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意網 世界民意論坛 金山自由論坛 網上文革博物館 中國知青歲月 信仰與生命 飲食與健康 文苑一角
脢脌陆莽脙帽脪芒脥酶 >> 脨脜脩枚脫毛脡煤脙眉
心意更新=重生得救
刺穿基督的心——當我們不關心政治時
基督徒应当如何爱国? 2013-07-02 21:05:31




基督徒应当如何爱国?
——兼与梁家麟商榷

余杰

 香港回归十年来,民主政治大幅倒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等领域也日益蹇迫。以香港的基督教会及机构而言,许多教会和机构由原先的支持大陆的家庭教会、否定官方控制的“三自会”的立场,逐渐改变为与“三自会”展开各种所谓的“合作”项目、并疏远家庭教会。许多香港教会的高层人士,以受邀到内地访问,与宗教局、“三自会”的负责人会晤为荣,而罔顾大陆数千名在狱中的基督徒的命运,对大陆家庭教会的处境也缺乏同情的理解。

梁家麟的“爱国秀”表演给谁看?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我与王怡、李柏光三名基督徒拜会美国总统布什,讨论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此次会见,引发了关于“政教分离”的颇多争议,亦波及香港的教会及教友。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突然宣布取消事先已经决定的对我、李柏光和张前进三名基督徒的访学计划。我不得不在媒体上公开此事件。对此事的种种不同意见和看法,我愿意谦卑地倾听与平等地讨论。然而,让我惊讶的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连续在香港著名的基督教报纸《时代论坛》上发表多篇文章,严厉批评此行是在“搞政治”,是“不爱国”,是在讨好帝国主义,因此中神方面取消邀请理所当然。迄今为止,即便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及其控制下的“三自会”,亦无人敢出面撰写此类造谣侮蔑的文字,梁家麟却自告奋勇充当了先锋的角色。
如此声色俱厉的批判,让我宛如进入到文革时代大批判文章的氛围之中。如此装腔作势的爱国秀,演技甚至还不如那些爱国愤青和“五毛党”。梁家麟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俨然以爱国者自居。当然,基督徒应当爱国,基督徒应当做好世上的公民。但是,基督徒不是狭隘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更不应当是不义的政权的追随者。加尔文说过:“当但以理要违抗一个由君王作出的不虔敬法律时,他否认自己对抗君王是有任何过错的,因君王已经逾越了上帝为他设下的限制,而且不只无礼地对待人类,更是违背上帝——而且这样做,是废除了他自己的权力。”我并不认为我比梁家麟更不爱国,但我是以朋霍费尔的方式爱国,而不是以丁光训的方式爱国。我爱的是每一个同胞,而非抽象的权势与建制。
我不敢相信这样的文字出于一位生活在香港的基督徒和神学教授、而且还是一位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学者之手笔。于我而言,梁家麟不是陌生人。在此之前两个多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之邀赴港讲学。经友人介绍,与梁博士有过一次会面。见面时,他提及曾经撰写过一篇探讨我的信仰和创作的论文,该论文发表于《建道学刊》。我看过这篇文章,论文对我有诸多赞誉,但其所用材料多是二手、三手的报道,存在诸多疏漏。如果作者直接与我交流或者向我所在的方舟教会的会友了解情况,这篇文章会更有说服力。但我考虑到,大概是因为大陆与香港在地理上的阻隔,使得作者难以搜集到一手材料。即便如此,香港的基督徒学者注意到大陆基督徒作家的创作和思考,已经难能可贵了。
那次会面时,我也道出此前与梁家麟的一番“神交”——大约三年之前,我刚刚成为基督徒后不久,偶然读到梁家麟所著之《激流中的委身》。作者以一九八九年地动山摇的香港社会为背景,悉心解读《彼得前书》,将个人的情感和时代浪潮熔铸在对圣经经文的领受之中,让我深受启发。梁家麟的这本解读《彼得前书》的著作,写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如今读来,这些掷地有声的字句仍然让我心潮起伏:“难道我们一旦成了基督徒,就真的自绝于国家与人民之外?难道在天安门的广场上,我们除了看到灵魂之外,就什么都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理想、热血、激情?看不到暴政的肆虐、人民的困苦、大地的呻吟?看不见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我们的圣经真理在哪里?上帝对此默默不语?”我深信,当时梁家麟对天安门运动的关切,不是在“别有用心”地“搞政治”,而是在声张基督徒的爱和公义。当时,我们“方舟”教会刚刚成立,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我们这群“小羊”只好祈求上帝亲自带领,并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笨嘴拙舌的我,勉力带领主日学和小组查经。那时,我便以梁家麟的此书为蓝本,整理出一些适合“方舟”教友实际需要的讲稿来。由此,我一直对粱家麟充满感激之情。
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梁家麟竟然如此决绝地以“今日之我”反对“昔日之我”。十七年之后,当大陆年轻一代基督徒和人权活动人士,为那些依然受到暴政逼迫的教友及同胞奔走呼号时,已贵为神学院院长的梁家麟却意味深长地评论说:“我不相信中国的家庭教会因此会获得更大的自由……我相信此行能收到对他们个人人身保护的效果,这亦是此行惟一能达致的效果。”他还给我扣上了“卖国”的帽子。这不是一名学者经过严密的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是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羞于说出的诛心之论。从来没有在文革时代的大陆生活过,粱博士如何学到这种只有姚文元才具备的刀笔吏的手段?

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

梁院长不喜欢内地家庭教会的成员到国际社会去呼吁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和争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我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呢?为什么要让一桩桩的教案曝光于国际媒体呢?这样做是在“搞政治”吗?这样做是要羞辱祖国吗?原因很简单:获得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的支持,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共施加压力,是大陆遭受逼迫的家庭教会不可或缺的维权手段之一。近年来,从华南教会案件、河南教会案件到蔡卓华牧师案件等等,正是通过众教会的代祷和声援、人权律师的积极介入、异议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以及海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力,才让结局有所改善。梁家麟一向标榜关心大陆教友的处境,却否定我们在国际社会为蒙冤入狱的基督徒们呼吁,他难道真的对一系列的宗教迫害案件一无所知吗?当我们参加主日崇拜的自由也被剥夺的时候,难道不应当站出来捍卫信仰自由吗?
按照梁家麟“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和王怡、李柏光不过是“拉虎皮作大旗”的小人罢了,我们参与此次会面惟一的收获便是个人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可是,梁家麟毕竟不是胡锦涛主席,北京当局并没有给他面子,并没有接受他“好心”的建议,让我们这几个基督徒从此就“安全”了——就在我与布什总统会见当日,北京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三名秘密警察强迫与我妻子谈话,粗暴地威胁她说,只有与我离婚才能有荣华富贵。几天之后,我与王怡回国,刚一抵达北京机场,十多名便衣毫不掩饰地围绕着我们拍照和录像,警车一连数日停留在我家门口监视和跟踪。有政治警察甚至扬言,他们轻易便可以制造一起车祸让我“人间蒸发”。此种“安全”,不知道在香港养尊处优的梁家麟,愿不愿意主动去“争取”、并亲自来“享用”呢?
在连篇累牍的批评文章中,粱家麟振振有词地说,余杰并不能“代表”大陆信徒,因此批评余杰并不是批评所有大陆的兄弟姊妹。他强调说,批评余杰是一种言论自由,他反问说——余杰难道不可以批评吗?这些看法故意不顾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首先,只有中共当局才喜欢自作多情地充当“三个代表”,我从来就没有“代表”别人的企图。我在任何公开场合都声称,我的看法只“代表”我个人,并不代表大陆家庭教会,甚至也不代表我所在的方舟教会。从梁博士的学术履历来看,他以教会历史研究见长。我希望梁博士仔细考据一下,找出我本人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说过“代表”广大大陆信徒的原话来。假如找不到原话,请梁院长立即停止莫须有的栽赃和陷害。
其次,对我的批评,当然是梁院长不言自明的言论自由,难道有谁剥夺了这一批评权吗?梁院长的批评难道不是接二连三发表在《时代论坛》上并收入个人文集之中吗?长期以来,对我的各种批评,海内外都有,教会内外也都存在。我向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冕”的态度对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因为批评我而遭到权势力量的打压,我不是胡锦涛,哪能“制裁”批评我的人呢?更何况香港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地方,粱博士何必故作“杞人忧天”状呢?谁都知道,不能批评的是中共当局,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介书生。与之相反,几年来,我在大陆不能公开发表文章,像我这样一个被封杀的异见知识分子和家庭教会成员,有什么力量来危及梁院长的言论自由呢?梁院长发表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是滥用了香港的言论自由。

梁家麟的学术并不中立的“倪柝声研究”

梁家麟为什么如此喜欢作诛心之论呢?后来,我读到他的大作《倪柝声的荣辱升黜》,这才明白他的“变脸”原来是有渊源的。他对倪柝声这位以身殉道的前辈基督徒的攻击和抹黑,比对我这个刚刚受洗不久的年轻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攻击和抹黑卖力若干倍。我个人在信仰上持温和的改革宗立场,对倪柝声的若干神学观点及教会治理方式并不认同。在中共建政之后,倪柝声一度对中共抱有幻想,在中共专制机器的打击下也软弱过。但他最后靠主刚强,为信仰被囚二十年并以生命殉道。我相信倪柝声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是一名“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的属灵伟人,当然也是一名有瑕疵的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谁又能说自己毫无瑕疵呢?然而,梁家麟的这本著作,从全盘否定倪柝声的既定观念出发,不加考辩地引用中共为倪柝声罗织的种种罪状,在这个“案件”中,梁家麟既当检察官又当法官。他既没有挖掘出新的材料和证据,也没有走出书斋去采访掌握第一手史料的人物,便将自己的想象和推测当作不容置疑的结论。
倪柝声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批评必须要靠扎实的史料来支撑,还应当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基督徒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活动,不仅要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和原则,还要有基督徒的立场,那就是以追求爱与真理为目标。但是,在梁博士的这本著作中,我看不到爱,我看到的只有恨。这一点,很多基督徒学者都看得很清楚。神学家吴主光指出:“梁家麟博士不明白圣经,更不明白主所教导要我们藉属灵生命来辨别的原则,只凭猜测来肆意定别人的罪,拆毁别人的名誉和工作,引以为荣。这是今天神学教育的失败,因为不注重以生命影响生命。”为了故作惊人之论,为了世俗意义上的“学术成就”,梁家麟不惜扭曲事实、颠倒公义,这样的学术能够荣神益人吗?这样的神学教育只能培养出大批的“不信派”出来。神学家于中旻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并不同意‘小群’的道理,坦白说,对他们还有些成见。不过,小群到底也是信主的。……作者政治气味太重,似是在为谁讲话,攻击教会,抹黑教会。讲公道话,以倪的才慧,如果投身入伙,其前程功名,会超过任何批斗他的人,包括现在批斗他的人,且会有升无黜,有荣无辱;只是他选择受苦,而以身殉道。单这一点,就不容谁追贬、污辱。”于先生看得很准,梁家麟确实在为“谁”讲话,说穿了,那个“谁”就是中南海里的北大人。梁家麟爱的不是“公义使邦国高举”的国家,而是丧失了合法性基础的中共当局。
谁是北京当局不喜欢的人,谁就是梁博士的打击对象。这些攻击和侮蔑,却打着“学术中立”的旗号展开。昔日,中共不容坚守信仰、拒绝马列的倪柝声;今日,中共照样不容那些不认同“三自”路线的基督徒——我当然也在其中,自然而然便成了梁家麟的靶子。其实,梁家麟不仅攻击倪柝声、攻击我们与布什总统的会面,而且还在《时代论坛》上撰文攻击《生命季刊》在香港举办的福音大会,甚至将王峙军牧师发给他个人的征求意见的信件公开出来,并认为福音大会是“反华势力利用香港作为基地”的活动。此种做法,不仅不符合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基本伦理,也跌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如今,梁院长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不是信仰者了,他是院长、是官僚。如果用知识分子和信仰者的标准来衡量他,真是刻舟求剑之举。他早已从学者“进化”为长官,其个人身份的定位大大不同,所以“变脸”也就顺理成章。二零零六年夏天,我访问香港的时候,有幸参加“七一”大游行,与数万香港市民一起为自由和人权而呐喊。在“七一”游行的队伍中,我看到了陈日君枢机主教、朱耀明牧师等神职人员身影,也看到了司徒华、黄毓民等平信徒的脸庞,却没有看到当年为“六•四”惨案仰天长叹的梁家麟。梁家麟当上院长仅仅一年时间,难道真如鲁迅所说“人一阔,脸就变”吗?可是,建道神学院院长的职务,如果放在中共严密的等级制度中,也不过是科级单位的科长。为了这个“七品芝麻官”就上演川剧之“变脸”绝技,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值得吗?

基督徒应当追求权力的冠冕,还是追求公义的冠冕?

我当然不会认为这样做值得,这是屈从于撒旦的诱惑。对我来说,自由和尊严远远高于权势与名誉。我一辈子都没有做官的“恩赐”,也没有做官的兴趣,当然觉得“学而优则仕”不值得。但有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将获得和保持官位看得比说真话、守良知更加重要。当我看到曾特首连续三次澄清说,自己以前没有参加过支联会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参加过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的新闻时,我也就完全理解梁院长为何要对处于逼迫中的内地的基督徒弟兄作如此刻薄的恶评了。
曾特首和梁院长两人,何其相似:曾特首视支联会为艾滋病病毒,不惜抹杀十七年前那灵光乍现的一点良心;梁院长也居高临下地教训基督徒不要“搞政治”,他还记得自己当年所发出的追问吗——“对中国,我们可有什么承担?”身在官场,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粱院长应当向另一位比他级别高得多的“院长大人”学习学习“厚黑之术”——曾担任中科院院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在文革的隐隐雷鸣声中,赶紧宣布此前所写的所有著作都是被时代淘汰的垃圾,并亲自动手将其焚烧之。以此,郭沫若终于苟活于乱世。粱院长要取信于中共当局,不妨先将深深后悔的“少作”《激流中的委身》付之一炬。
梁院长的大批判文章连续发表了八篇。在这些妙语连珠的文章中,我看不到基督徒的爱心和善意,看不到真诚讨论问题的态度。在这些洋洋洒洒的文章中,只有乱扣帽子,只有欲加之罪,只有无比夸张的“爱国心”。在香港,整天标榜“爱国”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是董建华,是曾宪梓,是马力,是曾荫权……是这些抹杀良心向北大人效忠者。然而,有时马屁也拍到了马腿上。比如,马力要求香港历史课本删去关于“六四”屠杀的段落,并宣称坦克压不死人,最后在千夫所指中死去。便是北京方面也厌恶相关言论,因为北京根本不愿任何人提及“六四”,即便是为其辩护。昔日的“共和国卫士”如今焉在?国庆大典上,为什么不将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钢铁长城”都请出来炫耀“血染的风采”?君不见,“反革命暴乱”渐渐变成了“政治风波”么?与之相似,梁院长的大作《倪柝声的荣辱升黜》,似乎也没有获得北大人的青睐,因为毛时代对教会的残酷迫害,便是北大人自己也要遮遮掩掩。同时,梁院长对白宫会面的抹黑,似乎也没有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载,因为这一事件在大陆完全被封锁,即便是刊登批评意见也会让民众看到真相的一角。
看来,梁院长的马屁功夫还有待提高,梁院长对国情的了解还很有限,梁院长需要到中央党校进修一段时间,才有资格充当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在香港的发言人。不过,既已输诚,下一步的荣华富贵是少不了的。“城头变幻二王旗”,曾特首、马主席和梁院长都在演戏,他们期望坐在豪华包厢中观看这出戏的乃是北大人。梁院长及时“改邪归正”,演技已然直追曾特首和马主席。既然如此为官府卖力,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可以得到“三自会”副主席或香港分会会长的冠冕,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是囊中之物,那是何等荣耀!
不过,这绝对不是我追求的冠冕。我深信,基督徒的荣耀不在地上而在天上。我曾经在张伯笠牧师家中的墙上,看到过倪柝声写的一首歌词。我相信,如果不是一位拥有丰富的属灵生命的基督徒,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歌词来的——即便学富五车的梁博士,花一百年的时间也写出来,因为这样的词句靠的乃是圣灵的感动,而不是个人的聪慧。我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基督徒,一个生命不完全的基督徒,但我愿意像倪柝声弟兄在歌词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信仰的缘故,付出受苦的代价。这首歌词亦是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基督徒的鼓励与劝勉,我想将它转赠给梁院长,也转赠给那些在“窄门”和“宽门”之前彷徨于无地的朋友——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你活在这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复原。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附注:当梁家麟的第一篇无中生有、强词夺理的批评文章在《时代论坛》发表之后,香港教会的一位友人便感到不平并将文章电邮给我。我不愿回应之。紧接着,又有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似乎对我的批判要像长江之水一样滔滔不绝。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参与辩论的次数大大减少,面对许多攻击和谣言,通常一笑置之。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将有限的时间和经历消耗在诸多无谓的辩论之中。直到梁家麟发表了第五篇文章之后,我才不得不撰写一篇短文回应之。因为许多基本的事实需要澄清,否则真的会“三人成虎”了。本文发表于《苹果日报》,编辑将题目改为《向北大人交心,先抹杀良心》。因为报纸篇幅有限,许多问题未能展开。后来,我将此文作了修改和扩展,并恢复原来的题目。


hit tra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