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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慈信:现在是什么时刻?——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机与挑战 2016-11-04 17:52:21

林慈信:现在是什么时刻?——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机与挑战



现在是什么时刻?人类的历史已进入什么时代?教会应如何回应?

研究历史的进展,分辨所处的历史时刻,素来不是福音派属灵传统的一部分。除了认清主必快来,我们必须脱离世界,努力传福音,分别为圣,追求圣洁,我们的属灵观是分隔的:属灵的管属灵,属世的管属世,两者毫无相关。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转变。当前许多事无不令人担忧:天灾人祸,伊斯兰教的复苏,家庭与道德的崩溃,同性恋群体的政治力量,新纪元运动的兴旺,福音派神学与教会的无能,市场学代替上帝的话在教会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学取代圣经辅导,上帝的儿女们饥饿。我们不得不问,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时刻?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事工模式,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属世。教会诚然在世界里,但世界不可侵入教会。事实上,我们要拒绝世俗文化,却已被世俗文化侵蚀。



现在是什么时刻?

从西方思想与文化史来看,我们已处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有别于现代,后现代批判现代文化,却又是现代文化的延伸。现代文化自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个人的绝对自主,拒绝服从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相信科学(严格地说是迷信科学),相信理性。17、18世纪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代表,早期现代思想的象征,代表人物是笛卡儿,史宾诺沙,洛克,休谟等。到1790年代,康德把人类理性和科学的自主再推一步,彻底拒绝权威,将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置于理性科学范围之外的所谓“真理界”,理性与科学仅限于探讨事物的外表;至于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爱、伦理等),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


康德是现代思想的分水线;19世纪的哲学,后期的现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响,以主观取代客观,以相对取代绝对,如浪漫主义(主张真善美是主观的)、唯物主义、历史批判与圣经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有祁克果和萨特)和虚无主义。唐崇荣牧师说,19世纪所提倡的思想,20世纪成为其实验室,把拒绝真理付诸行动,因此20世纪是个“愚蠢的世纪”,真是一针见血。

后现代思想与后期的现代哲学一样,是彻底的人本主义,拒绝顺服上帝与上帝话语的权威,相信人的自主,尤其是主观的,感觉的自主。因此,拒绝正统圣经信仰的,往往笃信现代思想。例如,以巴特(Karl Barth)、布伦纳(Emil Brunner)、托伦斯(T.F. Torrance)为代表,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新正统神学人士,虽自认是福音派(比较准确的称谓是“新福音派”),却缺乏批判后现代思想的内在能力。这可以从过去二十年来香港某些华人神学家的言论看出。他们致力于面对当代思想,与普世神学界对话,但不能提出从圣经出发的启示,只能参与世俗神学界的讨论,结果被世俗思想吞没。与新派神学开山鼻祖士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样,他们要向现代知识分子作见证,试图证明基督教信仰符合当代思潮,动机值得钦佩,但放弃了圣经的绝对权威,视“圣经无误”等教义为过时,反而弄巧成拙。这是教会讲坛闹饥荒最关键的原因之一。

西方后现代的典型宗教信仰就是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与宇宙同一,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类与自然界同一,是彻底的一元论(monism)和泛神论(Pantheism)。[2] 后现代的典型哲学思想是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相信“文本死了”,“作者死了”,“读者死了”,意思是:宇宙里没有意义,文字没有意义,作者原来的意思是找不到的。[3]

人类的灵魂在哪里?谁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教导他们“文本有意义”?如何从研读圣经开始,建立文字、话语的意义,进而建立人类的思想、文明?




现在是什么时刻?

从中国历史进程看,中国在国际舞台面前“站了起来”,洗脱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的国耻,这段历史可说告一段落。目前中国和海外华人(“文化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与西方世界差不多一样:家庭与道德的崩溃,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物质至上、享乐主义、贫富悬殊,教育面对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的无能,信息泛滥和东方宗教的复苏。中国教会已从农村家庭教会在逼迫中复兴的时期转化到城市教会时期。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村教会如何。1978年后开始浮现的“文化基督徒”(在中国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已经迈向成熟,从早期的向西方寻找资料,初步翻译的尝试,到目前的经典翻译和注释,说明基督教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一个人类的宗教,已经从中国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主流的边缘”(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在目前的中国,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又如何?多年来福音派着重个人的宗教经历,传福音,教会增长,而忽略神学思想的发展,护教与对文化的批判与重建,因此目前最新的趋势,乃是新福音派神学(neo-evangelicalism)在国内日趋重要,吸引城市型牧师与专业人士基督徒;强调活动、联系、人际关系,试图脱离过去基要信仰的狭隘、关闭。过去三十年,中国教会受到普世教会的关怀、支持,已经从上一代的单纯,进入到功利主义和其它世俗现象兼具的状态,和海外福音派没有太大的分别。

中国的灵魂在哪里?中国教会的灵魂又在哪里?谁来为中国的灵魂哭泣?谁愿意以上帝的话语,一个一个生命地建立中国人的灵魂,一个一个小组地建立中国教会的灵魂?没有快捷方式,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战。




现在是什么时刻?

从福音派教会与神学的趋势来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会逐渐(或快速)地失去正统信仰的时刻。福音派的教会从宗教改革继承了扎实、丰富的传统,强调惟独圣经(圣经是信仰生活最高的权威,教会不是)、惟独基督(基督是神人之间唯一中保,圣人不是)、惟独恩典(人不可靠自己行为得救)、惟独信心(人不可藉圣礼或好行为得救)和惟独为了上帝的荣耀(救恩,人生与整个宇宙的目标)。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国清教徒运动(Puritanism, 1555-1710)将宗教改革所重新发现的纯正福音,就是十字架和悔改的信息,向英国大小城乡宣讲,带来整个社会的基督化、福音化。18世纪初有德国的敬虔运动(German Pietism,清教徒的第三代后裔),1730-40年代卫斯理(John Wesley)和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作代表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清教徒的第四代后裔),使英语、德语世界的教会得从圣经和与神直接的亲密关系,经历了更新,进而推动社会改革,海外宣教,普及教育,儿童主日学,废除奴隶制度,慈善事业等运动。这是我们的属灵遗产,福音派目前却忽视它,因此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灵魂。

福音派一词原指离开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特别是德语与西班牙语世界。18世纪大觉醒运动之后,凡受到大觉醒运动影响的第二、三、四代英国基督徒,都被称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园团契运动(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先祖西面[4],终生致力废除黑奴制度的英国国会议员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65)之前,多数牧师都关注社会改革,与传福音并不对立,如纽约市公理宗牧师,最著名讲道家之一的Henry Ward Beecher 与惠敦大学的创办人Jonathan Blanchard等。内战时期,改革宗长老会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领先经营“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藏匿、运送逃离主人的黑奴。

从上述的简介可看出,福音派绝不仅是着重读经、祷告、传福音、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更不能被社会学家约化为“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福音派有圣经、神学、敬虔、复兴、宣教、护教、社会服务与改革等丰富的传统。

可是,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学从欧洲打进美国神学院,美国教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响应自由主义挑战,从本着圣经从事护教的,首先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贺治(Charles Hodge)与华尔非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直到1920年代该神学院及长老会总会被自由派人士垄断。1898年,荷兰首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校长、系统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向美国教会大声疾呼,不要步欧洲教会的后尘;他指出,人类文明永远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间的斗争。1900年代,不同宗派、学派的福音派领袖在《基要》(The Fundamentals)系列书籍里都发表了正统信仰的讲述,这样一个跨宗派护教运动值得今天的我们回顾与效法,建立一个宗派、学派之间的见证,重申纯正信仰,联合众宗派的信徒。

福音派教会有否把凯波尔的信息放在心上?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见。1890年代是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SVM) 的黄金时期,慕迪 (Dwight L. Moody)所宣讲的简单的福音[5]对英美大学生的影响到了高峰,该运动的灵魂人物慕特(John R. Mott)的口号是“在这一个我们的世代,把福音传到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社会上富裕和贫富悬殊;维多利亚时期是大英帝国的颠峰期,宣教运动在这时期把福音传到中国、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圣经学校纷纷在各城市成立。[6]

可是,虽然宣教士的人数日增,圣经学院在成长,教会的内部,特别在真理、教义上却日趋腐烂。1870-1880年代,自由派神学首先进攻神学院,其影响到了20世纪初已经在讲台上看得出;1920年代是美国主流宗派与附属的神学院被自由派神学垄断的时期,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保守派被逼离开,1929年创立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30 、1940 年代,不仅长老会,浸信会也有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1940年代末,保守浸信会(今“浸宣会”)离开美北浸信会(Northern Baptist)而成立。

面对自由派神学,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离开主流宗派另起炉灶以外,还有一些愿意在主流宗派里进行改革,或与主流宗派对话。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是此“新福音派神学”的代表。他们在1940年代末的目标是令人敬佩的:西方社会正面对人类文明的危机,教会应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学”,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发表一些被学术界尊重的著作。可是,进入1960年代,富勒神学院放弃圣经无误的教义,在哈柏(David Hubbard)领导下,成为一个超宗派,对自由派神学友善的高等学府。[7]

1980年代起,其它福音派的神学院与神学家也效法富勒,努力在圣经研究和神学思想界上争取发言权。结果,传统的纯正教义日益被忽略,连斯托得(John Stott)也提出论据来反对圣经无误。[8]巴刻(J.I. Packer)说得对,目前全球神学家的共识是﹕圣经是一本人写的书。[9]《洛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宣告圣经无误是我们信仰的基石。1980年,福音派神学家兰姆发表他的新正统神学宣言,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可以说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纳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作。[10]1980-81年《今日华人教会》也有类似的文字,正面介绍现代(即自由派)神学,却没有提出批判。上述的也正是今天华人神学界的现象。

兰姆的新正统信仰告白至今快三十年了。过去二十多年,教会被各样的世俗思想侵蚀,兹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张:市场学与广告学(教会增长学),教牧辅导(以世俗心理学左右辅导中圣经的使用),新纪元的冥想(“内在医治”等),对人类的乐观[11], 不承认上帝全知的“神的开放性”神学[12],和对罪的重新解释[13]。而面对教会的极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做出了什么响应?

福音派的灵魂在哪里?谁来建立护教的阵营,团结不同宗派与学派(包括浸信会,时代论,卫斯理宗,改革宗,宣道会,播道会,各种华人自立教会、宗派与差会等),联系所有相信圣经的默示与无误的人士,向教会世俗化提出“另类”的声音(其实是历史上的正统、福音派信仰),重建福音派教会的讲台与教育事工?

现在是什么时刻?是否我们醒过来的时刻?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与黎明?





注释及引文

[1] 本文原名《认识时代:现在是什么时刻?》,现题目为编者所拟。——编者注

[2] 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考琼斯博士(Dr. Peter Jones)的网站: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
www.cwipp.org)。

[3] 福音派神学家对解构主义最中肯的介绍,是三一神学院Kevin J. Vanhoozer的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一书(中译:范浩沙,《神学诠释学》,校园,2007);笔者认为范氏对解构主义太客气,大可做出更强烈的批判与响应,但他对解构主义的诠释却很详细、中肯,此书不可不读。

[4] 西面(Charles Simeon,1759-1836),多年在剑桥市圣三一堂牧会,训练学生,后来这些学生创办了圣经公会,宣教差会等。

[5] “简单的福音”,用独立机构的形式,大型布道的方法传福音,避免教义上的护教,见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一书。

[6] 如宣道会的宣教士训练学校(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与 Nyack College),慕迪圣经学院(今Moody Bible Institute)等。

[7] 关于富勒神学院的蜕变,见该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8] 参John Stott的Evangelical Truth。

[9] 见J.I. Packer对圣经无误运动的著述Truth and Power。

[10] 见Bernard Ramm的Beyond Fundamentalism,1980年出版。

[11] 从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的“积极思想”到Joel Olsteen等的成功神学。

[12] The Openness of God(神的开放性)一书由IVP在1994年出版,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与Roger Boyd,分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浸信会神学家。

[13] 一位Biola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竟然说,“罪“就是人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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