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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熬过苦难,但决不赞美苦难
一朵过早凋谢的花
没有走出炼狱的大哥 2004-05-03 19:10:33

没有走出炼狱的大哥

□刘晓航
【世界民意网五月三日】

  我这一辈子最痛悔的是,1983年夏天,当命运多舛的大哥身患胃癌,我竟没去看望他一次。每想到此,我不禁潜然泪下,甚至放声恸哭,我不能原谅自己。
  
  大哥长我16岁,人世间许多不幸,差不多降临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一生下来,脸上便有一块红色的胎记,随年岁的增长,这红胎记便一年年扩散,以至半个脸都是红的,并增生一些瘤,更不幸的是有一次报社机关篮球赛,他被撞倒在地,球衫上报社的圆徽章戳瞎了他的左眼,从此,他便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更羞于见女人,这副模样上哪去找对象!比这些更不幸的是,他在政治上蒙受的厄运。大哥是徽州农校毕业的,学的是园艺,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经亲戚介绍,1948年,18岁的他着一身灰布长衫从皖南来杭州,进《东南日报》社当了一名排字学徒,刚满师杭州就解放了,《东南日报》改成《浙江日报》。他已是一名熟练的排字工人,成为报社第一批入团的青年,他工作热情,热爱文艺,是工会的骨干,这时他已担任报社印刷厂的统计员,很快就要入党了。但不久大祸临头,在肃反运动中报社电台挖出一个平时对现实有不满情绪的译电员,定为现行反革命,大哥和他曾是好朋友,过从甚密,散布过一些言论,其实,当时他们只是一些不到20岁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稚嫩的小青年。这样他们被打成纠合性的“反革命”小集团。
  
  此事还牵涉到当时正在朝鲜前线的二哥。
  
  1949年二哥刚15岁,失学在家,常与大哥他们在一起玩,也发过一些“牢骚”。抗美援朝结束,荣立过几次战功的二哥已是营军械员,即将被保送到刚成立的装甲兵学院学习,也被强令“自迁”,离开部队回国,连一个转业军人的名份都没有。在二哥回到杭州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和大哥同时被捕了。当时我和妹妹都睡着了,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一早醒来,只见妈妈眼睛哭肿了。我们的生活失去依靠,母亲变卖了家具,带我和妹妹离开杭州,回到她的娘家安徽芜湖,一年后,两个哥哥有了消息,二哥因为有战功被免于刑事处分,后来被安排到省林业厅林产调查队工作。大哥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当时劳教还能领到工资,他按月给我们寄20元钱,当他劳教期满时,上面来了文件:劳教人员一律留场就业,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了。大哥那些年一直在东海边一个盐场劳教,在饥饿、疾病、重体力劳动的折磨中,他顽强地活下来,1962年元旦,盐场放电影,散场后,劳教人员的宿舍着火,大哥顶着一床被子从大火中逃生,在我和妈妈一次次写信给劳教总团,恳求,1963年大哥终于回到芜湖家中。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走投无路的大哥,只得以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下乡务农以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他去的是我们的老家——离芜湖40里的繁昌县中沟乡章墩生产队,家乡的父老收留了他,开始那两年他住在村口的茶棚里,冬天四处透风,夏天也没蚊帐,8年的盐场生活使他有了惊人的对环境适应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衣着到讲话,他学会了包括犁田在内的各种农活。大哥为人老实、忠厚,干活不叫自苦,言语又少,乡亲们呵护他,在这里他获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严,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在生活能糊口后,还不时接济家里。当时我们家一贫如洗,我和妹妹在上学,靠母亲糊些火柴盒养活我们,每糊1万个才6块钱,大哥每逢农闲和雨天便赶回城里帮母亲糊火柴盒,起早摸黑从无怨言。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1965年春节,大年三十,左邻右舍燃放鞭炮吃年饭了,我们家冷锅冷灶,连年饭米都没有,母亲让我和妹妹去江边的杨毛埂去接从乡下来的大哥,我和妹妹站在寒风刺骨的江边差不多三个钟头,天快黑了,只见到半个红脸的大哥挑着一副担子,逆着寒风气喘吁吁赶回来,我们兴奋地接过他的担子,他带回20斤米,几块豆腐,两尾筷子长的鱼,这一顿年饭吃得很沉重,母亲掩面长泣,我们兄妹三人沉默不语,从此我懂得珍惜——它是贫穷的姊妹。
  
  1968年夏天,为躲避城里武斗的枪林弹雨,母亲让我去乡下大哥那儿“避难”,我在大哥的低檐的茅屋里住了两个月,我随他在烈日下锄草、割禾,收工后在月下看守瓜田,去水塘网虾,使我感受到农耕劳作的艰辛和乡野田园生活的宁静,淡远,在他的茅屋的角落,一个木箱改成的“书柜”里,我发现外貌丑陋的大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些年他一直在坚持理论学习,他写了整整几本读毛选、艾思奇《大众哲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我翻看了他的日记,一页页、一行行琐细的日常生活记录,充满了对母亲的关切,对她胃病病情的焦虑,对我和妹妹学业及成长的关怀,特别是对我前程的期待……在漫长贫穷孤寂的日子里,大哥唯一的爱好便是音乐,那只陈旧的口琴成了亲密的伴侣,在乡居的日子里,傍晚我们在村口小河边散步,大哥为我吹奏了一曲曲他烂熟于心的俄罗斯民歌《小路》、《三套车》、《红霉花儿开》、《喀秋莎》,还有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风流寡妇》,这些旋律与乡村氛围格格不入,但它们勾起大哥一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的回味。它们倾诉了即便是一个卑微的人,他的心灵自由是不能禁锢的!
  
  1980年,当时全国的地、富和右派都已摘帽,右派已改正平反,而大哥头上的帽子仍未有人来摘,我们支持他去杭州上访,家里凑足了来回的路费,他回到阔别24年的杭州城,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报社早搬家了,50年代的老同事多半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调离了,还在的几个老职工,见到已经衰老的大哥像是发现出土文物般惊叹:“你还是回来了!”他寻访当年办案的单位,都推来搡去,一律官腔官调:“过去案子并非都办错了,平反还没平到你们这一拨,你回去等着吧……”一句话就将可怜的大哥打发出来,但有人告诉他当年和他一个案子受处分,还活着的都在上访,受理重审还是有希望的,大哥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离开杭州,临走前还花钱在西湖边照了一张相。
  
  1981年,大哥终于结束了长达18年的农民生活,他是以身体病残,生活难以自理的名义而被照顾返城的,又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时我已从芜湖调到武汉工作,大哥对母亲最孝顺的,有大哥照顾母亲,我和妹妹都放心了。街道居委会安排大哥扫大街,一个月工资30元,他很乐意地去干了,起早摸黑将大街小巷扫得干干净净,获得全体居民的一致好评,接连两年被评为区、市级付秀的环卫工人,1982年春节,我接到他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张芜湖市环卫所表彰先进的贺信,这是一张极普通粉红色油印信,我深知它的分量;这是重新获得劳动权力的大哥在重返社会,获得人们承认与尊重的光荣与骄做。
  
  1983年春天,我又接到大哥来信,他被选为街道织布厂的厂长,他是第一次担此重任。工作很忙……这一年夏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她悲伤地告诉我,大哥病倒了,医生确诊为胃癌,他呕吐不止。我惊呆了,我工作太忙,孩子刚周岁,又遥隔千里,我一时不能去看他,只能写信去安慰他,并寄去50元。
  
  半个月后,我接到他回信,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在疼痛中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癌,我要和命运继续抗争……”我读后哽咽了,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我就去芜湖看他。
  
  电大的期末考试总安排在7月下旬,学生的考试结束,我正准备去买船票,母亲又来信了,我拆开一看如五雷轰顶:我可怜的大哥已在7月22日去世了,他是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死时形销骨立,他是在七旬老母慈爱的关照下去世的,死时他那只唯一的眼睛是睁开的,这是对不公道命运的抗议!母亲是在办妥他的后事才写信告诉我的,我顿时泪如泉涌,几乎没有考虑就登上一艘正要起航的大轮,赶到芜湖家中,我跪在大哥的遗像前放声恸哭,伤心的哭声惊动了四邻,他们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为大哥这一辈子不幸的遭遇而愤懑,我痛悔在人哥临终前最需亲情关怀时,我竟不能看他一次。他对我是那么宽厚,而我亏待了他,我的良心将从此不能安宁!
  
  大哥去世后,他在乡下的朋友,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下乡18年的故土,第二天我冒雨赶往中沟的章墩,在淅沥的雨声中,我长跪在大哥的坟前,鞭炮纸屑与纸钱的灰尘漫天飞扬,似乎在诉说长眠地下大哥的哀怨。由于大哥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只能以女儿珊珊名义为他刻了一块碑,以悼念他一直未走出炼狱的灵魂。
  
  1985年,浙江方面给母亲发来一封公函,说明1956年对大哥的处分是错误的,现经查实,给予改正。这是一封迟到的改正书,对于死者或者生者都已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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