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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家
插队时,我的一次生与死的磨难
我的酸甜苦辣(往日的回忆) 作者:骆驼 2004-04-26 13:32:33

我的酸甜苦辣(往日的回忆) 作者:骆驼


我是一名下乡知青,但严格的说应是回乡知青。六八年七月哥哥姐姐响应号召,一同到内蒙落户插队去了,不到一个月,噩耗也降临到我的头上。由于父亲所谓的种种历史问题,六八年八月我随父母还有奶奶一起被遣送回山东老家,那年我才十三岁。在那里我经受了许多同龄人没有受到过的磨难,所以一提起那里我就很伤心,也很激动。毕竟哪里留有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留有我洒过汗水的土地,布满我脚印的山岗,还有我亲手种植的树木。最使我难忘的还是那些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关怀的人们,更有那割不断的一丝丝乡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回了第一次原籍,并因此解开了我对原籍的种种怨恨。


我与厂领导去威海出差,办完公事返津。我们在烟台登上返回天津的列车,当列车快到莱阳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回原籍去看看。厂领导爽快地答应了,并准予我三天的假期。莱阳站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在车站前多了许多做生意的小商贩,车站前的街道变化也不大。我在车站前徘徊、犹豫,车是下了,我要到哪里去?回那个曾经给留下许多痛苦的村庄?回去找谁看谁?还是到邻村的朋友家?他们还认我不认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回想当初回乡时,我们要吃没吃的,生活用具也十分缺乏,就连做饭的柴火也没有。虽说刚安顿下来时,父亲单位给了那点可怜的安家费,那可是杯水车薪呀,一花就完。当时没有人敢帮助我们,处处遇到的都是横眉冷对,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物质方面的缺乏还能将就,精神上的迫害就更可怕了。我挑回的水,前面那桶水还可以食用可后面那桶水里,常常会被一些孩子扔进石头、泥沙,甚至还会有吐的口水。夜里常常会被砸门砸窗的声音所惊醒,糊窗的纸也经常被捅破,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会有打倒我父亲的口号声。闷的傍晚,村民们都到户外乘凉,我不敢出去乘凉,因为,我一出去就会遭到多个孩子的同时攻击。不是我不敢与他们打斗,如果是单打独斗,就那么几个营养不良的孩子,我还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次我出去玩耍时,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孩子欺负我,随后我们发生争吵,在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他们交了手,我将两个孩子的鼻血打了出来。可那些村民们,不去管教自己的孩子惹事生非,反而逼迫我父母去给他们赔礼道歉,还得赔偿钱物。面对这一切,逞强好胜我,不得不认输,成为一个任人欺负的孩子,处处躲躲避着他们。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对我们不友善?是不是我的祖辈真有什么欺男霸女的行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由于那时我还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压迫,更不懂阶级的由来。我父母没有向我讲过我们家祖先的历史,也没有讲过父母的经历,我对我的祖先和这个家庭的历史是一片空白。遣送我们时,我父亲单位那位姓孟的头头所说的话,一次次地在我脑海里翻滚:“你爷爷是大地主,你父亲当过伪乡长,背这盒子枪,牵着狼狗,提着马鞭子,鱼肉乡民。”面对这些现实状况,我相信了,如果是假的,这些人也不会如此地对待我们。我恨这个家庭,更恨自己降生在这个家庭里。


刚送回原籍时,我父母还准备让我继续上学,可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使我放弃了继续上学的念头。那时,村里的小学教室散落在村内,哪里有空闲的较大的房屋,就拿它来当教室。在我们的住处附近,就有三间空闲的破旧不堪的房屋做为教室。遣送回原籍的第三天我准备上学去,想看一看这里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就到这个教室来了。我站在教室门口向里观看,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各式各样的凳子上,有的甚至坐在石块和土坯上,用土坯当腿上面放一块长木板就是课桌。墙壁因长年的烟熏火燎已经呈褐色的。黑板是用水泥加墨汁抹成的,黑板的正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标准像两侧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这是一间无法与正规教室相比的教室,是一间简陋的不能在简陋的教室了。


此时,教室内一位男教师背对着门口,正在训斥着一位男学生,他说的胶东话我还听不太懂。那时我是这个村里的新闻人物,我走到那都免不了让别人向我行“注目礼”。我一到教室的门口,里面学生的目光自然就被我吸引过来,那位正在气头上的男教师,发现他属下的目光都向门外看,他也转过身来观看,发现我这个“狗崽子”在教室的门口,影响到他的尊严,不由的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大声咆哮道:“你在这里看什么!”当时我一愣,茫然不知所措。这位教师见我不走,就急步向门口走来,嘴里嘟囔的什么我没有听清。这时我才意识到情况不妙,这位歇斯底里的教师是冲我来的,我赶紧转身逃掉,好似漏网之鱼。我逃离了那个教室,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难道这就是我要去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我能学到什么?我怕了,怕那个教师更怕那些学生。当天晚上我与父母说,我不准备上学了,我害怕他们。那时候我父母也顾不了许多了,生存是最关键的问题,从此我失学了。


在我们被遣送回去第五天的夜里,村里召开了批判我父亲的大会,就在这次批判大会结束后,我对我的家庭有了新的认识。当开批判会的通知下来后,我很矛盾,我不愿意去开会,因为我将面对着的是,贫下中农们的诉苦和那些斗争的场面。可我又特别想知道,我的祖辈父辈到地都有那些罪恶。我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来到会场,找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偷偷地坐在那里,等候着历史的重现。
会场设在村里的联中(学校),主席台是用石块与泥土砌成的,大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大小,两盏明亮的汽灯,挂在主席台的两侧,台下坐着一院子来开会的全村社员,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我父亲和文革中常出现的那些标语。一位老师带领着一群学生正在唱着“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等歌曲。此时的我,将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不敢抬头观看,好像我是在等候着历史的判决。当主持人宣布批判大会开始,我父亲与那些被管制的分子,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由全副武装的民兵押上了台。今天是召开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所以,我父亲走在那些被管制分子的最前面,并押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左右一边一个民兵持枪而立。


一位村干部宣布了对我父亲的管制决定后,再由村民们揭发批判。第一位上台发言的人,是一位与我父亲年龄不相上下的人,他一上台就打了我父亲一巴掌,引得下面的社员一阵大笑,并伴有一阵一阵的口号声。令我最难堪的场面出现了,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我真不敢去想。场面逐渐平静下来,这位批判者就问我父亲:XXX你记不记得你打过我!我父亲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位又说:“今天共产党给我作主,我还回来了!”由于他没有文化,也可能是他第一次在当众讲话,讲得语无伦次,车轱辘话来回说,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我父亲为何打他的原因。我还从接下来的几位批判者口中得知,我们家曾是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地主,有三四百亩地,有着全村最大的院落,家里常年雇有长工,养了不少的骡马。其中有一位批判者,用手指着会场四周的房屋说:“这些房屋都是他们当年剥削我们的见证,这几间是存放粮食的房间,哪几间是住长工的房间,……。”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召开批判大会会场周围的房屋,就是我祖先当年居住过的房屋,我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大院落中的。


批判大会在我的期盼中结束了,此时我反而想让这个批判会在继续开下去,因为,我很想知道我的祖先们是怎样的人,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令我欣慰的是,听了半夜批判大会的内容,除了说我父亲打过一个人外,没有听到那些鱼肉乡民的事情,更没有那些欺男霸女的事情。只不过说了些我家以前的日子如何富裕,贫下中农们如何穷。为何过得富裕我没有听明白,只听说是靠剥削贫下中农们才过上好日子的,如何剥削的也没有听明白。


回到家中,我问父亲为何打人?父亲苦笑着回答:“他该打!”然后就闭口不言了。好奇的心理促使我,想多了解一点过去我家的历史,但当时我父母不敢对我讲那些过去东西,怕我这个不知深浅的孩子在外惹事,他们始终没有对我讲过,任何关于我家过去的历史。所以,当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从村民的闲谈中得知的。


我的祖辈们都是当地的名绅。我爷爷哥仨,我爷爷是老大,因是长子,在家里主管一切事物。我二爷山东农学院毕业后,在家乡办学校、农场、苗圃、养殖场等。什么“鸡屋子”“猪窝子”“南园子”等这些地名,都与当年我二爷的这些活动有关。我姑奶奶嫁到莱阳城北的一户地主。我父亲是独生子,在大排行中是老大,在天津的河北工业学院毕业后回乡,帮助我二爷经营农场和养殖场,还当过教师。在抗日战争中,曾当过几年的乡长,带领着乡队与日本鬼子打过仗。我的两位叔伯叔叔在抗战期间,弃笔投戎,报考了黄埔军校,也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过。我姥爷是莱阳城北关的一户地主,我母亲还是我村第一任的妇女主任。我还从村民们的口中得知,我家以前在烟台、大连、营口等地由买卖,在烟台还有一大片果园。我在原籍的那几年,经常听到村民提到什么芽接、枝接、土接的果树嫁接术语,还有什么“巴克夏、约克夏”优良品种的猪,还有“来航鸡”什么的,这些都是当年我二爷与我父亲引进的,至今还是那里致富的强项。总之,从这些村民的嘴里,听不到我的祖辈和父辈有任何劣迹,更听不到那些欺男霸女的事情来。关于我父亲打人一事,原来是这样的。当年我父亲在家乡任教时,在家乡办了一个夜校,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年轻人夜晚来夜校学习。我父亲费了好大的辛苦,才从封建保守的乡亲们中,动员了一些孩子们上夜校,其中包括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开课时间不长,那位曾被我父亲打过的人却说:黑灯瞎火地大姑娘小媳妇在一起准没有好事。这话传了出去,许多家长都不让孩子们去上夜校学习了,这个夜校也因此而停办了。我父亲找他理论时,一气之下打了这位说怪话的人一巴掌。


还有一个现象很令我很奇怪,我们本村的人,对我们畏之如虎,唯恐占了我们的光。邻村的人好像就不那么怕与我们交往,有的邻村人还主动与我父亲打招呼,或者向我父亲问一声“老师好!”更有甚者还对我父亲挑大拇哥呢。面对这些情况,我就更不明白了,我很疑惑。后来,我父亲平反后,在与我父亲的闲聊中,我才明白这些情况的由来。


那些向我父亲问好的人,以前是我父亲的学生。在我父亲当乡长时,对附近村庄的人与事都有过照顾,所以他们对我父亲很尊敬。抗战期间我原籍兵荒马乱,当时在莱阳的各种势力中,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县大队。在这三种主要力量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是可能结成联盟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按道理讲,日伪军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军共同的敌人,但有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同伪军或日军暗地里进行勾结,对付共产党。县城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村往东十里地的万第镇,被国民党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占着,共产党的武装,在万第镇东面海阳县与莱阳县地界的大山中。日本鬼子与汉奸队白天活动,但是不敢离莱阳城太远,那帮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敢去招惹他们,他们双方是互不侵犯的,但对共产党这双方都打。一到晚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组织和宣传抗日运动,他们的活动处于地下不敢公开。我的一位表叔(我姑奶奶的儿子),当时是当时莱阳县的书记,曾多次派人在夜里,给我父亲送马列方面的书籍和抗日方面的宣传材料。由于那时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处处提防那两方面的敌对势力,经常使偷偷地来偷偷地去,神出鬼没的。有一次我表叔想找我父亲谈谈,夜里派人来请我父亲,他派来的人,事先并不知道这两人的关系,在夜里偷偷地翻墙进去,将我父亲抓住。由于前几天闹土匪,闹得人心惶惶,我父亲以为他们是土匪呢,就趁他们没注意,撞倒了身边的看守跑掉了。后来才知道,在这些“抓”我父亲的人中,就有我们邻村的人,都是些地下活动者。那个向我父亲挑大拇哥的人,就是当年来“抓”我父亲中的一位。我父亲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辞掉了乡长一职,到外地做生意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地明白了,这些村民们当时的举动,也并非是对我们有什么刻骨仇恨,只不过是形势的需要而已,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村里按姓氏分了三大宗派,各宗派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现象,斗来斗去连绵不断,无论是哪家宗派掌权,最后还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用我们当攻击对方的引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嫉妒”这个可怕的因素,才导致了一些愚昧和无奈的村民,对我们作出了种种不尊重的事情来。


我的原籍地处胶东半岛的中部,曾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山村,村庄的四周种植了许多杏树,有着满山的果树和层层梯田。由于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把村里的杏树几乎伐光了,拿去炼了钢铁。再加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村民们的心都给搞散了,人也搞懒了,自然也就从一个富裕的山村,变成一个贫穷的山村了。在那个时代里,越穷越搞运动,越搞运动越穷。


在这种的环境中,象我这样的“狗崽子”是被冷落的,处处受到排挤和压制,虽说后来对我父亲落实了部分政策,但是不彻底,所以我很难从被压抑的阴影中走出。国家给与知青的政策我也没有享受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什么招工呀、升学呀根本就没有我的份,压根你就别想。我在本村的朋友不多,不是我不想朋友,而是怕给人家添麻烦,也很少有人愿意与我这个“狗崽子”做朋友。为了少给父母惹麻烦,我不敢多说话,只会认真地劳动,努力地学习农业技术,用劳动成果来驱赶我心中的苦闷。二十来岁时就是队上的技术骨干了,扶犁耕地、扶耧下种、赶马车等有点技术性的农活,我是样样精通,在本村的同龄人中无人可比,可挣的工分却比同龄人少。记得有一位老农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家几辈都没出个会种地的人,没想到现在出了个你。”


多年的非人待遇和艰苦生活并没有影响我的发育,一米七七的身高,在村里也算是一个相貌堂堂英俊后生了。虽说没有上过中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毕竟是大城市里走出来的,比那些村里的初中生们强多了。面对这些情况,使我产生了要离开这里的念头,到哪里去?我很茫然。


本小队有一位姓李姑娘,比我小一岁,由于家境困难,她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所以初中毕业后,就参加生产劳动了。我两人在劳动中,互相的配合很默契,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位姑娘。她是我们小队中最漂亮的姑娘,文化程度在我们小队女孩中也是最高的。(那时原籍的女孩子小学毕业的也不多)她心灵手巧,为人热情大方。她父亲是我们小队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位心地善良淳朴厚道的庄稼汉。不知为何,谣言四起,说我与那位姑娘搞恋爱。当时村里穷,我们小队更穷,光棍比比皆是,换亲、三角换亲的现象很普遍,我们小队中没有一位姑娘,愿意嫁给本村的男青年。象我这样的背着沉从的政治枷锁,处处受到压制的“狗崽子”,那敢有任何的非分之想。那时,我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当一辈子“人下人”的打算,也没有那个胆量,与一位党员的女儿搞对象。面对谣言我无法申辩,尤其是这种事情,谁会相信当事人的话。可这位姓李姑娘从不否认,也从不辩驳,谁问到她此事,她就一笑了之不做任何回答,被问急了,她就会说:别听他们瞎咧咧。为此事,她父亲在村党员会上受到质问:党员的女儿为何要与地主的后代搞对象?阶级立场哪里去了?……等等。


我无可奈何,只好听命运的安排了。再一次劳动中,趁着周围没有人,她偷偷地问我:“俺三妈(当地人叫管自己的婶称为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去相对象,我不想去,你看我去还是不去?”一个姑娘向一个小伙子问这样的问题,事情就不言而喻了。我考虑到我的处境和当时的情况,我不能因为自己,耽误了她的的美好前程。我相信我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幸福的,只能给她带来种种她想不到的痛苦。当时我也很矛盾,她的确是个好姑娘,有许多村干部的孩子在追求她,都被她拒绝了,谁能有这样一个好姑娘作为对象,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让她去相对象,不是我所愿,不让她去,可我又不忍心看到她与她的家人,受到我们的牵连。面对严酷的现实我违心地对她说:“你还是去吧,只要你一去相亲,起码也能平息这些谣言,对你、对你的家人都会有好处的。”说完我低头干我的农活去了,不敢再看她一眼,她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从此后,我有意地躲着她,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她,愿她能找一个她如意的郎君。后来听说,在我离开原籍的转年,她嫁给邻村的一位教师。由于这个姑娘,在那种年代中对我的情意,才使我这个“狗崽子”找回了我还是一个“人”的感觉。我由衷地感谢这位姑娘,是她唤起了我的自尊,我也因她而感到自豪。


我小队的土地大都在公路的两侧,大家常在公路的树荫下休息。我们邻村(大家都看过电影《车轮滚滚》吗?主人公耿东山的原型就在这个村内)有个供销分社,差不多每天都要派人到公社的供销社去取货物,经常遇到两个推独轮车运货的青年在此路过,一来二去的我与这两位青年相识了,与其中的一位混成了朋友,并且成为了知心朋友。我常去他家玩,他的父母对我很热情,他家有兄妹六人,他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与一个弟弟。我们村与他们村仅隔三里地,两村都有从青岛来的知青,我村的知青是青岛葡萄酒厂的子女,他村的知青是青岛缝纫机针厂的子女。他父母非常热心好客,经常帮着他村的知青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由于我常去他家玩,所以,我与他村的知青们混得挺熟,至少比我村的知青熟。


我朋友他爷爷早年与我父亲有过交情,他父母也同情我这个苦命孩子,就有意将大女儿许配给我。我父母也有此意,他们很喜欢这位姑娘。出于对我的关爱,怕我这个苦命的孩子讨不到老婆,也为了使我尽快地脱离上一次谣言风波的阴影,就主动上门提了这门婚事。要说我这位朋友的大妹,真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是她们村绣花组的顶梁柱。人也很漂亮,到了谈婚嫁娶的年龄时,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我真挑不出她有什么缺点。可是我总觉得与她并没有什么话好说,每次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打打招呼而已,也就是那句话“没有共同语言”吧。出于对双方父母的尊重,我同意了他们撮合,可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我常拿这两位姑娘相比,后者只有一种兄妹的感觉。婚事确定了以后,我去我朋友家的次数明显减少。时间不长我就离开了那里,转到内蒙古与哥哥姐姐一起插队去了。我在内蒙古期间给他们写过几次信,只不过是互相问候罢了。


七八年我父亲单位彻底给我父亲平反并落实了政策,将我父母接回了天津(我奶奶死在原籍了),我与我哥我姐也都相继办了病退手续,从内蒙古回了天津。一家人团聚了,遗留的问题怎么办,我朋友的大妹与我的关系怎么办?按说人家在我们倒霉的时候,能高看咱一眼,将女儿许配与我,我不应该忘恩负义,在那种条件有谁肯将自己的女儿往火堆里推。可现实的情况怎么办?能将她的户口办到天津来吗?按当时的户口政策是绝对办不到。再说我们也是刚安顿下来,我哥仨的工作还没有解决,住房也没有(当时住在地震后的临建棚中),对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来说,团圆是最重要的,十年动乱我们没有死在外面我就很知足了。再说我对我朋友的大妹,没有任何的感情可言,要说有也不过是那种哥哥对妹妹的感觉。我父母是那种重承诺守信用的人,这种事情父母是无法向人家张口提出退婚的,这件婚事只好由我这个当事人出头了,我相信我朋友的父母,会同意我“无理”要求的,因为他们是通情达理的老人。我通过多次的通信,向他们表明了我的苦衷,他们终于答应了我的退婚请求。从此就再也没有与他们通过信,免得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打扰人家的平静生活。


话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我在车站前为何犹豫了吧,因为我要面对,令我不知如何面对的场面,我怕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既然已经下车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回去看一看,最好不要碰到相识的人,只偷偷地回去看一看,还值得我留恋的山山水水。


从火车站到莱阳城还有十里多地,我乘公共汽车到莱阳城下车,准备换乘回原籍的汽车。可能是冥冥之中有它的安排,也可能是地球太小了。我刚刚走出出站口,我的朋友与他的二妹就站在那里,我们不期而遇!要说到车站接人,都需要知道对方乘那次车,何时到达,才能顺利地接到对方。在我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与他们兄妹二人在车站突然相会,这不能不算是一件很罕见的巧遇了。事后我才知道到,这兄妹二人是来这里接别人的,没有接到那位应该接到的人,却接到我这个不该接的、差一点成为亲戚的人。


与他兄妹二人的不期而遇,迫使我改变了偷偷地回去看看的准备,只好硬着头皮去他家见他的父母,不知她父母恨不恨我这个“不知好歹的人”。我心里还在想,最好不要见到他的大妹,因为,我怎么向她解释我为何“违约”呀?在路上,从他兄妹二人嘴里得知,家乡的变化很大,地都分到个人手里去了,过去那种缺衣少食的状况,得到彻底的改变。他父母身体很好,他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女儿,他大妹嫁给公社农机修配厂的一个工人,并生了一个儿子,家庭很和睦。


进了我朋友家的大门,见到的还是老样子,毕竟他们刚刚解决了温饱,还不能算上富裕,最大的变化是家里多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由于我事先并没有准备到朋友家来,更谈不到带了什么礼物,只好到他村的供销分社买了些儿童玩具,送给他们的孩子。(后来听说那些玩具摆放在哪里好多年了,让我一下子给处理了。)还买了一个蛋糕两瓶白酒,送给她的父母。


他父母见到我很高兴,与我谈了许多我走后发生的事情,只是一字不提我退婚的事情,面对这样的老人,我感到汗颜。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朋友的母亲,让他通知他的大妹我回来了,让她们全家快点过来见见面。当天的下午,他大妹带着全家,从十里之外的婆家赶回了娘家。当她进门时,我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我无颜相对她。她还像以前一样主动地与我打了招呼:“哥!来了!大姆、大爷好吗?”(当地人的对伯母、伯父的称呼,这里是指我的父母。)我机械地回应了几声。她得容貌如旧,但多了几分成熟,打完招呼后她就帮她母亲忙饭去了。看来事情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他们家就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谁也不提那件不愉快的往事。


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招待客人,无非是咸鱼咸肉鸡蛋蔬菜,也算丰富的家宴了。他们家的男性都很能喝酒(包括那位女婿),这方面我是甘拜下风的。我原籍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其中就有男女不同席之说,几个老爷们在炕上喝酒吃菜,谈笑风生,女的就在下边伺候着,随时准备给大家添菜盛饭。我出去方便了一下,回来洗手时,正好大妹自己在洗碗。我鼓了鼓劲,终于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了:“大妹!那件事我对不起你了,请原谅!”她眼圈一红,低着头说:“事情过去那么年,还提它干什么。”我还想解释一下我的苦衷,可她催我回去吃饭,我也只好是到为止了,许多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到此我才真正地如释重负。


说来也巧,我本来不想见我村的人,只是想偷偷地回去看看我村的山山水水,了我的思乡梦。那知道当天夜里我朋友村放电影,四里八乡的人都来看电影,他村与我村最近,我村来看电影的人肯定不会少,我回来的消息,自然地传到我村人们的耳里。有几个过去与我交情不错的本村人,顾不上看电影了,跑到我朋友家来看我,大家相见另有一番滋味,我答应他们明天回村里看看。


我在朋友家住了一夜,转天才回那个令我心酸的村落。我爬上那曾经可以闭着眼爬上爬下的南山、抚摸了我亲手种植的已经是枝繁叶茂的树木、喝了我亲手挖的井水。当我站在我曾经居住过的、快要坍塌的、有我许多痛苦记忆的破房前,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乡亲们得知我回来了,都出来看我,这其中不乏有当年对我不尊重的那些人。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也只好笑颜相对这些本来就是淳朴勤劳的人们,他们在那种年代所做的一切,也是那种年代逼迫下的事情了,我愿这样的人间悲剧从此再也不要发生!


我这次回原籍,是在我毫无准备仓促之中回去的,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无法预料的事情,好像有人故意安排好了似的,一步一步推着我往前走,想看的东西见到了,不想见的人也见到了,尴尬的事情化解了,胸中的一切郁闷随之化为乌有,对原籍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了。从那以后,我时不长地回原籍看看,八八年我朋友的母亲患病住院,我还去探望过,我与他们真的成为了不是亲戚的“亲戚”了。我的那位朋友也经常来天津看望我的父母,他现在经营煤炭生意,日子过得挺红火。今年春天他还与他的两位妹妹一起到我家作客,与我父母聊聊原籍的事情,我真感谢他们的真诚。


这次回原籍最大的收获是,原籍正在走向富裕,村民们已经从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苦难中走了出来。原籍变美了,而且越变越美,原籍的山山水水变得是那么可爱,是那么令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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