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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充滿了「包裝」
如果认为自己是好人 就需要属灵手术
在人心的剛硬的時代,為人類書寫預言 2016-11-11 21:57:31

在人心的剛硬的時代,為人類書寫預言


台灣基督徒作家宋澤萊訪談 (上)





[完整介紹]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在人心的剛硬的時代,為人類書寫預言
小說家宋澤萊出生暴力家庭,早年多受病痛折磨,創作豐富,筆下常描寫社會的可憐人。圖/擷取自Youtube (台師大)


宋澤萊簡歷:


本名廖偉竣,1952年生於台灣雲林縣二崙鄉。1976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此後長期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妻子陳艷紅擔任國小校長,育有三子,全家定居鹿港。


1978年,以「打牛湳村系列小說」轟動文壇,成為鄉土文學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兩年間又出版《蓬萊誌異》等五本小說。1980年一度轉向參禪,後拋棄佛教,受洗成為基督徒,宗教信仰此後在其生命和創作成為至關重要的部分。


1981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班。2007年自教職退休後,攻讀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2012年考取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班。


1979年美麗島事件對宋澤萊影響甚鉅,以此為分水嶺,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分,一連串政治文學作品顯現出銳利的批判性。1985年以《廢墟台灣》復出小說界,獲選為當年度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此後,魔幻寫實長篇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熱帶魔界》等更是以魔幻寫實主義風格在台灣文壇獨樹一幟。2002年出版短篇小說集《變成鹽柱的作家》、長篇小說《天上卷軸(上)》。還著有散文集《隨喜》,詩集《福爾摩莎頌歌》,論著《被背叛的佛陀》、《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台灣文學三百年》等,以及台語詩集《一枝煎匙》、《普世戀歌》。曾獲吳濁流小說及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佳作獎、吳三連文學獎、巫永福文學評論獎等重要獎項。2013年獲國家文藝獎,為台灣對作家文學成就的最高肯定。


除了作家與教師的身分,宋澤萊也是台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和理論奠基者,曾結合同好創辦《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台灣 ê 文藝》等雜誌,顯示其推展台灣本土意識與新文化運動旺盛的活力與文學力量。


採訪緣起:


多年前,一位積極參與反核運動的台灣朋友推薦我讀《廢墟台灣》,我讀了之後大為感慨,這是華人世界中少有的預言文學,可以跟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記者和俄語散文作家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代表作《車諾比的悲鳴》參照閱讀。我又得知,宋澤萊是一位基督徒,早年一度信奉佛教,後來對佛教做出系統批判,並在作品中彰顯基督信仰,由此對他更有興趣了。


上帝的安排真奇妙,我在訪問台灣期間,應「喚醒彰化青年聯盟」之邀請到彰化演講。主辦方正好安排我跟宋澤萊老師對談,而安排者就是宋老師的女兒、在彰化中學任教的廖婉婷。


那一次,我跟宋老師一見如故,有談不完的話。宋老師不是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純文學」作家,他的小說具有社會批判性,他也寫文化評論和社會評論,從不迴避「敏感」議題。宋老師是前衛出版社的老作者,我近年來也在前衛出版了幾本書。前衛有將我的書送給宋老師,他都有仔細閱讀,對我對政治評論頗為稱讚。


此後幾年間,我每次到台灣訪問,都會安排到彰化、鹿港的活動,並與宋老師對談過多次。每次對談,宋老師都認真準備、言之有物,我們時常撞擊出思想的火花。


以宋澤萊作品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中國同代的作家中罕有人能企及。即便有諾獎殊榮在身的莫言,以魔幻寫實主義文學的維度而論,未必比得上宋澤萊的作品那麽詭譎奇幻、天馬行空且具有強烈的政治批判意識。而在信仰與創作的融合上,宋澤萊像C. S. 路易士所說的那樣,用神話詮釋上帝之獨生愛子道成肉身來到人間、為人類的罪而死並復活的真理。


2016年4月,我有機會赴鹿港宋老師家中,那是鹿港老城外圍的老式聯排住宅,簡單樸素。我們長談大半天,完成了這篇訪談。


暴力家庭長大的孩子


余杰:宋老師,您是一位有草根氣質的知識分子,你本身就是農家子弟。比你更長一代的那些「高級外省人」作家,比如余光中、白先勇、李敖等人,我雖然讀過他們的很多作品,但對他們並無親近感,他們的身上有一種刻意標榜的「我不是芸芸眾生」的東西,也就是中國傳統士大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傲慢。而當您走在街上,就是一名質樸無華的普通人,不像是一位國家文藝獎得主。我想請您從童年生活開始談起。


宋澤萊:我出生於雲林的一個普通農家,沒有顯赫的家譜。我的祖父有三個孩子,他們都受過教育,那是得益於日治時代教育的普及。其中,我的伯伯特別值得一提,他是當年少數留學日本的農家子弟,他選擇研讀農業,回到台灣,在西螺創辦了一所農業學校,就是今天的西螺高工。


戰爭時期,我父親被日軍征召到南洋作戰,在婆羅洲服役兩年,死裡逃生地回來了,以後就在學校當老師。另外一位叔父也在國中教書。我們家族很多人從事教育工作,影響我以後選擇做老師。


我的祖父還有四個女兒,其中有三個都是基督徒。我的小姑姑嫁給一位安息日會的牧師,我小時候由這位小姑姑帶大,長大後也曾去他們家小住。那時小姑姑已出來服事,幫助處理一些教會的事務。我的二姑姑,也嫁給一名傳道人,全家到山上,給原住民傳福音。


當時,我從三位姑姑和她們的家庭那裡體會到,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與無信仰的人相比,差別真的很大。那個時代的台灣物質生活匱乏、精神也很壓抑,但他們似乎從不憂愁。基督徒的喜樂和平安是別人所沒有的。我們家族有濃厚的基督教氛圍,我長大後不像一般人那樣對基督教有排斥感,覺得基督教還不錯。


余杰:但是,我在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您從小深受家庭暴力,童年並不幸福。家庭暴力是華人文化圈中普遍的現象;在加上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日本文化中就縱容家庭暴力。這是留在台灣的日本文化中一個相當負面的部分。


宋澤萊:是的,跟三位姑姑相比,我的父親沒有宗教信仰,憑藉著保羅所說的「人的天然本性」和日本教育作為為人處事的根本,活得非常辛苦。父母的感情也不好,始終沒有尋找到一個解決辦法。父親常常訴諸暴力,我是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家庭中長大的。


父親在日治時期曾受教育,可算是農村社會的知識分子。然而命途的乖舛卻降臨在父親身上,他被迫當日本的二等兵,去南洋打戰,那段顛沛流離飽受戰亂煎熬的痛楚,正反應出時代悲劇,也在父親心中留下陰影。後來我讀文學作品,發現很多從戰場歸來的老兵都有暴力情結。


我曾在短篇小說集《黃巢殺人八百萬》的序文中提到這段歷史:「他或者告訴我遙遠的南方戰役,或者告訴我他的遭時不遇,之時,他總揮揮手,說:『真是悲哀的台灣青年啊!』有時,飲酒的他竟會悲泣。」沮喪的父親常有暴力行為產生,方能宣洩他內心的不滿。當我成為基督徒之後,常常思考:父親怎麼會變成這樣?是日本教育的影響,是戰爭後遺症,是本來就脾氣不好,還是因為酗酒?儘管他是老師,卻不能節制自己的暴力傾向。為何他會如此對待自己最愛的妻兒?我從基督教的信仰出發,方知人的天然本性的可怕。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生活在犯罪墮落之後的世界上,所以會很辛苦。


而我的母親,與台灣鄉下的一般婦人無異,由於忙於田事,是瘦黑操勞的女人,任勞任怨、悲苦地度過一生。在封建家庭中,母親肩負了家務和農事,不曾歇息片刻。我也記得她和父親間不愉快的生活,也看到她低垂著犬儒般的臉,把穀子交給債主而斷炊無措的情形,她沒有怨言、更無反抗。從小,一幕幕父親軟弱無助、暴力宣洩,母親逆來順受、沉默是金的畫面,烙印在我心中。她就像一棵挺立不動的樹幹牢牢地站立在那裡,而暗地裡開花結果,供大家食用。


我把自己的家庭當成整個台灣的縮影,我們這批戰後出生的一代,不是背負著整個台灣島的不幸和受辱,來到這個世界嗎?因此,「家庭環境」成為我日後寫作內容上相當重要的素材。


余杰:在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都很重視家庭倫理。但兩種文化的處理方式完全不一樣。據史書記載,唐朝鄆州人張公藝,九代同居,相安無事。唐高宗甚是好奇,便問其故,張公藝取出一張紙寫下一百個忍字,唐高宗便賜號「百忍堂」,從此各地張姓大都以「百忍」為堂號,並列為祖訓。張公藝甚至作〈百忍歌〉教導子孫:「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失愛敬,朋友不忍失義氣,夫婦不忍多爭競。」其實,「忍」是一種很可怕的精神,它的背後是仇恨與壓抑。與之相反,聖經提倡的家庭倫理的原則是「愛」。「愛」與「忍」是何其不同!基督信仰對中國文明的更新,包括對家庭倫理的更新。


宋澤萊:的確,基督教家庭的夫妻生活總是比較和諧。我和我妻子在信基督教之後,夫妻之間的疏離馬上有了好轉,原因是有了共同的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不再會為了爭奪誰該為大,誰該聽誰的,而彼此遠離;同時有耶穌團結了我們,分散的就被聚攏。我們很能遵行基督的教訓,彼此寬大地體諒對方,甚至彼此認罪,最後就不再有衝突。所有的這教內的「弟兄姊妹皆平等」的觀念也影響了我們,因為夫妻就是自己的弟兄姊妹。這是非基督徒所無法體會的,也是中國文化或日本文化裡非常缺乏的;因為在中國文化或日本文化裡,不論家庭或一般社會,都分劃出了層層的「階級」,教人無法跨越,要超越那些階級的規定是很難的;即使能忍耐,恐怕也是動心忍性,恨意越深。


生在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融合起來的台灣文化裡,我是暴力家庭中長大的小孩無法避免。幼年、少年、青少年的歲月比較難挨,尤其是突然的日本式毆打很難承受,不過還是熬了過來,也從小就培養了面對暴力、恐嚇、威脅的忍耐力。


另一方面,因為家境貧寒,我很早就需要像一般的農村孩子一樣,到田裡勞動,插秧割稻,都要幫忙。這樣,我對農民勞動的艱辛有了實際的體認,以後我在寫農民的生活時,就有切膚之痛,不致於紙上談兵。


蒼白早衰的青春時代


余杰:不過,你從小讀書就不錯,從窮鄉僻壤能考上台灣師範大學,也是一件讓家族榮耀的事情。


宋澤萊:台灣跟其他華人社會一樣,講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種「讀書」跟西方人追求純粹的真理和知識不一樣,只是「學而優則仕」,把讀書當作當官發財的敲門磚。


我上學以後,成績一直不錯,台灣的升學制度對學生很有壓力,我是在考試和競爭中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少年時代所讀的書都侷限在教科書,國中、高中對我來說,是一段無趣憋悶的時期。


然後,我從省立虎尾中學考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在當時、尤其是鄉下人家,確實是一件光耀門楣的喜事。但我並不感到高興,因為我的理想是教育心理系,我對研究人的心理很有興趣。


大學時期,除了學習歷史方面的課程,更不停的吸收其他新知。當時,正逢現代主義思潮大行其道,尤其是社會科學,包含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我最有興趣。大學前兩年,我的思想懵懵懂懂的,不懂得世界是什麽,只知道唸書,認識的人也侷限在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內,沒有人可以引導我。我就自己找很多書看,去修一些心理學方面的課程,去接觸這方面的經典,比如佛洛伊德的書,想要去探討比較深層的心靈問題。


特別是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出版了不少心理學的書,都是我汲取現代主義養分的來源。我已懂得從佛洛姆(Erich Fromm)的心理學研究去讀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我發現文學家必須對心理學有所瞭解,也就是說洞察人心,否則不能寫出優秀的小說來。


余杰:也正是在這段時期,你的身體出了很大的問題,病痛折磨著你,讓你開始思考一般風華正茂的大學生不會觸及的生死問題。


宋澤萊:在求學的過程中,身上的宿疾一直困擾著我。那時,我腎臟結石、神經衰弱、支氣管炎、便中有血,好像是大好時光裡自折而早衰的蒲柳,臉上透著慘白的、死亡的顏色。


早在十七歲的時候,我的身心兩方面就開始發病,患了嚴重的腎結石,常常疼痛,大量出血。十九歲上台北去念師範大學時,已經沒有辦法在教室的椅子上連續坐兩個鐘頭,常常必須躺在學校宿舍床鋪上休息。家裡人認為,腎結石死不了人,不願管這件事。我只好自己買中藥和西藥服用,吃藥之後的副作用讓我開始畏光、害怕噪音,出現神經衰弱的症狀。身體一天天不好,卻想不出如何來解決。好幾次被送到醫院,大學四年差不多是在生病中度過。


那時,我血尿嚴重,臉色蒼白。當看到自己大量出血,感到和死亡很接近,覺得自己會死,有一種臨終的感覺,對死後的世界有了直覺性的領悟。對不幸的人、事、物有一種親切感,覺得四周圍常被身心破碎的人或是死者的影子所圍繞,精神狀態是相當悲慘的。


於是,我對自己的生命有了較深的反省:「我」這個存在是什麽?「我」是誰?「我」是由什麽成分組成?死後會怎樣?地獄是怎樣的?我不斷探討自我和生死的問題,已經趨向於一種哲學的思考。


那段時間,我認識了一批朋友,包括藝術界、文學界的,大家一起討論形而上的問題。我也閱讀很多美術家的傳記,比如命運不堪的梵谷、高更,還有很多小說和詩歌。我希望通過種種方法,看別人如何活著,然後來解決「為什麼會有我」和「我能做什麽」等問題。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畢竟我不能複製別人的生活,我的問題跟他們遇到的問題還是不一樣。


余杰:美國文學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寫過一本《疾病的隱喻》,其中探討文學與疾病的關係。您的經歷或許驗證了她的理論。那時,你逐漸發現,寫作可以療傷,並由此走上了文學道路,文學可以說是自我救贖的一種嘗試?


宋澤萊:我在大一的國文作文課發現寫文章能使精神獲得舒緩,就開始寫小說,靠寫小說抒發心靈和肉體的痛苦,在生命中找到了一個可以訴說的管道。身邊有人覺得我的小說還不錯,就鼓勵我去投稿,於是作品就登在台灣大學外文系系主任顏元叔所創辦的《中外文學》雜誌上面,受到一些讀者和文學界人士的注意。


那時的作品,今天看來很幼稚,說不上有自己的風格和深度。不過,那些作品充滿黑暗的童年記憶以及大量死亡、可憐的人們,這些題材我多年來始終沒有放棄。我的寫作風格一直到二十三歲大學畢業後才逐漸改變,甚至有時文字變得頗為美麗,但仍然無法擺脫描寫那些可憐的人們。後來我成為基督徒之後才發現,耶穌不斷找尋可憐的下層人們當祂的夥伴、門徒,而我一直到今天都寫下層人,不正是效法耶穌嗎?


從「無我涅槃」的佛教到「愛人如己」的基督教


余杰:您曾經深入佛教團體和佛教思想。跟很多佛教或東方神秘主義宗教的信徒一樣,您一開始也是抱著通過修行改善身體和靈魂狀態的想法走進佛教的,但佛教並不能滿足你在靈魂上的求索?


宋澤萊:我大學畢業後回到中部,在國中教書。這時,我覺得要對自己的身體做改造,就找鍛鍊身體的書來看。一開始是學習打坐、練氣功、因是子靜坐法等。比如,練習如何入定,如何使自己的身體膨脹如一座山一樣。透過打坐,使身體入定,常常就有這些神秘的體驗發生。


然後就是服兵役,當兵回來後,身體慢慢好了。身體好了,就覺得繼續盲目打坐沒有意義,沒有動態的、對生命的追索。那是1970年代,台灣流行存在主義,以及鈴木大拙的思想。年輕人都在看,我也去找來讀,不太能看懂。我注意到鈴木大拙與胡適的那場辯論,覺得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胡適的世界我能理解,但鈴木大拙的那個世界我不能理解。我不明白他為什麼那樣想,超乎於邏輯之外思考問題。比如,我們一般人認為空跟色是對立的,但是鈴木大拙居然把它們等同起來。我覺得不可思議。


就這樣,我開始參禪。那時法鼓山的創辦人聖嚴法師開始出名,他是軍人退役後出家,跟隨東初老人,在北投農禪寺修行。他們的路數比較接近曹洞宗,有神秘主義的一面,但比較溫和。我剛回來的一兩年,就沿著這個路徑學習,是聖嚴早期的學生。


那時的修行,一日三餐非常簡陋,稀飯加豆腐乳,很辛苦。但由此對佛教有了非常深入的瞭解,彷彿打開一道窗,最後就「開悟見性」了。我的開悟與歷史上的香嚴和尚所經驗到的「香嚴擊竹」(聽到石頭被丟擲到竹林中所發出的清脆擊打聲,就開悟了)是一樣的。


開悟的經驗讓我體會到:個體如何變成宇宙本體;極小可以變成極大;「一」可以變成「一切」的神秘道理。這就是大乘佛教中的「一粒沙就是一天堂,一朵花就是一世界」的奧義,也就是《華嚴經》的萬物相等同、相互含攝的道理。由於萬物皆是無限的本體,這樣,相對的世界就等同起來,黑暗就是光明,光明就是黑暗。這種「萬物等同」的思想,有點像《莊子·齊物論》。由此神秘主義的世界的一扇門打開了:老莊不都是在講這個境界嗎?天主教中的神秘主義者、斯賓諾莎、埃克哈特、新柏拉圖學派、諾斯底主義、印度哲學、伊斯蘭蘇菲派、尼采……都在傳達這樣的觀念。


我由禪宗進入到大乘佛教,讀了《大藏經》的般若系經典、如來藏系的經典以及印度教的吠陀經典、奧義書經典,旁及歐洲上古哲學,對於歐亞大陸神秘宗教的體驗有了基礎。這些神秘教的體驗可以說萬變不離其宗,就涵蓋在這一悟之中,它被千千萬萬亞洲、歐洲的神秘教信徒視為「無上的真理」。


然後,我對禪宗和大乘佛教開始有了質疑:如果遵循「不二法門」,也就是說黑暗等同光明、男等同女、殺生等於不殺生,兩邊皆變成「一」,這樣就將人間正面的價值全都摧毀了,留下一團混沌模糊的東西。人只能在裡面混,沒有辦法積極努力。既然不貪就是貪,那麽戒律就被毀壞了。這就帶來人格分裂的危險。比如,星雲曾經說,一般的殺人是罪,而政府、國家的殺人就是除暴安良;可見殺人是不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一般的淫亂是罪,而以女色度眾生的因緣就符合佛法;可見淫亂是不可以的,但是也是可以的。那麽,一切都可以和稀泥,一起都「同體」了。只是,既然真理是這樣,假如上帝與魔鬼同體、地獄天堂不分,我們又何必追求宗教信仰呢?


這種「佛魔同體論」也是印度教、老莊思想、大乘佛教最深奧部分。在現實政治層面,國民黨的二二八屠殺,共產黨的天安門屠殺,都可以解釋成為了維護憲政體制和國家安全的正義之舉。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觀念,轉而進入原始佛教(小乘)。小乘的佛法是直樸的、平實的、分辨是非善惡的,是你我可以經驗的。我認為應當堅持佛教原初的教義,轉回到南洋的小乘佛教之中。


我再用這樣的觀念透視華人的思想方式和心靈的結構就發現,中國的老莊思想和印度傳來的大乘佛教,改變了中國原始儒教中樸素的「區別心」,也改變了華人的基本性格與思考模式,變得特別會是非不分、混水摸魚,或者就像是胡適所說的「差不多先生」的那種個性。原來,孔子特別強調要有所區別,比如君子與小人就該區分開來,才能邁向修身、處世之路。可惜從唐朝的韓愈之前儒家就變了,到了宋明理學,儒教被佛教和道教滲透更厲害,華人的讀書人表面尊奉儒家,暗地裡所懷抱的是佛教與道教,不再相信區別,只相信真理在不分別中,這簡直是陽奉陰違,背叛儒教!


如今有人倡導復興儒家,我認為要復興唐以前的儒家是可以的,只要把儒家思想裡的封建階級觀念去除,極力加入基督教文化裡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就會美好起來。但是,千萬不要保留宋明理學或更次等的儒學,以免耽溺於印度教或道教的玄想,忽視了現實世界。我要向復興儒學的人問一個問題:如果說儒家可以融和印度人的佛教以及道教思想,為什麼你們不想辦法融合西方人的基督教思想?你們不想要使儒家思想更優美嗎?


這樣,我一個人與大乘佛教對立起來。1989年,我在《自立早報》副刊發表評論〈來一場革命吧!台灣佛教!〉批評釋昭慧、印順、星雲、大乘龍樹,結果引發一場論戰。我才知道,佛教並不是一種寬容的宗教,此後我一有言論,就會被他們封鎖,他們買了《被背叛的佛陀》及其續集,然後燒掉。據說台灣和東南亞一共燒了幾千冊。這種舉動增加了我的版稅收入,但焚書是一種非常惡劣的舉動,只有納粹和共產黨才做這種事情。在孤立中,我對台灣人和華人的精神世界非常失望。


余杰:我對佛教思想沒有研究。但我觀察到,在現實層面,台灣的佛教基本上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同構」。這不足為怪,佛教進入中國之後,迅速演變成一種建制宗教,為皇帝提供「精神按摩」。原始佛教中怒目金剛、捨身飼虎的那些精髓都沒有了。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基督教長老教會是中流砥柱,卻很少聽說佛教有過參與。


宋澤萊:是的。我多年觀察,發現台灣的佛教界樂於被國民黨「御用」。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國民黨大量構陷民主人士於獄,佛教界並沒有秉承藥師如來反對刑獄的精神去勸解國民黨,卻在一場又一場的「護國法會」中為這個政黨乞求續命。他們還隱藏了一種流亡本質,不願在台灣本土化,不願學習台語,轉移財產在外國設立道場。他們更隱藏了一種權力及金錢的嗜好。所謂南星(星雲)北聖(白聖),星雲企業性的佛光山觀光區的經營,以及白聖死亡時覆蓋的黨旗,都說明了這些佛教徒涉入了世俗漩渦的深度。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較長,有2.1萬字,分三次刊登,原文標題為「在人心的剛硬的時代,為人類書寫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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