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上)
三退
2006-10-11 17:47:56
阅讀：404次
评論：0
上篇：党文化是怎么建立的
【解體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上)
--------------------------------------------------------------------------------
【大紀元10月12日讯】目录
1．用惡党的思想思考问題，用惡党教會的語言说话
今天誰还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着拥護共産党
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題的人，明天又會一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一些典型例子
1）經濟表面繁榮帶来的視覺沖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说”
2）“稳定压倒一切”
3）“別人也一樣”
4）“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5）“對共産党要一分爲二”
6）“温飽權高于人權”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漠視生命 肆意杀人
战天鬥地 破坏自然
性泛濫造成社會危機
黃賭毒産业化 官方成保護傘
====================
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類曆史，人們會真实地看到共産邪靈肆虐中華大地的那一幕幕觸目驚心、喧囂鬧騰和血雨腥風。在短短几十年裏，在神州的土地上，共産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輪一輪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輸，構建起了一個同我們的傳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這個部落裏，共産党宣傳無神論，宣傳唯物論，否定傳统的神傳文化，宣傳馬恩列毛的伟大，從而系统的替代傳统文化；在這個部落裏，共産党批判儒釋道，批判傳统觀念，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强食、適者生存的邪说，爲其政治目的而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進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這個部落裏，共産党更是利用無所不在的灌輸手段，從宣傳機器到教科書，從犬儒文人到各種文藝形式，徹底把人洗腦了。嗚呼！血染神州，山河色變。五千年神傳文化之根被切斷了，人們不再認華夏始祖，而是甘做馬列子孫，在短短的时間內，共産党真的把人們的思想徹底改造了。
有一個笑话说大學考試題目是“請谈谈對世界一些國家粮食短缺的個人看法”，結果美國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韓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國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個人看法”。這個笑话反映出我們中國民衆在中共几十年的宣傳和高压以及运動实踐中，“個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着人的語言、人的行爲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迳庭了——人們习慣于用惡党的思想思考问題，用惡党教會的語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計後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滿嘴髒话，行爲低下；目前的中國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經不會讲正常人的话，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了。
有人想，這是不是说得太過分了？至少，共産党自己都在嘲笑過去，現在同過去應該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年是個分水嶺。谈論起前三十年的曆史，人們會覺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現在，覺得已經很正常了。是的，人們不再相信共産主義了，人們不再讲“磨一手老繭，滾一身泥巴”了，人們甚至也高喊要恢复“傳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並没有改變，而是更臻成熟。党文化的理論體系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後人們的“科學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輸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隨着電視的推廣，變得更加容易用“聲情並茂”来改造人們的思想，而面對互聯網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熱衷于封網、過濾和監控。中共的所谓恢复“傳统文化”，是在抽掉傳统文化的內涵之後，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無神論、唯物論等思維模式来盜用傳统，完全是爲了現在人們追逐經濟利益和國際認同這個根本目的来恢复的，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們真正的傳统文化，相反，這是繼第一次對傳统文化的神韵施行阉割之後，對傳统文化的表面內容進行的第二次阉割。
所以，無論過去，还是現在，被改造思想後的人們都有着同樣的表現。
1、用惡党的思想思考问題，用惡党教會的語言说话
雖然替代傳统文化和改造人們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以一貫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語言却是變化無常的。從“階级鬥爭，一抓就靈”到不得不“摸着石头過河”，從“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资本主義的苗”到“不管白貓黑貓”，從“無産階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帜鲜明地制止‘動亂’”，從“越窮越光榮”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從歌頌“张鐵生交白卷”到現在學術界爲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學術腐敗”，從昔日的“禁欲主義”到今天的“縱欲主義”……中共政策之出爾反爾，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亂。
但是，人們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後的表現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變，人們總是盲目地跟着變，總是用惡党的思想思考问題，用惡党教會的語言说话，從而總是維護着惡党的统治。
在那“一句頂一萬句”的时代，说用惡党的思想思考问題，人們是相信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産”，“人民公社好”，“千萬不要忘記階级鬥爭”，“廣闊天地，大有作爲”，“鬥私批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結起来，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個聲音，人們覺得当然就只會跟隨惡党的思想和語言来思考来说话。
現在信息傳遞這么快，這么多，言論也比起過去不知寬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罵几聲共産党了，人們都在做獨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惡党的思想思考问題呢？
今天誰还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那么我們看看今天的人們都在想什么：“没有共産党，中國怎么辦”，“中國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亂”，“不要揪住共産党的過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給共産党时間，民主自由早晚會到来”，“人權就是温飽權，飯还吃不飽，讲什么人權”，“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學”，“坏事都是個別人的素质问題，党本身是好的”，“國家這么大，換誰不一樣？”，“誰反對共産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擰不過大腿，鬧什么鬧？”，“稳定压倒一切”，“把經濟搞上去再说”……等等，人們普遍認爲這些觀點是自己獨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輸。
人們真的是在做獨立理性的思考嗎？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觀點，一個不落的都是共産党爲維持统治而宣傳灌輸、處心積慮地要让人們去接受的東西。只不過“造反有理”變成了“（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們認爲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並覺得對共産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們的思維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們的思想更多地是被党直接灌輸所致，而今天的人們經過多年的折騰後，不再“盲目”，覺得自己能“獨立”、“理性”地思考了。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着拥護共産党
不幸的是，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思考的理論體系仍然是共産党給予的，思考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共産党控制的，所谓的“獨立”不過是在党文化框框中的“獨立”，所谓的“理性”也不過是在党文化理論體系中的“理性”，很顯然，這樣思考後得出的結果当然就是共産党所期望得的結果。
爲什么人們“獨立”地思考獨立不起来呢？有下面几個因素。
1）“獨立思考”中的党媽媽情結
“党就是一切、党就是母親”，“命是党給的”，“飯是党給的”，這種“母子情”數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雖然現在不像過去那樣露骨的高唱“党啊，親愛的媽媽”，但是，党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威權，對人們衣食飯缽的控制，依然让人覺得“國家就是党的”，“飯碗是党給的”，“共産党是中華民族的唯一選擇”，把党、國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個生活环境似乎都是党建造、賜予、維持的。這成爲了人們思考中國问題的一個底線，就是不能越過共産党，想像不出没有党的日子該怎么過了。外界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心態，孩子大了，不就远走高飛了嗎？可是，党文化的封閉式高压式环境是让人可以老，思想却長不大，那孩子能離開母親嗎？
2）“獨立思考”的理論基礎
人們思考问題的理論基礎仍然是無神論、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進化論、鬥爭哲學和所谓的科學社會主義，让人不相信在党之外还有“神和天”的存在。人們思考所依赖的基本詞彙或者话語系统，仍然被赋予了党文化的含義，都是中共教會的語言，這就使得人們只能在党文化中打轉轉，人們甚至對于超越了“没有了共産党”這個底線的思維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懼。同时，政治运動依然不斷，比如，最近二十几年的反自由化、鎮压“六四”和迫害法輪功，每一場這種全國性的政治运動，都是對党文化理論的又一次全面地强化复习。
3）“信息不完整”影響思考過程
人們思考问題的信息来源仍然受到共産党的严密控制，就連負面消息都是在党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轉化爲維護党天下的素材。俗话说“兼聽則明”，一個人得到两個相反的觀點，並且認爲都有道理的话，他就必須開始自己真正的獨立的理性的思考来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鎖、過濾造成“信息严重不完整”，实際上切斷了人們做出正确判斷的必要條件。再聰明的大腦，再有獨立思考的愿望，也逃不出“無米之炊”的尴尬，這樣的思考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獨立理性”的思考。
4）“强權論”让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産党是强權，党是殘酷的，跟党作對絕没有好下場。”這是人們從几十年的运動中得到的共识。就算是痛恨共産党的人，也因爲畏懼强權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難越過共産党，覺得“你能把共産党怎么樣？”，從而反過来以看破中共紅塵的心態去附和中共，也跟着感慨“没有共産党，中國怎么辦？”。人們普遍認爲的言論寬松的象征——在私底下可以罵共産党了——其实，都是在党文化裏罵，在罵中来理解党，最终維護現状，變相地拥護共産党。
影響人們獨立思考的因素还很多。這種經過“思考”後仍然跟党一致的現象，比過去的直接灌輸更有危害性。一旦認爲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獨立“思想”，就會更加相信那些觀點，客觀上造成更主動跟党一致，自然更便于中共来统治人民。如果说過去是一個被動地被塑造的過程，那么今天就是党文化發酵成熟和人們主動自律的過程。人們從過去的强行灌輸到今天的主動自律、配合理解党的政策，“罵着拥護共産党”，正是共産党長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結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題的人，明天又會一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一個很具諷刺的現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曆史分成一個個时代，人們總是站在“現在”的时間點，對党的政策給以拥護，而對“過去”的时間點上的很多事情，給以嘲笑，覺得那时怎么那么荒唐。如果把时間的坐標往過去移動，會發現那個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惡党的思想思考问題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覺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樣拥護那时党的政策，很可能还在那裏嘲笑前天的行爲。今天認爲共産党可以迫害法輪功的人，倒退三十前，他一樣覺得共産党應該發動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樣覺得大跃進是如何英明正确。
说起“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人們都會嘲笑那时的荒唐。其实，今天的人們一樣在用這種邏輯思考问題，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自己覺察不到而已。
在連續几年取得農业發展之後，《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一文，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张縣了解情況的人写回来的信。文章爲了说明亩産萬斤“一點也不神秘”，有聲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亩産萬斤就成一個現实的事物了。”更有科學家出来根據植物對太陽光能的利用，論證亩産潜力可高達5.85萬斤。如今回首当时的言論和行爲，都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經濟有了一些發展，于是在中共的宣傳和灌輸之下，人們對于中國的未来有了個直線外推的思考模式：現在制造玩具出口，將来就能制造飛機出口；現在是贫富差距，將来是共同富裕；現在有腐敗、社會不公、教育和医療福利等各種问題，將来都會解決；現在环境被汙染，將来自然會被治理；現在能源不夠，將来一定會有；現在是群體抗爭不斷，犹如火山要爆發，將来一定會成爲“和谐社會”；現在人們的道德日益敗坏，將来一定會高尚起来；現在是經濟發展，將来一定會有民主自由的制度發展……“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在本世紀成爲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國”——其实，這就是新时代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的翻版。
在那個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造成了“共産風”、“浮誇風”和“瞎指揮風”，把大跃進變成了大後退，人民公社會變成了人民空社。今天這種思想的危害絕不亚于当初，而且由于更隱蔽，人們不容易覺察，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思想是被灌輸的，而今天人們的這種思想却是自己“思考”出来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這句话本身很“唯心主義”，不過是表達一種氣魄和決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學內涵被灌進了党文化，就變得極具毀滅性了。在極端唯物主義看来，這不再是表達決心，而是要變成实实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亩産指標，層層誇大的指標，是亩産萬斤的高産卫星。不信神的共産党，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精神，有條件要上，没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一種莫名的東西沖昏了人們的头。党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見一斑。
昔日“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號角鼓動人們不顧客觀規律和現实，要亩産萬斤，亩産十萬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樣激勵着人們面對中國的危機熟視無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几年来的跛足改革帶給中國巨大的危機，但人們不去監督中共，不去批评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體中共，而是不作爲，甚至反對別人作爲，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這一危機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愿解決，期望中共有能力解決，認認真真地重新演繹着二十一世紀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中共曆史上几次重大政策的調整，都是因爲来自党內党外的巨大压力，感受到了“亡党”的危機才不得已開始了改革。也就是说，只有給中共压力，中共才會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曆史，不揭露中共現在的惡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縱容中共，中共就不會改良。于是，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可以這么说，在人們盲目的“期望”中，所谓給中共三十年时間的幻想中，社會危機可能已經把中國破坏好几個来回了。
更重要的是，“改良”對今天的中共来说，已經太奢侈了，因爲中共積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愿、不敢、不會改良了。維護统治地位成爲中共保住集团和個人利益的一切底線，在中國警察網上有一句醒目的口號，就是“維護党的执政地位”，如此明目张膽地把警察当作党的家奴，可見共産党是鐵了心地“不會從良”，而人們的盲目期望更是給中共增加不愿顺應曆史潮流的能量。很顯然，今天的中共已經成爲理性討論和解決中國问題的基本障礙，只有把中共解體掉，让中國人民没有後顧之忧地来發揮一切聰明才智，自由討論國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
下面我們舉一些典型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人們是如何用惡党的思想和惡党教會的語言来思考问題的。現在人們對共産党的一個最大情結就是這二十几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来的巨大變化。在這種沖擊之下，人們對如何認识共産党，共産党變没變，有没有希望等都變得非常困惑了。
1）經濟表面繁榮帶来的視覺沖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说”
視覺和感官對人的沖擊是巨大的。被共産党整怕了、弄窮怕了的中國民衆，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後，就很容易滿足了。再經過中共一年复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聯欢”的宣傳，好像又鬧起“趕英超美”，把人們整得飄飄然了，中共乘機渾水摸魚，用經濟的發展来爲其执政合法性寻找依據。其实，經濟發展同中共毫無關系，功勞屬于勤勞的中國人民。有人说，只要有外商投资，只要有智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只要有吃苦耐勞的工人和忍辱負重的農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國，也能在二十几年堆出一個繁榮的物质世界。
但是，這樣的跛足發展符合民族的長远利益嗎？發展的顺序问題，什么先，什么後，相互依赖關系等等，是現代管理中最基本的问題之一。
看看在中國表面繁華的後面是怎樣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滞，經濟體制的畸形，社會的不公，官場的腐敗，贫富的差別，道德的墮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對人權、信仰和宗教团體的严厲压制，對民主自由的敵視，對言論和媒體自由的根本鉗制，銀行坏帐，金融危機，黑社會，娼妓，占大多數人口的弱势群體没有聲音等等，以及盤根錯節的社會矛盾，風起云涌的民間維權和快速增長的群體性抗爭（2005年達8萬多起），等等，更別提天有不測風云的大自然的懲罰和報复。在表面繁榮之下的中共政權，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樣。所谓的經濟高速增長实際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費能源爲代價的，如果算上环境代價，中國這些年的实際GDP是負增長。
對于中共急功近利的經濟畸形發展帶来的潜在危機和可能的民族災難，人們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對。一是屈服于中共的强權，覺得想也没用，还自找麻烦，二是覺得現在生活總是好了些，哪管這種發展能不能持續，只顧“悶聲發大財”。而那些只爲賺錢的外商和政客們，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從這世界上最後一塊市場大餅中分得一杯羹。雖然外界認爲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来民主和自由，這二十几年的事实證明外商不但没能把民主和自由帶進中國，反而成爲中共腐敗食物链中的添加劑。
有學者把中國分成三個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別墅裏享受着別有洞天，第二世界在爲住房、医療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費，第三世界正在温飽線上苦苦掙紮。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战略研究課題組”撰写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一書，認爲中國經濟落後美國100年，如果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才能進入世界前10名。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可能嗎？有人评論到，下一個世紀远远不是“中國的世紀”。但在大城市櫥窗式的繁榮之下，一個真正的中國被掩蓋起来了。經濟表面繁榮帶来的視覺沖擊，一“俊”遮百醜，幫助中共披上了一層迷惑人的面纱。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們對現实的全面認识，“不识廬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對共産党的曆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們都知道做詩的功夫在詩外。同樣，要把經濟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決信仰、道德、法律、言論自由、媒體監督等一系列非經濟因素。這些问題不解決，經濟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經濟搞上去再说”只是共産党拖延體制改革的藉口而已，但現在人們竟然毫無察覺，还以爲是真理。其实就是陷入了党文化思維，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问題。中國人民現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體育和娛樂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區。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人民是積極參與政治和制度的改良，爭取自己的各種權利，而中國人民現在不是這樣，對于那些敢于要求權利反中共迫害的民衆，許多人不但不理解，还反對別人去爭取權利，他們愿意把一切都交給共産党，幻想共産党的自動改良和恩賜。
2003年中國大陆出現了一部引發廣泛爭議的電視劇，它就是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後遭禁播。該劇真实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開放必然失敗的命运，這一點對中共来讲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開放之前是没有電燈、電報、電话的，也没有火車和汽車。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园，它的三大條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邊的一栋栋的高樓大厦，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櫥窗。可是這個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滅亡的命运嗎？没有。1905年孫中山先生说：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话、電報這樣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進行政治改革，只能爲國內的贪汙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
其实，今天的人們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基本常识，都知道越往後，修正的成本越高。關鍵就是在党文化的氛圍之中，屈從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覺得發展經濟至少對眼前短期有利，就跟着一味的叫喊要“把經濟搞上去再说”，而對中共的杀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稳定压倒一切”
經曆過政治运動的中國人，對“稳定”有特別的渴求。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鳴，成爲中共新时期維護统治的主打口號。
说起共産党，人們聯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動亂，怎么現在的中共却祭起“稳定”的大旗了呢？说起来很矛盾，其实，也很簡單。就是中共可以“動亂”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動亂”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稳定”了。几十年来肆無忌憚地一個运動接着一個运動，把人民“動亂”得民不聊生，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兴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覺醒，眼見要把中共“動亂”掉了，這时中共就高喊起要“稳定”了。
顯然，中共说的稳定只是中共政權的稳定，而非國家和社稷的稳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權势者，最需要“稳定”，以便“稳定”地撈取利益。由于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這種“稳定”可以高于良知和道義，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顧了。当礦井工人死于礦下，中共以“稳定”掩蓋死者的冤屈；当拆遷戶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訪，幻想着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稳定”爲名進行截訪，甚至用“破坏稳定”對遭受不公者進行迫害打擊……這樣的稳定是假的，社會不公和矛盾積蓄到一定时候，就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共産党宣傳的“（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積累社會矛盾等待總爆發的過程，一旦危機爆發，我們今天拥有的財富都會化爲烏有，民族又會遭到生靈涂炭。
大家知道，經濟的运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稳定”的，動荡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礎，来保障社會的稳定。真正的稳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國是最早实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三百多年来保持高度稳定，人民自由，經濟繁榮。有矛盾要及时疏導而不是强行压下，中共利用人們在各種运動中整怕了、希望稳定的心理，偷梁換柱，把它自己统治的稳定强加給民衆。這種稳定是不稳定。
中共“稳定压倒一切”帶来的代價，就是現在轉型更難了，成本更高，風險更大。在社會矛盾越来越尖銳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压維權和異見人士，鎮压信仰团體，封鎖、過濾消息。中共在維護集团和個人既得利益的過程中，原罪越来越大，已不可能指望着它有一天會心血来潮，大發慈悲，主動開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3）“別人也一樣”
中共很喜欢用“國情”来作藉口。別人有民主，中國不能有，別人能有言論自由，中國不能有，別人有信仰權利，中國不能有，爲什么呢？因爲國情不同。但是，如果別人有什么坏事，中共這时就不讲“國情”了，而是强調“普世價值”，告訴人民原来“天下烏鸦一般黑”，然後就要老百姓認可、理解、原諒中共的劣行。
说腐敗，它會说哪個國家没有腐敗？说鎮压民衆，它會说美國也對民衆開過枪；说民主，它會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變，它會说俄羅斯演變後是如何糟糕；说選舉，它會说台灣的選舉是多么混亂；说中國現在资源浪費，贫富差距大，它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積累，哪個發達國家没有經曆過？说没有言論自由，它说西方哪個媒體不是被財团控制？说天安門抓訪民，它说你到白宮去抗議試試，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權不好，它抓住美軍虐囚大作文章，说美國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
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有时比那些严肅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這種類比本身却是錯誤的，是欺騙誤導民衆。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點。所以，哪個國家都有贪汙，都有人權问題。我們無意去爲其他國家的行爲辯護，我們只是要指出中共“因爲別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的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其次，中共在報導宣傳那些類比例子时，常常對事情發生的背景、經過和處理方式斷章取義，有意隱瞞不利中共的東西。我們知道，出问題是一回事，對问題的反應和處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題的發生，而回避民主國家從政府、媒體到公衆反應和處理问題的姿態。
美軍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無非是想说，美國人權也好不到哪裏去，中共的人權不好有什么關系呢？但是，如果我們對比美國政府和中共在這種事情上的處理態度，就會發現區別很大。事实上，案發之後，美國自己是舉國震動，不但美國媒體上大量曝光，就連總统也得馬上回應，立即着手調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而中共對自己的人權惡行，却是從上到下地一味掩蓋，还不准別人去揭露。
對于中共在天安門抓訪民，甚至“六四”屠杀，有個说法，就是你到美國白宮前面抗議看抓不抓你。中共在這裏混淆了一個根本區別。中共说是可以申請游行示威，但根本不會批准申請，對申請人还要打擊報复，更別提你要申請到天安門示威。而在美國，民衆可以很容易地申請去白宮前面抗議，而且有些抗議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應的，美國警察常常會主動问抗議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傳的那樣，美國白宮前不容許抗議，要象中共一樣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議者有過激行爲，那也是按法律制度来處理。
还有人说美國也對民衆開過枪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軍人補貼金事件，一萬多名失业的退伍軍人在美國國會大厦前集會。当时的胡佛總统下令聯邦軍隊進駐華府，驅散示威民衆，造成两名退伍軍人死亡，多人受傷。根據美國公開出版的百科全書、記录片、曆史書、回憶录等記載，他們並不是死于美國軍隊，而是被華盛頓的警察誤杀。不論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們来看看美國朝野對這件事情的反應。首先，美國政府遭到新闻媒體的無情鞭笞，《紐约时報》以头版头條的長篇通讯報導了事件經過，胡佛總统也向美國人民承認自己的責任。在当年的美國總统大選中，人民更是用選票把胡佛趕下台去。動用軍隊的教训之深，成爲後来美國總统的前車之鑒。1971年在白宮附近發生大規模的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對前来請示的助手说：“让他們在那裏好了。”對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没有對“六四”事件有一個自我反省的说法，中國立法機構也没有提出過如何接受鎮压民衆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將来犯類似錯誤的提案。
还有一個很流行的諷刺西方言論自由的例子，就是说你写篇文章，看西方報纸是不是給你發表，如果没有發表，那肯定證明言論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國人因爲這么一個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論自由的虛伪，也就認爲中共控制言論也就顺理成章了。這其实是中共給人們制造的歪理。報纸怎么可能来什么都給發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头几個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实上，言論自由並不是说每個媒體都要做到“絕對公正”。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理念，他們後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势力，也就是说，媒體作爲個體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對稿件和報導角度都有自己的選擇，這並不是媒體界要掩蓋的什么秘密。言論自由體現在两個層面：一是對媒體本身，它可以自由地發表它想要發表的內容（出格了會通過法律途径解決），二是對讀者而言，他的自由體現在可以獲得任何意見的媒體，你既可以看反共的報纸，也可以看親共的報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報纸，你也有自由去辦自己的媒體去發表你的意見，這才是媒體自由的真谛。新闻自由最關鍵的尺度是權力者有多大權力控制资讯。在美國，政府常常處于媒體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動用權力制止，也無能爲力。但在中國，如果共産党不想民衆在媒體上看到什么消息，動不動就給予封杀。把言論自由当作任何媒體都必須發表你的言論，根本就不現实。用西方報纸都有自己的立場来否定言論自由，不過是爲中共鉗制媒體找藉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論自由的妙處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極力滲透、操控，並大肆發展自己的親共媒體。
海外的民主選舉出現的爭端，也常常成爲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護中共獨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说法，幫助中共維護一党專制。民主也許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鬥爭和可能帶来的動亂，民主的透明、媒體的監督和軍隊的獨立畢竟是一種可借鑒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國家不管選舉爭端多厲害，國家很難陷入動亂和战爭，這就是民主對社會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傳的那樣像個洪水猛獸。
俄羅斯和平演變之後，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羅斯好起来，所以總是宣傳俄羅斯如何如何慘。俄羅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國情”，问題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羅斯作爲民主化後的反例宣傳的确是在誤導民衆。一些中國人到海外聽到俄羅斯的外彙儲備跃居世界第三时（2006年7月的報導】，竟大吃一驚，覺得俄國人不是連飯都吃不上嗎？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對象，是民主失敗的經典樣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增長率達7%，這一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場比較發達，經營效率較高，銀行坏账率低于10%。印度的經濟結構跟一些發達國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術人才，因此有人預言印度將在未来成爲“世界的辦公室”。实際上，印度如今已成爲世界的主要研發中心之一。我們無意爲俄羅斯和印度说好话，他們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題和發展變數，但是我們不應該被中共爲了維護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報導而誤導，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論調，按照中共的说法去思考问題。事实上，共産党在俄羅斯仍然是合法組織，如果俄國人民真喜欢共産党，完全可以在大選中把共産党選回去，人們不走這條路，顯然共産党不受欢迎。
對于中國現在遇到的掠奪瓜分社會財富的问題，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積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現代化過程中也走過這么一個階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們不去说這個原始積累的對和錯，我們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積累之後，资本很快進入了再生産，同时有産階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訴求，參政，辦媒體，搞教育，做慈善等，成爲鞏固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積累就是撈錢，撈個没完，然後外逃，享樂，根本無意去影響政府和共産党，同西方当时的情況根本不一樣，怎么能指望出現“原始積累”後的良心循环呢？
还有一個聽起来最徹底的類比：如果你去顛覆國家和政府，你看哪個國家不鎮压你？這是一個很“巧妙”的偷換概念的问題，很有迷惑性。其实，這個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傳灌輸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現。“煽動和顛覆國家罪”是中共繼過去的“反革命罪”以後的替代罪名，這個罪名把普通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有關的活動歸到“煽動和顛覆國家”，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被中共稱爲“煽動和顛覆國家”、“泄漏國家機密”等等的許多行動，在西方民主國家根本就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民主政府怎么會鎮压呢？辦報罵政府，在中國，這就是顛覆國家的“驚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顛覆國家根本無關，除非是囤積武器或者搞恐怖主義暴動。
對于一些少數極端宗教組織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亂作爲，也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爲中共的無神論開路的反面教材。而對世界上作爲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帶来的對社會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義，中共却盡力回避。很多不明就裏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對信仰一概進行批判，排斥別人爭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這樣似是而非的類比还很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對于中共不利的東西，中共就不類比了，而是强調中國特色和國情。“國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寶劍。其实，這不能學，那不能學就是因爲觸動了共産党的既得利益而已。
4）“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這是人們反駁別人批评的常用語。其实不對。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對電影明星、足球运動员指手畫腳一番，並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對方更會演戏，更會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欢用這句话来爲自己的惡行狡辯。当美國批评中共人權问題时，中共的回應就是美國的人權也有问題，而且也要出一本指責美國的人權報告，從而認爲自己的人權问題就無所谓了。而中共出的美國人權報告，其內容都来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和美國政府關注的案例，中共爲什么要勞民傷財去多此一舉呢？就是爲了出一口“氣”，非爲改善美國人權（实際是希望美國人權醜闻越多越好，方便中共作文章），实爲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權罪行强詞奪理。
中共爲自己狡辯，那是它坏到那個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说辭，甚至認爲中共的回應理由是多么“爲國爭了光”，這就是糊涂了。且不管美國的人權怎么樣，美國批评中共的人權，客觀上是幫助中國人民，因爲在中共的人權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國人民自己嗎？別人呼籲中共改善人權，不是中國人民自己受惠嗎？遗憾的是，因爲党文化的影響，認爲批评中共，就是批评全體中國人民，觸及了被中共灌輸的狭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自尊心，結果盲目維護中共的面子。有人爲中共找理由，说別人批评中共的後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權要挾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們不買中共的托辭，堅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么，中共改善自己的行爲後，別人不就没有辦法要挾了嗎？這樣，既爲中國人民帶来实惠利益，又打擊了別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舉两得，不是更明智嗎？
所以，正常的思維是，不管對方做得怎么樣，只要指出的是事实，就應該聽取並改正。有人说“正人要先正己”。這又是一種誤解。這话應該是批评者自我勉勵的话，那是批评者境界高，爲了更有说服力，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現。但是，不能作爲被批评者抵觸別人意見的理由，不是有句话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
在外國元首要跟中共谈論人權问題时，有一個很典型的被認爲是“機智”的回答，就是“你没有资格跟我們说中國人權，因爲一百多年前你們严重侵犯過中國人民的人權”。在说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坏自然，汙染环境时，也有個類似的说法，就是“西方强國不也轉移汙染工业，甚至把廢料运到別國嗎？”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國家曾經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爲什么共産党就不可以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呢？西方國家能夠汙染中國，共産党怎么就不能汙染中國呢？
中國要與世界接軌，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聽取國際社會的意見，除了學习別人的先進技術，还要研究先進的制度。爲了化解國際社會在人權、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压力，中共總是用“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来無理取鬧，誤導民衆，受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長远利益。
4）“對共産党要一分爲二”
共産党自知坏事幹絕，所以，希望人們能對它一分爲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着说，“難道共産党一點好事也没幹？”這種觀點聽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這要看一分爲二的場合和目的是什么。
一個杀人犯，杀人償命，按照法律来说，就已經可以給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一分爲二，想用小时候曾經幫助老大爺推過車，植過樹什么之類的来抵消杀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國家和政党来進行類比的话，可以看一下二战以前的德國。1933年希特勒成爲德國的元首，他的經濟政策使德國的經濟連續多年以100％的速度增長，德國的失业率從30％降到0％，德國当时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因爲在一战以後德國是战敗國，英法列强對德國是很歧視的，要收它的賠款，但是希特勒当了元首之後，德國成了欧洲的强國，特別是1936年成功地在柏林舉辦了奧运會，使得很多國家對它刮目相看。当时德國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战鬥機的，很多地鐵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时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当时说要让德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轎車，這就是德國“大衆”車牌的由来。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經濟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軍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说他是軍事家或是經濟學家，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爲他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全球九千萬人的傷亡，造成了四千億美元的損失，同时他在集中營裏面對犹太人殘酷的屠杀，有六百萬犹太人因爲二战在集中營裏失去生命。這些事情就足以給希特勒和納粹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國去的话，没有人说我們要對希特勒和納粹進行一分爲二，而且包括現在拥有納粹的標志，或者對希特勒崇拜都是違法的。
我們再拿日本人打一個比方。侵華日軍在中國除了杀人，它还辦了很多实业。特別是在東北三省，它開工廠，開礦业，一直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当时東北三省的老工业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当时東北三省作爲全國鐵路網最發達的地區，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杀之後，日本在中國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動，比方说盂兰盆會，到南京秦淮河两岸看一看那也是屬于花柳繁華、温柔富貴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飲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么我們要不要感谢侵華日軍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的贡獻呢？也要来個一分爲二呢？我們好像没有人這樣想，因爲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杀，有七三一部隊，有三光政策，而且這場侵華战爭造成了中國两千萬軍民的傷亡，就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給侵略战爭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産党這兒，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共造成了中國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萬人是被它屠杀掉的，四千萬人是活活被餓死的，這個屠杀的數量超過納粹德國法西斯的十几倍，超過日本人四倍，另外一方面，共産党又出賣了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所以就這两件事情本身，就足夠給共産党定性了。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共産党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一分爲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絕了。比如它在鎮反的时候，爲什么不對原来國民党的官兵一分爲二呢？在迫害劉少奇、打倒林彪鄧小平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不對他們一分爲二呢？今天鎮压法輪功的时候怎么一句好话都没聽说，全部都是诋毀法輪功的话呢？所以從它的表現来讲，它所谓一分爲二，实際上是爲它維持统治所找的一個藉口，让大家對它有一定程度的認同而采取的一種策略。
如果真要是“一分爲二”的话，那么，中共就應該面對過去，面對錯誤。中共说的“一分爲二”其实是一個障眼法。它先虛晃一枪，说事情總有好有坏吧，让人覺得很“客觀”的樣子，然後，话鋒一轉，“坏”就不说了，落腳點却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让人們去徹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過去的，它幹的坏事是不让人说的，要说也只能按它的調子和分寸来说，這樣说的後果反而是給今天的中共貼金。德國總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華沙下跪忏悔對犹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領導人却從来没有向全國人民忏悔。如果在德國的格言現在是“千萬不要忘記”，而在中國則是“千萬不要記住”。可是，忘記曆史的社會能夠自救嗎？
6）“温飽權高于人權”
面對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權方面的惡行成爲中共在世界上的一大包袱。于是，禦用文人們杜撰出了一個人權歪理，“温飽權高于人權”，“你到饑腸辘辘的農民那裏去问问，他們是要飯吃还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對國際社會批评中共的人權記录时，也會用中共這一套话語進行批駁。在中共的政治教科書和每年的政治考題中，對這個问題都是有標准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場合，也經常俨然理直氣壮，一副義正詞严的樣子。人們重复這句口號，跟中共的宣傳和灌輸是分不開的。
其实，這是一種混淆邏輯的詭辯，它把民主自由当作一個抽像的概念，而把這個抽像的東西去同具體的“食物”進行對比，加上暗示農民的教育水平低，只會要具體的，而不懂得抽像的東西，從而得出農民都“要飯吃”，于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結論就是“温飽權高于人權”。
我們稍稍換一個说法，把民主自由具體化，農民們就不會上中共的文字游戏的当了。按中國農村9億人口計算，要養活縣鄉村三级官员6000萬，這就是说每15個農民（包括老人和小孩，按人口計算）要供養一個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從曆史上看，國民政府末年（1949年）是50個百姓供養一個官员，現在是15個農民供養一個官员。過重的負擔，压得農民翻不過身，就連中共自己都承認減免農民負擔是一項關系國家的大事。
對饑腸辘辘的農民，如果把“民主人權”的抽像字眼轉換成具體的行爲，我們可以這么问，“我們農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你們的情況反映出去，你們愿不愿意？”“当官的欺压農民，苛捐杂税多啊，咱們把那個坏蛋鄉支書罷了，選個真正爲我們幹點实事的，大夥樂意不樂意？”對于這樣的提議，農民們難道會拒絕？
人的肚子餓了，要想得到幫助的话，首先就要發出聲音，让人知道你的肚子餓了。就是说“言論權”比“温飽權”更緊要。可是，爲什么中共顛倒顺序的狡辯人們也能欣然接受，聽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飽的人没權说话，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經吃飽了嗎？爲什么不让他們说，或者容許他們替吃不飽的说呢？
其实，“温飽權”對于中共来说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一個敷衍外界、抵觸言論自由的藉口。
類似上面這樣的似是而非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後，的确使得人們沟通起来都很困難，一個问題解決了，还有另一個问題冒出来。如何避免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題，避免用党教會的語言说话，很關鍵的一點，就是把角色分開。把自己同党分開，克服党媽媽情結，突破“離不開党”的底線，不把党的無神論、唯物論和鬥爭哲學、仇恨哲學当作自己思想的基礎。對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看一看如果你附和那些觀點，到底對誰有利，是鼓勵党幹坏事还是監督党、抑制党不让它幹坏事。中共可以爲自己辯解，但是，我們老百姓不能跟着起哄。別人批评中共的时候，並不是在罵中國人。丟中共的面子，不等于丟中國人民的面子。能夠挑战獨裁，爲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會贏得世人的尊敬的，這種尊敬是對是對中國人民的尊敬。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無神論是党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們思想，就在于切斷了民族傳统文化，用馬列主義外来文化替代了中國几千来的半神文化，從此“無神論”主宰大陆，敬天畏神、善惡有報變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就人類曆史而言，對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維持着人類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也只能是有名無实。于是，爲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相信今生来世，不相信做坏事有報應，于是，做什么事都不計後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漠視生命 肆意杀人
1949年以後，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動中，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但在曆次运動中，起作用的却不僅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运動曆来是煽動群衆鬥群衆。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么帽子，然後衆多鄉鄰、親戚甚至家裏人就會一涌而上，將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騙的一面，但他們之所以能做得出這些惡行，却跟党文化的洗腦緊密相關。一個相信天理，相信人倫人性的社會，不可能大面積幹出這種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情。
“大跃進”之後的大饑荒，餓死的大约有四千萬人，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饑荒。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实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顺，大規模的洪水、幹旱、飓風、海嘯、地震、霜、冻、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没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事实上，如果当饑荒發生的时候，能夠開放粮倉，能夠寻求解決辦法，這場饑荒的死亡人數不至于那么高。更令人震驚的是，面對餓得奄奄一息的村民，中共幹部却命令軍人强行封鎖道路，目睹他們活活餓死也不准他們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抢”，學生居然用皮帶抽死老師，孩子用磚头砸死父親。还有人把對方打死之後，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國古代讲“人命關天”，“救人一命，勝造七级浮屠”。被当局整肅的對象，本身已經夠可憐了。但現在很多人却不但見死不救，还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杀人爲樂， 只要中共叫幹什么就幹什么，認爲是党性的需要，是党的政策的需要，什么後果都可以不顧。中共思想改造的後果之可怕，可見一斑。
时至今日，這種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維並没有隨时間的推移而成爲曆史。因爲中共的腐敗與暴政，社會産生了大量的被压迫团體。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權過着一掷千金的生活，而下崗工人却因爲没錢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贫窮人家的母親因爲没法替兒子交學費而上吊自杀……但面對下層民衆的淒慘生活，很多人已經漠不關心，毫不在意。面對可憐無助的上訪民衆，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可以大多出手，將人致傷致殘，丝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谓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對無數的礦難，说出“誰叫你生在中國”這樣的狠话来。而中共將官朱成虎，則放话可以犧牲西安以東地區、不惜中國一半的人口来打一場核战爭，跟老毛的“中國死了三億，还有三億”的说法如出一轍。僅僅因爲没有“暫住證”，大學生孫志剛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輪功過程中，大量法輪功學员慘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来法輪功學员器官被活體摘取，中共官员和医生從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滅，駭人聽闻。
漠視生命不僅僅表現在政治运動当中，也不只體現在權势者對百姓的態度上，現在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都充滿好勇鬥狠，肆意殘杀的現象。現在年輕人動不動就砍啊，杀啊，對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殘忍的校园凶杀案也屢屢發生。社會上谋財害命、用錢買命的事情隨處可見。官员、富豪雇凶杀人，有时連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当人的道德淪喪到如此窮凶極惡的时候，這個社會就處于極其危險的地步了。
战天鬥地 破坏自然
几十年来，党文化把中國人民塑造成“無法無天”、“战天鬥地”的一族，從当初的“大炼鋼鐵”、“圍湖造田”、“瘋狂地打麻雀”、“亂砍濫伐”到今天的以环境爲代價的經濟高速增長，都是只管眼前，無視子孫後代的福祉，給自然帶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國國家环保總局透露，每生産價值爲一萬美元的商品，中國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如果环境问題不能得到改善，中國的經濟奇迹很快就要成爲過去。世界銀行说，在世界上10個环境汙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國占了6個。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的38%，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园處于沙漠化威胁之中，專家估計，中國未来將有1.5億人口淪爲生態難民。 2006年8月26中國人大常委會在一份环境檢查報告中，以“有水皆汙”、“逢雨必酸”、“汙染之重，觸目驚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汙染的严重性。中央電視台２频道曾報導中國每年産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過透支生態环境和资源取得的。有一幅卫星拍攝的地球照片，許多國家是綠色覆蓋，而中國是一片黃土。許多網友面對祖國母親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不覺“萬念俱灰”。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两岸……”，這曾是中共宣揚愛國主義的主打歌曲，有考證指出，這條美麗的大河就是承載全國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第三大河流淮河。 有道是“走千走萬，不如淮河两岸”。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淮河汙染之觸目驚心，让這句民謠成爲曆史。工业企业偷排汙水、農村面源汙染和城市生活汙水，使淮河流域约60%爲劣五類水质，汙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響1.3億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没有用的。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爆發有史以来最大的汙染团，有如巨大的黑蘑菇，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裏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汙染水团全長133公裏，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澤湖，顺者昌，逆者亡，滿河黑暗，伏屍（魚虾蟹）千裏。“10年治汙水质回到‘原點’，600億付諸東流。”
党文化帶給中國人的“不計後果”的心態，更是表現在熱衷于搞大运動、大項目，勞民傷財，不顧自然規律。再大的工程，總是先上馬再说，哪管什么後果，滿足战天鬥地、好大喜功的變態心理，走一步看一步，出了事算“交學費”，把國家民族的未来当作兒戏。
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調”等如此重大的項目中，決策人员也仍然以政治爲決策依據。“六四”之後，中國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選爲振奮人心的工程。關于三峡工程，該不該修，人們聽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負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應付”對策，而反對一方的專家們的進一步反駁和詳细討論，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區。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動就得有坡度，庫區的头尾就要有落差，淹没區就必須是一條斜線。但是三峡工程“移民組”爲了迎合当局縮減移民搬遷費用，提出的三峡移民淹没線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壩蓄水到預定的175米，另一头的重慶的淹没線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峡工程泥沙組公布的萬分之零點七的水力坡度来計算，600多公裏以外的重慶的水位高度將不是現在说的175米，而是超過海拔217米，到时就要爲重慶“准備後事”了。如果要保重慶，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当初的防洪發電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從中央到地方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這么多科學家，都知道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這么严肅的後果就不当回事？还有，三峡工程中的目標和措施之間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發電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渾蓄清矛盾，發電、防洪、航运與移民矛盾等等。防洪要放水，水位降低又會導致發電和航运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馬的张光鬥教授在發現三峡工程的实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准的錯誤後，對三建委辦公室主任建議了這個问題的解決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響到航运，同时也必然影響到發電，爲此张光鬥主张修建燃油、燃氣或燃煤的火電廠進行調峰，张一再叮囑 “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三峡探索》總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處理泥沙淤積是水庫成敗最關鍵的因素之一，而200公裏長的三峡是沙石最好的避風港，三峡水庫擬采用“蓄清排混”的运行方式。海外有學者預言“排混”只對大壩前很短距離有效，而清華大學著名水利專家黃萬裏教授則斩釘截鐵地说一塊石头也出不去！黃教授1957年因爲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峡大壩，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打成右派。數年後三門峡大壩的失敗證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關于三峡工程，黃教授写過三封信，陳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領導人給他30分钟的时間，把三峡工程问題給他們讲清楚，说服他們改變這一決策。然而，他連這30分钟的时間也没有得到。
“南水北調”是繼“三峡工程”之後又一項世界级工程，主要目標是將長江水分東線、中線、西線調往严重缺水的華北和西北地區。東線、中線工程已于2002年底開工；西線工程計劃于2010年開工。当初“三峡工程”还像征性地有個全國人大無記名投票，而現在人們連那個過場都嫌礙事，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設計者們竟然说，中央宣布東線、中線開工，就意味着西線也開工了。早在2001年7月就通過水利部專家委员會審查的“西線工程綱要”，到2005年3月才让長期工作和生活在調水區的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經濟學家、人文科學家等才第一次看到其“廬山真面目”，让這些第一線的專家們十分忧心。西線工程要在源头上把長江水引到黃河，而黃河比長江高出200米，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難多少倍，風險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專家感叹“西線工程令人擔忧，會不會救了黃河毀了長江，甚至救不了黃河还毀了長江？”呼籲中共“告別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們的话在以政治決策爲中心的中共那裏，又能傳多远呢？極力支持工程上馬的西線工程設計總工程師對外界质詢的回答是“隨着項目推進，一切都會逐漸明了”。被中共的“战天鬥地”洗腦過的人們，在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上動土，態度居然也是 “摸着石头過河”。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来没有让人去和地鬥，破坏自然。在傳统觀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對抗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要與自然和谐相處。現代的可持續發展觀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國早在公元前就有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論，它使得中國拥有過發達的傳统農业，支撐了燦爛的傳统文化。爲什么現在發生了生態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況？正是因爲這種不計後果的做事方式，違背了自然規律，使得青山不再，綠水斷流。特別是現在在金錢利益的驅使下，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們，更是膽大妄爲，什么都敢去幹。当大自然報复的时候，誰来拯救我們的民族呢？
世風日下 不讲道德
公務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倫理也日漸低下。看医生要遞紅包，孩子入學要交紅包，打官司要給紅包，記者写新闻要收紅包……金錢把一切固有的职业道德汙染了；正常的社會运作模式被破坏了；舊有行业的职业道德變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個健康發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經被汙穢包圍了。
就说造假的程度，從假烟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么都有。2003年安徽阜陽發生了害死嬰兒的“毒奶粉”事件。長期食用這種奶粉的嬰兒，头大身子小、身體虛弱、反應遲鈍，並伴有大面積皮膚潰爛、內髒發育腫大。僅阜陽市出現營養不良綜合症的嬰兒就有171人，因並發症死亡的有13人。許多患“大头娃娃病”的農民家庭，爲了給孩子治病，几乎花費掉了所有積蓄，有的甚至變賣了家産。不少家庭因爲没有經濟能力，不得不放棄治療，眼睜睜地看着孩子死去。2006年，北京市粮食局所把2300多噸陳化毒米流入市場，裏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包括目前發現最强的化學致癌物黃曲霉素。然而商家爲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進入市場波及全國，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廣東、遼甯、四川、湖南都出現數以噸計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攙好米，百姓無從分辨，曝光已經是几年後的事情了。
過去叫盜亦有道，摻假騙錢，也就騙個錢，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們，除了少數心裏还遵從傳统道德约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覺得道德、良心能值几份錢？中共的無神論、唯物論、不讲天理，不讲道德，教育出来的就是這種爲了錢，爲了個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幹得出来的人。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时，爲該校題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無獨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報》報導，有些当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亂”的“八個严禁”，“严禁奸汙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這樣的校训和規章，是让人民放心还是更擔心。
当一個社會已經确立了游戏規則，社會民主制度、法律體系、媒體監督和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經比較完備地建立，民衆的道德維持在一定程度，國民心態比較平稳时，再有亂七八糟的東西，也會是在規則之內，道德和法律在原則上有個约束。而中國是規則还没有确立，就先學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而且有過之無不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線约束，後果可想而知。
性泛濫造成社會危機
时下的中國，是一個“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區，相反，“性生活”却成爲開放最徹底的。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白領階層的換妻游戏、婚前同居、網婚、闪婚、隱婚、成人用品商店、賣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脫衣舞、電視電影節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體的獨領風騷等等，谈政治色變的中國社會，人稱正在發生着一場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數據表明，1984年查獲的賣淫嫖娼的人數是6千，1999年達45萬，被查處的人數直線上升，但查獲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絕對超不過10%。在這股席卷全民的“黃潮”中，不但是青年一代意识領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過去被“耽誤”的时光。電影《手機》和安徽原副省長王怀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就是這種社會現象的折射。憶往昔“全國上下一片紅”，看今朝“全國上下一片黃”。
包二奶、養情婦、性賄赂，已經成爲官员追求的一種“流行时尚”，不但不引以爲恥，反而引以爲榮。調查數據顯示，被查處的贪官汙吏中，95%有情婦。在1999年廣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 员贪汙受賄案件中，100%包養了“二奶”。但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門市委書記张二江一個人就有情婦107個。
從官方到民間，從權势人物到平头百姓，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條件，就都想着占上一把性便宜。上级對下级，老板對员工，教授對學生，導演對演员，强者對弱者，性侵犯處處可見，天理、人倫都可以不管。
就連本是教書育人的學校也频频出現禽獸教師。有的學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並包爲二奶，有的老師强奸未成把學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對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 手。國內媒體2003年報導，重慶大足縣一名小學教師，從2002年至2003年，先後對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學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肅隴西縣一名體育老師 以幫學生走後門上學爲名，將該校12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两名學生被强奸後怀孕。貴州省錦屏縣河口鄉中仰小學一名51歲的教師在一年半时間裏42次强奸12名女學生、35次猥亵16名女學生，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臨夏縣一小學教師在一年半时間內先後將三年级的9名女同學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數最多者達數十次，而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滿15歲，其他均是9到10歲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鎮某小學校長林登平3個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學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僅10歲……這樣喪心病狂、觸目驚心的惡行，在今天却已經屢見不鲜。
中國人在性的问題上自古都是严肅認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結婚之後才能住在一起。結婚时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爲自己的婚姻作證。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亂，那會是一項大罪。强奸就更是跟杀人放火一樣，罪不可赦。“萬惡淫爲首”，但今天的中國人，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先輩的古训。這種局面，不能不说與中共破坏傳统道德價值，宣傳無神論、唯物論密切相關。在中共的党文化裏，權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诠釋者。只要有權，只要有條件，就可以肆意妄爲。從共産党早年的“共産共妻”，到毛澤東的淫亂，再到現在中共官员的腐敗墮落，從官方到民間，一切傳统價值都被顛覆了，一切家庭人倫觀念被抛棄了。但曆史一次次地告訴我們，亂性往往是一個民族走向覆滅的先兆。再發展下去，我們到底期望一個怎樣的未来？
黃賭毒産业化 官方成保護傘
中國賣淫业一直是非法的，性産业必須同軍警結合才能生存和發展。有些性産业根本就是同軍警合作辦的，有的也不隱瞞這點，因爲這是提供安全的保證，例如軍隊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性服務业涉及的經濟利益越来越龐大，就业人员大约有1000萬，涉及的消費每年大约1萬億人民幣。由于2000年的警察行動，中國經濟學家楊帆估計，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費降低，中國GDP因而減少了1%。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王增先在研究會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將近6000億元人民幣的賭资流向國外及港澳地區。毒品市場3000多億人民幣，吸毒人员超過1千萬。沈陽市禁毒支隊隊長陳鑫、沈河區分局原局長曲月福和現局長张保華及另外100多名警官爲毒販做保護傘，毒販和警察勾結，販毒“一條龍”。黃賭毒三大市場几乎相互關系協調發展，由于從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與背景，因此，中國的軍警及政府要员成爲三大行业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爲没有政府及軍警做背景這三大行业在中國寸步難行。官方參黃參毒參賭，上行下效，造成中國人對吸毒販毒賭博賣淫嫖娼司空見慣，甚至親身參與，不覺得自己幹坏事。
在感受着經濟發展帶来的現代生活时，人們最有切膚之痛的就是社會道德下滑後帶来的一系列社會问題。有人形容共産党過去在課本裏宣傳的“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今天早已變成了社會实踐中的“權欲、錢欲和性欲”全面崛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權，玩錢，玩女人）”。假貨盛行，色情泛濫，黑社會活跃，官商勾結，警匪一家，而民間疾苦却乏人问津，社會公正更是不得伸张。這樣的社會裏，没有內在的道德约束，没有外在的輿論约束，没有外在的法律约束，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欢迎轉載，不得更改)
10/12/2006 2:02:44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6/10/12/n14841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