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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当前关于美国教会重开的争论。
建造教會領袖
不是新冠瘟疫的神学反思 2020-04-12 23:03:54


不是新冠瘟疫的神学反思




这不是一篇对全球瘟疫的神学回应或反省,而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反思。神学是在世界中的反思,却不是为世界或对世界之思。神学的反思一直是以上帝之道为对象,以基督教信仰为蓝本,以教会为依归。正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几乎没有什么对罪的忏悔,反而全是对上帝的赞美,是基督教信仰的告白。我们应该为流行病学家的贡献而谢谢他们,更为此而向神感恩,他们贡献一生研究与对付病毒,还有我们亲自认识的医护人员, 无数的医生护士日夜工作, 照顾疫症病人,像救火员般冲进火场来对付瘟疫,奋勇地争战。我们要谢谢他们,向他们致敬。正如我们早上在咖啡店遇到警察,救火员与军人时,我们都应该走上前谢谢他们。

值此之际,很多人重读卡缪的《瘟疫》,卡缪作为存在主义的作家是透过一个虚构的奥兰城,陈列出封城中不同人的表现,借此来探讨像荒谬、疏离、隔绝与焦虑等主题,沒有任何小說家可媲美法國存在主義者对人存在問題的深度描述。卡缪的《瘟疫》不是以瘟疫为主题,同样地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在紧急际遇中的灵修》是默想人的生与死的意义,与伤寒疫情无关。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神学反思也不需要聚焦于每日排山倒海的瘟疫新闻,我们是在上帝面光中来思想基督教信仰在此时此地的意义与价值。

面对全球性的大瘟疫,华人基督徒可以有什么反思我们的信仰?因着华人教会一直固有的属灵 与属世的二分化的信仰观与价值观,在普世疫情中的华人教会更显得进退失据。瘟疫一词主要出现于《圣经》的旧约中100次 (饥荒同样次数),从《出埃及记》十灾到名为死亡的灰色马,瘟疫是深深印在我们的读经经验中,以致我们熟能生”倦”,本能地将瘟疫埋在历史的长廊中。华人教会一向重新约轻旧约,所以同样出现100次的福音与天使常常出现在主日的讲章。我们有很多原因会视旧约是一去不返的过去,我们深深相信现代,也憧憬上帝是一位现代的主。事实上我们不应对主日讲员有太苛刻的要求,有谁会在平安无事的岁月来讲一篇瘟疫的道,同样的心态(讲员与会众)也使一般华人教会少有主动地在教会中推行平信徒的神学教育,有系统地教导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救恩沦与圣餐论,直至我们突然发觉需要考虑是否要有网上圣餐。

基督徒如果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与信靠,我们不会这么容易地被网络的头条所吓倒,如果熟读《传道书》的人应该对新闻与网络中常用的史无前例(或前所未闻)的说法报以含蓄的微笑。如果我们认真看待《旧约圣经》便不可能对瘟疫感到如此陌生。或许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尽管不是在神学上采取时代论立场的传道人,应该谢谢时代论同工对末日与末日兆头的重视,他们提醒了许多基督徒在安逸中的迟钝。但我们仍然觉得末世论不等同末日论,在此按下不表。

这篇名为《死亡的延迟》的英文文章是不可多得的在瘟疫中作神学反思的文章,但文中用了许多神学名词,也有用典,我因此翻译了部分段落,并加上我的一些文字尝试将此文处境化在华人信徒的思维与生活环境中。这篇文章的立论是对死亡的反思,死亡是《圣经》的主题,因此是神学反思的对象。基督徒应该关注瘟疫的发展,但不需恐慌。教会应该回应社会与我们社区的需要,但不需有过分的反应。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後 4:8-11)。使徒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基督教神学便是信心的言说,向教会弟兄姐妹发声,向世界宣讲。基督徒的对生死与苦难的态度是基于基督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 14:27),「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因着我们与别不同的死亡观,我们甚至不会「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帖前 4:13)。这些经文都是楚曼博士文章的基础。

从个人灵性到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我们华人教会的属灵与属世的二分法思维产生了很多向往他世的信徒,另外的极端是毫无保留地甘心被世俗化的信徒。当然也可以是二者合一,在信仰上不吃人间烟火,但在生活与事业上却追求世俗的利益。正如我们在政教关系上可以强调顺服掌权者(罗13),但也有基督徒会强调应当不顺从人(徒5),顺命与抗命成为了两极,没有中间思维的空间。面对瘟疫,我们大多不予置评,将瘟疫与苦难外判为政府的领域,将政教分离延伸为「瘟」教分离。

华人教会的末世论是一支独秀的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时代论作为一种程式的神学思维,其论述本身是神学中立的,时代论可以是摧毁式的末日说(catastrophic doomsday),也可以是逐渐式的末世论(progressive eschatology),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作为一种神学体系,时代论是美国时代的产物,美国不同时代的处境深深地影响了许多美国神学家,产生了各种的美国式的末世论。这可以追溯到約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但是美国的时代论对美国 历史, 文化与政治的影响是透过千禧年主义(millenialism),就是不同形式的乌托邦主义。经过了差不多一百年的发展,美国的时代论仍然无法产生一种具有神学意义的目的论,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为我们提供一套可言说的历史终末论,来理解人类历史的意义。

面对全球性的瘟疫,我们固然很容易想起《圣经》的末世描述: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路 21:11,严格来说这节是瘟疫在新约唯一出现的经文,另一处是徒24:5)。《圣经》对我们个人产生安慰,但作为牧者我们却要避免一厢情愿的解经,不单《圣经》不同经文需要仔细查考,我们要解释为何我们要祈求主必快来,但又要明白末日如何是一种不是耽延的耽延。我们要知道末世,但要谨慎,免得受迷惑。这些都是末世论经文的困难之处。良好而成熟的解经者必然会处理经文间的关系,也避免对号入座的解经。我们的讲章应该是深入浅出的解经,却不是以偏概全。《圣经》的真理是显浅的,但内里乾坤却是错综复杂。楚曼博士在本文中引用了基督论述西罗亚楼倒塌压死十八个人的故事(路13),指出基督没有提供简单的对号入座的解释,但这死亡提醒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走向坟墓。

这种在两极中间俗称为灰石地带的神学反思是我们最需要的思想空间,瘟疫中的教会的运作不是单单解决了网速与直播器材便可以照常聚会。神学思维往往不能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引,但却可以更新教会的信息,使教会可以在灾变中不单是安身立命,更是作时代的先知式的声音。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弥尔顿的《失乐园》, 再到二战后的欧陆思想家的文化反思都是在人类危急存亡之秋的伟大反思。但願这篇短文能够刺激大家的信仰反思,在全球疫情中更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们,直到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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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楚曼博士《死亡的延迟》(3/31/2020) Carl Trueman, Deaths Delayed.[Original article]卡尔·楚曼是美国宾州格罗夫市学院圣经和宗教研究教授,也是信仰与自由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是美国费城西敏神学院的教务长。Carl R. Trueman is a professor of biblic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at Grove City College,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for Faith and Freedom. He previously served as academic dean of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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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week, Pennsylvania state representative Stephanie Borowicz proposed a resolution that called for a day of prayer, fasting, and humiliation.

【上周,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斯蒂芬妮·博罗维奇提出了一项决议,要求设立一天作祈祷日,禁食和谦卑。】文章起头说及一位宾州的州议员提议要设立一个祷告日,事件当然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宾州引起很大争端。今时今日在美国的立国州竟然仍有人仗义执言,要美国回归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这是难得的。

Orthodox Christianity does not see prayer as an alternative to prudent action, such that praying that one does not, for example, develop measles renders redundant the need to be vaccinated. It is rather an acknowledgment that nothing takes place in the created realm independent of the transcendent reality of God. To borrow the apocryphal saying attributed to Cromwell, we trust God but also keep our powder dry.【正统的基督教不以祈祷来代替谨慎的行动,例如,祈祷人不会发展麻疹,所以不需要接种疫苗。相反地,祈祷是承认没有任何被造领域中的事,会独立地发生在上帝超越的真际之外。借用相传是克伦威尔的名言:我们信靠上帝,但也保持我们的(炮弹)粉末干燥。】


在第二段的结尾,楚曼博士引用了英国历史上最富争议性的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他带领国会派军队打败英王, 解散国会,自立为护国公。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弑君如弑国的克伦威尔被后世称为僭主,当时的清教徒是他在神学上的联盟,《西敏信条》(1646)便是这时期的产品。在政治上清教徒革命的成败一直是历史的争议,但英国历史的发展却是与清教徒分道扬镳,从王政复辟到现代的联合王国,英国人都选择了君主制的政体与主教制的教会制度。共和政体与长老制从来没有在英国生根,反而在新大陆开花结果。

楚曼博士在文章开始就引用僭主克伦威尔的话来定调什么是基督教的祷告神学,他说: 正统的基督教不以祈祷来代替谨慎的行动,例如,祈祷人不会发展麻疹,所以不需要接种疫苗。相反地,祈祷是承认没有任何被造领域中的事,会独立地发生在上帝超越的真际之外。借用相传是克伦威尔的名言:我们信靠上帝,但也保持我们的粉末干燥。当然克伦威尔所说的粉末是指十七世纪所用的火繩槍的火药粉。我们可以将此句加以现代化:我们信靠上帝,但我们的枪却要上膛。我的台北同工提供了文雅的版本:信靠上帝,同時克盡己責。


克伦威尔这种争战式的灵性与人生观更可见于以下例子:杰弗里·乔叟(Chaucer, Geoffrey, 1343-1400)曾说:要趁铁热时来敲击 (strike the rod while the iron is hot. 粤语是打铁趁热),身经百战的克伦威尔却說:不仅趁铁热时来敲击,而是用力击打铁支使它热起来 (not only strike the rod while the iron is hot, but make it hot by striking.) 军事式的类比常见与旧新约之中,克伦威尔的精神近似「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箴21:31)。

但引用克伦威尔的话不单是说一些像中国人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民间智慧,楚曼博士的标题是:延迟的死亡(Death Delayed),用意是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中对死亡的错误观念,楚曼博士称这是一种误置的知识论(epistemologically misplaced)。因此克伦威尔的干火药粉使人想起了斗拳与赛跑的的保罗。我亦想起了林慈信牧师常用来形容清教徒的话:清教徒是没有盘尼西林(penicillin)的,他们也不需要止痛药。我记得加拿大维真学院的巴刻博士(Dr. J.I. Packer) 也说过相同的话。这不單是中国人说的不怕死敢吃苦的精神,而是五月花那种远渡重洋的意志力,书写《失乐园》的创造力,敢于驾驭《利维坦》的魄力。

Christian claims about the meaning of particular incidents of suffering are always on shaky epistemological grounds because the Bible itself presents such things as arising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from punishment for wrongdoing, as with Ananias and Sapphira, to the deeply mysterious, as with Job. 【基督徒若要对个别苦难事件作出特定的解释,总是基于一些摇摆不定的知识论的基础,因为《圣经》本身提出了各种有关苦难的原因—— 从对罪的惩罚,如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到那极之奥秘的事,如約伯。】

楚曼博士提醒我们避免对号入座的解释,可查考《约翰福音》第九章基督的回答。《約伯记》也是否定报应论(theory of retribution)。

Yet while speculation by contemporary Christians regar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ronavirus may be epistemologically misplaced, it is no more so than secular claims that, for example, certain events indicate that holding particular moral positions places on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然而,尽管当代基督徒对冠状病毒意义的思索可能是知识论的误置,但世俗的说法是不遑多让。例如,以为自己一旦持定某种道德立场便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侧。】

Both represent not so much metaphysical truth claims so much as rhetorical strategies designed to provide personal views or preferences with some kind of objective and thus authoritative status. 【两者(基督徒与世俗界)的言说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真理,不如说是旨在提供个人观点或偏好的修辞策略,声称自己的看法具有某种客观和权威的地位。】

在相对主义的今天,世俗世界与很多基督徒自己都否定了基督教的真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真理,楚曼博士在文中不断用这些现代哲学的专有名词是要恢复基督教的真理性,难能可贵。

Appeals to metaphysical teleology take many forms, and those who deny the privilege to Christians should make sure they also deny it to themselves. 【诉诸于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可以有多种形式,那些认为基督徒没有言说特权的人,也无权确保自己有言说的特权。】

形而上学的目的是指所有关乎我们人类终局的信念,今次的瘟疫危机,科学家对疫情的宣告与预测往往具有形而上的色彩,带有浓厚目的论的意义。现今的政治,经济与医学都带有特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我们要祷告上帝兴起更多的基督徒在这些领域中争取基督教信仰的声音。

At some point, however, the COVID-19 crisis will be over, and the question for Christians will be simple: “What should we learn from this?” And one thing seems obvious: The levels of general panic indicate that few of us have been properly prepared for the reality of our own mortality. 【然而,在某个时候,COVID-19危机将结束,基督徒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 有一件事似乎显而易见:普遍恐慌的程度表明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为自己死亡的现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As a friend pointed out to me recently, when Jesus references the tower at Siloam and the murder of Jews by Pilate (Luke 13), he precludes a simplistic connection between death and particular personal wrongdoing. Yet he also asserts that such deaths should serve as a reminder that all of us are destined for the grave. And thence, in Christian theology, to judgment. 【正如一位朋友最近向我指出,当耶稣提到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和彼拉多杀害犹太人(路加13),基督排除了简单联系死亡与个人不法的行为,然而,他同时声称,这种死亡应提醒人们,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走向坟墓。这在基督教神学中的意义是,我们都要面对审判。】

教会主日崇拜的讲章往往强调在苦难中的安慰,但我们传道人有责任为会友提出一套较全面的宏观解释。从《约伯记》到约翰9章,路加13章都是较少人采用的经文。


Modern Western culture has tried valiantly to domesticate and marginalize death, both by taming it through fictionalized representations in movies and TV shows, and by keeping the real thing out of sight. But as in the case of that other target of the modern culture of trivialization, sex, we have been mugged by reality. 【现代西方文化一直执着地要驯化和边缘化死亡,即是通过电影和电视节目中重现的虚构影像来驯化死亡,使那真实的情景不会出现在我们眼前。这就像平庸琐碎的现代文化所对付的另一个目标:性,我们都被现实所抢劫(或重击),吃了大亏。】

楚曼博士一直关注与批判美国社会的性解放与放纵的现象与恶果。性不是华人教会的常常关注的课题,将死亡与性视为禁忌在中西文化中常见,华人避谈死,这是趋吉避凶的心态。也不多谈性,这是符合传统道德的礼。基督徒有责任探讨性与死亡,以《圣经》真理在世俗洪流中成为基督的见证。基督徒亦需要装备自己,具备从事文化分析与批判的能力。一些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如弗洛伊德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因为他们的影响深远。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但我会研究弗洛伊德的哲学,他的社会学与诠释学。正如我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与哲学却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楚曼博士在这里所用的字眼:驯化和边缘化,都是与弗洛伊德有关。这是最佳的基督教护教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解弗洛伊德的文化哲学,再以基督教的观点加以批评与转化,至终产生一套基督教的文化论述。


我们被现实所抢劫,We have been mugged by reality,是很难翻译的。这句美式英语的处境是指美国一代的人,误信了某种的意识形态,结果被现实重重的打击,受害于盲目的信念。英语的抢劫是 Robbery, Mugging, 分别是前者是使人有损失,后者是使人受伤害。这句话很传神地描写了整整一代人被意识形态所魅惑。在美国的语境中,这句话的出处是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当时的政论家说: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打击的自由派。意思是当自由派无法再逃避现实时,他们会变成新保守主义者。今天的基督徒必须提防全球化的趋势与普及文化的误导影像,它们将人生的生与死的问题加以驯化和边缘化,使我们习以为常,并且以虚拟取代真际,结果我们都被真际所抢劫。

Earlier societies surrounded sex and death with sacred ceremonies, and for good reason: They cannot be trivialized, domesticated, or marginalized with impunity. They are simply too significant and powerful. And so, as # MeToo has led the Hollywood elite to realize that their sex-as-recreation gospel was falsehood, so the coronavirus reality has made implausible that comforting thought of Cicero, that no man is so old that he does not think he will live for another year. This should remind the church of her priorities. “Redeeming the arts” doesn’t seem quite so urgent when your immediate problem is not that of obtaining tickets to the Met but of potentially dying before the box office reopens after the COVID-19 crisis. 【早期的社会用神圣仪式围绕着性与死亡,这是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人无法轻视、驯化或边缘化性与死亡而肆无忌惮地过活。它们是如此重要又强而有力。因此,正如反性侵运动已经逼使好莱坞精英们意识到,他们的性与娱乐是一种虚假的福音。同样地,冠状病毒的现实使西塞罗教人安舒的名言变成难以置信的话:没有人会活到年老到一个地步认为自己不需要再活多一年(人活百年不嫌多)。这应该使教会反思其优先次序。"救赎艺术"似乎不再是那么紧迫,因你当前的问题不是去购买大都会歌剧院的门票,而是可能在COVID-19危机后票房重新开放之前死去。】

取笑好莱坞的电影巨星与大制片人,挖苦文化精英主义的纽约客,这是十分尼采式的文笔。好莱坞美其名是梦工场,但其一直向美国与全球大量输出扭曲传统价值的电影,这是应该批判的。华人基督徒父母往往无力在普及文化上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荼毒。或许我们可以完全不看电影,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积极地培养文化批判的能力。纽约的华尔街看似是价值中立的经济中心,但纽约市借着庞大的经济力量,支持了主要的全国播放电视网络,数十年来推广纽约市自由放任的政治观,左右了美国的发展。这些都构成美国保守派基督徒对他们的文化批判。




We have clearly become accustomed to remarkably comfortable lives. How else do we explain fights in supermarkets over toilet paper? Make no mistake, I regard bathroom tissue as a most wonderful invention, of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any cell phone or coffee machine, but it is hardly one of life’s absolute essentials. And I have often wondered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saving lives.” “ Delaying deaths,” while culturally tasteless, is technically more accurate. We are born to die. Death is inevitable, which is why each of us finds it so terrifying. 【我们显然已经习惯了非常舒适的生活。否则我们怎能解释超市里对卫生纸的争斗呢?请不要误会,我认为厕所纸是最奇妙的发明,比手机或咖啡机都重要,但它不是生命的绝对必需品之一。我经常怀疑"拯救生命"有什么意义。"延迟死亡",虽然文化上没有品味,却在术语上讲更准确。我们生来就是死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它如此可怕。】

楚曼博士的英式幽默感尽显露在他对厕纸的「抽水」。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the task of the church to mug people with reality before reality itself comes calling. Yet that note seems to have been signally absent from the public profile of the church in recent weeks. Efforts to fight the virus are important; but so is the church’s task of preparing us for death.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任务是要在现实对人作出最后呼召之前,以现实来重击人民。然而,最近几周,这一论调似乎明显地没有出现在教会的公众形象中。努力抗疫固然重要;但教会让我们为死亡做好准备的任务也是同等重要。】

教会的使命是安慰受苦的人,挑战安舒的人 (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今天教会很容易会注重前者而忽略后者,即使教会在传讲安慰的信息时,仍然应该像《以賽亚书》的仆人: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賽61:1, 路4:18)

This was a point rarely lost on earlier generations of Christians. Take, for example,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s funeral liturgy. Rooted in biblical texts and suffused with biblical allusions, it speaks powerfully in a manner foreign to our own culture: Man that is born of woman hath but a short time to live, and is full of misery. He cometh up, and is cut down, like a flower; he fleeth as it were a shadow, and never continueth in one stay. 【这是前几代基督徒很少失去的一点。以《公祷书》的丧礼为例。它植根于圣经文本,充满了圣经典故,以与我们自己文化不相符的方式来说话:男人是女人所生,但活的时间很短,充满了苦楚。他生长他生长他生长,便被割下,像花一样;他如同影子飞逝,从来没有停留片刻。】


As Philip Rieff once commented, in past times people did not go to church to be made happy; they went to have their misery explained to them. 【正如菲利普·里夫曾经评论的那样,在过去,人们不是去教堂寻找快乐;他们去是为了得到对他们的苦楚的解释。】

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 是美国常春藤宾州大学的社会学教授(1961-1992),他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对美国知识分子有广泛的影响。其名著《治疗的胜利:弗洛伊德之后的信仰的运用》, 出版于1966年。明确地指出治疗性文化 (therapeutic culture)正在全面地影响美国,这是一种注重感性与心理学的文化,强调对他人的接纳,追求个体的快乐与自我实现。里夫教授笔下是一种新的美国人的原型:治疗人,追求身心都被治愈的个体,强调一己的感觉良好,不再追求任何形而上的真理。菲利普·里夫是楚曼博士喜爱的思想家,常常引用在他的文化评论的文章中。


I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is a guide, that is understandable: Lif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 miserable, and it ended in death. People wanted the tools to face reality, not distractions to make them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Our lives may be, on average, more comfortable than those of our ancestors, but that is a temporary state of affairs and our end is just the same as theirs. So, grim as it sounds, it is the task of the church to fight not so much against physical plagues, which come and go, but rather against that which Leszek Kołakowski dubbed the age of analgesics. 【如果《公祷书》是一本指南,这是可以理解的:十六世纪的生活是悲惨的,它以死亡告终。人们希望这些工具能够面对现实,而不是分散注意力,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整体而言,我们的生活可能比我们的祖先更舒适,但那是暂时的事,我们的结局和他们的结局一样。因此,尽管听起来很糟糕,但教会的任务与其说是与自然界的瘟疫作斗争,是循环往复的疫症,不如说是对抗这个寻求止痛药的时代,就是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对这时代的描述。】

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łakowski, 1927-2009) 是著名的波兰哲学家,他与海耶克(F.A. Hayek, 1889-1992)都是著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曾经在美国学界流行,影响了很多保守主义的学者。美国的70-80年代,出现了像薛华博士 (Francis Schaeffer, 1912-1984) 这一类的投身文化批判的基督徒思想家,他们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启发了整整一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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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比较汤姆·赖特博士(N. T. Wright) 与楚曼博士 (Carl Trueman)

这两篇一先一后的文章应该没有任何回应的关系,虽然一拼读起来给人鲜明对照的感觉。赖特博士的文章标题是:基督教没有提供关于冠状病毒的答案,基督教不需要如此作 (Christianity Offers No Answers About the Coronavirus. It's Not Supposed To. [中译本,谢谢 Ivan Cen and Harry Chou, 英文原稿发表日期是2020年3月29日)。楚曼博士的文章是「死亡的延迟」(Deaths Delayed),发表于两天后。赖特博士的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这本经济拮据销量日减的杂志是以对立传统基督教而称著。因此将赖特的文章冠以这突兀的题目是一点不意外。通常文章的标题是由编辑撰写,与作者无关。但这可能是赖特文章最后一段的摘要: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与负担,不在於我们能够对目前悲观的事态提出一个解释或原因。事实上,基督徒的使命,恰恰在於我们不能够提出解释,而只能哀哭。就像圣灵在我们当中哀叹一样,我们就算在我们的自我隔离现实之中,我们也能够成为祭坛,让神医治的爱与显现能够与我们同在。然後,我们才可以看见新的机会涌现出来,新的善行契机出现在我们面前,新的科学认识,新的希望。也许我们的领袖会有新的智慧与能力? 也许我们可以好好思考。


赖特说:基督徒的使命恰恰在於我们不能够提出解释,他接着建议基督徒需要复苏《圣经》中的哀歌传统。在面对灾难与社会剧变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对所属的社会产生更深的认同感,对自己的邻居生出更多的同理心。香港的杨牧谷博士曾经在他的有关一九九七的神学著作中提出以哀歌来回应当时的社会变迁。

赖特博士因着「保罗新观」的争议,加上文章较为负面的标题,引起了一些基督徒的反感。美国保守派的机构福音联盟刊出了回应:「因绝望而生的惊喜:回应赖特博士」(Surprised by Hopelessness: A response to N.T. Wright)。我不同意赖特的保罗新观,但不会因此不看他的书。我会对他的保罗研究有所保留,会比较多注意他对新约其他部分的研究。我是以研究的角度来看他的书,因此我不会鼓励一般信徒看他的书,除非他们有道学硕士的程度。这篇文章与赖特的保罗神学无关,他反而引用了较多旧约经文。我不会先入为主地批评他的文章,事实上我找到一些很好的句子:這些詩篇往往結束的後是以比較積極正面的方式結束,通常是結束於對於神的同在與盼望有一個被更新了的認識。(These poems [Psalms] often come out into the light by the end, with a fresh sense of God’s presence and hope, not to explain the trouble but to provide reassurance within it.) 这种强调我们不要以唯理的态度,加上自我合理化的思想来力求解释瘟疫的观点,也出现于楚曼博士的文笔中。


但是这两篇文章的确是给人截然不同的印象,赖特的文笔平易近人,少了一些文采,但却像《圣经》中的诗篇,没有高潮,却充满了安慰之言。楚曼的文风教人想起了路易斯(C. S. Lewis)的睿智,其锋利处更像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 路易斯所敬仰的作家)。两位英国的圣经学者与神学家充分展现了英国文学的华采。

更深层次地,赖特与楚曼的对比是《圣经》学者与神学家的典型分别。前者是以文本导向为主,后者是以神学思维为主调。但切莫以为《圣经》学者没有神学思维或神学家不注重《圣经》。虽然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但的确在学科的方法论上有明显的差异。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可以用这两篇文章来说明,作为圣经学者的赖特,处处以《圣经》文体为主要的反省素材,他致力寻求以文本的意义世界来回应我们这当下世界的危机。作为神学家的楚曼却是在行雲流水的神学境界来寻找对瘟疫的文化反思。用最显浅的话说,前者是見樹不見林,后者是見林不见树。

神学与圣经研究的差异对一般信徒不会有什么意义,正如不懂医学的人从不会花时间去了解不同医学的分科。即使我们患病时,我们的注意力仍然是如何医好我们的病。信徒在面对疫情时的焦虑是需要以《圣经》, 神学与牧养的角度来作出全方位的回应,因此这是教会牧者与同工任重道远的时刻。但是若要全面反思基督教对疫情与苦难这些现世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人?基督教信仰的反省与教导最奇妙的其中一点是:它经常不是由专家一手包办的。举苦难为例子,畢身研究《約伯記》的學者不一定是最能說明苦難問題的人,因为如果教会请了这位《約伯記》的世界权威来开讲座,很可能最后是参与者获得了一大套有关《約伯記》的资料,但完全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很多苦难的问题。如果教会请来了一位举世有名的华人神学家来讲苦难神学,弟兄姐妹可能听了很多神学的人物与名词,但仍然没有回应他们的问题。我知道有一间五百人的华人教会举办了一场有关疫情的讲座,请了数位医生来主讲,但结果仍然差强人意,因为弟兄姐妹听了许多医学名词,病毒的分析,感染学的历史与过去几世纪的世界大流行病的数据,但这些专题虽然富有教育的价值,却仍然未能回答一些最紧逼的生活起居的现实问题。

美国的白宫应变团队的记者会裡,从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不同的国家医疗研究中心的主管,再加上数位特请的流行病学的专家,看似是一个梦幻组合,但仍然出现各师其职之间会产生的摩擦。面对疫情,政府,商界,民间不同的界别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庆幸至今大家仍能通力合作,求同存异,致力确保美国可以渡过难关。


巴刻博士在《认识神》中区分了认识神(knowing God)和只知道关于神的事(know about God),有时可称为对神的认识对比关于神的知识。如果我们不介意这些不是尽善尽美的中文,我们可以借此对比来说明基督教真理教导的特质,并且对照哲学与科学的论述。首先这二者是相辅相成,存在着互补的关系。第二,认识神是远胜于对神的知识,这是一种揉合了知识与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灵性与真理的追求。用巴刻博士著名的话:神学就是三一颂。因此即使最深奥与技术性的神学概念仍然可以间接地关联于教会的生活,虽然神学不需要是完全为教会服务的。神学可以探讨一些表面看来与教会无关的课题,例如教会绝少会探讨基督教与瘟疫的问题,但如果有在这方面的专才,便可以向教会作出贡献。总的来说,基督教神学永远与教会生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神学与哲学在实践上最明显的分别,神学是有具体的信仰群体,并且不是社会中的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上帝所拣选的教会,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

今天人类社会正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割,突显于这次的瘟疫中,国家式的政策与个人的自由与安危,专家式的宏观防疫与个人自发性的自我对策。这次瘟疫的最普遍现象是全球人民都遵照自己国家的政策来一起防疫与抗疫,真是万众一心,将世界上的大都会都变成了像死城一般。但世界各国的疫情却是大相径庭,并且不是每个国家都完全步伐一致地追随世界卫生组织的指示。其中最切身的问题是口罩。如果你所居住的地区是没有鼓励人戴口罩,许多华人却会自发地戴口罩。当世卫建议世界各国不需推行口罩,很多亚洲的国家却反其道而行,大力鼓励居民戴口罩,并自行生产。有许多研究世界趋势的评论员都指出,这次瘟疫的第一位伤者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许多国家不会觉得需要依靠像世卫(WHO) 这样的全球化组织,甚至是完全听从公共政策的市民也发觉有些政府专家的意见并不是这么可靠,他们会自发性地做一些自保的防疫工作来保护自己与家人。在那些不鼓励口罩的地区仍然自发戴口罩的华人信徒,似乎都跟随了彼得的话:不顺从是应当的。(徒5:29)

基督信仰的群体一直都是最能兼顾群体与个体的张力,特别是在信仰的教导与神学的分享。基督教的神学从来不是专家的工作,专业的神学家虽然备受尊重,但他们没有垄断信仰的言说。另一方面,神学也不是完全以教会的实用主义为依归,神学的探索可以使我们有宏观的视野,突破个别教会的自我限制,放眼世界,关心社会。楚曼博士在文中提出:「在某个时候,COVID-19危机将结束,基督徒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 有一件事似乎显而易见:普遍恐慌的程度表明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为自己死亡的现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反省,与教会有关联,又帮助教会的信徒作出广阔的文化反思。

华人教会强调专业人士的社会身份,许多华人信徒也以此自居。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被质疑,专家式的思维可能也需要重新被了解。巴刻博士强调基督徒的全人整体的认识,而不是一种片面专门的知识。在西方历史中前者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后者很像韦伯(Max Weber)或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技术专才。今天华人基督徒需要更多神学的熏陶与反思,使我们可以对世界的问题作出基督教的回应。

今次的瘟疫最明显的是在公众政策上影响深远,很多问题已经扩大到超越了病毒学与流行病学的科研范围。我们在此需要强调医学家的意见在瘟疫的危机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我们也应该同意瘟疫不是纯科学的问题,像大多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危机,这是关涉我们每个人的全面问题,因此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反省。正如神学是如此重要,以致神学不是单单属于神学家。同样地,科学是如此重要,以致科学不是单单属于科学家。或许我们今天更应该说:瘟疫是如此致命,以致瘟疫不是单单由瘟疫学家管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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