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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公布的女知青被强奸数据 触目惊心 图
毛泽东的乌托邦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016-10-16 23:48:58

毛泽东的乌托邦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新史记》第33期   阎 淮  专稿




 


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治上都有共性:领袖独裁、官员特权;党内清洗、党外整肃;思想钳制、舆论一律——无一例外!




但是为什麽只有中国发生文革呢?只因中国如林彪所言:我们有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我认为:毛确实既异於各国的共产党领袖,又不同於中国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


 


对任何事件,主要研究四个方面:1、事实判断的“是什麽”;2、价值判断的“怎麽样”;3、发生原因的“为什麽”;4、如何再现或避免的“怎麽办”。笔者现在只讨论第一个方面:“为什麽”文革只在中国发生。




尽管有人把毛泽东看成神明或鬼魅,我只把他作为人,分析其特质与文革的因果关系。




1、毛泽东独断朝纲:




文革的发端、延续和结束,皆主要由毛一人决定,即他决定文革的起承转合。




2、毛泽东早年经历的刻痕:




知识的局限:缺乏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知识;




对下层的同情:毛从小就萌生公平、正义、平等的民粹思想;




反智倾向:二十多岁在北大图书馆的四个月,受大知识分子的气,一直耿耿於怀。常说“读书越多越蠢”。




3、毛泽东异於各国领袖的思想与实践:




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欲望;




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1960年代,毛放眼全世界,认爲在野的共产党基本已经蜕变成修正主义,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开始资本主义复辟;当权的共産党都把“国强民富”列为基本国策,而毛则把“反修防资”放在首位。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新阶级”,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早有定论,指出解决方式是民主制度;而毛泽东企图不断发动运动和借助民间力量,约束官僚权力、限制权力腐化。




4、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当时的“八级工资制”,已有混年头的平均主义色彩,而毛还认为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资产阶级法权”。大寨记“政治工分”,则被推崇为最合理的分配方式,毛真是不患寡,唯患不均。




平心而论,毛确实怕贫富悬殊、社会分化,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殊不知,这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正在让几亿子民经历“头茬浩劫”!


 


毛式乌托邦导致知青下乡


 


1、“五七指示”是毛乌托邦理想




1966年8月8日的《关於文革的决定》即“十六条”,把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定为文革的重要目标。




此前的5月7日,毛写了《给林彪的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除了对军队提出的要求,他还指出: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如果说“十六条”是毛泽东文革“大破”的纲领,那麽“五七指示”就是文革“大立”的纲领。毛泽东对整个社会模式,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此都有构思宏大的美妙设计。这就是毛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世界!




按照马列主义的历史发展五阶段,最初级的原始社会,就产出了分工,粗犷者狩猎、精细者农耕。而几十万年後的20世纪,毛又提出削弱淡化社会分工的宏伟的最新指示,并在文革中企图强力推行。




毛对社会中主要的三种成分,认为工农是皮、知识分子是毛,其关系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毛对读书人即各种知识分子最不放心,文革中的具体做法是:大知识分子的干部,到“五七干校”;中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小知识分子的中学生,则基本全数下乡。




2、下乡是毛的理想、知青的不幸




毛泽东关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前後有过两次“最高指示”。




1955年他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是因为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劳动力。毛强调的是知青的前途:“大有作为”。请注意:那次,中小学毕业生完全是自愿下去的。




文革中1968年12月毛发出“一句顶一万句”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




於是,千万中学生,毕业与辍学,成年与童工,自愿的少数与被迫的多数,一律去紮根乡村了——包括农场、兵团。如果说,农村物质更贫困,那麽,农场兵团则精神更压抑。




毛的目的,真是想让中学生接受农民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铸造一代新型知识农民。尽管有人高调“青春无悔”,我却低调“青春无奈”。若自愿选择,才存在“悔”与“不悔”;多是被迫下乡(包括农场兵团),就谈不上“悔”与“不悔”,只能是无奈!否则,说不悔者,今天怎麽不让您的宝贝子孙,再下乡“土插队”,而只想出国“洋插队”?


 


祸延几代的梦魇


 


文革新政中,最凄惨不幸的就是下乡知青。




我的父母辈——“走资派”和“走社派”,去干校,干部“解放”一批,回城一批;最後干校废除,全部衣锦还官;年老的离退休,补发工资,发点小财;体壮的升官增禄,权财双收。




我侥幸早生两年,混进清华大学,逃过知青命运;但是两妹一弟,全部下乡下兵团。马列讲“三大差别”,就体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




“城乡差别”,我在县城,弟妹在乡下;




“脑体差别”,我当技术员费脑力,弟妹种地拼体力;




“工农差别”,我是职工拿旱涝保收的工资和享受小病多药的公费医疗,弟妹是农民赚工分,强劳力的小弟,每天九分钱,年底分口粮後还欠生产队的钱;妹妹得了大病还要我寄钱。




倒楣的知青都在“三大差别”下风口!文革中,我们“臭老九”在技术和管理上还能升迁,本事大了、机遇好了,还能调到大厂大城;平民子弟的知青,当兵、招工和上学都希望渺茫,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这次会前,我陪同研究“文革知青史”的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参观盖提博物馆时,他说:“文革1700万知青中,後来上各种大学(包括电大夜大函授)者150万。”




不足10%的佼佼者,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类成功人士,现在可以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我青春无悔!而其他超过90%的知青,回城後绝大多数人迅速或缓慢地被边缘化,成为城市中最不幸的弱势群体。50年前,杰出的乌托邦、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中国美梦,成为知青们终生的、祸延几代的梦魇!




1983年我在中组部整党时的公开发言,被同事记录——“阎淮认为过去的错误,不是个别人的疏忽,而是普遍性社会思潮。文革这样的总体性错误,还可能发生。尽管整党要清理‘三种人’,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崔武年:《我的83个月》,40页,高文出版社,香港,2003年。)




在没有毛的时代,要想让中国美梦不再异化为中国噩梦,我更坚定33年前的信念:必须民主!




以上我只是妄图解释:为什麽只有中国产生世界上空前绝後的,被发动它的政党正式定性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在“浩劫”最落难的倒霉群体,非知青莫属!




须知,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万年文明史中,够格被称爲“浩劫”能有几何?50年前,我们有幸或不幸亲历了。当年太愚蠢!半个世纪後的古稀之年,腰弯腿僵,发秃须白,耳背眼花,几近痴呆,一把年纪、半截入土,终於明白些许。君子动口不动手,不敢干点嘛,总可说点啥!


(本文系作者在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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