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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何以淪為中共大外宣工具?
越战与反越战的“文化革命”(下)
「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中):強迫打勝仗的蔣介石在東北停戰 2021-05-23 18:33:39

「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中):強迫打勝仗的蔣介石在東北停戰,是馬歇爾犯下的最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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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余杰
四川人,蒙古人,世界人,此生不做中國人。旅美華裔作家,政治評論家,右派與獨派,長期關注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議題。各類著作有《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1927:民國之死》、《劉曉波傳》等五十餘種。
馬歇爾是守成式的組織管理大師,不是麥克阿瑟那樣敢於冒風險的軍事家,他不敢玩美國人叫做「俄羅斯輪盤賭」的遊戲,對他來說這個遊戲的風險太大、賭注太高。

「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上):自以為能調停國共內戰,馬歇爾犯了天真與狂妄的錯誤
「傳教士外交」何以淪為「親共外交」?
加拿大資深記者文達峰(Jonathan Manthorpe)在《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一書中,以專章追溯了加拿大內部親共力量的歷史淵源,其主要構成居然是「傳教士之子」群體。

從一八八零年代開始,不計其數的加拿大傳教士遠渡重洋,到中國去拯救中國人的靈魂,有許多加拿大傳教士的家族在中國待了好幾代,深刻影響了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因為他們是在亞洲唯一具規模的加拿大社群,他們的影響被放大,從而形塑了加拿大官方及民間對中國的看法。

由傳教士以及他們在中國長大的子女(熟悉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即所謂「傳教士之子」)所形塑的公眾支持,使得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上台後,加拿大很快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零年代,加拿大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們——思高頓、皮爾遜、文森・梅西、休姆・朗等人——都來自聯合教會,都有傳教組織「基督徒學生運動」之背景。

傳教士之子同情中共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因為他們討厭法西斯色彩的國民黨,二是因為衛理公會和加拿大聯合教會對基督信仰的解釋,在政治上屬於中國偏左。(註1)


文達峰還講述了多個傳教士及「傳教士之子」如何為中共服務的故事——他們對為上帝服務已經感到厭倦,於是轉而為中共服務,或者他們以為,為中共服務就是為上帝服務。作為傳教士之子的文幼章,在戰爭期間服務於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之前身),他通過在加拿大使館做外交官的傳教士友人魏璐詩的介紹,認識了周恩來,從此將正面評價中共的情報,源源不斷地呈送給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者。

也是傳教士之子的穰傑德,在加拿大駐華使館任第一秘書,對周恩來讚不絕口:「他是位自信而謙恭的男子。他的舉手投足幾乎就像中國的士大夫。」

穰傑德在其著作《革命中國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一位加拿大醫生訪問延安時的感受:「進入共產黨領土就像到了另外一個國家。人民受到良好對待,也支持各社區所建立的人民委員會。當地沒有貪污或壓榨,共產黨員友善對待新教傳教士。他們的醫院管理特別良好,他們給予免費的醫療服務。他們管制糧食價格,賦稅並不過重,當地未有饑民。」(註2)

當然,這些外來參觀者在紅色中國的首都所看到的,只是一個精心打造的「波坦金村」。他們絕對不知道關於延安整風的血腥慘烈的真相:異見學者、翻譯家王實味被被砍死後扔入枯井,作家蕭軍如此描述延安令人窒息的氛圍——「這次『搶救』大部分是靠嚇詐、株連等辦法,很少靠證據解決問題,而且應用的是報復主義,巫神主義,形式邏輯,打手主義,立功主義。」(註3)估計,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訪問延安時,所看到的也是同樣虛假且生機勃勃、井井有條的景象。

馬歇爾不是傳教士,也不是傳教士之子,但他被這兩類人包圍,這兩類人的觀點和立場深刻影響了他。

馬歇爾本人信仰淡薄,且並未形成基於清教徒傳統的保守主義觀念秩序。他是一名幹練的技術官僚,籌劃了一支人數多達八百多萬的、歷史上空前的武裝力量,以及更為強大的從太平洋到大西洋的綜合的、統一的工業體系——戰後初期,這個「有機整體」對全球工業產值的貢獻超過一半。

然而,馬歇爾並不清楚地知道美國力量的終極來源,他當然反對共產主義,但他不知道如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所說「只有觀念才能打敗觀念」——僅僅用技術和軍事的力量來反對另一種觀念是不可能成功的。

聚集在馬歇爾身邊的傳教士和傳教士之子們,跟他們的加拿大同仁一樣,其信仰根基早已動搖,他們信仰的是一種被進步主義、現代主義、自由主義和進化論腐蝕、掏空的基督教,其外在表現就是捨本逐末的「社會福音」——即從事教育、醫療、慈善、文化事業,而放棄對基督教基本教義及其形成的觀念秩序的宣揚(當然,他們自身並未具備此一觀念秩序,就更談不上將其傳播出去了)。


比如,深受馬歇爾信任並被其推薦出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是這種自由派基督徒的典型。司徒雷登是傳教士和教育家,在教會內享有崇高聲望,參與創建了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這兩所學術水準極高的大學並長期擔任校長。

但是,司徒雷登在中國推行的並非承續清教徒傳統的基督教教育,而是杜威式的進步主義教育,因為美國本國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如此。

司徒雷登與蔣介石夫婦及國民政府的很多基督徒高官保持著良好關係,也與很多共產黨人建立了他自以為你溝通良好的管道。在國共內戰中,他當然支持蔣介石,但他極少批評共產黨——因為他確實沒有認識到共產黨敵視基督的本質。

在共產黨軍隊攻佔南京、即將下令驅逐美國外交官前夕,司徒雷登仍對共產黨充滿正面評價:「共產黨努力致力於官員與群眾能夠和睦相處,該黨的黨紀、軍紀十分簡單且務實,他們有著良好的貫徹力。共產黨給老百姓留下了一個印象:他們領導的革命運動代表人民的利益,他們會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要知道,以前基督教會和其他文化勢力也都試圖實現這一目標,但得到的效果實在不佳。」(註4)

司徒雷登試圖影響華府的對華政策,讓美國與中共政權繼續保持外交關係。但當毛澤東決心向蘇聯「一邊倒」並發表戰鬥檄文《別了,司徒雷登》之後,司徒雷登才發現他的善意換來的是巨大的惡意。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承認:「馬歇爾談判期間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兩邊無法調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他進而寫道:

共產主義依舊是中華大地上的核心問題。……中共的本質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並且頗具爭議性。……也許是當年我們太過幼稚,並沒有看清楚共產主義的本質。(註5)

圍繞在馬歇爾身邊的,還有著名的「三個約翰」——即在美國外交界一度炙手可熱的「中國通」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他們也是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對華政策白皮書》的背後操刀手。

其中,范宣德為國務院負責中國事務的高級官員,國務院多份重要對華政策報告皆由其執筆。他起草了馬歇爾出使中國前的國務院對華政策書,立場明顯偏向中共——他特別添加了三個要點:在停戰期間,國軍不宜北運;美援對於反政府所生之不利影響,必須避免;廣泛代議制度成立時,共軍不必歸併為國家軍隊。這三點明顯偏向中共。范亦認為,即便共產黨贏了,對美國未必就是災難性的。


而戴謝二人,生卒同年(生於一九零八年,卒於一九九九年),均出生美國傳教士之家,說得一口地道漢語。然後回美國修讀大學,進入國務院成為外交官,派駐中國。他們年輕敏感,接觸國共高層和社會人士,以西方學識、浪漫主義對比國共問題,自然而然地站在中共一邊。他們要求組成「美軍觀察組」駐延安,近三年間上百人赴延安,主動提供讓中共宣傳洗腦的機會。

謝偉思與毛交談數十次,對毛佩服得五體投地,毛視為「外交統戰的開始」。戴維斯也對共產黨予以相當正面的評價:「共產黨人生氣蓬勃、富有凝聚力和紀律嚴明。他們銳意進取,深孚眾望,而且有組織天才。這些無形的東西,給了共產黨人全面的優勢。」

與這些親共的職業外交官相反,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與赫爾利(Patrick Hurley)則持堅定的反共立場,對國民政府有相當的同情。他們對蔣介石有限的軍事資源感到擔憂,也對其抑制腐敗及派系鬥爭的能力感到懷疑。他們更擔心蘇聯插手中國事務,而中國已然深陷困境和貧窮之中。他們將國民黨視為對抗蘇聯在遠東地區野心的堡壘。但他們的觀點受到左派的職業外交官們的壓制而無法影響白宮。

赫爾利憤而辭職,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突然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譴責親共的外交官群體說:「專業外事人員與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和帝國主義國家集團(蘇聯)站在一邊……這些專職人員公開勸告武裝起來的共產黨,拒絕中共統一於國民黨軍,除非授予中共以控制權。」(註6)他甚至批評了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本人。


後來,戴維斯、謝偉思回國後都受到國會的審查。麥卡錫參議員指責國務院裡窩藏了兩百零五名共產主義者,那些「身穿條紋褲且浮誇的外交官」都是弄丟中國的罪人。戴、謝被趕出國務院,謝一度捲入間諜案被捕,後來兩人都自我流放、出國謀生。但他們終其一生都不曾為親共言行認錯悔罪。中美建交後,謝應邀到中國訪問,得到周恩來的接見。

這些「中國通」(其實一點都不通)的欺騙性極強,馬歇爾對他們言聽計從,就連「冷戰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都受其蒙蔽——凱南在日記中記載,一九七零年三月十日,他在一次晚宴中遇到老朋友戴維斯夫婦。「晚飯後,戴維斯提出的問題非常有意思,是關於毛澤東的。他將毛澤東描述為質樸務實的農民和浪漫主義者的複合體。」(註7)
此時,文革暴政已進入第五年,土改、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等早已讓神州大地血雨腥風,戴維斯卻仍執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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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儒家黨」或「農民黨」或「人造奶油式的共產黨」嗎?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馬歇爾出使中國前,借道東京,與盟軍佔領日本的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會晤。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寫道,幾年不見,發現馬歇爾在精神上蒼老了許多,過去的敏銳與雄風不復存在,「顯然,他在大戰中耗盡了精力,已然成了當年的殘影。」

麥克阿瑟直言說,不明白國務院為何要讚許中共是「農民改革者」而不是極權的共產黨?為何不協助蔣介石奪取明明可得的勝利,而要張羅停戰和談,搞聯合政府?

馬歇爾不置可否。兩人思想觀念的分歧已然不可調和,在後來韓戰中將大爆發。麥克阿瑟早已預見到馬歇爾使命的失敗,對於馬歇爾的聲譽來說,只有些微負面的影響;但在其調停的七個月間,中國的局勢卻發生了一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變化:

美國停止位蔣介石委員長提供軍火和補給;與此同時,蘇聯正夜以繼日地強化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美國在世界大戰期的最後階段曾向符拉迪沃斯托克運送了大批軍事物資,這批從未用過的物質即便是全被移交給了共產黨軍隊。因此當雙方恢復敵對行動時,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逆轉。

切斷之前保證過的援助是我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錯誤之一。

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從海約翰時代開始苦心積累的一切都付之東流。這是美國在亞洲大陸力量衰退的開始,也催生了那句著名的嘲諷「紙老虎」。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美國都會切身感受到這個錯誤所引發的後果,其對自由世界的命運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仍然有待揭曉。(註8)

麥克阿瑟認為,小羅斯福、杜魯門和馬歇爾都應當對共產黨席捲中國負有相當之責任:「由於當權者未能執行美國的既定政策,一個盟國因此垮臺,我國自身的安全也受到威脅。在我們曾經擁有鐵桿盟友的地方,一個共產主義敵人發展壯大。我們眼看著共產主義在全世界擴大影響,我們眼看著成千上萬的青年在徒勞的奉行綏靖政策的過程中白白犧牲,而這些政策的根源就在於對歷史及敵人的無知。」

當時,杜魯門給出使中國的馬歇爾發出的訓令,歸納起來無非是六個字:停戰、開會(召開代表各種政治力量的政治協商會議)和排蘇(將蘇聯的力量從滿洲和中國排除出去)。其實,前面兩點的目標都指向第三點,第三點才是核心之核心。換言之,在全球冷戰格局中,中國究竟會變成怎樣,美國其實並不太關心——只要中國不成為蘇聯的附庸,美國就放心了。

所以,當馬歇爾使華時,其目標是希望清除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力量存在,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杜魯門政府最大的擔心是蘇聯在中國東北、華北地區還有朝鮮駐扎,拒不撤退,並將這一地區的資源與蘇聯遠東地區的資源相整合,從而可以在遠東建立類似於一九三零年代日本人創建的那種「力量複合體」。

美國軍方已普遍意識到:「我們被排除在中國之外很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在下一代人中,蘇聯對中國東北地區和內地的人力、原材料和工業潛能的影響力將得到擴張。屆時美國和整個世界在中國海域及其南側將會面對一個類似於一九四一年時的日本那樣的強權,但是兩者之間的區別是蘇聯人也許可以在歐洲和中東地區也處於壓倒性的優勢地位。」

對於東北的危局,國民黨方面也有清醒的認識。國民政府派遣接收東北和整理財政的大員、銀行家張嘉璈指出,「若東北全赤,則華北亦赤」,他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寫道,「蘇方竭力阻止美國染指東北,斷絕中國以夷制夷之觀念」。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俄共之狡詐,美國之曖昧」,使得情勢危急,難以「苟安圖存」。(註9)

加拿大駐華大使歐特倫告訴張嘉璈,滿洲恐成第二外蒙,建議「蔣主席應與美總統與英首相見面一談,彼此有一切實了解。」張嘉璈認為這個建議未嘗不可取,但「當時政協正在進行,國共軍隊衝突頻繁,焉有餘暇,可能出國?」(註10)

馬歇爾對此並非一無所知。他最大的擔憂,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一旦控制東北,他們會將它與蘇聯的經濟連接起來,「由此產生的蘇聯在遠東的自給自足,再加上蘇聯西部工業,將會把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力量聚集於蘇聯的控制之下。而沒有東北地區的中國在維持遠東均勢方面將不能成為有效的平衡砝碼」。(註11)

然而,當一九四六年五月,國民黨軍隊在四平街擊敗林彪的部隊並將乘勝追擊之際,馬歇爾卻不讓蔣介石進軍哈爾濱,在那裡徹底擊敗共軍殘部、鞏固東北全境,而是強迫國軍停戰。

停戰讓共軍獲得喘息之機,並從蘇聯得到武器和物資的支持,得以重整旗鼓。時任美國海軍部長的福萊斯特(James Forrestal)在訪問中國之後認為,馬歇爾強迫蔣介石在東北停戰,是「好心辦壞事」,此舉會讓東北落入蘇聯和中共之手,其後果相當嚴重。

歷史學者唐納德・基林(Donald Keene)在其論文《蔣介石與馬歇爾:四平街大災難》中指出,馬歇爾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國民黨因此於一九四八年失去了最精銳的部隊和整個滿洲。

馬歇爾事後的解釋是,他擔心史達林(Joseph Stalin)可能採取報復措施,重新將蘇軍派到滿洲來保護中共的軍隊。如果蘇軍介入滿洲,美國政府將面臨一個進退維谷的局面:要麼給蔣介石提供直接軍事援助,從而冒美蘇軍事上正面相撞的風險;要麼容忍蘇軍親臨滿洲,使美軍本身的威信受到沉重打擊。

馬歇爾的立場得到杜魯門的認可,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寫道,馬歇爾確實從中國給他發來電報,他與馬歇爾對此事意見一致。其實,馬歇爾和杜魯門高估了史達林的決心和蘇聯的實力,處理此事時謹慎有餘而魄力不足,這種錯誤在朝鮮戰爭中還會重演。

馬歇爾是守成式的組織管理大師,不是麥克阿瑟那樣敢於冒風險的軍事家,他不敢玩美國人叫做「俄羅斯輪盤賭」的遊戲,對他來說這個遊戲的風險太大、賭注太高。(註12)有時,過度的謹慎就是怯懦,而怯懦必然帶來失敗。

亞洲大陸似乎是美國人無法理解的另一個世界。當馬歇爾成為國務卿並主持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畫時,中國的失敗似乎變得微不足道。

馬歇爾跟小羅斯福和杜魯門及美國的菁英決策層一樣,都是大西洋主義者和歐洲主義者,而不是太平洋主義者和亞洲主義者。在戰爭期間是這樣——歐洲戰場遠遠比亞洲戰場重要;在戰爭之後也是這樣——在歐洲遏制蘇聯遠比在亞洲防共重要。

馬歇爾贊同凱南的看法,即中國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地區,因為它羸弱、貧困不堪並且在技術上落後,因此美國在中國投入的關注和資源不必太多。

杜魯門對中國不了解,也沒有太大興趣,他的焦點在歐洲。他將處理中國問題的權力賦予馬歇爾和國務院——馬歇爾調停中國內戰失敗回國後,不僅沒有為此承擔責任,反倒高升為國務卿及國防部長,繼續在對華政策上發揮決定性作用。「雖然有大量的個人和機構在同中國打交道,但是只有一個人在美國對華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他就是國務卿馬歇爾。……當他決心做他想做的事情時,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聽從他的意見。」(註13)

調停國共內戰失敗後,馬歇爾在國務卿的任上的對華政策繼續失敗。一九四七年初,當蔣介石的駐美大使顧維鈞提出向國民政府援助更多武器時,馬歇爾反駁說,顧的上級是「歷史上最欠考慮的軍事指揮官」,蔣已經「將百分之四十的裝備輸給了敵軍」。如果這個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五十,美國將不得不考慮切斷軍事援助。

六月,情勢更加危急,當參謀長聯席會議提議繼續向蔣提供援助時,馬歇爾坦承自己內心十分矛盾:「我絞盡腦汁,但仍然不得其解。」沒過多久,他發電報給司徒雷登:「我們完全清楚中國的需要,但經過最後分析,中國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找出根本和持久的解決方案。」(註14)但與此同時,他完全忽視了蘇聯對中共的大力援助。

一九四八年二月,馬歇爾提出一項向中國提供五點七億經濟援助的計畫——這個數量只相當於歐洲專項撥款的十分之一。八月九日,馬歇爾發出指示:「在接受軍事援助問題上,中國應當被賦予比伊朗更高的優先位置。」這個指示事後看來有點搞笑:中國跟伊朗顯然不在一個重量級上。

實際上,馬歇爾和凱南都不知道,如何用有限的資源來阻止中國共產黨人的勝利。(註15)而降低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性,或許也是美國菁英決策層掩飾其在中國的失敗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必將帶來更大的失敗。

「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下):馬歇爾對中國的誤判,使他調停時有意無意地偏向中共
註釋
註1:作為左翼自由派記者的文達峰,並非基督徒,缺乏神學背景,未能更深入探究這種北美新教版本的「解放神學」是如何形成的。
註2:文達峰(Jonathan Manthorpe),《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和威嚇加拿大》,(台北)左岸出版,2020年版,頁111-112。
註3:蕭軍,《延安日記》,(香港)牛津出版社,2013年版,頁429。
註4:司徒雷登,《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頁213。
註5:司徒雷登,《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頁188
註6:約翰・佩頓・戴維斯,《抓住龍尾:戴維斯在華回憶錄》,頁416、頁422。
註7: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凱南日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頁419。
註8:小羅斯福政府在戰爭末期仍然援助蘇聯大批軍火,甚至危害到太平洋地區美軍自身的作戰。麥克阿瑟非常憤怒: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收復菲律賓戰役的緊要關頭,華府卻發來一則令人震驚的命令,要求麥克阿瑟立即讓出七十艘運輸船,這些船將被用於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蘇軍運送給養和彈藥。麥克阿瑟強烈抗議,突然撤走這些運輸船將令整個菲律賓戰役陷入危局。然後,沒有人理會其警告。華府認為,位了戰勝日本,必須得到蘇軍的協助。但麥帥認為,戰爭已經進行到如此之晚的階段,採取這種行動並不可取。果然,所有物資運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沒有一發炮彈、一磅食物、一件衣服或一加侖汽油被蘇軍用於那場短暫的對日戰爭。成千上萬噸物資後來被朝鮮和中國用來對抗美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回憶錄》,頁244、頁323。
註9:伊原澤周,《戰後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以張嘉璈日記為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頁203。
註10:伊原澤周,《戰後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以張嘉璈日記為中心》,頁110。
註11:梅卡爾・P・萊弗勒,《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頁171-172。
註12: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頁394-396。
註13:梅卡爾・P・萊弗勒(Melvyn P. Leffler),《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頁327。
註14:戴比和歐文・翁格爾夫婦、史丹利・赫什森,《喬治・馬歇爾傳記》,頁340。
註15:梅卡爾・P・萊弗勒,《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頁328-330。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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