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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村小說《憤怒》看良知与救贖 2005-05-07 16:16:33

從北村小說《憤怒》

——看良知与救贖

■ 陳琪

《憤怒》主旨所在

《憤怒》(北村著,團結出版社,北京)的主人公馬木生是農民,在家里活不下去了,和妹妹到城里打工。沒想到妹妹慘死,赶來的父親竟在這地獄般的城市里失蹤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尸。但馬木生相信父親已經死了,是在被收容后被打死的。馬木生決定討個說法,于是上訪。可是四處上訪沒有說法,于是,他成了專門偷貪官的大盜。再后來他殺死了可能導致父親死亡的錢科長逃亡。路上遇到一位牧師的點化,內心深處有所触動。他便到一個西部小城埋名立德,廣行善事,甚至成了副縣長。但做好事并沒有給他內心帶來平安。他收養了一個孤女,在對她傾注的愛中暫時得到解脫。之后,女儿愛上了他,他便告訴了女儿自己的真實經歷。為了造成自首的局面,女儿檢舉了他。他也順服了這樣的安排(可稱之為“間接自首”),被警察孫民逮捕歸案。但后來孫民也受到馬
木生感化,也為了十年前打死馬木生父親的冤案主動投案自首。最后,他們二人都在監獄里獲得了內心平安。

北村的《憤怒》塑造了明光照耀式的人物:馬木生。北村說馬木生是第一個他愛上的筆下人物。這位主人公從小把生命的尊嚴看得比生活的壓力更為重要,從小就沒法理解自己的母親怎么會為了活命、吃飯就出賣自己的肉体給村支書。他馬木生即使在快要餓暈的情況下仍然不愿去偷輕而易舉可以到手的五塊錢。平生第一次偷錢的他良心馬上不安,最后還是把偷來的錢分給了乞丐們才算。后來他成了大盜并組建團伙。盜亦有“道”,他們只偷貪官污吏的錢,偷錢后便分給那些最貧窮的人,對城市老百姓秋毫無犯。再后來他殺死了錢科長,遠走异地去埋名立德,樂善好施,感化了一方百姓,然而內心仍不得平安。最后,在監獄中他才有了安宁。可以說,他無比熱愛正義,追求良善,也終于學會了愛。因此北村才使得他的監獄在朝陽下鍍上一層金色光芒,“好像天國的景象
”。[1]

《憤怒》反映了下層民眾的悲慘生活,寫出了在“悲慘世界”中受苦的人們一旦“憤怒”就可能鋌而走險、自求正義。難能可貴的是作品不限于單純反映悲慘的社會現實,而寫出了良知和忏悔的重要。這一點《憤怒》很像法國大作家雨果(1802-1885)的《悲慘世界》(1862),一方面寫出了世界的悲慘,另一方面也寫出了良知和忏悔的可貴。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說:“上帝永遠存在人的心里,這是真正的良心,它不為虛假的良心所左右,它禁止火星熄滅,它命令光要記住太陽,當心靈遇到虛假的絕對時,它指示心靈要認識真正的絕對,人性必胜,人心不滅,這一光輝的現象,可能是我們內心最壯麗的奇跡。”[2] 這正是《憤怒》的主旨所在。

北村自覺在為人類永不會滅絕的道德感和良知力量而寫作。通過馬木生的探索与忏悔,作品在謳歌“人性必胜,人心不滅”這一光輝現象,在提醒著人類絕對不會埋沒的“真正的良心”。

正像雨果對人性必胜和人心不滅的堅定信念成就了《悲慘世界》的卓越一樣,北村的基督信仰也促使他從中國當代文學中荒寒的處境中突圍而出,對人類的良知和道德、悔悟和更新寄予厚望,對弱勢群体給予關注和悲憫。這一點使得《憤怒》走向了深刻,雖然它略顯單薄,也許還比不上《悲慘世界》的厚重与偉大。

良知作為精神資源

基督教信仰相信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雖然“身無彩鳳雙飛翼”,但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基督教的使徒保羅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里;因為神已經給他顯明”(《圣經·羅馬書》1:19);“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里,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并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圣經·羅馬書)2:14-15)

人心深處的神圣律法,不是外在法律之镌刻,而是上帝放置在里邊的良心,是神在人心中發出的微響,時刻指引著人過該過的生活,舍棄罪惡,要人對神、對他人始終誠實。也唯有良知才把愛和公義調和起來,使公義得到真正成全。

"對于他這种人來說,只有良心平安才能活下去。”[3] 馬木生正是從良心深處獲得了做人的准則,听到了上帝這微小的聲音,而這樣的准則不是普通書籍可以給他的,也不是從這個世界從內心之外可以听到的。馬木生,這位熱愛讀書的人,几年前早就停止買書了,因為書并沒有教會他如何生活和做人。“他發現,知道生活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一個人在深夜,听自己的良心。”[4]

然而,也正是良心使得馬木生的自以為義在更高的正義面前飽受折磨。十年前他自以為通過自己設立的“法庭”公正地殺死了殺父仇人,不認為自己錯了。可复仇之后,良心一再提醒他:你殺錯了人怎么辦?“別人不公可以用仇恨、离棄和蔑視來對待,可是自己不公卻無法离棄,因為人無法离棄他自己的心。”[5] 于是他試圖通過做好事乃至成為工作狂來證明自己是個好人,使自己良心重獲平靜,卻只能讓他陷入越來越深的孤獨。最后,他順服了女儿的安排,把自己交付出去,不再自以為是法官,而是把自己當成罪犯,終獲內心平靜。而這份平靜是以放棄自義和忏悔過去而得。

這种活躍的良心生活使得馬木生在當代文學中成為一個大寫的人。可以說,如此重視良知和忏悔,重視誠實和尊嚴,正是基督教理念給這部著作帶來的巨大影響。這也使《憤怒》能用超驗的价值之光來穿透紛亂的社會現實,在當代文學比較注重人下半身的氛圍中突兀而立,開始謳歌大寫的人、精神的人、价值的人。因此,《憤怒》這部現實主義作品帶上了濃郁的浪漫主義風格。

馬木生殺死錢科長這個公、私生活都敗坏、腐化透頂的坏蛋,不單單是复仇,也是一次關于公正的演習,他寫了審判書,自己對錢家明進行了審判,以良心和正義的名義判他死刑,并鄭重在審判書上署上自己的真名。這不就是縮小了的正義行為嗎?

可就是這樣的自認為非常正義的行為,馬木生逃亡后卻像俄國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罪与罰》(1866)中拉斯科尼柯夫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一樣陷入了深深痛苦。因為人畢竟不是虱子,人的生命尊貴,是不可以隨便處決的。北村讓馬木生良心痛苦并無法以做好事平撫心頭不安,就是為了指出很多時候,所謂的革命者們往往以真理和正義的名義越過界限去复仇。誰給人權柄呢?是上帝給人的,因此人應該有所害怕,不可以仗著權柄肆無忌憚。

《憤怒》中馬木生逃亡之際曾听牧師講解《圣經·約翰福音》第八章那個故事,這個故事頗得北村熱愛,在《孫權的故事》中也被引用過。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么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于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听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個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圣經·約翰福音》8:3-11)

正是這個故事使馬木生開始反省自己的罪性,最終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不再把自己當成一個法官,而是當成一個罪犯。因為很多時候也許人沒有勇气去犯罪,但并非沒有罪性在心里泛濫。

所以,他扔下了要打別人的石頭,成了那位站在中間的犯罪婦人。

如果人人都認為自己公義并可以隨意打擊、殺死自己認為不公義的人,那么真正的公義將不复存在,這個社會就成為人和人相互殘殺的地獄。為了說明這一點,北村不惜讓馬木生這個中國農民多次進行這方面非常深刻的思考,其思考的結果雖然多是作家本人的,未必是馬木生所會和所能想出來的。但這也正說明了北村急于發表他從基督教理念獲得的這一真理。

到底是怎樣的救贖

有趣的是,《憤怒》雖然借鑒了基督教理念,北村也是一位基督徒,但細細考察,居然發現《憤怒》所反映的未必是地道的基督教精神。當然,作品寫到了公義和自義問題,寫到了忏悔,寫到了良心,寫到了人物如何通過自首獲得平安,寫到了對弱勢群体的關怀,寫到了生命的尊嚴,等等。這都和基督教理念密切相關。但在基本點上,《憤怒》顯然背离了基督教精神。

其背离之處主要就是作品所隱約透漏出來的人性觀。

基督教認為人固然是上帝創造的,但人已經墮落了。一方面人還有神的形象和良心來對上帝刻在心中的律法模糊感知,另一方面人又是全然墮落和敗坏,人性深處充滿了幽暗和罪孽。因此,對人性的看法必須是平衡的。只提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是基督教的看法。顯然,《憤怒》過分夸大了良心的作用,以至于北村通過馬木生所宣揚的似乎是一种沒有救贖的福音,一种愛和良知的福音。

從根本上來說,基督教固然有許多美好理念,但這并不是基督教的根本,耶穌也不主要是作為一個道德高尚的偉大人物。對信徒來說,他是救主。其前提就是每個人都徹底墮落,良心絕對沒有辦法找到上帝,良心也絕對不是上帝。就像一個溺水的人不可能拽著自己的頭發把自己從水里拽上來。因此耶穌才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上,成為《舊約》一直預言的彌賽亞(希伯來語的“彌賽亞”即希腊語的“基督”)來拯救人。但是很多猶太人不相信他就是那位彌賽亞,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而根据《圣經》,耶穌之死又恰是天父借不法之人的手成就了早就定好的救贖計划,人只要承認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承認耶穌是基督,接受他作為神圣替罪羔羊的代贖就可以獲得拯救。所以,基督教信仰強調他救而非自救。

為什么這么強調?

就是建立在對人性墮落的信念上。這就是和中國文化傳統對人性比較樂觀的“光明意識”不同的“幽暗意識”。

《憤怒》中的馬木生似乎生下來就与眾不同,“對于他這种人來說,只有良心平安才能活下去”。[3]他殺人以前對自己的評价就很高,“我有自己的道德感,我從不多拿人家的東西。我也有愛心,如果我有很多錢,我一定不會獨享,我會分給別人”;對自己陷入仇恨也有一套解釋,并不怪罪自己,“可是我心里充滿仇恨,因為那些有很多錢的人,他們連一塊錢也不想分給我”。[6] 殺人之后,起先他一直認定自己是對的,是公義的,但越到后來卻越來越孤獨,越來越認為自己錯了,不該自以為義。“他不再純粹從做好事中求得平安,而是希望出現另一個答案,一個不一樣的答案,在這种期待中慢慢使心情平复。他的夢開始變化,雖然還是夢見法庭,但他不再是慷慨激昂的那一個。而是坐在審判席上靜靜聆听的那一個。”[7] 為什么他會有這种覺悟,也漸漸止息了心中的
憤怒?一個主要途徑是聆听良知的聲音,“它是最好的朋友,它和他交談時也最真誠,它是最好的導師”[8]。另一個途徑是通過觀察美麗的大自然,“我想,既然有這么美麗的世界,為什么沒有美麗的人生呢?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是不對的,是哪里出了岔子”。[9]

所以,通篇看不到馬木生真正獲得了基督教的那种救贖,而是寫他通過良知和大自然走向了上帝,触摸到了上帝,獲得了良心信仰。就像《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一樣,根本上是良心成了上帝。最后,馬木生的順服也不是在耶穌基督的法庭前,而是在人間法庭前完成了“順服”,獲得了內心平安。或許,北村這樣寫是一种象征,但給人會帶來這樣的看法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從基督信仰來看,這分明是一种謊言,一种廉价的愛的福音,也注定了在這個人性墮落的黑暗世界中并不可能。

忏悔,有兩种。一种是奧古斯丁那樣在神面前的神義論的忏悔;一种是盧梭那樣在人面前的人義論的忏悔。盧梭的忏悔之所以是人義論的,是因為連他的忏悔本身也成為一种變相的控訴,顯出一种因認識到自己能夠忏悔而有的驕傲。馬木生的忏悔正是近于人義論的,因為他完全借助了自己的良心獲得了絕對的是非感,成就了一個走向崇高的自我。他擺脫過去罪惡的纏累,絲毫不是因借助外在于人的耶穌基督的拯救,而是靠內在于人的良知的反省。于是忏悔也就成為人自我成圣、走向崇高的手段,而不是人在上帝面前的悔改歸正。盡管馬木生也說:“除了良心,沒一個人能審判別人,也沒有一個人能感動別人,我是一個准備服刑的罪犯。別讓良心變成特權。”[10] 其實,他已成為一個有著良知特權的英雄。他放棄了外表的善行,走向了內心的善行。以至于周圍的朋友們
、親人們都對他崇敬有加,認為他崇高偉大。

可是,基督教認為良心已受罪惡的玷污,并非絕對可靠。基督教思想家、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帕斯卡爾(1623-1662)早就說過:“人們干坏事從來都沒有像他們是出自良心而干坏事時干得那么淋漓盡致而又那么興高采烈了。”[11] 帕斯卡爾正是強調人們干坏事時,也可能認為是出于良心,像恐怖分子劫机撞擊世貿大廈事件所顯示的。良心可能會錯,而人自己還以為對,所以并不可靠。所以,帕斯卡爾認為基督的救贖是不合乎人的天性良知的:“世上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以天賦的理性作為指導。唯有基督徒才受約束要向自身以外去汲取自己的規律并使自己熟悉耶穌基督所留給古人的規律。”[12]"唯一違反天性、違反常識、違反我們歡樂的宗教,就只是那种永遠存在的宗教。”[13] 帕斯卡爾認為這就是基督教。所以,通過忏悔、愛獲得平安和快樂,并不是基督教,這是和靠著修
煉獲得解脫的人本宗教一脈相承的。在一個不公不義的社會,靠著推銷愛的福音建立一個良知社會,簡直是幻想。

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宣揚革命加人道的宗教,宣揚良知的力量,這和那個時代的精神是一致的,因為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也是一個浪漫的時代。過了一百年了,北村又在宣揚這种不要革命但要人道和良知的人本宗教,和雨果在人性觀上倒不謀而合。只是對于深深浸泡在整個二十世紀幽暗歷史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似乎過于樂觀了。北村過去的寫作一度只注重基督教的特殊恩典,現在又走到另一個极端,只注重普遍恩典了(基督教神學中把良知和大自然作為上帝的普遍啟示和普遍恩典)。

總之,不管体現了怎樣的信念,《憤怒》仍不失為北村探索道路上的上乘之作,因為他試圖深刻捕捉并描繪當前的真實,也試圖給出一條道路。雖然他指出的路不見得正确,但對問題的觀察仍相當敏銳和深切。他所塑造的新人畢竟也是當代文學的一次有益嘗試。

注釋:

[注1] [注3] [注4] [注5][注6][注7][注8] [注9][注10]北村《憤怒》,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195,145,196,47,240,146,252,299頁。

[注2][法]雨果《悲慘世界》(五),李丹 方于 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4頁。

[注11][注12][注13][法]帕斯卡爾《思想錄》,何兆武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445,447,270頁。

陳琪 生于1972年,1997年受洗歸于基督,現在中國大陸某高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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