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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故事网上热传:我在加拿大医院割阑尾…(组图)

脢脌陆莽脙帽脪芒脥酶 2019-03-29 19:22:59

华人移民故事网上热传:我在加拿大医院割阑尾…(组图)


博海拾贝



  3月12日晚,从社区健身房健身出来后就觉得腹部有点不适,当时并未太在意。

  我是耍笔杆子的,孩子也小,习惯晚上先小睡一会,然后再爬起来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但这天凌晨三点钟左右起床,却觉得腹痛如绞,一趟又一趟往返于书房厕所之间,折腾得没完没了。虽说难受,但毕竟闹肚子也不是头一回,并没太放在心上,早上太太起来带孩子出门上班上学,我也没提这件事。

  但接下来的一整天就成了折磨:腹部气吹般不断胀大,任凭怎么在马桶上“论持久战”也毫无“产出”,没奈何只能扔下手里活去床上躺着,但无论换哪个姿势都难受。当晚孩子有游泳课,加上周二是北美肯德基全家桶打折日,照例这天我们晚餐都是外卖肯德基解决,但我一口也没吃。太太有些诧异,但见我“神色还好”就没多想——如今回忆起来,我自幼养成的超强忍耐力,似乎再一次帮了自己的倒忙。

  当晚似乎感觉稍好一些,加上对加拿大应急医疗体系的了解(后详),因此决定“再忍忍看”。半夜无话,到了后半夜右下腹部忽然阵阵抽疼,一刻不停。十几年前在阿尔及利亚浙广厦项目部当首席翻译兼秘书时,一个“例行日常工作”就是陪伤病工友去医院,因此一下便反应过来:糟糕,急性阑尾炎。

  怕打扰家人休息,我决定忍到天亮。早上六点刚过,太太孩子都起床,尽量平静地告诉他们,太太立即跳起来:“去医院,快”。



  加拿大是福利医疗制度,层级医疗体系,医院是没有常规门诊部的。如果走常规途径,我应该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过认为需要再联系医院或专科医生,但家庭医生要10点才上班;如果等不及,有两个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加拿大看病动手术都不要钱,但叫救护车如今是要的,好像是近几年才改的),或自己去医院急诊部。这个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来只有急诊一途了。

  离家最近的医院有两座:素里纪念医院刚刚改建,病床多,设施新,排队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但医院位于印度裔社区,许多护士是印度裔,非印度裔经常有不适感;列治文医院位于华人社区,什么都方便一些,但病房少、设施陈旧,倘运气不好可能会等很久才有人过问。考虑到病情,还是去了前者。

  进门一看,还好,排在前面才寥寥三四人,登机、办入门证后便被晾在一边,一晾就是一个多小时,期间疼痛愈甚,额头开始冒汗,小儿子蛋蛋已经有点吓坏了。

  “今天孩子们不能去上学了,我把他们先送回家再回来”。加拿大不允许把12岁以下孩子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哪怕家里,好在大儿子猫头今年正好12岁。

  太太匆匆赶回去,接下来的20分钟似乎比两小时都漫长。

  “XX,到你了。”

  一位面无表情的白人护士姐姐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带到一间检查室,量了血压、体温、心跳,然后走了,仿佛只是让我换个地方继续晾着。

  又过了半小时,太太回来,却怎么也进不来,好在加拿大医院不禁止手机,我自己忍着痛摸到走廊外的入口,给她开了门。

  “看你不好受,刚我回去前跟护士要了止疼片”。太太生猫头时曾不慎碰伤额角,急诊缝针居然等了8小时,对“等”是有心理准备的。

  午后1点多,止疼片送来了,如此高效令我微有些诧异——我一位朋友同样病症,曾经疼到满地打滚,也等了24小时才吃上止疼片。或许是因为今天这儿人少吧。

  太太交待几句,匆匆上班去了,约好晚饭后再过来。我一个人继续这么晾着。好在止疼片药力发作,总算不那么疼了。

  就这么熬到快5点,终于有人推着张活动病床过来,送我去做CT。

  管CT的白人大妈居然能说不错的法语,这下我如释重负——我的英语口语就那么回事,而用法语叙述病情就是小菜一碟了。

  检查完仍然把我送到那个检察室晾着,这次只晾了不到20分钟就有人来了,是个虎目虬髯的小伙子,戴着醒目的口罩,进门不由分说,摸出个口罩捂在我鼻子上:“你肺部怎么有个点?是不是有肺结核?”

  前几天就听说在大温哥华地区发现了一位疑似患肺结核的华裔,因此据说医院对华人“严防死守”——然而我这个肺部点早在去年4月回国就体检出来,并得出“感冒后钙化点”的结论,我回到加拿大后也把体检结论通报给了家庭医生,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去年4月的肺结核如果“活”到今天,那不是太有趣了么?

  我和他争辩,但徒劳;接下来的两小时我这里突然热闹起来,挂着“传染科医生”的各路大神就没断过,男女老少护士鱼贯出入,抽去了不下12管血,还做了痰培养,其中一位大胡子医生还不小心露了句“你们中国肺结核成患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话,好在我发出“种族歧视”抗议后立即收回并道歉了。

  等等,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是来开阑尾的啊。

  “哦我们差点忘了,您确诊是阑尾穿孔了,性质很严重,我们决定今天就给您做手术。”

  听到这句话时已是晚8点,太太已经又过来了。

  此时我已被送进一间带卫生间的单间,有电视,太太很满意,因为她过来时发现,很多外科急诊病人都吊着盐水,挤在一个大堂里排队等候发落。我劝她回家,毕竟孩子们还小(后来才知道蛋蛋晚上吓哭了,说“从没见爸爸这样”)。

  太太走了,一个人静静躺在床上不敢乱动——止疼药药性已经差不多过去,又开始疼起来。

  “你好么,我是实习医生。”

  一个帅气的小伙推门进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照法语规矩答谢并问候他“你也好么”。

  “不怎么好。已经点卯三四天了,都忙些跟专业不沾边的琐事,挺烦的——你不用在屋里也戴着口罩,我自己戴就行,你要出门就一定戴啊,哦反正你看样子也不会出门对吧?”

  我喜欢这兄弟,随口和他攀谈,这才知道我实在不该抱怨“查肺结核”耽误了割阑尾——若非因为怕这“肺结核”,我会被扔在那个拥挤的大堂里和那些挑木刺、鱼骨头卡喉咙的人为伍,并且“先来后到”按部就班地排队,“弄不好等48小时才能排上手术、单间更是想也别想啦”。

  小伙子做完活,聊了半天,临走时随手给我打开电视:“有个法语新闻台,可以转移注意力”。

  法语新闻台里滚动播放着波音737MAX停飞的消息,听几遍便烦了,不过,的确能分散注意力。

  主刀医生终于来了,是个裹着灰色头巾的印度裔中年女性,口音很重,好在法语兄弟跟进来做翻译,沟通没啥问题:

  “你病情很严重,我们今天就将给你动刀,以下是一些事项……”

  墙上时钟指向23点55分,“今天动刀”其实已经是不可能,好在对“印度将”我这个军迷早已很适应,看在已是“特别提速”份上,忍了。

  医生走了,电视里,川普一遍又一遍停飞着MAX。这期间有护士进来给扎上点滴,不知怎么的,疼痛有些缓解。

  已过凌晨四点,两个彪形大汉推门进来:“我们送你去手术室”。

  病床推到走廊里,法语兄弟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东西带齐了,祝你好运。”

  手术区域一副仓储式超市的气派,屋顶足有几人高,到处是裸露的管线,四周巨大货架上层层叠叠,堆着各种器械和用品。

  “还有点流程要走,你再耐心等等。”

  3个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的大汉嘟囔了一句,便把我扔在一个角落走了。

  到处都是大挂钟,时间感很强,秒针一圈又一圈,不紧不慢地转着。

  5点20分,大汉们回来,一声不吭地把我推进一间手术室,二男一女在里面等着,都戴着大口罩,看不出端倪:

  “我们是麻醉师,接下来要用气体给您进行全麻,您不要紧张,5分钟就睡着了。”

  然而差不多5个5分钟过去,我仍然很清醒。

  “您看,我这是几根手指头?”

  “两根……”

  “不行再来一次”

  ……

  是不是哪位哲人说过?对于一次不完美全麻最好的补救,就是做下去一直把对方麻翻?

  反正,我终于被麻翻了,不知道几时几分。

  “您能看得见我么?”

  模模糊糊听见那位女麻醉师问了一声,她的身影似远似近,若隐若现,我没回答,也没法回答,很快又昏睡过去。

  这是在手术前、手术后,抑或,只不过是我的幻觉?

  终于真的醒了,已近正午,手术完成。

  “一会会送你去病房,你很幸运,给安排了单间”。

  的确很幸运,加拿大住院通常都是四人间,人人平等。不过我心中有数,这个“特殊待遇”,其实是那不知所云的“疑似肺结核”换来的。

  我是几点钟开始做手术的?不知道,但一位来探视的护士告诉我,从入院登记到动刀,“为时21小时”、“这已经很快了”。

  这点我绝对相信:前些年做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课题,我自己调查过数据,在加拿大某些大城市,如多伦多,急性阑尾炎手术从确诊到动刀的平均轮候时间是4-6天。

  一位彪形大汉默不作声地走进来,推起我的活动病床,把我一路推往病房。

  单间。走廊口第一间,对面是个制冰机,病房门右边好像是值班台。

  没有电视,不过有独立的卫生间,墙角还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不过暂时似乎和我没啥关系,麻醉的效力已过,我仿佛已痛到连爬也爬不动的地步了。

  “哦,你能自己爬到那张病床上么?”

  我正这么想着,彪形大汉已把活动病床推到固定病床一并排,放下了一头的护栏。

  ……我想最好还是照办:虽然爬一寸都觉得浑身痛,但瞧那神态和身段儿,让他老人家帮忙我恐怕只会更痛。

  “你好我是实习医生,un deux troix chauxn`est pas froid(法语儿歌,意思是一二三热不是冷),我来看你,顺便问问你关于肺结核的问题……”,一个戴着口罩的蓝衣小伙子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身边跟着个同样戴着口罩的年轻护士。小伙子说一口结结巴巴、极其难分辨的初学者法语,吃力地向我解释,要抽四管血,以便检查我是否真如自己所说,根本就没有肺结核。

  那就抽吧,反正我也没别的选择是吧?

  “结巴”临走时,我拜托他帮忙把手机充电器插到墙边插座上,还好,线勉强够长,手机放在床的一角还可以充电,我点开一个评书软件听着,随手打开微博,发现一堆“陶老师你是不是又被河蟹了”之类的私信,赶紧发了个贴以正视听,随即丢下了手机。

  线太短,我只能向一侧侧卧才能边充电边用手机,但这个姿势令我十分不适,因此住院的几天里我很少上网或看手机,大部分时间都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听评书。

  又来了个护士,送来一堆花花绿绿的药丸,其中大概有止痛片?总之吃下去没多久就不疼了。

  “嗨,你怎么样了,我来看你了——我看到你的化验单了,果然没有肺结核,一点痕迹都没有”,那位法语流利的实习医生帅哥不知啥时候跑进来,他没戴口罩,一副眉飞色舞的神色:“不过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我实习到期了,多保重,你看,你得在这里待到16号呢。”

  他指着墙上的挂板,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注意事项,以及预定出院日期。

  临走时他告诉我“可以喝水了”,并给我打了一大塑料杯冰水。加拿大医院里通常只有冰水,我太太刚分娩完都被照例灌了满满一大杯。好在外语专业出身的我素来习惯喝冰水,倒也不以为意。

  不知过了多久,又进来一个护士,推着个仪器给我量心跳、血压之类,顺便在我左胳膊上插了个点滴管。

  等等,我右胳膊上明明已经有一个点滴管,难道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连插管儿都得插双份儿?.护士一脸的大义凛然,不理会我的搭讪,转身走了。

  “醒醒先生,醒醒”。

  一根肥短的手指捅着我的腰眼,我迷迷糊糊醒来,窗边站着个老者,戴口罩,额头上都是皱纹,身后跟着个轻手轻脚的小姐姐。

  “我是客座医生,这是我的助手,我们要给您抽血,四管,化验您是不是有肺结核。”

  又化验?不是化验了么?这四管那四管的,我的静脉又不是水龙头。

  “是这样,前面那个和我们不是一拨儿,各管各”,皱纹大爷说罢,便示意小姐姐“赶紧动手。

  小姐姐出手如风,动作比护士伶俐多了。

  “等等等等,您怎么左右胳膊都插了输液管?这是什么操作?”

  抽罢血,正要出门的皱纹大爷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居然吼了出来。

  哦,这不过是错误操作而已。

  开饭了,这是我此次住院的第一顿饭,当然,福利医疗,连饭钱都不要。

  说是饭,其实只是两盒冰果汁,一盘子冰果冻而已。我努力侧过身子,用插着输液管的胳膊支撑着,一寸一寸慢慢坐起,咬牙喝光了果汁,那盘果冻实在没胃口,只索罢了。

  妻子带着俩儿子来探病了,见我吃力,赶忙过来扶着我缓缓躺下。

  蛋蛋拿出张卡片,说是班上老师让他写了送我的,卡片的图案是一只抓金鱼的猫,他的老师知道我喜欢猫。打开卡片,上面画了个形容猥琐的小人,正龇牙咧嘴地躺在个看上去有点像床的东西上。

  “这个人就是爸爸,像不像”,蛋蛋一面说,一面看着边上那盘一口都没动的果冻,咽了口唾沫。他最喜欢果冻了,但终于忍住没吃:“我能把卡片带回去么?我怕护士把它弄丢了”。

  卡片终于还是留下了,妻子临走时我叮嘱她,明天不要带儿子们过来,医院终究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

  肚子上插的那根抽液管让我很不自在,咬牙换了几个睡姿,总算找到个稍微好受一点的方位。恍惚中来过几拨护士,每次都送来一种药丸,也不知是哪一种有嗜睡性,总之倦意来袭,我就摆着这个奇怪的造型睡着了。耳边手机里,袁阔成老师似乎正抑扬顿挫地烧着曹操的战船。

  “先生,醒醒,开早饭了”。

  天已经大亮,早饭就在活动小桌板上,一杯热水,一个茶包,一盒冰果汁,当然,还有一盘冰果冻——事实上住院前三天一共七顿饭,主食就是累计七盘冰果冻。

  病床高低是可调的,我试图借助机械帮助,直接靠在病床上吃饭,但不知怎地,搁脚那一端放不到底,问护士,答曰“有点毛病,去年就报修了还没修好”,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爬起来吧。

  那位给我做手术的面纱女医生来做例行术后探视了,貌似比惯例晚了整整一天?她走后我听护士嘟囔“某某医生做什么都慢一拍”,还好,做手术似乎还准点。

  她匆匆走了,走之前吩咐护士又给我抽了4管血“检查肺结核”,甭问啊,他们也不是一拨儿的,没事,抽吧,我堂堂炎黄子孙还怕这个?

  午饭,晚饭。

  还是浑身疼,坐、卧、起都要花上十几分钟,期间来过好几拨名目各异的大夫,又抽了两次血,并顺便给我开了从降压到降糖的好几种处方药。手机里,袁阔成已经把曹操的战船烧了好几个来回。

  晚饭后妻子又来探病,儿子们果然没有来。

  “蛋蛋又作恶梦了,他不习惯你不在家,昨天整晚都赖在我床上”。

  正说着闲话,一个年长的女护士进来,用不知谁搁置在病床边一套仪器,帮我量体温和血压。

  “这套机器量体温的装置坏了,只能量腋下,不能量口腔,得换一台才好”。

  她皱着眉走出去,却并没有把那台坏了的仪器推走。

  夜里我也做了恶梦,很惊悚的那种,是因为评书,还是蛋蛋?

  已是15日清晨,还有一天就可以出院了吧?

  早饭照例是茶包、果汁和果冻,只是多了一盒冰牛奶。

  身体状态似乎好了一些,虽然好得不多。我咬牙坐起来,喝完了那些流质,仍然没有碰果冻。

  午饭前“磕巴”来探房,没有戴口罩,我想,至少他这拨儿应该也已得出了“没有肺结核”的结论吧。

  “量体温”。

  一个印度裔青年女护士面色严峻地走进来,她貌似习惯说省略语,能节约一个字母都是胜利。

  她走到病床边,随手从仪器上拔下体温计,消毒后劈手塞在我嘴里。

  等一下等一下,这体温计不是坏的么?我想喊,但嘴里塞着体温计,一句话也说不出。

  “零度”。

  护士干脆利索地在本子上记下数据,掉头就走。我想叫住她,但终于没喊出声来。

  何必呢,值班台就在边上,他们终究会发现问题的。

  晚饭后妻子又过来探病,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过来接你出院”,临走时我让她从床底下帮我把拖鞋拣了出来——送午饭的护士不小心把拖鞋撞到床底,我拜托她们帮忙取出,但来了三趟人都没完成这项艰巨使命,这里终究是病房,打赤脚貌似不那么合适对吧……

  终于知道为什么夜里睡觉会做恶梦了:不是因为评书,也不是因为蛋蛋,而是因为护士不习惯随手关门。夜深人静,值班医生、护士、病人在走廊上走动,在制冰机上“哗啦哗啦”取冰,都会让我惊悚那么一下。我按铃叫来护士,拜托她帮忙关门,她关了——但下一拨来量体温的护士又给弄开了。算了,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被制冰机弄出几场恶梦的。

  第二天一早醒来,妻子果然已坐在床边。早饭也送来了,果冻换成了一碗印度风味的不知什么汤,喝了两口,“画风”过于清奇,终究没喝完。

  “你们好,froid n`est pas chaud, petitn`est pas grand,这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们来探房”。

  “磕巴”和一位年长的女医生走进来,连说带比划地跟我们解释,因为“种种原因”,我不得不推迟一天出院。

  “磕巴”们走了,妻子也只好走人。临走时她嘟囔了一句,“这磕巴是在跟你练法语口语入门么”?

  大概吧。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磕巴”,事实上自15日起我就没怎么再见到此前两天络绎不绝的各色医生,也没人再问我什么劳什子“肺结核”了。

  但护士们还是恪尽职守,到点儿就来,也照样会把我的拖鞋撞到床底下,照样会忘记关门。

  傍晚来了个老护士——差不多是我这次住院见过最老的一位。她半晌端详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建议我“加强睡眠质量”,我苦笑地拜托她提醒值班护士们“最好能记得随手关门”,她答应了。

  “哦,你可以多吃一些半流质食品了,不过切忌辛辣”。

  切忌辛辣?那么晚饭给我送咖喱汤是怎么个意思?

  又入夜了,护士们还是记不住关门,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好在身体状况庶几又有所改善,我牙一咬,心一横,奋勇起身,拖着点滴架跑到门口,自己把门关上了。

  我真傻,真的。只知道拖着点滴架也能关门,就不知道过会儿护士还会进来么?

  17日。出院日。

  妻子说好中午前来接我,她已打听清楚,我上午就能办好出院手续。

  但午时三刻已过,我和妻子等来的不是出院,而是午饭。

  “对不起,出院要主刀大夫签字,可她一上午都没来。”

  护士解释说,这次倒不能怪那位面纱大夫“照例慢半拍”,她是出门路上被另一家医院的急诊给叫走了。加拿大和许多欧美国家一样,医生是自由职业,人事关系不隶属医院,可以同时和几家医院签约挂钩,很显然,出院终究不比急诊来得迫切。

  等面纱大夫终于露面并签好出院单时,晚饭也已经送来了,还是奇怪的咖喱汤。

  汤就不喝了,虽然不要钱。再见,素里纪念医院,这里还是更适合纪念,而不是住院。

  几天来探病的各路医生开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药方,这是要自费去买的(加拿大医院内用药免费,但出院后要自费)。因为有附加的商业医保,那堆药加在一起也只花了小几十加元,其中大头还是药房额外收取的附加费。

  住院这么多天,家里花掉最大的一笔钱,居然是医院停车场的停车费,如果不太计较效率,还真是挺省的。

  “知道么?就在你动手术第二天,我一个同事的亲戚,住多伦多的,查出和你一模一样的阑尾穿孔,排手术排到6天后,这位大姐听完了一咬牙,买了张机票飞回广州挨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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