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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中):強迫打勝仗的蔣介石在東北停戰
第六章 越战与反越战的“文化革命”(上)
越战与反越战的“文化革命”(下) 2021-05-21 23:03:49

第六章 越战与反越战的“文化革命”(下)
作者:余杰
“一九六八”一代的“垮掉”
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在列国、历代都是一种常见的观点,反对越战也在情理之中——反越战观点的表达从来都受到美国宪法的保障。但是,将反对美国政府的某一项战争决策扩大到反对美国的宪制乃至使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以反越战为借口掀起一场“文化革命”乃至暴力革命,那就是将反战运动导向歧途。
二十世纪六零年代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如同狂飙突进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新左派运动和环保运动等浪潮共同形成了一场“文化革命”——仅仅比毛泽东在中国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晚了两年。两者有一字之差,产生的背景和运行的方式截然不同,但它们的精神源头却有相通之处。美国政治思想史家、左翼学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认为,二十世纪六零年代,毛主义的流行伴随着第三世界主义的迷恋。毕竟,中国——“天空的另一半”——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毛成功地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以农民阶级的中心角色为基础的革命模式,这种模式似乎更适合一个全球反殖民斗争的时代。不久,中国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通过古巴和越南与美国的对抗而被放大了。1
在保守主义评论家约瑟夫·艾普斯坦看来,一九六零年代代表一种摧残文化、不可理喻的性泛滥与政治爆炸:“六零年代就像是一波席卷全美的海啸。浪潮可能已经开始退却,但所过之处的海洋,触目尽是破碎玻璃、动物尸体和各式各样的垃圾。”《新标准》杂志评论说:“我们仍然生活在一场针对心智的阴狠攻击的余波之中,该场攻击是六零年代激进运动最令人厌恶的特征之一。其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一直持续着,而且演发成巨大的灾难。可能要结合吉本和托克维尔的天分,才能说得尽整个卑劣的故事。不过,并不需要天纵奇才,也能认知到如此悖违理智所造成的一些恶果。”2
一九六八年,《时代周刊》所说的“内部异见病毒”蔓延到美国很多城市。一首歌唱到:“暴风雨就要来了。”这一年是一个转折点。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连任、马丁·路德·金和约翰·肯尼迪遇刺、芝加哥暴乱……这一年集中体现了整个六零年代动荡的全部故事。3

一九六八年伊始,大多数的美国城市都在备战——建造军火库。在底特律,由于四十三人死于前一年的种族骚乱,警方开始囤积催泪瓦斯和防毒面罩,同时请求配备重型武器。

从一月开始,随着假期结束、学生返校,全美各地大学成为战场。

一九六八年的第一个星期,共有五人被指控共谋向年轻人提供违反征兵法的建议,其中包括作家兼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他公开说希望十万个、二十万个,甚至五十万个美国青年或者拒绝应召入伍,或者在部队中拒绝服从命令,他的《婴儿与儿童教育》一书销量巨大,垮掉的一代就是以他倡导的所谓开放实际上是放任的教育培养出来的。还有一位是耶鲁大学的牧师小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也就是小威廉·巴克利批判过的那名左派牧师。4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日裔校长早川一会清晰地看到了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本质:

真正的问题不是暴力,而是以激进为方向的对学术自由的攻击……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傲慢的精英学生运动的崛起,这些运动的绝大部分成员来自富有家庭,读着时髦、昂贵的大学。实际上,在美国,我们正开始经历不发达国家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大学生认为他们是精英,改进一大部分饱受贫困之苦、没有文化的农民的处境是他们的使命,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起来反抗现有制度并推翻它。5

激进学生领袖马克·拉德带领一群学生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办公室,坐在校长的桌子旁接受采访,自得地吸着雪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谴责说:“我们的年轻人,其数量之多令人不安,他们似乎拒斥任何来源和任何形式的权威,他们藏身于狂暴和幼稚的虚无主义,而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破坏。现在的代际鸿沟,比我所知道的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惊人,或者更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到了春天,美国大学中的游行示威已是司空见惯,一个月中大约会有三十所大学发生此类事件,甚至连高中和初中学生也参与其中。二月时在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泰沃森特区的二五八初中的数百名八年级学生聚集在大厅,占领了教室,还故意触发火警,向校方要求更好的伙食和更多的舞会。6

民主党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在一场听证会的开场白中指出,美国正在目睹其年轻人的“精神反叛”,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已经背叛了传统的价值观”。富布莱特将事实弄反了,年轻一代的反抗,不是要捍卫美国传统的价值观,而是要将其彻底颠覆和摧毁。对于激进的学生来说,美国的现状不值得捍卫,他们都是破坏性的一代。他们敌视美国,相信美国的问题症结在于制度,所需要的不是涂脂抹粉,必须推翻重来。曾经做过革命派的民主党政治人物汤姆·海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自己就受到我们致力于消除的许多社会病的感染。我们本想建立一个新世界,可是最终却在十年时间里自我摧毁了。我们呼喊爱是原动力,却不能抛弃憎恨。”7

一九六七年,“结束越战全国动员委员会”组织了在华盛顿的一场反战示威。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夜幕下的大军》记载了这一过程,此书也成为一九六八年最脍炙人口的书籍之一。梅勒在书中承认,反战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些“被宠坏的、享受特权和逃避兵役的孩子”,是“美国资产阶级被迷幻剂开光的革命小将”。

一九六八年末,宣扬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的激进青年组织“青年国际党”成立,阿比·霍夫曼是其核心人物。正是该组织让“雅皮士”(Yippies)一词从一个惊叹词变成一个首字母缩略词,其灵感来源于整晚吸食大麻。霍夫曼后来向警方解释说:“我们就在那儿,全都飘飘欲仙,在地板上打滚。”

“吸一口飘飘欲仙,辍学让你摆脱烦恼”曾经是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最脍炙人口的的口号。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反战成了年轻一代人自我放纵的理由。整整一代美国年轻人尚未摧毁美国社会,自己先“垮掉”了。他们在性、毒品、暴力和摇滚乐中挥霍青春、戕害自己,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

西方的“文化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富家子弟造反”。共产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几乎全是富家子弟,没有一个人是一贫如洗的工农子弟;而当毛泽东掀起“文化大革命”时候,第一波相应的造反者都是红二代、都是高干子弟。

而在美国和西方,六零年代的反叛者很多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他们是出于对现存秩序和中产阶级家庭“无所事事的悲剧”的反感,而以反战为幌子开始了叛逆之路。然而,当越战结束,他们失去了反对的对象,运动很快偃旗息鼓,他们迅速回到主流社会——他们原本就是名校的学生,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们父母的财富和人脉也为他们提供了在社会上成功的有力帮助。

然而,这些造反的富家子弟将他们的观念传递给那些工薪阶层的孩子,后者面临的风险就大多了——一旦辍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再也无法回到学校,找不到工作,难以组建正常的家庭,后来不得不依靠毒品和酒精生活。他们中许多人的家庭被四处蔓延的文化运动搞得支离破碎,因此饱受了冷眼和虐待。由于没有家庭的支持和引导,这些年轻人感到只能向新文化寻求“自由”,因为“自由”让他们降临到这个世上。他们脸上暴躁和愤怒的表情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简克斯在采访中表示:“可以这样看待六十年代,它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付出代价的只是穷人,其余的人则幸免于难。”8

在城市贫民区,比如纽约中心的哈莱姆区,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婴儿都是非婚生的,许多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九八零年代末,当时年仅三十一岁、对社会充满报复心理的凯文·沃特金斯对记者炫耀说,他自己同四个女人生下了十九个孩子,其中两个女人带着九个孩子跟他一起生活在布鲁克林的一所福利院里——那可是纳税人资助的公社。难道这就是性解放吗?

当大学生开始吸食大麻的时候,海洛因已经像瘟疫一样席卷了贫民区。吸毒和犯罪将贫民区的生活真正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无政府状态:年仅十三岁的毒品贩子趾高气扬地挎着自动武器在大街上行走。

纽约市区的高中生只有三分之一能获得毕业文凭,芝加哥和洛杉矶的辍学率比纽约还要高。这些地方有相当多的的成年人不去工作。9

这场“文化革命”破坏了美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垮掉”的不仅仅是那一代人,而且是此后的几代人。历史学家威廉·奥尼尔指出,六零年代的美国已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价值体系失去支撑中心,社会结构缺少凝聚力量。不断恶化的种族矛盾、贫富悬殊、暴力犯罪、毒品泛滥、未婚生育、福利依赖等社会问题困扰着美国社会。三分之一的儿童出身在单亲家庭;二分之一的婚姻以离异告终;三分之一的孕妇的结局是堕胎;四分之一的高中生在毕业前辍学。美国有九千万功能性文盲。谋杀是十八至三十四岁非裔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首都华盛顿被杀人的人比死于越南的士兵还要多。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社会环境的恶化是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衰落所致,社会问题就是道德问题或价值观问题,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道德危机。10

这场“文化革命”也包括对贫困根源的看法。当这些新的理念被穷人认同的时候,便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许多新文化忽视个人责任和自我调控,否认成功需要耐心,向穷人鼓吹自我放纵。长期致力于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多伊基金会主席乔治·麦克唐纳一开始认为,无家可归者都是缺乏同情心的社会造成的,后来他发现,五分之四的无家可归者都是瘾君子,他们的问题不是买不起房子,而是源自自我毁灭的行为,这些行为恰恰是由一种能向他们提供住房、衣食救助和同情的文化所造成的。他最终意识到:无家可归者真正需要的是周围的文化向他们传递一种自食其力、处事冷静、注重个人责任的信息。11

“垮掉”的生活绝非常态——人们应当有一种正确的生活,这种生活必须符合人类的本质,必须完全发挥个体乃至全人类追求自由、尊严、欢乐的潜力。维护社会秩序、讲究个人责任、抑制肉欲膨胀、保持适度清醒、照顾家庭、抚育子女、对人真挚诚实、追求法律允许下的自由。12


恐怖组织“气象员”:从“文化革命”到暴力革命,再回归“文化革命”


一九六九年十月,在一场有组织的“暂停越战日”活动中,全国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十一月,主办方在华盛顿动员了二十五万名示威者参加。尼克松当律师时的合作伙伴、现任总检察长约翰·米契尔从阳台上望去,感觉“就像是俄国革命”。

这场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文化革命”。在大学、司法界、新闻界、基金会、教会等精英组织的领导下,美国文化经历了一场革命,从而改变了某些最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文化革命”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是一群自由主义、中间偏左的精英分子,包括舆论制造者、政策制定者和神话编撰者,即律师、法官、教授、政治官员、记者、作者、电影厂和电视台的老板、牧师等等。

“文化革命”包含尝试毒品和性解放,它的动力还来自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整个美国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不信任,以及民权运动和越战带来的种种不幸。美国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了大量实践,比如降低打击犯罪的力度、放松福利政策、迅速进行性观念的革命、把大学变成新文化的研究场所。“文化革命”最终不仅向穷人传达了有关性和毒品的错误信息,它还影响到美国体制的核心——大学、法律、公共学校、福利制度、精神病院等,进而从具体的方方面面影响了穷人的生活。13

美国文化在六十年代被扭曲了,因而信念与现实脱节、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模糊。“文化革命”的政治层面导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风行一时。六零年代以后,西方的“文化革命”仍在进行。无论是大学中学和小学所教导的、电视节目中所表现的、流行音乐所传唱的,还是新闻媒体所报道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之间的关系都变得越来越极端,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恶性循环。14

“文化革命”的第二阶段是武装夺权。一九六零年代最大的学生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口头上说是争取民主,实际上是要将美国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学运以非暴力不合作为原则,一九六八年之后,校园的抗议变得越来越暴力。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校园内,“第三世界解放阵线”成员设置的一条罢课纠察线引发二十五起纵火、三次炸弹爆炸,导致一百五十人被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示威者用自备的警棍武装起来,与校警搏斗。学生动乱像一场瘟疫,蔓延到全美的大学。数十年来,高等学府一直是知识分子和文化避风港的象征。但现在,大学被看成权势集团的堡垒。激进团体发誓要接管校园的权力。当时的加州州长里根指出:“这是一场游击战争。”15

有一批更激进的左派青年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他们发现新左派整天没完没了地讨论,制定各种各样完美的准则,不仅无用,而且无聊。他们于是成立了“革命青年运动”,开始从事具有破坏性的活动。其领导人之一伯纳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学位,是激进青年的典型代表——受过良好教育,气质优雅,美艳动人,来自白人中产阶级社区,致力于暴力革命。她在竞选活动中回答一名质疑者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吗?”时,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她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16她声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残暴社会,执着于非暴力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可不会受制于非暴力的原则。”

在“革命青年运动”内部,又产生了一个更激进的地下组织——“气象员”。其名称来自于歌手鲍勃·迪伦的歌曲《地下思乡蓝调》:“你不需要气象员也知道风向哪里吹。”他们号召组建“白人战斗力量”与“黑人解放运动”联合,和其它激进运动一起达成摧毁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并最终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气象员”建立了对美国政府的“作战部”,制定作战规划。除去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更重要的是进行武装游击战争。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参与武装斗争的成员,全都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故而又有“地下气象员”的称呼。

杰弗·琼斯是“气象员”的重要领导人,也是伯纳德的同居恋人。杰弗·琼斯感到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开始想到了人民战争和游击战,认为那样才能掀起社会大动荡,将国王拉下马。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美国革命的理论:美国黑人和贫民区的暴动是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组成部分,是全球的农村包围美国这个城市中心。白人将在资本主义的大墙内毁灭;美国革命者既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布尔什维克,也不能看作是毛泽东主义者,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制造混乱,推翻美国,最终让道德上优越的第三世界来统治。17

“气象员”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了,大约有三百多名中坚分子。他们的领导层秘密赴古巴求取“革命真经”。在古巴,他们备受瞩目,还与北越的高级代表团会面。北越代表团的阮团长严肃地对他们说:“战争正进入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尽快发动武装斗争,起到先锋队和领头羊的作用。”越南人向“气象员”们赠送了戒指,这些戒指是用被击落的美军飞机的残片打造而成的。“气象员”的一名成员事后说:“我们充满了罪恶感——战争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到底准备为在越南牺牲的同志做些什么呢?”18

“气象员”们受训回国后,购置并储存枪支,然后在荒郊野外联系射击。他们有时也随身携带武器,充当领导人的警卫。

对性的束缚也逐渐打破了。他们提倡“砸烂一夫一妻制”——这是性观念上最后的一点资产阶级残余。其领导人比利·艾尔斯声称:“任何认为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负责的看法,也同样会把其他人排除在外。我们必须打破这样的观念,以建立一个集体。”他们常常举行“全国狂欢”式的群交聚会,他们的名言是:“人们操在一起,就会战斗在一起。”19

一九六九年,当芝加哥法院开庭审理八名左翼恐怖分子时,“气象员”鼓动激进学生“向芝加哥进军”。他们的口号是“把战火烧到国内”;歌曲《点燃我的火焰》变成对纵火的呼吁;与双关语“拿起武器”放在一起的,是枪支和炸弹的图片。

十月八日夜,“气象员”发起一场名为“全面战争”的摇滚音乐会。原本指望数万人参加,却只来了数百人。为了掩饰其宣传的失败,他们用更极端的暴力展示力量——拿起棍棒、铁链、石块,沿着克拉克大街一路横冲直撞,打坏商店橱窗、居民窗户,砸毁芝加哥北部富裕的黄金海岸社区的汽车。警察设置路障阻止人群前进,他们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地一间卫理公会教堂开门为这群暴徒提供庇护。

次日,一位示威者表示:“昨夜是我们的一次开始。今夜,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富人区堕落分子将胆战心惊地走在街上。如果他们以前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最好现在想通:他们就是敌人。”在激进学生看来,你若不就是革命的一部分,就是反革命。20为暴徒提供庇护的教会,显然也是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九年的最后一周,“气象员”在密歇根州弗特林举行了一次“战争委员会”会议,起草了一份政治纲领,主要内容是实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针对政府和执法机构的恐怖活动。他们储备炸药,准备在全国实施爆炸行动。

一九七零年三月六日,“气象员”的成员在格林威治村组装一枚钉子炸弹时发生爆炸,三名成员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但这起事故并未阻止他们的恐怖袭击计划。

五月,“气象员”向媒体传递了一份题为《战争状态声明》的文件,以此向美国政府“宣战”并开始炸弹袭击。他们攻击的目标大多数是政府建筑和银行,他们通常会在发动恐怖攻击前夕发布抗议事因。例如,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攻击美国国会大厦,是为了“抗议美国入侵老挝”;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九日攻击五角大楼,是为了“报复美国轰炸河内”;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攻击国务院,是为了“抗议在越南的战事扩大”。在作为地下组织运行的六年间,“气象员”声称对二十多起爆炸事件负责。

在一系列反政府暴力活动中,“气象员”的得意之作是一次成功的劫狱行动。这次行动将著名囚犯迪莫西营救出加州男子监狱。迪莫西是心理学博士,曾任伯克利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哈佛大学讲师,一贯主张毒品合法化,他的入狱是因为家中藏有毒品。“气象员”将迪莫西从监禁处劫走,连同其妻子一起秘密送到阿尔及利亚。21一个国际贩毒组织“兄弟永恒友爱会”付给“气象员”两万五千美元作为犒劳费。

“气象员”声名大噪,引起青少年的崇拜。街头混混在一番恶作剧之后,往往留下“气象员”的标志——一个大写字母 M ,中间一道闪电贯穿——就像佐罗所过之处用剑尖签名的“Z”。

一九七三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由于失去了反对的对象,“气象员”组织开始衰败,部分成员参加其它激进组织,亦有部分成员继续从事犯罪活动而被捕。该组织在一九七七年宣布解散。

“气象员”得到共产党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左派富翁的秘密资助,所以其领导人一直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其普通成员则连基本的衣食都得不到保障。这是左派团体的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的尴尬。一位从军队开小差、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发现,该组织的等级秩序不亚于军队中的将军与士兵:“他们好像从来不工作,完全靠激进的律师和有钱的朋友生活。这些人告诉他们最想听的奉承话——他们是多么勇敢的革命者,而我们这些人还得辛辛苦苦地工作并保全他们的名声。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无所有,而他们却吃得好穿得暖。”22

残存的“气象员”成员,回归社会后,很多人顺利进入了学院系统。他们放弃了以暴力革命推翻美国政府的企图,却从未对过去的罪行有过反思和忏悔。他们从“文化革命”转入暴力革命,又从暴力革命退回“文化革命”——这是那批人的生命三部曲。

一九八一年,伯纳德与同居男友、也是前“气象员”领袖比尔向警方自首。他们前后各做过一届“气象员”的主席(伯纳德在位时,该组织向正统马克思主义靠拢,她甚至采用了斯大林时期的旧称谓——“总书记”),都被列为联邦调查局首要通缉的十人名单。

此前多年,他们就已经遭到新成立的“草原之火”(名称来自毛泽东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组织委员会的批判——新的领导人威恩·林达格拉夫凭藉其在共产党宗派斗争中获得的丰富经验,将伯纳德等元老打成“机会主义者”,并逼迫他们认罪,然后再将他们开除出去。

伯纳德服刑不到一年即出狱,后任西北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儿童和家庭公义中心主任、人权组织的负责人。比尔则成为伊利诺伊大学教育学教授,始终坚持“气象员”的理念——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他对《纽约时报》说:“我并不后悔放置炸弹,我相信我们只是做得还不够多。”

一九八一年,“气象员”成员凯西和苏珊一起参加“黑人解放军”策划的抢劫纽约州运款车行动。行动中发生枪战,两名警察和一名警卫被打死。凯西当场被捕,后被判处二十二年徒刑。苏珊成功逃遁,直到三年后因为运送和储藏炸药、非法藏有自动步枪、使用假证件等罪名被捕。当时,她冲着围观群众喊:“我们只是被逮着而已,我们并没有失败”、“武装斗争万岁!”

苏珊被判最高刑期五十八年,在狱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二零零一年一月,克林顿最后一天在白宫办公,签署了对苏珊的特赦令——左派对左派有着天然的同情心。

苏珊仍然坚持暴力革命的观念,出狱时对记者说:“我认为激烈的暴力来源于我们赖以生活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要对种种暴力形式负责。”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汉密尔顿学院聘请苏珊出任比较文学教授,在教育界引发轩然大波——人们直呼苏珊为“恐怖教授”,恐怖分子当教授,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呢?来自抢劫案发生地点的学者更是激烈反对,他们不能遗忘当年血腥现场给当地居民造成的震撼。

左翼学者居然以学术自由为理由为此辩护,该学院的教授罗伯特·帕昆特说:“若是希特勒能活着,以一个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申请教职,也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他可以给我们带来与众不同的视野,观察德国历史。”不知德国人若听到此种高论,当作何感受?

在二零二零年席卷全美的“黑命贵”运动中,“气象员”又沉渣泛起,成为其中重要的策动力量,很多打砸抢行动,都有该组织成员教唆和策划,它那个触目惊心的标志,频频出现在暴力活动现场。

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曾经作为左派的一员,看清了其敌意的不良用心,左派在其国际主义计划破产后转向发动文化战争:“激进派没能在六零年代烧毁大学,到七零年代却纷纷进了研究生院,以响应德国新左派卢迪·达奇柯的号召,完成通过现存国家机器闹革命的长征,而现在他们进入各大委员会,确保那些与他们思想一致的人得到雇用。”因此,今天的美国大学深陷于危机之中:“大学已成为反美主义的最后庇护所,这是六零年代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在学术界被控制的气氛里,怪异的理论阶层正在培养出来。当代大学的一个主要动力是解构主义,怀疑真理。另一个动机是种族-阶级-性别理论,试图形成一个后斯大林版的无产阶级,主要在惟权力现实中沦为牺牲品的群体组成。”23

越战早已画上句号,作为越战后遗症的“文化革命”却如同癫痫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美国社会爆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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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遗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页24。

2、罗素·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页144-145。

3、彼得·科利尔(Peter Collier)、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页190。

4、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21。

5、罗布·柯克帕特里克:《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页14。

6、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09。

7、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页181。

8、麦隆·马格尼特(Myron Magnet):《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页12。

9、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页12-13。

10、王璞:《文化战争中的美国大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41。

11、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页1-3。

12、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页5。

13、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页13。

14、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页6-7。

15、罗布·柯克帕特里克(Rob Kirkpatrick):《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页11。

16、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页52。

17、 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页55。

18、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页59。

19、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页61-62。

20、罗布·柯克帕特里克:《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页239-240。

21、后来,迪莫西被美国联邦政府逮捕,他在大陪审团作证时,提供了逃跑的全部情况,包括参加越狱行动的头目的名字。

22、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页80-81。

23、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页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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