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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家庭歸主記
生命中最大的奇跡
我信了耶稣! 2004-04-28 00:59:55

我信了耶稣!

刘永川

2004年4月27日

当知道我成了一名基督徒后,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以前一致觉得这是个人信仰的私事,不愿回答。但还是不断被人问,今天就干脆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我开始接触基督教会,可能与很多人一样,是觉得好奇。当时还是在斯坦福大学当学生,去了几次教会的活动,发现基督徒个个都很善良,待人很好。走进教会,心里感到踏实、平静和喜乐。同时,也觉得有信仰的人,大多有奉献精神,有爱心。从此以后,大概正是这种对心灵平静的向往,加上自己比较喜欢有奉献精神、有爱心的人群,就不断会去参加一些教会活动。但不经常去,也还不信,只算是保持了一种联系。

真正比较多地了解基督教和教会,还是在 2002 年后至今的一段。可能是这段时间我家庭生活比较稳定,我太太她每周都去教会,并有了许多教会的朋友,她促使我对个人信仰作了强化的学习和思考。这期间,我读了许多基督教得书籍、文章和录像,看了电影“耶稣受难记”,还看了一些道家的书,并借出差去斯里南卡考查了佛教。用这两年多,我认真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信仰思路。

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许多人可能都是在生活和工作稳定后,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和信仰。而我因生长的年代和环境,从小就被供给了一种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仰,那时这是唯一的选择。我出生在江西省井岗山的大陇乡,就是当年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所在地。记得我读中学时,我家房子隔一条小路就是一片小草坪,草坪边的牌子上写道“这是毛泽东当年读书,并观看袁文才部队操练的地方”。当时,我每天早上都会把我家养的鹅赶到这草坪来吃草,也坐在石头上看书。记得我还几次写过以“学习毛泽东”为题的作文。

当年相信毛泽东的,也几乎近似是一群宗教信徒。他们相信,人类经过“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可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也相信,经过“斗私批修”的修养,人可变得无私,并可促进社会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听说在“50年代”,这种信仰也有“显灵”,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好,可惜我没经历。我当时也很相信会有“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也相信人可经过学习和修养,可使自己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从而能过“有意义的一生”。我当时也把毛泽东当神了。记得小时第一次听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太太时,心里还很难过,觉得毛泽东就不应该像凡人一样有太太和孩子。

中国在“文革”的后期,尤其在毛泽东去世后,人们经历的是一个对毛泽东从怀疑到否定的过程。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其实更多的还是这个“从怀疑到否定的过程”,当时的学生大都不信毛泽东了,而转向相信理性和科学,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唯科学、以实证为标准。而此时的北京中央,也是全力推崇“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80年代初, 我在“西北工业大学”学习“航空发动机制造工艺”,因为对事爱追根问底,读了许多数学和哲学的书籍,结果发现科学和理性其实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数理逻辑就有证明,在任何一个逻辑系统中,都能找出一个命题,该逻辑系统没法证明此命题是对还是错。而对于社会发展的研究,科学和数学更有它们的局限。

不过,我当时还是相信科学和理性的无限威力,认为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不断从一个理性体系跳跃到另一个更高级的理性体系。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社会科学和政府部门的人对科学了解太少,在于数学理论没有发展出适合社会研究的方法和体系。为此,我还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发表。也是顺应这个思路,我考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之后又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在社会科学内,我属于强调实证研究,强调数据、科学模型和定量决策的流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时,我曾为国家体改做了许多社会调查。现在,我还为几所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么多年的研究和体会,我发现,如果社会科学和政府部门的人对科学了解多一些,如果数学理论能多发展一些适合社会研究的方法,确实有所帮助,但对社会发展和运作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任何一项决策的作出和执行也必须由人来完成。人总是有局限,也有利益和喜好。管理社会,不可能象管机器那样,用数学模型算出答案,再交给工程师去执行就好。中国在80年代后期,很多人都看到了实证的局限,开始转向更高层的理性,从制度上找答案。现代社会运作最好的还是西方的“民主”体系。因此,我也和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 “科学和理性”还要再加上民主,就可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了。

我出国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以后全力于研究和学习实证研究方法论,本来与中国的改革离得已很远了。但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意外地又被放回到了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浪潮中。1989年4月,我的导师休假,也放我假。为了收集论文资料,我在4月10日回到北京,正好遇上了1989年4月15日开始的学生民主运动,亲身感受了学生的奉献精神和对民主自由的真诚追求。起初,我还认为学生与政府应该能有好的对话,学生的民主和爱国热情,也一定能通过开明领导的宽容,而转化为民主建立的动力。在北大和人大,我都曾劝学生要有所控制,要有理、有利、有节,与政府合作而逐步推进民主。等到6月的坦克开进北京城杀人时,我就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望了。

1989年7月底,当时在美国的4万多中国留学生以各校推选代表、公开竟选的方式成立了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 我被选为主席。为此,我全力奉献了一年,并与许多学自联的优秀干部们一起创建了一个还不错的民主机制,使学自联顺利运行了很多年。相对而言,学自联也确实比其它许多组织都运行的好些,做了许多贡献。为此,我们也受到了许多赞扬。我和几位朋友都曾将此骄傲地归于学自联内部的民主制度和学自联成员的较高教育水平,并由此推论,中国需要的就是民主和教育。

可后来几年,“学自联”却好像成了是我背上的一个十字架。就因为我是“全美学自联”的首届主席,中国政府一直不许我回国。而在美国,在一些华人聚会上,却常有人问我,为何“学自联”的许多骨干都回去当了“爱国华侨”,那么拥护政府。为何当时有8万“学自联”成员拿了6、4绿卡,当时拿绿卡时说是因为这些人回国会受迫害,是因为这8万人要为中国民主奋斗,现在这8万绿卡大军在哪?

我开始还会为“学自联”、为8万绿卡辩护一下。后来,自已也被事实给弄糊涂了。有一天,我去问一位美国研究民主的泰斗,他回答说,如果是他,也无法抗拒诱惑。我后来又去问了一位很资深的美国政治家,他也给了我同样回答。那时,我好像突然醒悟,人、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如此地软弱、自私和贪婪,科学、理性、民主、教育也无法改变这一切,无法改变人的本性。这时,我豁然开朗,我想,我10多年不能回国,也许正是神的安排,他让我免受诱惑而保持认真思考,他要我过一种充满爱和充满奉献的喜乐生活。

也许正是神的安排,2001年初,我又回到了教会的生活,开始读圣经。今年看电影 “耶稣受难记”时,看到那些鞭打耶稣的人的奸笑和残忍,我觉得那很熟悉,他们代表的就是人、是每一个人的本性表现,是每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的本性表现。如果把我们许多人放到那个场景里去,不管他/她受了多高的教育,不管他/她有多聪明,他/她都可能会是那个鞭打耶稣的人,一个边打还边笑的人。科学和理性可使人聪明,教育可使人更文明,民主可规范人们的利益冲突,但都无法改变人的本性,无法解除人的罪恶。

我们人类可庆幸的是,造物主并没有放弃我们,他用耶稣的血为我们恕罪。我相信,科学、教育和民主都无法解除人类的罪恶,唯有我主耶稣可为我们恕罪。而美国之所以强大,也正是因为美国是以基督精神建国的。科学、教育和民主制度在美国的完善,也只是因为有了耶稣的带领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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