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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要为着“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奔跑
信仰和公权力对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影响
我们都能够成为黎明的光——余杰弟兄專訪 2013-12-28 19:44:44

我们都能够成为黎明的光
——余杰弟兄專訪

全威

余杰简介

余杰,中國四川成都人,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一直致力於文化和時政批評的寫作,是中國大陸最關注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之一。2003年,余杰受洗成為基督徒,並在多位維權律師和作家組成的北京方舟(家庭)教會聚會。
2006年,余杰以中國大陸家庭教會成員及異議作家的身份,與王怡、李柏光一起在白宮得到美國時任總統布殊的接見,並對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展開長達一個小時的深入交談。
在中國執政當局的壓力下,余杰於2012年1月11日攜家眷由北京赴美。之後余杰在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發表名為《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我的去國聲明》,講述了自己多年的遭遇、特別是一年多以來被綁架、軟禁、和恐嚇的艱難處境。
信主後的余杰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上,先後出版了《香草山》、《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谁为神州理旧疆:中国的信仰复兴与社会转型》、“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與王怡合著)以及《生命书:聖經中的大智慧》等優秀書籍,備受基督徒學者肯定。
余杰在文字事奉的恩賜有目共睹,然而由於他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以及直言不諱批評當局的政治弊端的做法,而在海內外華人教會中引起不少的爭議。
現旅居大華府的余杰日前隨張伯笠牧師紐約佈道巡迴之際專門撥出時間接受本報的專訪。

上篇:走進公共空間,用筆見證福音

與很多理工科背景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不同,文科出身的余杰從小就是有神論者,並且信主受洗以來有穩定、良好的教會生活,自認為是一個有生命的基督徒。

記:一些人認為,您曾經歷從文化基督徒到有生命的基督徒的蛻變過程。那麼,您是否認同這種說法?請您談談自己信主9年來所經歷的信仰的蛻變及更新過程。

余:「文化基督徒」這個稱謂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劉小楓為代表的对基督教文化有兴趣的學者提出的。但我不同意「文化基督徒」的提法。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沒有必要在前面加上「文化」的頭銜。同理,我也不會采用「商人基督徒」、「工程師基督徒」等稱呼。總之,我覺得基督徒身份應該高於他們的專業和职业。

那麼,如何評判一個基督徒是否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看他們有沒有穩定的教會生活,是否扎根在一間教會,是否願意接受牧師、傳道人的牧養。然后,在各个方面活出符合圣经教导的见证来。倘若如此,那麼我認為他(她)就是一個有生命的基督徒。

所以,如果「文化基督徒」這個概念成立的話,我認為這個稱呼用在那個時代對基督教研究有熱情的學者身上可能比較適合,因為他們雖然對基督教的文化和價值觀抱持認同與欣賞的態度,但他們幾乎沒有教會生活,更沒有委身於教會。

但是,像我們這批上個世紀90年代、2000年代成為基督徒的大部分年輕知識份子,就不是這樣的情況。就以我為例,令我感恩的是,從2003年受洗後迄今差不多9年的時間裏,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教會,而且深深委身於教會,並與教會其他的弟兄姊妹建立有血有肉的聯繫。在中國的時候,我在北京方舟教會聚會;到了美國後,我加入到由張伯笠牧師建立的大華府豐收華夏基督教會。

記:很多中國人都受到受無神論洗腦式教育根深蒂固的影響,遠志明牧師在佈道時常提及無神論思想是阻擋中國同胞特別是知識份子信仰入門的最大障礙。那麼,您的信仰歷程中是否也經歷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的掙扎?您當年是如何經歷從抗拒基督教到最後決志信主的過程?

余:我想遠牧師所列舉的對象,主要是理工科背景的知識份子。對我而言,無神論從來不是信仰基督教的阻礙。我從小就是一個有神論者,相信這個世界有個造物主,只是我當時不曉得這位造物主究竟是誰,不知道祂就是我們信仰的上帝、三位一體的主。所以,我與很多理工科背景的知識份子有所不同,我從未經過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的信仰掙扎。

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寫過長篇的信仰見證,但我過去曾接受一些媒體訪談時分享過自己的見證。此外,我的妻子劉敏在她撰寫的見證《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中也講述了我信主的過程。也许,再過2年,就是我过了40歲的時候,我會寫一本小書,專門把我的信仰歷程寫出來。

記:您妻子劉敏姊妹的個人見證中提及當牧師叫到你的名字要給你施洗時,你突然跪在臺前痛哭流涕的場面。其實,您在洗禮前一晚以「不喜歡形式化的東西」為由向劉敏表示受洗時堅決不下跪的,但後來聖靈如何感動您跪下來痛哭流涕的?

余:聖靈開我的眼,讓我認清自己是個罪人。我當時受感動痛哭流涕,向主認罪悔改。對我而言,信主最大的掙扎不是無神論,而是對罪的認識。若不徹底認識自己的罪,我就不會在神面前謙卑俯伏下來。

我一直是比較驕傲的人,從小到青年時代,我的人生道路走得很順利。我13歲開始嘗試寫作,中學時代發表文學作品10餘萬字並多次獲獎。199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拿到北大文學碩士學位。在北大求學期間,我創作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和思想隨筆。1998年,部分作品結集為處女作《火與冰》出版,在中國讀者中和文學界引起巨大反嚮,短短兩年間銷量就突破上百萬冊。

在我慕道期間,有一次一位來自溫州的傳道人,在我家查經時就講到罪的問題。我記得那傳道人劈頭盖臉地對我說,「你是一個罪人,若不向主認罪悔改,就要下地獄。」當時這句話給我造成很大的刺激。我對罪的理解,一直是從儒家思想或者是法律角度來看的,所以我自認是一個好人,而無法接受自己是罪人的現實。不過,待我後來通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查經,我才從基督教意義上明白罪的真正含義,不認識神、虧缺神的榮耀就是罪。所以,對我而言,承認自己是個罪人,是我信仰道路上的突破點。

余杰在紐約公開分享見證時曾說:「神給我一支筆,用筆來傳福音,用筆來讚美祂……」這句話點出了余杰把文字事奉定為他未來的服事主的方向。余杰還認為基督信仰不是局限於教會內部,而是面向社會大眾,基督徒不能不關心社會議題,為社會公義問題發聲乃是基督徒責無旁貸的。

記:神對您有獻身事奉的呼召嗎?

余:信主以後不久,神的呼召就清楚地臨到我。但是神給我的呼召与对王怡的呼召有明顯的差異。神給王怡的呼召是讓他作全職事奉的牧者,王怡順服神的帶領,全部身心都投入在教會的牧養工作之中。

但神對我的呼召是作文字方面的工作。儘管我沒有把所有時間都用在主題和福音有關的寫作上,但這些年來我看到神對我寫作道路一步一步的帶領,即以福音為主題的寫作在我的写作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且以福音為主題的寫作跟我在教會的服事是相輔相成的。

我以前在北京的方舟教會時,雖然沒有被正式按立為長老,但幾乎承擔了長老的職分。方舟教會實際的工作差不多由一位傳道人和包括我在內的三位同工一起承担。這種教會服事對我的寫作事奉、信仰生命有很大的促進和提升。

我相信,跟福音相關的主題的寫作,在我未來的寫作生涯中,占据的越來越大的比重。比如,2010年开始进行的“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還有剛剛出版的《生命书:聖經中的大智慧》,這些都是我文字事奉的代表性作品。《生命书:聖經中的大智慧》相當於靈修札记,書中摘錄了聖經中40個故事,並用優美的文學化的語言來加以阐发。我相信這樣的書對很多弟兄姊妹個人靈修有一定的幫助,也能吸引一些还不信主的朋友对圣经产生兴趣。

除了寫作,我也會作資料編輯方面的工作。我下一部希望參照《世說新語》的記敘筆法把基督教幾千年來的殉道者及著名牧者的故事編輯成書,每個故事都短小而精悍,且體現出聖經的核心理念和價值。比如,把谦卑、勇敢、宽恕等等各列为一个章节,把相关的人物和故事罗列进来。我相信,這本書問世後將使廣大華人教會受益,牧師可以把它作為供講道使用的喻道故事的參考書,它還可以成為信徒個人靈修的良師益友。總之,我在未來會更加專注于文字事工。

記:除了文字事奉以外,您還考慮過從事其它領域的福音工作?

余:我也在開始影視傳媒的工作。比如,我最近和一些媒体洽談合作拍攝關於中國家庭教會的系列紀錄片。這個拍片的計畫差不多已經定下來了,以前我和王怡共同撰寫的“基督與生命”等書籍將作為拍片的重要素材。我甚至也考慮和張伯笠牧師等牧者聯合成立一個基督教的研究和出版機構,專注编辑出版基督教的書籍和刊物,以及拍攝福音影視作品等。

未来几年,我們計畫每年出版5至10本書。值得一提的是,我打算在國內已经編輯出版了十多期的《橄欖枝》雜誌拿到海外来做,預計每年出版兩期,以后成为季刊。與《海外校園》、《生命季刊》及《舉目》等基督教雜誌相比,《橄欖枝》有自己的特色,在思想上更有深度,同時開放更大尺度去探討一些敏感性的社會议题和公共議題。例如,我們會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發去探討如何面對中國的计划生育政策,並且會將各種意見集合成專題文章作深入探討。

記:從您的話可以看出來,您未來的文字工作都離不開社會議題的探討。那麼,您是如何看待傳福音和基督徒在公共社會的使命之間的關係?

余:我認為傳福音是一個非常廣的概念。然而,無論國內的家庭教會還是海外華人教會都把傳福音片面化和狹窄化,就好像要開一個佈道會然後帶領100人、1000人信主才算是傳福音。但在我看來,傳福音也包括文字、網路及影視傳媒等事工,還有我剛才談及的從信仰角度透视计划生育以及對同性戀、堕胎等諸多社會敏感問題發出基督徒的聲音,也算是傳福音,即基督徒透過公開探討社會議題的方式,讓社會大眾來瞭解我們的基督信仰。

現在很多基督徒把信仰窄化變成一個私人空間,誤以為唯有躲在教會裏面才能談信仰。但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大的偏差,基督徒不該把信仰自我設限,正如主的光要照在世界的每個角落,基督徒也要走向公共空間,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為諸多社會公義問題發聲,就政治、經濟及道德等各類社會議題表達出基督徒的立場。簡而言之,我們作為因真理得自由的基督徒,不該把我們的信仰和社會割裂開來,也不該放棄向社會表達基督徒就各類議題立場的話語權。

下篇:神呼召部分人推動社會變革

余杰的政論、時評一貫以語言犀利、敢言著稱,他對中國政治的弊端有諸多不留情面的批評。由他撰寫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與《劉曉波打敗胡錦濤》等更把自己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受到很多海內外華人的非議。余杰對政教關係有自己的解釋,他認為基督徒不能對政治保持沉默與淡漠,不能主動自絕於公共領域之外,基督徒的信仰價值在政治的領域也要得以彰顯。

記:您發表過不少政論和書籍,比較令人關注的是《中國影帝溫家寶》以及《劉曉波打敗胡錦濤》。那麼,您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民主鬥士,還是一個神的僕人?

余:這兩者一點都不矛盾。不过,我要作一点小小的修正,与其说我是民主斗士,不如说我是人权捍卫者。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而已,而人权才具有更高的价值。神的仆人更应当成为人权捍卫者。人被上帝所造,人被上帝所爱,故而具有不可被剥夺之权利与尊严。

當然,我承認神不是呼召每個基督徒都要關注民主、自由與憲政這些議題,但是神一定會呼召一部分人去做,所以教會對參與論政的基督徒應給與尊重和認同,不能批評和排斥。

在我看來,很多教會、牧者犯了割裂聖經、斷章取義的錯誤,本來是因為膽怯和冷漠,不願對社會公義和人權的問題發聲,還非議、排斥參與論政的基督徒。比如,有一些北美華人教會不敢和我公開來往,有牧者、長老私下裏向我解釋說:「我們教會要到大陸去做一些工作,若和你來往恐怕會使我們的工作受損失。」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的難處,但我認為教會不能用偏頗的神學觀念來批判、攻击与孤立那些敢於評論时政、为公义发声的基督徒。

記:您剛才提及參與民主運動也是神對您的呼召,那您依據什麼這樣確信?神是給您特別的啟示還是透過一些事情給您印證?

余:我在國內這麼多年特別是在方舟教會所走過的路程都是神一步步的帶領,神蹟奇事一直伴隨著我。包括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們居然有了自己聚會的地方,居然可以製作自己的基督教刊物,居然能够向那些上访者和异见人士传福音,還有我在執政當局殘酷的逼迫之下依然能生存下來……如果沒有神的帶領,如果不是神垂聽我們的禱告,我覺得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記:不少人對您出版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與《劉曉波打敗胡錦濤》頗有微言。在您看來,這些書除了揭露當前中國政治的黑暗、對當權者進行批判外,對基督教的發展又有怎樣的作用?

余:我認為揭露中國政治的黑暗,推動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跟實現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必然相關的。因為宗教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中國整個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密切相關的,它們之間不是割裂開來的。为什么说信仰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是密切相關的呢?例如,教会和基督教机构有出版報刊、書籍甚至办电台、电视台的需要,當局不可能只让公民有在教會內崇拜的自由,而剝奪教會和基督徒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所以,只有推動中國社會民主化,使中國成為民主憲政的國家,才能保障中國人民享有全面的、完整的宗教信仰自由,才能營造有利於教會及福音工作自由發展的良好環境。

當然,我不會強求每個基督徒都做這樣的工作,但既然神在我身上有這樣的帶領,我就不會特別在乎一定要有多少教會和基督徒去理解我、支持我。實際上,縱觀基督教二千多年的發展史,上帝總是呼召一部分人走在前面推動社會政治的變革,就像當年的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他們掀起的宗教改革也影響到政治層面,推動了歐洲國家的政治變革,最終使基督教各宗派與天主教獲得同等權利和地位。也使得近代的宪政文明得以建立。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由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

記:發動宗教改革並非是馬丁•路德的初衷,他當時只是期望就天主教一些神學教義和信仰上的偏差和教廷深入地討論。可以說這是一種體制內的改革。

余:雖然如此,但宗教改革運動有如野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回顧歷史來看,宗教改革的直接影響,不仅是新教体系的形成,而且是政治上的大變動,欧洲诸多民族获得独立和自由,人类从中世纪进入近代。這完全超過馬丁•路德起初的預想。这一历史进程当然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記:華人教界有一些聲音指出,批評統治者的黑暗、向當局爭取信仰自由的做法都缺乏聖經的支持。

余:並非如此。如果我们回到清教徒的传统中,因为圣经明确规定了统治者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是有限的,如果违背了上帝的原则,则失去其权力的合法性。清教徒时代的牧师和学者撒母耳•卢瑟夫在《法律与王子》一书中指出,人民根据上帝的旨意,仅给予了政府有限的权力,并且是有条件地给予——如果统治者违背了契约条款,人民保留与其解除契约的权利。如果统治者违背上帝的律法和自然律,破坏人民的基本自由,他的权利就丧失了合法来源,而抵制这样的统治者是基督徒的责任。当年,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开国之父们的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就是:“反抗专制统治者就是服从上帝。”

在圣经中,耶穌潔淨聖殿就是典型的例子,耶穌所做的比我還要激進千百倍。因為我只是寫文章批評當局,而耶穌身體力行的去做。

記:依我個人來看,耶穌潔淨聖殿乃是對當時猶太教世俗化的行動回應,這都是信仰的層面。很多牧師認為,無論耶穌還是保羅都沒有針對羅馬政府的殘暴統治、奴隸制度進行公開批評。

余:我不這樣認為。圣殿不仅是教会内部的问题,也关系国家的政治生活。耶穌反對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的統治,也拒绝被犹太人认为是带领他们获得民族解放的君王,但耶稣確實對當局的黑暗統治提出了批評。比如,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叹,他的话是那么决绝:“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而且,在旧约中还有源远流长的先知传统,那些先知们在面对世俗的君王的时候,斥责他们的罪恶,是何等斩钉截铁、不留情面。虽然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基督徒不能自以为是先知,但先知的精神、先知的智慧、先知的勇气,我们都是可以效法的。

記:由於您直言不諱、針砭時弊,敢於在那些最敏感的政治話題上發言,使您成為中國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回到《中國影帝溫家寶》那本書所引起的爭議話題,華人教界有聲音指出,您有很多恩賜,在中國大有用武之地,可以為中國家庭教會的牧養、文字工作以及家庭教會合法化、公開化進程貢獻巨大力量。但您編著的《影帝溫家寶》等於把自己推向和政府的對立面,最終導致您被驅逐中國,給您在中國的服事情造成很大影響。所以有人認為,您如今不能回到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您過於激進的言論所一手造成的。您如何看待這些批評?

余:我覺得這種說法非常可笑,藏在這種觀點背後的是膽怯。他們不去譴責加害的一方,反而指責受害的一方的錯誤。就好像某個貌似中允的人,指責一個被歹徒欺負的少女說,「誰讓你長得這麼漂亮!」他不去指責歹徒,反倒過來指責受害者,這是什麼邏輯呢?如果他们生活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代,他们一定与暴君站在一边,指责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说:你们为什么要得罪国王呢?你们难道不能驯良如鸽子、灵巧如蛇吗?你们这样顶撞国王,不是自己送死吗?在我看来,這種說法缺乏最起碼的是非善惡與公義的判斷。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荒谬的观点呢?我的看法是,在华人教会中普遍存在一种儒家化的基督信仰,我们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不知不觉就把儒家观念带入到基督信仰之中。儒家文化是一种以权力为中心的伦理架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被限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有权者便掌握和垄断了是非善恶对错的判断,所有人都必须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任何人都不能“犯上”,成为一种潜规则。对于敢于“犯上”的人,一定要清除之。这种文化进入到教会中,使得教会也变得趋炎附势,察言观色。在中国,有依附于共产党政权的“伪教会”的三自会;在台湾,有两蒋时代受国民党荫蔽的一批国语教会;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也有一些专门结交权贵富豪的教会。

实际上,基督信仰恰恰是一种破除一切偶像崇拜、直接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信仰。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暴君面前毫不畏惧,严厉地指出其可怕的结局,这种场景在中国的历史中极少出现。基督信仰强调人具有上帝之形象,所以人无比珍贵。这一点,后来在美国独立宣言中被引申为“人因被造而平等”,并进而生发出良心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及一整套的人权观念。

回到我的批评文章上来。當然,我不敢保證我對中國領導人和各种社会现象的評論都是正確無誤的,我也不認為我所寫的每一篇政治評論都符合聖經的教导。基督徒會犯錯誤,我也會犯錯。我愿意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無論更具聯合國的人權宣言還是更具中國现形的憲法,我的这些言论都在应当被保障的公民的言論自由的範疇之內。如果有人認為我的評論有誤,可以公開提出批評,被批评则甚至可以跟我对簿公堂。但是,仅仅因为发表不同言论,就应当受到非法软禁乃至酷刑折磨吗?在西方國家,一個知識份子、一个基督徒,即便用非常尖刻的語言批評政客甚至國家元首,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為何放在中國就變得不正常了?這不是說批評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說华人的制度和文化有問題。

總之,我認為,那种我因批评中共领导人而受迫害是“咎由自取”的看法,是站在暴政一邊,站在強者一邊的。這和基督教精神不相符,耶穌是站在弱者一邊,站在受逼迫的人一邊的。

記:您在紐約幾所華人教會分享自己的見證時,曾提及會努力藉著出版的刊物和書籍傳達出基督教信仰的精髓:神的慈愛、公義和寬恕。但另一方面,您未來依然會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政治評論以及社會議題的探討,這些時政批評的文章比較容易彰顯出公義,但您如何透過這類文章表達出愛和饒恕?比如您編著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與《劉曉波打敗胡錦濤》也可以傳遞出基督徒的愛和對仇敵的寬恕嗎?

余:在基督信仰裏面,慈愛和公義要有一個平衡。华人教会喜欢讲慈爱,而回避公义;喜欢讲恩典,而回避律法。所以,我会更多讲公义和律法,以纠正当下的偏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认同慈爱、恩典和宽恕等理念。比如說我在寫《劉曉波傳》時,我就專門用一章談他的「我沒有敵人」的理念。這個理念背後是劉曉波對基督教精神價值的吸收。儘管劉曉波還不是一個受洗的基督徒,但他離信主僅有一步之遙。在我看來,劉曉波在很多基本的觀念上與基督教理念很貼近。比如,他提出的「我沒有敵人」的理念中,就表達出對那些作惡之人的寬恕。當然,我也可以站在基督徒的角度去饒恕那些動手打我的秘密警察。

儘管如此,那些貪官污吏以及作惡之人,仍然應受到上帝的律法和人间的法律的追究和制裁。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基督徒不鼓吹仇恨和報復,主張愛仇敵、寬恕他們,但加害者也不能因此逃避法律的審判。未来中国在對待歷史傷痕的態度上,可以學習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做法。在一次關於種族隔離期間屠殺事件的聽證會上,委員會主席、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大主教在對犯罪者的犯罪行为進行查证同時,只要犯罪者诚实说出事实并有忏悔之意,他最后一般都会特赦之。特赦的前提條件是知道真相,知道罪犯是誰,這樣的寬恕才有意義。換言之,只有揭開真相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解。未來的中國轉型時,也应当經歷這樣的過程。

原载《基督日报》,受访者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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