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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翻轉,與神和解
神的主权与人的政治001
王志勇:从“控诉黑暗”到“见证光明”—— 2014-03-01 21:53:07


王志勇:从“控诉黑暗”到“见证光明”—— 为余杰弟兄平安抵美感恩,为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祷告



王志勇:从“控诉黑暗”到“见证光明”—— 为余杰弟兄平安抵美感恩,为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祷告


王志勇 牧师


一石激起千层浪!余杰弟兄及其夫人刘敏姊妹全家于2012年1月11日晚上平安抵达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全球轰动!


美国之音、法新社、德新社、多维等多家国际媒体和网络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大陆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自己的微博上称“余杰离开中国,客观上对他对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选择”。“自由主义作家对开拓中国的言论空间是有贡献的”,但他指责余杰是在“为难自己的祖国”。1月13日《环球时报》刊登署名为“单仁平”的评论文章《中国不是禁止自由的铁幕》指出,余杰逆向而行出走美国,“出走”所代表的对中国“言论不自由”的宣判,与中国舆论不断多元化的趋势相抵触。当然,自由媒体所表达的更多的则是同情和支持,正如“德国之音”中文网“北京观察”所表达的那样:“中国异议作家余杰突然携带子前往美国定居,他的这种举动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出于无奈。在中国,异议人士的只能有三种命运,要么噤声,要么入狱,要么流亡。余杰的举家赴美让人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程度。”


作为余杰弟兄的朋友和弟兄,二零零八年中国《零八宪章》的共同签署者,笔者在此为余杰弟兄及全家平安抵美献上感恩,并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献上祷告。


余杰弟兄是人,是中国人,更是我们在基督内的弟兄。作为人,他享有上帝赐给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中国人,他当然享有在中国大地上自由生活、自由崇拜的权利。作为我们在主内的弟兄,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圣名之下,更具圣经的启示和基督教大公教会的正传,一同在这个世界上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3-16)。


作为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都有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迁徙的自由。“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这个世界不是人和个人的世界,不是任何政党的世界,也不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世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24:1)。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并且把治理全地的使命与责任赐给了人:“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7-28)。上帝把尊严和权利赐给了每个人,任何组织都当保护和促进个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不得借助任何名义践踏个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余杰弟兄自1998年出版《火与冰》之后,就受到中宣部和安全部门的监视;在2000年北大说是毕业之后,因为当局的干预而不能正常就业;长期以来,不能享受基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多次遭到传唤、软禁、恐吓等各种骚扰;在2010年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更是遭受非法软禁、酷刑、监视和“被旅游”。在个人和家人长期遭受如此苦待的背景下,余杰弟兄与家人依然离开中国,来美国定居,乃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尊重的。孔夫子尚言:“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左传•哀公十一年》);余杰弟兄选择适于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乃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的是沉重的悲哀!余杰个人的遭遇乃是一个缩影,像他这样文质彬彬、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人才尚且在现代中国遭受这样的待遇,那些缺乏知识和信息的农民、城市下岗的工人等等弱势群体,又能享受什么样的尊严和权利呢?其实,在这样极端专制的政体下,不仅是布衣百姓毫无尊严和权利可言,即使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赵紫阳这样的共产党总书记,也是一个被摧残、凌辱至死,一个被残酷打击,终身监禁,郁郁而亡。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中不能享受基本的尊严和自由呢?为什么这享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却一再地摧残自己的百姓,甚至使孔老夫子也发出“苛政猛于虎也”的慨叹呢?(《礼记•檀弓下》)。对于延续至今的中国专制与暴政现象,我们必须做从文化与宗教的深度做出深刻、系统的思考。中国共产党“全盘西化”,接受背离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无神论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倡导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将中华民族推进前所未有的浩劫,使得在1958年-1962年间所谓的“大跃进”等造成多达四千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1966年至1976年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上亿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摧残和伤害、1989年对学生为主的和平示威进行大规模的武力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和伤残、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号蛊惑百姓之后却用法律的手段剥夺了全中国人民个人拥有土地的权利。此种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暴政固然也在俄罗斯、柬埔寨出现,但在中国却是空前持久、空前惨烈,这难道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没有根深蒂固的关系吗?正如台湾新儒家蔡仁厚在考察孔孟荀哲学时所反思的那样,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问题就是没有安排政权的“政道”,“没有客观的法制,所以天下为公的理想,欠缺一个法制以保证它的实现,终于转为家天下的‘实习’制度。”(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12页)。当然,“法制”的问题还涉及到更深的文化与宗教的问题。这就是说,传统中国文化固然有“仁政”、“德政”的提倡,固然不乏智慧和爱心的亮光,但其缺乏上帝意识、救赎观念和法制制约的“内圣外王”思想乃是滋生各种暴君和暴政的土壤。这就回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回到余杰弟兄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使命上来。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承认五大概念,一是上帝的存在,二是律法的神圣,三是人性的败坏,四是基督的救赎,五是基督徒的责任。首先是上帝的存在,“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 11:6)。另外,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没有热河人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12:34)。只有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审判,我们的文化才会有形而上与道德上的根基,才有终极性的权威可言。不管是共产主义,还合算其他形式的无神论,不管提出的口号和理论如何漂亮,因为缺乏对上帝的信靠河敬畏,最终都是不同版本的强盗哲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次就是律法的神圣性,上帝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设立了最基本的道德法则,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否定上帝的律法,我们就丧失了判断善恶是非的绝对性的标准,最后走向的就是可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所标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第三就是承认人性的败坏,也就是余杰弟兄经常强调的人性中的“幽暗意识”。圣经明确地宣布:“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 3:23)。基督教不仅承认每个人所犯的本罪,甚至强调亚当所犯的原罪给人性所带来的罪的污染,使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甚至已经重生得救的真正的基督徒社会身上仍然具有这种犯罪倾向的残余,要一生一世与这种犯罪的倾向和冲动争战。正是因为这种对罪以及人性的深刻认识,才使得基督徒不会相信任何人为的“内圣外王”,必须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来约束、指导所有的人,这就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精髓。第四就是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唯独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也是上帝赐给罪人的独一的救世主。基督教的这种在救赎真理上的排他性并不是出于宗教或宗派上的狭隘性,而是坦诚地宣告上帝所启示的真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正视因为这种排他性的宣告,不管是个人,还是任何组织,当然也包括政党和国家,都不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基督教就是从根本上破解这种赤裸裸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迷信和专制的良药。第五就是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就是认识、信靠独一的上帝以及他所差来的独一救主耶稣基督的人(约17:3)。基督徒的责任就是通过自己的祷告和言行,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这种见证的核心就是劝认人与上帝和好:“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 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林前5:18-21)。为了传扬这样的福音,使徒报罗见证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林前4:12-13)。因此,基督徒愿意付上自己的眼泪、汗水和鲜血,目的就是劝认人认罪悔改,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和好,同时也彼此和好。这是基督徒最大的责任。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虽然在人权保障上还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余杰全家能够顺利来到美国,说明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了帝王专制时期那种“株连九族”的残暴,也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不仅要从精神上消灭阶级敌人,还要从肉体上彻底地消灭阶级敌人”的残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保障个人基本尊严和权利上,中国大陆的改革仍然是任重道远。作为中国人,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和平、渐进、有序地转向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现代国家。关键是我们基督徒到底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什么样的角色呢?余杰弟兄的转型就是一个突出的标记和象征。


在二零一二年元月十四日主恩基督教会主日崇拜之后承认主日学的感恩分享中,余杰弟兄说,几十年来,他写了几十本书,总之就是揭露中国共产党同志中国的黑暗和残暴,就是义正词严地“控诉黑暗”;如今上帝对他有新的引领,就是充满信心地“见证光明”!他要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向中国人、向全世界见证在耶稣基督里的大爱和盼望。其实,这一转型他已经悄然开始,余杰弟兄所著的《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深刻地揭示了基督教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目前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谁为神州理旧疆?——中国的信仰重建与社会转型》(台北:基文社,2010年)更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最大的悲剧便在于,或一心学习法俄,或拼命效法德日,偏偏就是与英语国家伟大的清教徒传统和新教伦理擦肩而过。而正是清教徒的信仰与文化,缔结出了五百年来真正的、稳定的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余杰弟兄与王怡牧师合作的“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录也开始出版了第三辑,已经开始在华人教会中产生深刻的反响,使人认识到上帝近日在中国大陆和全球华人教会中奇妙的作为,尤其是在个人生命和公共领域中的见证,华人教会秉承上帝所赐给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开始在各个领域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


余杰弟兄在写作上的这一转型,必将给中国社会和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最可怕的现象就是以暴易暴,怨怨相报,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压迫、仇恨和报复的恶性循环中往复挣扎。作为基督徒作家和思想家,余杰弟兄在基督里所提倡的悔改与和解的真理,必然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带来新的输入。这也是余杰弟兄的好友刘晓波先生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中所陈明的精神:“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余杰弟兄,千言万语,我想表达的就是基督徒弟兄的情谊:欢迎你来美国!欢迎你来教会!欢迎你的基督的国度里得享丰盛的生命!弗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宝贵应许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欢迎你从“控诉黑暗”,转向“见证光明”!让我们一同见证想全世界见证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大光!


最后请让我用两句话来表达弟兄之间的共勉:一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一是使徒保罗的立志:“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徒20:24)。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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