民思想的陈旧和愚昧,使许多青年在心里上和思想上都感到
   了失落,由于过分强调“再教育”使青年们在政治和思想上感到了压
   抑。并且既学不到科学知识,也难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业荒
   疏,身无专长,影响发展。这些让当时许多知识青年长期生活在挣扎
   之中,他们既挣扎于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命运之中,又挣扎于现实与理
   想交织着的内心世界,这些,是他们后来许多不幸后果发生的因素。
   
   作为贫下中农农民这一方,其实从内心讲,他们并不想要教育谁,特
   别是后来的插队落户,使得许多的农民对知识青年产生了敌对情绪,
   因为农民始终认为,他们就只有这些田土,如果多增加一个人,就要
   多分去他们的一份口粮,这样就让他们本来就贫困的生活,更加贫困
   了。如果一些知青一到生产队,就给队长说:“我不会长期呆在你们
   这里的,一有机会,我就会回去。”这样这个知青的日子还相对要好
   过一点。但是如果你说:“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扎根农
   村一辈子。”那农民就会在心里把你恨得牙痒痒的,随后的农活,你
   要是有什么不会做的,那他们就偏偏要你做,不但没有人会教你,甚
   至于还要求你必须干得与他们一样。直到你明白这不是在接受“再教
   育”,这是有意在整你,而不堪忍受逃离农村为止。笔者无意贬低贫
   下中农的形象,只是我有幸因为父母的原因而被疏散下放到农村去生
   活了两年多之后,切切实实的生活感受。
   
   我家疏散下放去的是贵州福泉县高坪公社茶场大队下属的一个吕姓家
   族生产队,队上一共有四个知青,三女一男,她(他)们都比我大
   三、四岁,由于她(他)们是离开父母一个人去插队落户的,十七、
   八岁的人,生活的艰辛,农活的繁重,使得她(他)们过得十分的凄
   惨。我的父母非常的同情她(他)们,总念叨,这是毛泽东作的孽,
   害得她(他)们小小年纪就离乡别土的到这里来遭罪,他们的父母如
   果知道她(他)们是这样的生活,不知有多心痛啊!所以我的家里一
   般只要是做上一点可口的饭菜,父母就总要叫上她(他)们一齐来聚
   一聚。
   
   农民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祖祖辈辈都是靠土地生活。事实上,他们自
   身的贫困也是造成他们不欢迎任何外来人员的主要原因。就拿我们当
   时在的这个生产队来说,四个知青加上我们一家六口,就让这个队增
   加了十口人,据说这还是因为生产队长去讨价还价,才让他们只增加
   了十口人,不然,是还要给他们再增加一家的。而这一个队总共都才
   80几口人,可想而知,十口人占去了他们多少粮食。而作为我们外来
   人员来说,我们又何尝想要分他们的粮食。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其实
   就是在这种教育与被教育的冲突和无奈中,我们大家都成了一个时
   代,一种运动的牺牲品。
   
   对于“文革”中的每一次运动,不管领导者在发起时的愿望和用意是
   多么的理想,尽管运动的结果总有那么几个人能够从中捞到实惠,但
   大多数无辜的人却成了运动的殉葬品。从敲锣打鼓送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到后来的各显神通自己找关系返城。这一代知识青年所付出的代
   价,几乎就是他们的整个人生。特别是插队落户到边远山区的女青
   年,她们许多甚至成了当地农民“抢亲”的对象,如果不答应,生产
   队就用口粮或者暴力威胁。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处境下,她
   们被迫屈服,受尽了欺凌和侮辱。
   
   在“文革”中,尽管一些高干子女也受到了不公的待遇,比如刘少
   奇、邓小平以及中央一大部分受迫害的干部子女。但最终由于他们的
   父母得到平反,使得儿女们扬眉吐气之后,而有机会把自己失去的一
   切变本加厉的夺回来,由此发泄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但大多数普普通
   通老百姓的儿女,他们在没有任何靠山和背景的情况下,任人宰割而
   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机构的道歉和安慰。还有一部分人,在“文
   革”开始的时候,他们曾经是各个学校非常优秀的学生干部,他们是
   积极申请自愿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但当今天让他们谈一谈当
   时到农村去的感受时,他们只有一句话:“我们是受到毛老头的愚弄
   而上当受骗了。不说也罢!”当年的豪气在他们身上是早已消失殆
   尽。
   
   (2006年6月9日于贵阳)
   
   
   转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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