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意網 世界民意論坛 金山自由論坛 網上文革博物館 中國知青歲月 信仰與生命 飲食與健康 文苑一角
脢脌陆莽脙帽脪芒脥酶 >> 脰脨鹿煤脰陋脟脿脣锚脭脗
被忘却的故事:女知青大量被强奸 远超南京大屠杀的2万人(12图)
那些“上山下乡”的中国青年
知青忆团长带头轮奸百余女知青 图 2014-12-19 14:01:59

知青忆团长带头轮奸百余女知青 图

作者:冯骥才

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儿,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人,

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知青 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 1970年·17岁·男\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第二天醒来一看全傻了——“小镰刀精神万岁!”把大蒜和鞋油搅和一起叫她吃——胡志明小道——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怀疑产生了——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我们是国家的功臣!

1970年5月17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车轮启动也不撒手,

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七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

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他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

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

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他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个连队一个地方。

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连下车,一同来到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

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 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

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

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

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儿。这儿的农活儿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割时,赶上大雨,

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儿也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露水下来时才收工,

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儿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

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的关节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

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用,因为用“小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

女知青们来了例假,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默地忍着干活儿。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

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

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

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猪肉那天——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

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拉机压死一条蛇,大伙儿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

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

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梆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

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帽儿,一舔,舌头就粘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

逢到“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搅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

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儿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儿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

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

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代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

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们睡觉,

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

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儿全垮了。

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了。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那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做文章,

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气息,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色。

我们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

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

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

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上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是一种饥渴。

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电影里的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家,常常在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掩,又美又静又神秘,

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战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

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

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待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都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

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

但绝不会这么简单。在给这老职工办学习班时,一打一逼,他交代出自己的风流艳史,居然还有不少女人!有女职工,也有别的女知青。这时人们就把疑点放在我的女朋友身上。

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长。那时帐篷里很冷,一个烧“半子”(一截树干立着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顶用。我那朋友就住到这老职工家里,跟他的女儿做伴,不过是图个暖和。

中国人在这方面既有兴趣又有想象力,于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个问号:难道他眼前放着一个有眉有眼的大姑娘会不动心? 你问我这朋友?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与她从小同学,

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时受传统教育很深,男女之间特别封建,表达非常隐晦。一次,我被氯气熏着,她来看我时,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给了我,那可比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一个吻强烈得多了。

但这事一出,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

知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连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

这样,不管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不成流氓窝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

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么滋味!

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待一待,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给她热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

人人骂她,谁也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

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的护士和汽车上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

一次,这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

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

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儿,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

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于同情心产生,怀疑也随着产生 这期间,社会的不正之风到处泛滥,

也刮到了连队。我从 M城探亲回来,送给连长一本年历,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居然把我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

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嫌恶感来了。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我更笨的则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

当时流行一首《知青歌》,开始只是偷偷唱,渐渐连长听到也不管了,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反正有这么几句: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 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

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 一切就不再返回;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 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 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 我可怜的命运哟! 歌词挺粗糙,流传却很广。

唱起来十分的忧郁,很适合我们内心低落的情绪,所以大家总在唱。当领导的都很灵,从这歌中听出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中央开始组织各地的慰问团来看我们。

我还记得哈尔滨慰问团带来了“消炎药片”,天津慰问团送给每个知青一件绒衣,上海慰问团赠送的什么已经忘了。但我们有意带他们参观那些最脏最破、

条件最差的住房,还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厕所——这里的厕所是用木头和草围当做墙,没有上下水,只挖一个坑,大小便多了,冻成一个冰坨子,最上边是个冻得硬硬的粪尖,

上厕所必须带一根棍子,先把粪尖打断,否则扎屁股…… 他们看了很惊讶,但最多只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劝劝罢了。谁都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安抚,而不是安慰。

每个人心里那只眼睛都睁开并且愈来愈亮了。 我和R两个人在帐篷里,脱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发现他的胳膊有点弯,他写信给家里一问才知道从小摔断过,

他就用这个“理由”办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才着着实实感到一种被遗弃感。而实际上早在1970年我们就被遗弃了,只不过我们当时是一群傻子!

在农场最后的日子,一般人绝对受不了。 我们刚来时晾衣绳上晾满衣服,现在零零落落,寥寥无几;过去打饭时要排很长的队,最后只剩下几个,好像破衣服上几个没掉的扣子。

在大帐篷里,如果不认真看往往就看不见人。 从公路通往连队的道儿,来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路,八年里被我们沉重的脚步踩成一条三米宽的大道,但知青一个个走了,道路又变窄了。

“胡志明小道”已经被野草埋了起来。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之时,就跑到那棵红枫树下坐一坐,但这枫树已经不灵验了,无论我怎么落泪,也难以摆脱心里的苦闷……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把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把挂面一个价钱。

是啊,此时已是1978年12月30日,眼看就是1979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糊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荒地里了。

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哪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

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里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都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哀?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愤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的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

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烧劳资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后来,知青返城不再要医院证明,也无须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个悲剧就出现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当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难结下的果子交给了女友。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于是有人自杀。

有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在遗书上写道:“我劝本地青年千万别爱城里的知青!”于是又引起当地人对知青的反感。苦难是一种传染病,谁知“文革”的贻害究竟有多大?

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甭想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

像肾病、胃病、腰背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

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争。是啊,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

我们还怕什么?我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愁,承受力强,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知青。

当时电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匠。再一问,全是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

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1970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

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年轻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

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至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

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大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来源:摘自《一百个人的十年》

hit tra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