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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忆新疆生活:剥树皮 天山深处苦涩恩爱(图) 2010-11-18 21:37:12

上海知青忆新疆生活:剥树皮 天山深处苦涩恩爱


上海知青回忆新疆婚恋生活:在集体宿舍生孩子(图)



  


5团场托儿所的孩子们  上海青年支边录(之六)婚恋篇

  剥树皮,天山深处的苦涩恩爱

  ■头三年供给制一律不许恋爱结婚

  ■不管是抓到没抓到的,开除撤职

  ■一个婴儿在那儿,都不知道谁生的

  ■兵团一大怪,大姑娘尽量不对外

  ◎文/张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十万上海青年在天山南北战天斗地,几年过后,他们真的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在大漠戈壁扎根了。随着岁月的推移,在艰苦的环境和劳作中,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男女青年感情的种子也是要播撒,要萌发,要开出各式各样的花。还要在这里生根,在这里结果,直到落户安家。

  每次总是想办法

  多招一些女青年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人这个东西,你光男同志在一块儿,他兴趣不高,他要回家,对吧,他到了年龄第一个就是要老婆,没有老婆他不高兴。

  兵团第一批的人,那都是分配的,把内地来的姑娘分配给哪个团长、营长,一个配一个,愿意也配,不愿意也配。有的工作方法好的,就专门把差不多的配给哪个,你们自己再慢慢磨合,交往一下,沟通一下,然后结婚。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支边,当初做计划的时候,就是要女的多于男的。原因是新疆那边男的少,女的去了以后,还能解决上海青年之外的配偶问题。所以新疆每一次来动员的时候,总是想办法多招一些女青年去。

  朱静华(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头几年,连队里面开会的时候总在讲,不许谈恋爱。可是慢慢的,这个已经克制不住了,毕竟都是这样同年龄的男男女女,他有交往的需求。但如果说抓到了,就说你作风不正派,或者把男的关禁闭,就是这样。

  王祖炯:去了以后,有一个规定,有没有文件我不知道,但肯定是开会宣布过,说我们三年供给制期间不允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

  何立云:我们外地人和上海青年要想谈朋友,那不行,要受处分,开始连上海青年跟上海青年谈都不行。我们那个地方,很多青年一直表现都很好的,当排长、当班长,就为了和上海青年谈朋友,就为了和上海女青年搂搂抱抱,人家反映有关系,这个情况蛮多的。不管是抓到没抓到,开除团籍,撤销排长。有的撤职了,有的党员给抹掉了。女孩子肚子大了,要生,怎么办,不像现在做个人流,那个时候谁养。因为这个,劳改的都有,判刑的都有。

  赵国胜(原农一师副师长,一野进疆老战士):因为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十万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我听说个别团场,在上海青年身上犯作风问题的也有。师里头要求,一犯作风问题,马上撤职到底。

  王祖炯:有这么一对,他是社会青年,我们同一年去的,也是我们那个区的。他在上海已经待业多年,两个人好上了,好得不可开交,最后偷吃禁果,女的怀上了,不得已而为之,报名去新疆。他们想的是,离开上海,起码不丢人了,到新疆就变成自己说了算的地方。他们俩到了新疆,次年,1964年就生下个儿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团1700多上海知青中间,唯一进疆就怀孕生孩子的。但是没想到,怀孕也不准结婚,生了孩子照样不准结婚。

  因为有规定,三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你生孩子还行?不行。这女的还住在集体宿舍,带着孩子,那么女同胞就帮她。这个孩子有很多阿姨,但是不知道爸爸,因为他的爸爸不能去管他,只能有时候帮着提点水放到门口。

  采访旁白:

  在偏远的大漠戈壁,和上海青年们一起劳动的,还有历次运动中所谓的反革命、右派分子,以及劳改犯。在兵团,习惯上把刑满或解除劳教人员称作“新生人员”。上海青年头三年的每月津贴,是供给制的三、五、八块,而新生人员作为农场职工拿的是几十元的工资。于是,一个上海女青年和连里放牛的新生人员惹出了事端。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们班有三个刑满人员,带我们劳动,教我们劳动技术,就是平整土地,怎么看这个地。教的过程中呢,这些人就跟上海青年打交道,那么逐步地出了一些事情。都是女孩子和刑满人员有关系,因为他们比较有钱,一个月几十块工资,我们一个月几块钱。

  他们的岁数都很大了。有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到新疆的一个女的,她和一个放牛的刑满人员不知怎么挂上钩了,说是谈恋爱,有的说她认他做哥哥,看到她往放牛的地方去找他。

  这个女的月经不来了,大概在宿舍里面传开了,结果放牛的新生人员自杀了。事情一闹大,团里面政法股的股长过来,开大会,把枪往桌子上一放,说不像话,跟上海女青年搞七搞八!最后结论,宣布那个放牛的畏罪自杀。

  朱静华:有一次我们发现,那么小一个婴儿在厕所里面,我们都吓得不得了,因为都是姑娘没看到过,但是也不知道是谁生的。像我们连队有几个人,在那时候就怀孕了。怀孕以后,没有结婚证,找领导去不给批。只好还是各自住在男女宿舍的大通铺,两个人还是分开的。生了小孩,坐月子也是在集体宿舍。

  我们一天到晚,下工了就把他当玩具一样,你抱到这里,她抱到那里。有时他妈妈找不到,到处找这个小孩,在谁的手里也不知道。

  女的省下来苞谷馍给男的吃

  采访旁白:

  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小伙子在一起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尽管是在半军事化的管理下,两性的吸引还是会悄然滋长。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43团):我们最多的是帮她们做一些重活,比如挖渠、挑土这些重体力劳动的时候,男的多出力,可以让她们少干一点。这样子,就开始萌发感情,岁数大一点的就谈恋爱了。

  王祖炯:应该说当初刚支边,纯粹是一种男女生之间的友爱,后来进入生产和生活的状态,年龄也在增长,互相之间越来越有吸引了。那么本连队的,往往在劳动中结下好感,还是很单纯。

  朱静华:为什么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女的都急着要谈对象,想早点嫁人,因为有时候生活艰难得没办法。光是冬天到井台提水就没办法,旁边的冰比井台还高,一不小心就要滑下去。

  十月份以后,要穿棉衣棉裤了,这时候取火怎么办,就要劈柴,柴火也都是自己背。从工地下班以后,每人都有一根绳子,不管身体怎么样,都得背,因为都没结婚,集体宿舍,每人都要背。好多女的到后来没办法,觉得生活太难了,早早地就想找个老公结婚。

  安康:在新疆的生活有个特点,它要提水的。男的比女的力气大一些,真要碰到休息了,你看都是女的在洗,男的提水,都是这样子。开始也不是什么我跟你谈恋爱,没有的。就是女的帮你洗衣服,男的提水;男的吃不饱,她们都知道,女的省下来苞谷馍给男的吃。

  王祖炯:她们比如说五个人,领了五个苞谷馍,吃三个,凑下一两个整的,留着,切成片,搁炉子上烤一烤,然后一包一包地给我们。

  安康:好多女孩子都这样,把馍吃上一半,还有一半呢,有的时候马上分给你,或者晒成干,到时候给你们男的。

  毛国胜:为了不让我们面子上过不去,她们不是给我们剩下的,而是她们假如十二个人,那么大家合着吃八个馍,剩下四个整的端来,放在我们的窗户下或门外面,然后叫一下。当班长的出去一看,这馒头是给我们的,兴高采烈地拿进来,大家马上分了吃。

  安康:谈恋爱结婚,是违反纪律的。开始都偷偷摸摸,就是你下班的路上跟我讲,今天晚上在哪里等,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到那儿,无非是林带里,苞谷地里,都是男男女女,一对一对,互相如果看见了,也是你不讲我,我不讲你。

  王祖炯:比如女的大一点,男的小一点,姐弟相称;男的大一点,女的小一点,兄妹相称。这样相称相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一对恋人了。而且上海青年恋爱呢,选择的范围很小,因为我们在新疆这块地方,一个农场就孤零零的,周边没有居民,到另一个团场起码几十公里,不可能跨团去找对象;第二个,就是在一个团,每个连都是相对独立的一片,不大可能跟另一个连队的发生联系。除非那个连队有青梅竹马的同学,这样走动走动,才有可能,但一般都是在本连队里面找。

  俩人做小锅饭,就是有点意思了

  采访旁白:

  到1968年,对知青的三年供给制已经解除,他们转为农场正式职工。随之解除的还有禁止婚恋的约束。艰难的环境里,互帮互助的男女可以正常开始那个时代特有的恋情了。

  王祖炯:我们这个恋爱的形式,实际上是很平淡的,我们说什么呢,当初叫“剥树皮”,一说“剥树皮”,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去找个地方,悄悄摸摸,到林带里走一走,咱们种的树已经形成了防护林。到里头走一走,说说话,然后停下来,站在一棵树的边上,手扒拉扒拉,无意识地剥剥树皮,这就叫“剥树皮”。

  朱静华:一谈恋爱怎么办呢?真的就是在林子里面,麦场垛里面,两个人就这样幽会了,男女之间总是这样吧。

  李小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余加安妻子):实际上说起我谈恋爱,真是前世有缘了,脑子里没想过要跟他谈恋爱。就是有一次,因为我在托儿所工作,我们托儿所里三个女的,苞谷粉可以称一点回来自己做糊糊。他们都是单身汉,他们一顿一个馍,吃完就没了,吃不饱。但是他们有时候肚子饿了,一下吃两个,中午把晚上的都吃掉,到月底就没饭票了。

  那么我们女生呢,觉得怪可怜的,有时候他们没吃的,我做点糊糊,叫他们来,五六个人,他也一起来,到我们托儿所来吃点。这样我就和他慢慢熟起来。

  王祖炯:还有一种是吃小锅饭,你要看到某个男的和女知青,他俩开始做小锅饭,在一起吃了,哎,这就有点意思了。

  比如劳动回来,都在房子门口,然后你就看,搞两块土坯一支,上面放个小锅,上海带去的钢筋锅,弄了一点什么粮食,搁里头煮煮,或者擀个面条,在那儿下下。然后两个人在那儿忙前忙后的,像个小家庭,吃好,涮干净,男的走了,或者女的走了。就这样,就说明他俩已经有点意思了,别人一般不会再插一脚。

  安康:人在接触过程中,到了一定年龄,男女产生感情,谈恋爱,很自然的。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普遍谈恋爱早。为什么,一个无聊,单调,劳动强度大。再一个吃不饱,结婚有个好处,比如女青年和老职工结婚之后,有家,可以在自己家里烧饭了。集体吃大伙,定量是一个馍,自己开小灶,把粮食拿回去自己做,就可以烧苞谷糊什么的,或者在家里擀点面条,改善改善,把肚子撑一撑,就这么个好处。

  那么冲着这一点好,都想早点结婚。我当时也这样想,想早点结婚,最起码可以在家里擀面条吃。否则的话很想吃面条的时候,还要医务室开病号饭的条子,连长不签字不批就吃不成。连长审批好了以后交给伙房,伙房说今天给你吃一天病号饭,很大个事。

  我想一定要找个出身好一点的

  采访旁白:

  那个年代的唯成分论,使得人们的家庭出身,往往成为选择对象的首要条件。当年,上海姑娘韩培芬和同是知青的北京小伙白振杰走到了一起。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恋爱这个事,实际上我跟他以前,都谈了好几个。以前找的几个都是上海人,可好了。找的头一个你看一谈,他说他爸爸是国民党警察在台湾,那时候成分特别重要,我又在值班连嘛,值班连就是武装民兵连,好,我就不同意。

  后来等过了可能一年多又找了一个,医院的药剂师,河南的,你看多好,谈了半年,他说他是右派,我又不能要,你看那时候成分多厉害。后来就找的现在这个,跟他一谈就成了。还是姻缘,我信这个。

  朱静华:像好多家庭成分差的女青年,选择对象唯一的标准就是你家庭出身好一点就可以了。这样你家里不挨批斗,以后的日子也不受影响。

  徐佩君(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21团):我呢,人家给介绍的山东人,老职工。总的来说,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考虑那些条件。人老实,对自己好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自己家庭成分不好,我父亲资本家呀,不是在淮海路那边有房子嘛,所以我就找个成分好的。

  王祖炯:因为父亲打成反革命,“文革”中间我很悲惨,这个情况下,本来交的一个女朋友离开了我,她是出身很好的,所以对我的打击很大。而后来我的爱人恰恰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跟我好了,我们两个很有感觉。她的父母为这个要跟她断绝关系,不理她。她父母是从湖北武汉支边的,她跟着父母进疆。我们两个在演出队里认识的。

  李雯兰(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何立云妻子):因为当初到新疆去,是我自己积极要去的,在街道在家里都影响比较大,既然我去了,就下了狠心,一定要在新疆这边扎根。

  再加上我们上海人,好多出身不太好,我父亲是个右派,我想一定要找个出身好一点的。当时人家介绍,他爸爸在我们那里是营长,我老公他当时开拖拉机。我想想,看他比较忠厚老实,家庭也可以,工作又好,那么我就同意了。

  如果嫁给驾驶员,觉得挺有面子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能够去开拖拉机,能够开汽车,能够调到卫生队,当医生护士,能够到学校教书,能够进机关的,那都是人人羡慕的工作。

  韩培芬:像开拖拉机的,医院的,护士什么的,当个小干部,那都是吃香的。谁都想找个好的嘛。

  朱静华:一般的,都希望嫁给驾驶员,如果嫁给驾驶员,觉得好像挺有面子,而且挺吃得开。为什么呢?驾驶员经常跑外面,灰色收入比较多,不光靠那点工资吃饭。而且人缘比较好,因为我们出去,没有公交车的,全都找他们搭车。所以驾驶员的关系比较广,谁能嫁到驾驶员,那她的档次就比较高了。

  另外比较好的,就是嫁给技术员,农业技术员,畜牧技术员,技术员一般都是浙江的,他们去的时候也都单身,中专毕业,大学毕业,所以嫁给这些人好像幸运一点,档次高一点。

  还有一种,嫁给普通工人,也是稍微有点技术的,比如在连队干点技术活,不是一般的农工。再下来,就是自己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女性,她们没什么要求,只要能比在连队里的集体伙食好一点,就愿意嫁了。

  何百成:开拖拉机的不得了。在大田劳动的时候,我们最希望干的是什么事情?就是给开拖拉机的送饭,送的白馒头他吃不了,我们也能留下一个两个。

  欧阳琏(1964年进疆,农一师14团):拖拉机开到连队去,是要当菩萨供的。为啥,你照顾好我,给你地犁得深一点,播种播得匀一点。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得好,如果再给我吃苞谷馍,对不起,犁地就在表面拉一条线走了,你接下来还得再来求我。

  上海可能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

  采访旁白:

  在上海市的高兴花园小区,居住着几十户从新疆兵团退休回来的人。何立云、李雯兰夫妇是其中一家。李雯兰当年的选择让人羡慕,这个漂亮的上海姑娘,嫁给了团场干部的子弟,先开拖拉机又开汽车的何立云。

  何立云:上海青年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女同志反而比男同志多,多了以后呢,就是说各个行当都要培养上海青年,像开拖拉机、开汽车、当干部、老师,都要培养。所以我开的这个拖拉机上,要配六个上海女孩子,让我带她们,我一直和这些女孩子在一块工作。

  这种情况下,弄得不好你就犯错误了。男女在一块,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岁的,那个时候要求很严,要是有男女关系,那都要开除,甚至判刑,压力多大。所以说我很谨慎,尽管有的女孩子要给我洗衣服,我不让她洗,自己洗,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和她们分得很清。

  采访旁白:

  何立云后来从拖拉机手,又登上了卡车司机的驾驶楼。这么好的条件,自然周围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而他中意的是上海女知青李雯兰。

  李雯兰:规定上海青年不能和当地的谈对象,他为了和我谈,那一年他本来评为农一师劳模的,就为了和我,当天晚上领导找他谈话,给拿掉了。所以我感到心里很内疚。我呢,比较注意影响,也不敢和他多接触,因为啥,知道这种事情,自己要避免一点。

  何立云:我们外地人找上海青年,也有各种想法。我呢因为脑子比较开放一点,我想上海人毕竟是大城市,那时候我知道一点,上海可能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也可能是第二大城市,这么大的城市,肯定人的素质各方面很好的,对吧。

  李雯兰:心里想接触,那时候他调到我们这个食堂当司务长,我去打饭,他冲我笑笑,我冲他笑笑,也就这样。那一年我不是开拖拉机吗,生病了,阑尾炎开刀,享受病号饭,有时候他给我拿来。一拿来我们宿舍都是上海人,跟我开玩笑,哎呀,何司务长很关心你嘛,什么什么的,把我们往一起说,其实都看出来这个事情。

  何立云:很多人也反对我们找上海人,说上海人娇气,养不好,而且也不会做事,有这个概念。

  李雯兰:我和他处对象,我们家人不知道。我妈妈不让我在那里结婚,寄了80块钱来,叫我回上海。我妈妈在上海叫别人给我介绍了对象,想让我回上海看一看,那一次如果我回去,也许这个婚姻就不成了。我没回去,我害怕,已经和他好了,不敢这样做。我想着先和他结婚以后,将来回去再讲清楚吧。

  那时候我们机耕队的领导对他比较好,都找我谈话。说李雯兰,你要不找何立云,等他跑了,你再找谁,谁有他这么好,人家家庭各方面都好得很。讲实在话,我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能返城,没想过还能回上海。

  王祖炯:开车的在新疆,那给个县太爷他都不换,那是极好的一个差事,一般是干部的子弟他才能做这个。

  李雯兰:我们结婚没有多长时间,人家就说,你上海人怎么不找上海人,把他们当地的叫小土块。她们还开玩笑说你李雯兰不要太好了,好像我们老何条件好,当司机,你总是沾点光的,说我沾光。各方面条件比人家优越一点,也羡慕。

  

上海知青回忆新疆婚恋生活:在集体宿舍生孩子(图)



  


知青当年的照片



  星期天可以到男的家吃点好的

  采访旁白:

  然而,整个团场也没几辆汽车,像何立云这么好的条件毕竟不多,所以没有多少女青年能够像李雯兰那么幸运。

  何立云:因为老职工是50年代来的,上海青年是60年代来的,老职工那时候肯定是男多女少,后来上海青年一来,女的这才多了,她们有好多都是找的老职工,起码大十岁。刚去的知青“三五八”,头一年每月发三块钱,第二年五块,第三年八块。而老职工的话,都是挣好几十了,当时来说就是高工资。所以人嘛就是以食为天,不管你哪来的,只要困难的情况下你能帮我,就是这样结婚了。

  何伯成:上海青年大家都一个样,等到拿工资以后,你拿30块8,我也拿30块8,手上没有余钱,没钱就没办法成家,那么这个事就往后拖。老职工的话,他尽管工资不是很高,但因为他一来就是拿工资的,这么多年下来,相对的手上总有一二百块,这就不得了了。

  韩培芬:上海女的,她大城市来的,她自己就是有这么个条件。想找个老职工,或者是老职工子女,有个依靠,星期天什么的可以到男的家去吃点好的,就这个想法。老职工家你别看,像苞谷面可以改善,蒸发糕,做苞谷鱼,苞谷糊糊,炒点菜,或者凉拌,都可以的,丰富一点。

  也不是说嘴搀,太苦了,到老职工家,可以改善改善。以后生了娃娃,也有老的带,抱这种想法。这点最重要,上海人找老职工就是为了这个。人家老职工可喜欢找上海的,你想大城市的人,今后我儿子跟了她,你想今后可以回上海,都有这种想法。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回上海,起码探家的时候带回去嘛,那当然了。

  安康:她们女孩子懵懵懂懂中对异性的好感比我们早,再加上经济因素,我跟你说,认干爹什么的,认个哥哥,给你买什么东西吃,这都是女孩子的事情,女的成熟了,经济条件又限制她。那么这样子以后,嫁给老职工的女孩子太多了。

  祝匡依(1964年进疆,农八师)太多太多的例子,我跟你讲,一个上海支边青年,宁愿嫁给“925起义”的老兵,年龄反差多大呀,她不愿意总是住在那种地窝子里,就想早点有个小家。在南疆到70年代末,住地窝子还大有人在啊。

  我们听见洞房里头又哭又闹

  王祖炯:我们那个地方,在当时的状态下,配偶就成问题了。本来在新疆就是男多女少,尤其兵团,老部队组建过来,全是光棍汉,百分之八九十的光棍汉,在老家就没结婚,很早当兵出来。支边青年本来男女搭配得还好,但是到了以后总的比例还是男的多,而且女的有些嫁到地方上去了,或者想各种办法走掉了。我们是放羊的畜牧连,男的更多,女的更少,畜牧连长年不见人,没法谈恋爱,没法找配偶。

  采访旁白:

  现在说起来,三十多岁男青年没结婚还是好年景,那时候三十多岁没结婚就很怪了。别人就会帮他介绍,但是偏偏这个人又长得显老怎么办?那就需要好心地给编造这么一封信。谁来编,当然是有点文化的,恰好王祖炯在畜牧连当文教,帮人编这样的信就几乎成了他分内的事。

  王祖炯:就是年龄往小了说,收入往大了说,人往英俊说,职务往高说。照片怎么办,借一张,借农场某个人,他有这样的小照,穿军装,还有个八一帽徽的,借了寄去。我当时也是奉旨行事,没办法,在连队你当文教,就是个小书吏,别人叫怎么样,你就得写,写完装信封里,别人贴上邮票,拿去寄走。

  那么过一阵子,人家就从乡下来了。我记得1966年底的时候,有个四川的女娃儿来了,嫁给我们连一个放羊的。这两个看上去就像父女,实在差距很大。因为那个老的常年在戈壁上放羊,一个老职工,“925”国民党起义士兵,特别显老。那个女孩生在天府之国,尽管在农村吃得不好,但是也细皮嫩肉。来到连队的当天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一看就这么个人,死活不肯跟他结婚。不肯怎么办?就做工作,劝说一通,然后想办法迅速结婚。

  采访旁白:

  再说农场职工找乡下的,也有一个最吸引人的条件,就是外面的女子只要嫁到农场来,就可以录用为国营农场职工,只要一起参加干活,就能拿工资。

  王祖炯:连队有间大房子,平时开会的,我们称为俱乐部,在那里头晚上急急忙忙搞个仪式。一盏煤油灯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后面黑压压坐了一些职工,席地而坐,或者拿个小板凳坐在那儿。

  因为放羊的风吹日晒,脸上皱纹很多,但新衣服是平整的,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新军装,扣得严严实实,站在那儿,头也不敢抬。然后呢,从这个门就把那个四川的姑娘领进来,老不大愿意的样子,头也是低着。指导员是证婚人,仪式进行得很快,宣布一下,向毛主席像鞠个躬,就走了。没有那种热闹的气氛,就匆匆忙忙送到房子里去了。

  这一夜倒很热闹,我们听见房子里头,又哭,又闹,又骂,又吵,不愿意呀。但是关到一间房子里了,结婚证在团里手写就成了,也不用照片。那么这个女的,乡下来的,她有一种基本的意识,我是从农村来的,是来结婚的,是到丈夫这儿来的,一般都没有更多的抗拒,就是不情愿,也木已成舟。在一间房子里,一晚上过去,第二天出来,好了,成一家人了。以后就在这连队里生了姑娘,又生儿子。

  上海人找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

  朱静华:后来找对象考虑的条件,第一个如果说外面有点路子的话,比如说亲戚朋友给介绍的,能嫁就嫁出去。

  韩培芬:男的一般条件好点的,都想找上海的,结果你看女的没那么多,好多上海男的都找不到老婆。后来不是中央有文件,上海知青找老婆可以给工作,就是说从口里介绍过来的,也可以有工作,就这样才找上老婆。而且有好多上海女的,她不找上海人,老想着要回去,想一个人好回去,这样拖拖拖。所以我们从上海来的这些,一般女的好找,男的不好找,男的好多都是找的外地女的。

  安康:剩下来光棍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为了这个事情,中央下了文件,上海到新疆的知青,你任何一个人,不管到全国什么地方,到农村找个老婆,都给解决全民所有制农场的编制,就算职工。这样一来,好多老职工就给自己老家的亲戚,表妹什么的写信,让她来了以后嫁给上海人。结果,一部分上海女的嫁给外地人,一部分上海男的找了外地人,加起来三分之一还多,我们管这种叫“半钢”的。

  采访旁白:

  为什么叫“半钢”? 用当时上海人熟悉的半钢手表、全钢手表,来比喻夫妻俩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外地的。也有的说,那时候自行车不是分全钢、半钢嘛,大家口头语就这样讲,觉得蛮形象。

  徐佩君:我老公山东人。他这会儿到连里看盖房子去了,不在家。如果我找的上海人肯定现在都回家了。“混纺”,不能回去。你问什么叫混纺啊?上海人找的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不是纯棉的嘛,混纺。

  朱静华:我们班里面就有三个,嫁到宜兴,嫁到无锡,嫁到南京的,都是乡镇,总之离上海近了。就是家里来一封信,说有这样的条件,但不是拿来男的照片,而是女的要把照片寄给人家,人家看中你了,你就走,就这样。我们有个女的,她连对方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就走了。她的要求很低,只要对方是工矿的,只要能嫁出去,就那么简单。

  采访旁白:

  这样一来,众多的上海女青年通过婚姻换取了跳出去的结果。兵团本来总体上就男多女少的状况显得更为严重了。

  韩培芬:你看我们好多上海男的找不到老婆,后来不是中央有文件嘛,上海知青找老婆可以给安排工作。

  王祖炯:女知青她耐不住这儿的艰苦,唯一改善自己命运的资本就是我是女的。新疆女的少,想办法找个人就好跳出去。

  采访旁白:

  尽管如此,实际上对于兵团的女子嫁出去,是采取尽量限制的,不然还不知道会形成个什么局面。那时候西北各地都爱总结出“几大怪”,比如说“兵团第一怪,粗粮吃细粮卖;兵团第二怪,大姑娘不对外……”兵团女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分配来的姑娘,到了兵团,无论如何尽量不能叫你嫁到外头去,尽量内部消化,从领导到同志都会积极给你撮合,兵团很需要女的。

  王祖炯:那么后来上海女青年为了生存,为了怎么样,想办法嫁到外头去,一旦结婚嫁出去,别人也没办法,我调不出去,但是我结婚了,总可以走了。

  我们周围有很多上海女青年嫁到乌鲁木齐的,嫁到库尔勒的,嫁到尉犁县的,只要是利用各种机会挂上了,就走,就想办法走。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年龄差别,或者兴趣差别等等之类的,都不管那么多。

  后来国务院知青办,在打倒四人帮之前就给了一个政策,为了稳定这些支边知青,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找来的配偶,不管农村户口、城镇户口,一律可以到农场录用为职工。

  上海知青为上海知青接生

  安康:指导员在全连会上讲,现在有很多人要结婚,要结婚可以,你们自己盖房子,自己打土块,没房子你怎么结。那么想要结婚的人,自己必须提前打土块,每天的工余时间自己打土块,打够了土块才能盖房子。在那里造房子比较简单,都是土坯垒起来,上面把棍子椽子一放,泥一糊房子就好了。

  何百成:土块怎么打?泥巴和好以后,搬起来,啪,弄到盒子里面,一抹平,端起来一扣,四四方方的,干了以后就用它垒房子。像这样的大土块,壮劳力一天打500块。

  安康:更简单的办法,你要是不想打土块儿建房,那就挖下去,挖个地窝子,上面顶一盖,人往底下跑。上面平的,有的高出一点,你在房顶上跑也没关系。挖地窝子不要多长时间,因为挖土是我们干惯的活。想挖多大就多大,把土挑出去,一个坑就出来了,树棍子往上一架,草铺上去,再堆上泥就好了。你们两个不是要结婚嘛,新房就有了。

  韩培芬:我们是1974年结婚的,我自己做菜做饭,办了两桌。

  白振杰(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韩培芬丈夫):那时候我们工资才三十多块。

  韩培芬:嗯,我特会做饭,上海人喜欢做菜。反正做了,能买到的东西买回来做了两桌。我还可以呢,我那时候存了五百块钱,原来准备回去探家用的。他没什么东西,男的他们一般都吃光喝光。我拉了一马车东西呢,有箱子什么的,那还是从上海托运来的樟木箱呀,也成了嫁妆。

  采访旁白:

  成家以后的事情就是生孩子,那时候在连队接生的比较多,因为离团场卫生所远,路又难走,来不及的就在连里生。“赤脚医生”有的也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为上海知青接生。

  有个叫李德娣的上海女青年,一直特别积极,她心想,怀了孩子算啥,哪有那么娇气,照样跟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劳动。那阵子打沙枣什么的,大家都爬树,她也爬上爬下,一不小心掉下来,流产了。

  朱静华:我第一次生大孩子的时候,肚子已经疼了,去卫生所,离我们连队有15公里路,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牛车。马车还快一点,我们跟赶马车的上海青年关系好,我肚子疼的时候,马上喊他,把我送到卫生所去,一路上颠得真厉害。

  帮我接生的就是我们同批来的上海人,同一个街道一起去的,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接生的时候,没有电灯,就是四个马灯放在边上,外面的树被风刮得呀,哗哗地响,我躺在那儿吓得简直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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