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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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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当年支边青年的申诉书(转) 2004-05-03 16:56:37

一位当年支边青年的申诉书(转)
【世界民意网五月三日】


一位当年支边青年的申诉书
我叫姜世华,重庆市沙坪区人。在“文革”后期的1971年3月,在我和广大全国知青一样,响应号召,支援边疆,来到了当时的云南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十七营四连。(即现在的云南农垦总公司下属勐满农场),直至1979年随“知青大返城”回到原藉重庆,共在云南边疆工作生活达八年之久。

在七十年代初,是“林彪·四人帮”在全国把极“左”路线推向极至的时候,也是兵团时期最黑暗的时代。少数兵团现役干部和地方干部持有手中的权力,以各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和法西斯行为,肆意迫害知青,他们捆绑、吊打、奸污知青,使无数知青为此受到残酷摧残和迫害。一时激起广大知青及家长的愤慨,震怒了全国,影响极坏,引起当时的国务院、党中央党度重视,并极快地对云南兵团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给予了严厉的打击和处理,暂平民怨。这段耻辱的历史已载入中国知青史册,更在当年许多知青心中的刻骨铭心。在国家走向民主和法制的今天,我们更不会忘记。
我就是这段历史的一名现身说法的受害者。

1971年7月,我们都是16岁左右的青少年,刚到边疆的几个月。因南满河突发大水,在国家财产受到威胁时,当时的领导组织突击队抢险,我和另一名重庆知青邱持平同志都积极投入。在返回途中,邱持平同志不幸溺水牺牲。但在处理邱持平同志善后事宜上,兵团领导那种草草掩埋、不了了之、漠视知青基本权利的作法,引发了我和广大知青与兵团领导的严重分歧。我们知青从事件实际情况和基本人道出发,向兵团领导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要求:开追悼会、修坟墓、代青纱白花等,但粗暴无理的兵团领导以种种理由给予拒绝。一时间造成更多知青的愤怒,自发地以停工试为表达对兵团领导错误作法的不满情绪与抗争。僵持一周后,兵团领导无奈才答应了知青上述三点要求。邱持平同志的善后才得到当时条件下合理的解决,至今邱持平同志家属都享受国家烈属优惠待遇。可基本素质极差,品性极坏的少数兵团干部,早已心存报复,在邱持平善后刚处理后,就按他们要求我们知青与他们共同组织的“治丧委员小组”中的知青名单,以“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对我和另外8名男、女知青进行抓捕。然后对我们进行了一月时间的捆绑、吊打、折磨、游斗。其间,由于我受捆绑时间过长,棍棒打击过多,当时就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些都是那些领导的军阀作风,法西斯行为给我造成的严重后果,致使我身心、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在此我强烈鸣冤。

1979年,我随“知青大返城”回到了重庆。由于在云南兵团时期受到迫害,造成对我的终身残疾。给我回城几十年来的家庭、婚爱、生活带来极大困难。至今的我仍靠苍苍白发的父母退休金资助,靠国家每月百元来的低保疗伤,至今孑然一身,无妻、无儿女,时时还要忍受年龄不断增大后旧伤对我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现重庆各大医院均收我入院治疗,并开具入院证,但无钱治疗,我生存的权利受到严惩威胁,我爱的权力由于残疾被剥夺。这一切的一切,应归于当时兵团少数领导对我的迫害造成。万般无奈,企盼生存。我向迫害我的原单位提出申诉:要求给予当年对我的后果进行负责,以解决我最根本的生存问题、治伤问题、养老问题。

虽然当年迫害我的兵团建制早已撤消,农场领导已换数届,但其“法人”主体:云南农垦总公司依然存在,当年迫害我至残的客观事实存在,广大原兵团、农场干部、知青都是事件有力的证据,我恳切地期望云南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云南农垦总公司,本着对历史负责,本着对当年几万知青负责,本着对我的实际情况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公正客观地对我的问题给予彻底解决。

我希望并相信当年的支边战友,能够看在当年共度边疆八年甘苦的情份上,能够出于对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命运负责的态度,给我以精神、意志和感情力量上的支持,将我的这封信转发给更高层的党、政府、人大、国家农垦总局等相关部门,转发到有关的知青网站上,以促使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早日得到解决,以促成类似的知青历史遗留的问题加速解决。

我在这里对所有已经和正在给予我各方面支持的所有知青和非知青的朋友们表示最真挚的谢意!祝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事事如意!

(我自己不会上网,我是委托支边战友代我发上网的。)


申诉人:姜世华(原云南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十七营四连)

住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湾新建二村307号
邮编:400030
联系:13628490034

2004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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